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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1941年6月5日，星期六，整天小雨，傍晚初晴。阴雨天气，对于这座在日军轰炸下坚持了三年的城市来说很重要——日军飞机可能不会冒雨来轰炸了，疏散到乡下的人们需要在这一天进重庆市区办事，很多人还要趁机看看国泰大戏院上演的新戏剧，“陪都”市民们似乎有希望得到一个轻松惬意的夜晚。  抗战时的重庆 他们不知道的是，死神正在天空和地下悄悄等待着自己的猎物。 17时，日军24架轰炸机分为三批向重庆袭来，17时33分，湖北宜都松滋的防空警戒哨发现日军飞机。这是1938年2月日军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以来的第 60 次空袭。  虽然没有雷达，但抗战时人力防空预警网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1941 年开始，日军使用了所谓的“神经轰炸”战术，即：使用小群、多批次轰炸机，连续数小时或昼夜不间断轰炸，故意延长空袭时间，破坏重庆人民的正常生活。这次他们仅仅出动了24架飞机，每批次不过8架，总投弹量也不过82枚。但到达的时间却是晚上7点。突然的夜间轰炸，令重庆市民猝不及防。18时18分，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很多人无法临时出城，街上顿时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入防空洞，原本最多容纳3000多人的较场口大隧道一下子挤进了好几倍的人。  当时重庆的防空洞是极其拥挤的 1941年重庆的防空洞配置也很有“国府特色”。当时市区的总人口为68万，防空洞却仅能容纳46.17万，差额高达24万人。  防空洞与人口差额 所以空袭发生时，防空洞内拥挤、超员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仅有的防空洞还分为“私洞”和“公洞”：  “私洞”是各位达官显贵的官邸、衙门、各企业、团体、富人自行修建的，原本是供他们自己使用，但后来发现有利可图，从1940年开始很多官员和商人大规模投资修建“收费防空洞”，向附近居民出售月票和次票，年票2000元一张、月票20元一张、临时进洞躲避两元一次，每月可坐收上千元利润。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家使用的高规格防空洞：  时任国府“受欢迎的花瓶”林森一家使用的私人防空洞 造价也不过9056元，这类面向社会开放的收费防空洞一年甚至半年左右即可收回成本，投资回报率很高。  造价不到一万法币 所以1940年至1941年，私人防空洞的容量猛增了10倍，公共防空洞的容量却仅仅增加了50%，可想而知，收费防空洞自然不会过于拥挤，而付不起钱的穷苦老百姓只能去拥挤的“公洞”赌一把。 1937年底，重庆防空司令部开始筹划在市区地下建设防空大隧道，计划贯通朝天门至曾家岩、南纪门至临江门，形成洞身宽2.5米、高2米的纵横十字。  大隧道位置和设计示意图 1938年7月勘测完毕，设计全长4000米，一共32个洞口。8月1日开始建设，规定半年内完成，但为了节约成本，隧道采用人力挖掘，掘进速度非常缓慢。截至1940年2月只完成了2600米，仅启用了13个洞口，分7段开放，包含了惨案发生的“较场口隧道”。这一段有十八梯、演武厅、石灰市3个出口，长度 438.4 米，宽度 2.5 米，洞内面积仅1096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按重庆市人防办的勘测计算，这条隧道有木凳958条，每条坐3人，可以坐2874人，按站着的人6人/平方米计算，还可以站3126人，又加上梯道面积134.75平方米可以容纳555人。全洞最大、超常容量为：2874人+3126人+555人=6555人。  隧道极限容量 惨案发生后，国府的调查委员会也认为当天容纳最多为6555 人，双方数字相同。可是这仅仅是面积容量，在有换气设备的防空洞滞留1小时，每人所需的空气为1立方米，滞留2小时需要3立方米。而大隧道的立体容积仅2392立方米。所以，这段隧道安全容量仅为797人，而且滞留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  不开启电动通风设备的情况下，隧道内空气消耗很快 而极限容量的6555人是安全容量的8倍以上，从6月5日18时18分警报响起，直到23时27分警报解除，大隧道避难者的缺氧时间长达5个小时以上。 那么，隧道内有没有换气设备呢？是有的。 据大隧道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的报告，大隧道的通风照明工程第一期工程款仅拨给70万元，而需要安装的30个通风机就价值39万元，因为付不起钱，最后只买了20个。