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瓶梅词话》采用俗谚十分之多。向为学人瞩目，历来多有辑录书中俗谚者：如姚灵犀、朱星等。继后的几部《金瓶梅词典》也都集录附编；李布青还编有《金瓶梅俗谚俚语》的专门词书。 由之，可见俗谚在《金瓶梅词话》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金瓶梅词话》所采用的俗谚，突出特征在于谚语的「俗」字，呈俗文化形态。 俗谚是世俗的人们，对社会人生积久审视的积淀；并且长期存活于人们的唇吻间。俗谚近乎处世格言，约定俗成地制约着人的社会行为，因之具有了道德规范的性质。 中国文学，特别是说书唱戏，多以劝惩作为天然使命。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诰诫连篇」。 其实，何止拟作末流，而倒是「文以载道」潜流的延伸，更主要的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自然流露。因之，《金瓶梅词话》不能不因袭，无法脱离教化传统的旧辙。  《金瓶梅词话》 一 《金瓶梅词话》所采用的俗谚，多而驳杂，包罗世态人情的全面。以俗谚作为喻世的规箴，用以警醒、劝诫听众世人。 不能说劝世的俗谚一无是处；然而「禁杀」人们的也为数不少。历来「禁杀」人的莫过于天命观念；《金瓶梅词话》中劝谕人们安于宿命；认为生死穷通，一切冥冥中皆有主宰。 这一观念当然不是《金瓶梅词话》的首倡，前此的元明杂剧也有类似的俗谚，俗谚专集《增广贤文》《名贤集》等也把宿命的俗谚大量收入。所以才说它是中国人思维观念的流布与延伸。 《金瓶梅词话》是自然的因袭。宿命俗谚自然也广布于后来的小说。 且看有关一切都是命定的而且是与生俱来的的俗谚： 「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46） 「年月日时该载定，算来由命不由人。」（19、61） 「得失荣枯命里该，皆因年月日时载。」（48） 不仅荣辱得失是八字造就、命中注定，甚至生死皆由天命，连生死的时间地点都是定不可移的：「生有地，死有处。」（88） 用《增广贤文》的话来说便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人，在天命面前，无所作为，只好听天由命。期冀着「一朝时运至，半点不由人」（97）。 劝诱人们安分、守时、待命─期待着天道往复： 「豪富未必常富贵，贫穷未必常寂寞。」（90） 「我见几家贫和富，几家富了又还穷。」（《增》1） 「树叶还有相逢处，岂可人无得运时。」（89） 「黄河尚有澄清处，岂可人无得运时。」（《增》） 「一湾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17、元代戴善甫〈风光好‧四折〉） 《金瓶梅词话》《增广贤文》和元杂剧的这些谚语要人们消极地等待，死守死水，等待黄河澄清之日。  《增广贤文》 二 世间荣辱皆是以钱为根本，随着钱眼儿转，对金钱巧取不能便豪夺，利己拜金，人欲横流。金钱制约着人际关系。 万般皆下品，惟有钱最高。有钱便是大爷在《金瓶梅词话》中有着生动的刻画：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拜把子常规是以年齿定次第；而年长的应伯爵却说不序齿而序财，甘居西门庆之下，让西门庆做了大哥。 有钱便有了一切，财主（放屁也香也见于《金瓶梅词话》《笑林广记》「豪富自然高贵，相逢必让居先」31），与人心向背皆是以钱为轴心的。 西门庆加官之时，果真是： 「时来顽铁有光辉，运去真金无艳色。」（30）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增》） 「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光。」（《名》） 有一则谚语不仅为《金瓶梅词话》所采用，也为谚语专集《名贤集》收录。 这则俗谚在《金瓶梅词话》之前为元杂剧所采用；在《金瓶梅词话》之后又为诸多小说所采用。 元杂剧有金江杰《萧何月下追韩信》、萧德祥《杀狗劝夫》、贾仲名《对玉梳》、无名氏《张千杀妻》《九世同居》等等。 小说有《石点头》卷一、《平妖传》第四十回以及《桃花扇》等等。 这则谚语所以被元明杂剧、小说广泛而又频繁地采用，盖因其较精辟地概括了人情冷暖是随金钱而升降温的。 这则谚语是： 「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来强是亲；时来顽铁皆光彩，运去良朋不发明。」（31） 「白马红缨彩色新，不是亲来强来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名》） 确如俗谚所说，「金逢火炼方知色，人与财交便见心」（79、《名》），西门庆一死，应伯爵等帮闲们不仅如同陌路，而且落井下石。 西门庆的家奴们的态度也陡然而变： 「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81） 「命强人欺鬼，时衰鬼弄人。」（《增》） 「命贫君子拙，时来小儿强。」（《名》） 对这种欺与弄的人际关系，上引《金瓶梅词话》和《增广贤文》《名贤集》不去根究造成欺弄的社会原因，仍然让人们相信是时运衰败的结果，对欺弄便无怨无悔了。要人们相信： 天公自有公道─ 「常把一心行正道，自然天理不相亏。」（20、62） 「平生正直无私曲，问甚天公饶不饶。」