如何阻止“历史周期律”重演

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自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起至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终，近4000年间全国建立了较为统一政权的共12个。最长的是周朝，历时790年。最短的秦朝，仅15年。每个王朝自建立那天起，都期望能够千秋万代永续相传，但最终却未能逃脱国破家亡的悲剧结局。究其原因，多是未能有效治理权力腐败，最终导致衰败灭亡的。

一代王朝的开创者也是前个王朝的终结者，对腐败的危害性较前人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腐败的治理就成了他们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从腐败治理的历史来看，其手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建立权力监督机构治腐。早在战国时期就设御史职。至秦汉，中央设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监察御史等职，专司对中央及地方的监察任务。为了强化监督并防范权力监督机构的腐败问题，后来的统治者还建立了钦差巡视制度、东厂等类似特务组织，对权力进行再监督。二是重典治腐。唐朝贪污十两银子为砍头标准。宋初，赃满五贯者处死。明朝对贪腐的惩治则更为严酷。《廿二史札记》中记载：“明祖严于史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到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衙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日皮场庙。官府公坐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三是道德规劝防腐。自汉武帝开始以儒家忠孝思想统驭臣民，规劝当权者忠君勤政，为政清明。除此之外，他们还高度重视预防腐败的教育引导。后蜀孟昶在衙门外立戒石铭，谆谆告诫臣子：“为民父母，莫不仁兹，勉尔为戒，体朕深思”。宋太祖将“尔俸尔禄，民膏名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期”颁行天下。其情殷殷，可见一斑。

从腐败治理史不难看出，历代统治者对权力的监督不可谓不严密，对腐败行为的惩治不可谓不严厉，道德规劝不可谓不透彻，为何穷几千年人类智慧仍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呢？细究之，其根本原因在于顶层权力帝王在监督之外。因此其监督只是权力组织的内部监督、自我监督，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自己监督自己。

内部监督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顶层腐败无人遏制并逞不断发展的趋势。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历代王朝最大的腐败正是帝王自身！他们不仅生前过着穷奢极欲、极度奢糜的生活，甚至死后也要大兴土朩，极尽挥霍。上梁不正下梁歪，帝王们的坠落腐败，又怎能指望王公大臣们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呢？而那些廉政清明之类的宣导，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二是特权现象无限扩散。虽然完全不受监督的只有帝王自己，但其不受监督的特权却并不能止于其自身，而是不可避免地在王子王孙亲属近臣中扩散。特权的无限扩散，使得社会有法难依、违法难究、执法难严、对权力的监督效率大打折扣。三是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内部监督是以权力监督权力。权力导致腐败，产生出权力监督机构。权力监督机构拥有监督权力，滋生新的腐败，需要新的权力监督权力监督机构。如此循环往复，形成越腐越反、越反越腐的恶性循环。监督机构愈来愈大，反腐成本愈来愈高，腐败程度愈来愈重，最终导致政权土崩瓦解的悲惨局面。明亡国之君崇祯在《罪已诏》中这样描述当时腐败情形的：“勋戚不知餍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家天下的属性决定了权力监督只能停留在权力监督权力的内部监督这上。而自我监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因此由兴到亡、王朝更迭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一代伟人毛泽东就“历史周期率”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监督。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只有人民监督权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