虽然少了三分之一，但总比没有强。1941年6月3日，较场口隧道的通风机已经由安装工人试车成功，约定6月5日下午 14：00—17：00 验收。如果当天准时验收，晚上空袭发生时就能够正常开启通风设备，惨案也许不会发生，至少不会那么严重。可是当天工人等了4个小时，这位谢副处长也没有出现。据谢处长事后解释：他在等验收人员集合。 等到晚上，长官们还是没有集合起来。而防空警报却突然响起，管理人员不敢擅自开启未经验收的通风设备，设备装了等于没装。同时，另一半人也在玩忽职守。较场口地区的空袭警报红球于6月2日损坏，长达三天没有修理，6月5日空袭发生时，只能用马灯蒙上红布代替。而国府防空部门规定，普通空袭时升红球，敌军投毒气弹时升红灯，防空球台上升起一个似灯非灯、似球非球的东西，使很多人误以为是毒气袭击，进一步加剧了恐慌。  事已至此，隧道内的人们还剩下最后一个自救手段，根据国府规定，没有电动通风设备的防空洞，避难者可以携带蒲扇，统一向一个方向扇风，加快空气流通。然而，这需要洞内进行统一组织，防空洞内的秩序原本应该由民防组织“防护团”负责管理。而战时首都的防护团团长，居然是由帮派分子担任，此人平时不学无术，对工作极不负责，防空洞的管理一向很混乱，当天管理较场口大隧道一百多名防护团团员就根本没有进洞内维持秩序，反而是挤在隧道口争抢新鲜空气。 国府官方机构的失职、再加上民防基层组织被黑社会控制，使得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19时28分，敌机第一次投弹，19时54分经丰都向东飞走，20：47第二次投弹，在此之间有近一个小时的间隙，国府防空指挥部也连续2次接到隧道内发生窒息的电话，副指挥胡伯翰却刚愎自用，没有允许避难同胞出洞换气；21时20分，敌机经丰都东撤；22时17分，敌机第三次投弹，这是大隧道避同胞最后的机会，然而，胡伯翰再次拒绝了出洞申请。这时，洞内已经一片混乱，求生的人们在仅两米宽的狭窄空间内相互踩踏着、惨叫着、撕扯着，死神在山城的地下疯狂的收割着生命。 大隧道发生窒息后，防护团于晚上7点40分至8时，多次报告隧道内各段发生窒息；可是防空司令部于9点15分才派人营救。但日机又开始轰炸，救援干脆掉头回去了，直到晚11时空袭警报完全解除后，营救工作才得以展开，此时距离窒息发生已经4个小时之久。救援人员赶到时，三个洞口都被层层叠叠、相互抓扯甚至撕咬的遇难者遗体堵死，第一批救援人员仅仅几十人，根本无法搬开洞口。防空司令部慌忙派遣了担架营赶来支援，但这个担架营居然是由劳教中的扒手、惯贼组成，赶到现场后不是忙着救人，而是迫不及待地搜捡遇难同胞的财物，大大耽误了宝贵的时间，造成大量假死状态中的受难者丧生，加重了惨案的后果。 惨案发生后，重庆防空司令刘峙等人，一开始上报说死亡 461 人、重伤 291 人。可当时新闻媒体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中出现的遗体，也不止这个数字；国府又把数字修改为：死亡 827 人、重伤 165 人、轻伤 1000 余人。6月8日，蒋介石命令组成审查委员会进行调查。7月3日《大公报》发表了《审委会报告》，认定死亡 992人，重伤151 人。搞了好几次“校正回归”。在国府的官方记录中，只有防空司令部认定的数字超过了1000，为1115人。 可是，在超员十几倍的洞穴里，五六千人窒息4个小时，居然能有80%的人活下来，这是符合常识的吗？ 当时国府的行政院长翁文灏、第二个抵达现场的重庆警察局长唐毅就显然有常识得多，翁院长日记中认为死亡人数为7300人，唐局长认为死亡不低于3000人，美国时代周刊认为不低于4000人。至于真正的死亡人数，由于国府对遗体匆匆掩埋、洞内遇难同胞很多又是全家遇难，也有不少单身独居人员无亲属参加登记，恐怕我们是永远无法得知了。 这场大惨案其实早有征兆：1939年6月11日中山公园大隧道就发生了窒息，1940年8月12日左营街大隧道又发生了窒息，加上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国府公共防空洞的窒息每年都会发生，几乎成为抗战时期重庆底层人民的恐怖日常。 6月5日夜，只是一个最后的临界点。长期战争残酷而险恶，需要全体人民和政府齐心努力，由于国力、军力的孱弱、由于国府体系内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由于民国社会无法挽回的扭曲和变形，这个临界点以恐怖的方式爆炸开来，日军用区区82枚炸弹，在国府内部渎职、贪腐分子的配合下，沉重打击了战时首都的民心士气。 今晚是2023年1月12日，此时的山城重庆万家灯火，两江璀璨，人们不用操心防空警报、收费的防空洞、或者是没有通风设备的大隧道，原因也很简单：河山依旧，只是换了人间。 仅以此文，纪念1941年6月5日遇难的同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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