（《增》，《名》） 「但交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84） 「莫做亏心侥幸事，自然灾祸不来侵。」（《增》，《名》） 「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 这句俗谚是诸多同类俗谚的代表，流传至近世。 不仅为《金瓶梅词话》采用，为《增广贤文》《名贤集》收载，而且被后来的小说如「二刻」、《古今小说》第三十八广泛采用。 要人们消极地听命于天「劝君凡事莫怨天，天意与人无厚薄」，不怨天只能反求诸己，《名贤集》开篇便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名贤集》 三 天命观长时期地统治着人们，在天命面前，人丧失了独立的自我。因自我无力，转而崇拜天力；积淀为民族的顽固的思维定式，已经成为社会心理痼疾。 「天道往还，果报不爽」的果报观念，掩盖了社会的罪恶，开脱了社会的罪责，扼杀了人为正义而伸张的主动性。 软弱而又可怜的人，自己丧失了惩恶的力量；社会又是恶势力的集结，社会不仅不惩恶反而助恶，人们只好乞求于天与神了。 「莫道天不知，天只在头上，昭然不可欺。」（81） 「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早先知。」 「休道眼前无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59） 无可奈何的人们，看不到天公主持公道，看不到果报的果，便生幻想：今生得不到的，期待于来世；现实中得不到的，期待于冥冥。 本不能报，看不到那显报时，便互慰与自慰，认作是「不是不报，时辰不到」。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75，《增》，《名》） 这句谚语流传久远深入；不仅《金瓶梅词话》《增广贤文》等，且为多部元杂剧早已采用，如无名氏《来生债‧一折》等等；继后的小说《恒言》第三十三回、明代徐元《八义记》《西湖二集》卷五皆采用。 这种「果报不爽」麻醉人们，消极地等待「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62、87、《增》《水》、119）。 好心的人们，盲信「人害人不死，天害人才死」（12），《增广贤文》此谚作「人着人死天不肯，天着人死有何难」。 天道岂能公正，现实是严酷的，常常是「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73），恰便是天公误人、害人之处。愚昧的人们，不能手报而期待天报，不得现报寄希望于后报。 佛家有三世报之说，名僧释运《报论》： 「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见于此身；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三世，百世千世，然后乃受。」 人们消极地等待无期隔世的报应以自慰。一切道德，只规范讲道德的人；一切法律只约束守法的人。善良的人崇德守法而「诸恶勿作」。 天命果报对善良的人是麻醉剂；而对恶势力反而是隐蔽所。善良的人彻底解除武装，放弃斗争，求报于来生后世；恶人以此作掩体，为非作歹，行乐于当世。在那个社会，金钱便是天理，金钱大于天理。 《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比《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更加为非作歹，然而报应呢？在《水浒传》中是现报，做了武松刀下之鬼。 而在《金瓶梅词话》中仅仅是纵欲身亡的「快乐死」，似乎是做鬼也风流。正因为他们看破了天道果报的骗局，才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 王六儿劝丈夫携款潜逃说：「自古有天理倒没饭吃哩！」（81）软弱的人们，丧失了自我。自己不去抗争，总希望别人来解放自己。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廉吏、义侠。对统治阶级绝望之时，转而寄希望于义侠。 万般无奈之时，还以为在人世之外有着驾驭人命运的天道。当发现天也并不清明，即天昏地暗之时，还寄希望（《增》，《名》），于恶人之间的以毒攻毒的火并。 「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金瓶梅词话》「恶人见了恶人磨，恶人见了没奈何。」：不是恶人而是善良人无可奈何，叫天不灵，呼地不应：受着人与天的双重欺弄。 善良是软弱的替代词：「良善被人欺，慈悲生祸害」（38），「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76，《增》）。 这句谚语不是善良人们的觉醒，而是作恶之人的信条。  《<金瓶梅>语言研究文集》 四 在诸恶面前，只留给善良的人一个「忍」字。 《金瓶梅词话》中俗谚反复倡扬「忍为高」的人生哲学。「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99），「祸患每从勉强得，烦恼皆因不忍生」（35）。 忍的人生哲学，早在元代即已形成完备的体系。元代许名奎即着有《劝忍百箴》。 任何人并未想对忍一笔抹杀，如互谅互让的互忍；如顾全局的小忍不乱大谋等等。然而就忍的人生哲学的总体而言，无争的忍终归是消极的。 「休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名》）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79、87、99，《名》） 「一切万般将不去，赤条条地见阎王。」（80） 「点头才羡朱颜子，转眼变为白头翁。」（15） 「白发不随丽人去，看看又是白头翁。」（《增》） 告诫人们：人生苦短，一切转眼即逝，化为乌有。「君子不与命争」，在忍中苟安。忍成了中国人的精神重负，长时期地桎梏着人民。 忍还被具体化了，《增广贤文》「忍：得一时气，去得百日忧；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不仅以「乌龟法」处世，还要人们装痴作傻，倡「痴汉」精神，《增广贤文》以倡痴作为该书的结束语。《金瓶梅词话》也倡痴：「只恨闲愁成烦恼，始知伶俐不如痴。」（35） 罪恶的社会，惧怕聪明的先觉看穿罪恶的所在，故而容不得那先觉之士：夫时代之不容，乃先觉之常刑。社会对先觉之士，常施以刑戮，人们只好装痴守拙了。 前引诸谚，不独《金瓶梅词话》，而且为戏曲小说所广泛采用。究其因，是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决定文学的劝惩观。 也不独《金瓶梅词话》，许多戏曲小说都打着劝善惩恶的旗帜「侈谈果报」（〈金石缘序〉）。 「小说何为而做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平山冷燕序〉） 连《红楼梦》也未断天命之宿俗「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天定」（5）。人们在现实中得不到的，便躲到文学艺术中去寻求─这是一种补偿心理。 所以，与其说中国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莫如说它是理想主义的。 书中自有果报：悲者终欢，离者终合，困者终享，冤者终雪。读者大悦：失衡的心理得到了平衡。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认为： 「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全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 劝惩文学小补于世道人心，大益于封建统治，故此类小说因而取悦于统治者，而不遭禁毁得以流存与流毒。  《蔡义江增评校注红楼梦》 五 尽管俗谚中有着消极的一面，但不容全盘否定，比如规范人们敦亲睦邻、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等，虽然是大俗谚的一个小侧面，然而对中华民族的道德与文化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甜言美语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12、26，《增》，《西厢记‧二折》，元代郑廷玉《楚昭公》），在人际交往中，不可恶语相加。缩小范围，家庭成员间如何相处？ 「痴人畏妇，贤女畏夫」（20，《增》），男权中心的社会当然不可能互敬互爱，然而《金瓶梅词话》的俗谚也很看重女人在家庭中作用。 尽管「贤女」在各个社会阶段标准不同，但是「妻贤每致鸡鸣警，款语常闻药石言」（57），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一向为人所称道。 善良的人民追求的是：家有贤妻孝子，国有廉吏明君。 如同《增广贤文》所录「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法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 在正心修身以及自我约束的「克己」方面，俗谚也有着积极的建议；尽管这建议只为善良人所遵行，而恶人置之于不屑，然而作为道德规范无疑是正确的。 这如同真理被恶魔践踏了，仍然是真理；真理不会因被践踏变为谬误。 俗谚教导人们「怕人知道休做，要人敬重勤学」（《增》），《金瓶梅词话》互换句序「要人知重勤学，怕人知事莫做」（13）。 句序所以颠倒是为了趁韵，前面两句是「吃食少添盐醋，不是去处休去」。劝学，有了学识才能受人敬重。 慎行的准则是好事不怕人，怕人无好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12、69、77，《增》）对饮食，俗谚也谆谆忠告：重盐浓醋于人有害。凡事皆有度，皆须节度合宜。 「爽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遭殃」（26），《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重见此谚因误字，「终仿疾」使义不明，戴校本改从「终致疾」，不确，宜为「终做疾」，与「作疾」吻合。 《增广贤文》为「爽口食多偏作病，快心事多恐遭殃」。劝诫人们对「快心」「得意」之事也要「三思」。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逢得意早回头」（29）。《名贤集》「三思而行，免劳后悔」，提醒人们，不要只图眼前一时之快，而要从远处着想。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92，《增》）。 善良的人追求着、肯定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美好：「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故乡水」（92，《增》，《西游记》第二回，《西洋记》第二回）。 社会现实的人际关系并不是像人们所追求的那么理想，反而是冷峻严酷的尔虞我诈。 《金瓶梅词话》畏人逾畏虎：「宁逢虎摘（拦）三生路，休遇人前两面刀。」（46） 《增广贤文》则说：「虎生犹可近，人熟不可亲」「进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所以不怕「生虎」而惧「熟人」，因为人心叵测：「世间海水知深浅，惟有人心难测量」（91）；「画虎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76，《增》，元‧关汉卿《魔合罗‧一折》，《负曝闲谈》卷二十三，《古今小说》卷一）人是最危险的动物：「世界只有人心歹，万事还教天养人。」（84） 提醒人们择友而交：「不结子花休要种，无义之人不可交」（31）；因为「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多」。在那个社会里，时时设防，处处戒备。 说话也要掂斤簸两：「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20、72，《清平山堂话本‧戒指儿记》）防嫌隙以免惹是非，人是最长于无事生非的：「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此语《增广贤文》与《金瓶梅词话》均引录。 对是非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是非终日「有有，不听自然无」（85，《增》，明代高则诚《琵琶记》十一，明代陆采《怀香记》二十八）。 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13，《增》）  《怀香记》书影 六 《金瓶梅词话》采用俗谚时，常见的形式是以「常言道」「正是」「自古」领起。 由之可知：俗谚是常俗之言，是积古而成，由来已久，是至理警醒之言。 这三者，涵括了俗谚的三大特质：积久的「古语」，传承现世而为惯用「常语」，凝练而为「哲语」。 即历久性、习常性与哲理性。正因为俗谚凝练近乎「格言」，而又通俗；内涵深广： 一句可顶多句。因此才被小说、戏曲广泛而又频繁地采用。也正由于俗谚之俗，呈俗文化形态，为文人所不屑，很难收入载籍。偶或见之，也只是一种装饰。 惟其如此，考实《金瓶梅词话》的每条俗谚的由来，是极端困难的，有时甚至不可能确指其所自。 不得不从用中求因，即据某些（不是某一）俗谚为两部书共同采用，则晚出的书受先其而出的书的影响可能性大。 如为数不少的俗谚为《水浒传》采用过，再加上《金瓶梅词话》是由《水浒传》衍生出来的，承继的可能性较大，略举数例： 「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20，《水》61，《恒言》19） 「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形容便得知。」（2，《水》24，《增》） 「但得一片桔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3，《水》24） 「饶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13、91， 《水》多见，又见于明代无名氏《赠书记》16，明代王錂《春芜记》，明代许自昌《水浒记》14，明代沈璟《义侠记》以及《初刻》6、《喻世明言》《西湖二集》等等）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90，《水》14，又见明代袁于令《西楼记》19，明代陆无从《酒家佣》25，明代吴中情奴《相思谱》2 以及《荆钗记》48、《三宝太监西洋记》46，明代碧蕉主人《不了缘》以及《警世通言》26、《醒世因缘》25 等等） 如果依照《金瓶梅词话》的亲缘关系判断，因《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前全引录《水浒传》第二十三、二十四两回文字，两书传承关系至为密切。 然而《金瓶梅词话》对于他书广采博录，不独《水浒传》，比如《清平山堂话本》的某些情节也被《金瓶梅词话》因袭。 据此，《清平山堂话本》所采用过的俗谚，为《金瓶梅词话》所再次采用，也有着极大的可能性。 如「青龙与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便为《话本》与《金瓶梅词话》共同采用。 现将见于《话本》（《梅岭失妻记》）的，也举几例：「分开八块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来。」（8、95，《水》3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9、81，《名》） 「人前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20、72，《增》）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76） 「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60，《增》） 「春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此谚《清平山堂话本》与《京本通俗小说》皆采用。 《金瓶梅词话》谚为「风流茶说合，酒是色媒人」（14）。 尽管与《水浒传》《清平山堂话本》有着亲缘关系，俗谚的承袭也仅仅是一种可能。 据此，尚不能判定某些谚语便是源自二书。因为谚语的源流，较文学上其他传承远为复杂。 继《金瓶梅词话》之后，与之共同采用某些谚语的小说颇多。在没有坚实的证据之前，便无法判定后来的小说是承袭自《金瓶梅词话》的。也举数例：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47，《恒言》13，《儒林》13）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33，《恒言》24） 「金命水命，走投无命。」（69，《醒世姻缘》15） 「家无主，屋倒竖。」（3，《恒言》33）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81，《初刻》25）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通言》31，《名》） 「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67，《古今小说》10） 「现钟不打，却打铸钟。」（87，《二刻》17，《西洋记》32，《西洋记》又作「现钟不打，反去炼铜」） 「一日卖得三个假，三日卖不得一个真」（50），《西洋记》第六十一回、《西湖二集》第二十回中「个」作「担」。 这是七字句，《金瓶梅词话》又变体为说白：「十日卖一担针卖不得，一日卖一担甲倒卖得了。」  《古今小说》封面 七 考察文人文化，有书为证；而推求俗文化无凭可考。 俗文化的俗谚，由于文人的歧视，见于载籍者寥寥。而且文人偶或述及，却常有偏见，如陆游《老学庵笔记》称：「今世所道俗语，多唐以来人诗。」 陆游的断语恰恰是颠倒了事物的本末，倒是诗人采用了俗谚。 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向以诗语通俗著称；《金瓶梅词话》中「人生七十古来稀」之语，不一定便是缘自「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 至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四十九两回回末诗「囊里无财莫论才」，也只是与汉代赵壹〈秦客诗〉取意相似：「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判定因袭也毫无根据。 《金瓶梅词话》常言道：「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的贴天飞。」 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南都闾巷中常谚，往往有粗鄙而有可味者，漫记数则，如日：家鸡打的团团转，野鸡打的贴天飞。」 顾氏的话可资注意，他很老实，与陆游看法不同；粗鄙是出于文人偏见，然而他又认为「可味」。 他以文人的眼光与文人的标准划定了鄙与雅的分明的界限，并未把俗谚攫为文人所有。这是他的老实之处。 正因为文人看中了俗谚的「可味」，到了宋明之时下层文人（大文人不屑作）将俗谚编集成书，集其大成的俗谚总集为《昔时贤文》，此书成书年代及编集者皆不可考。从无题署也可知不是上层文人。 《昔时贤文》至少在汤显祖的时代就已广为流传了。 汤氏《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借人物之口对《昔时贤文》表示了不满，说「《昔氏贤文》，把人禁杀」汤显祖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以此为下限，推断《昔时贤文》既盛于明，当成于宋或更早。 书虽名《昔时贤文》，内容皆非圣贤之语，而是「闾巷俗谚」。 今时，海南出版社影印的《蒙学丛书》，所据的是李光明书庄的底本。查此书庄是清代南京著名出版发行单位。 道光二十年印行的《七家诗选》附有广告：「李光明书庄自梓童蒙各种读本。」 书的内封有「昔时贤文」字样，显系此书确曾用过《昔时贤文》之名，是以首句「昔时贤文，诲汝谆谆」作为书名的。 印本封面为《增广贤文》，是在首句句侧益以「增广便读」字样，以示有所增益更易，更便于阅读，因以为书名。然而，原本《昔时贤文》今已不见，无法判定增删改益之详情。 「昔时」证实了此书所收俗谚是积久而成的。此书不仅盛于明尚且延及清乃至建国前。继其后又有《名贤集》，与《增广贤文》大体相类。 两书收谚相同者颇多，《增广贤文》更近俗，而《名贤集》向着文人靠近。 《增广贤文》不严格按四、五、七言，尚有杂言；而且也不依字数为序。 《名贤集》则依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之序编定先后。 陆游〈秋日郊居〉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 陆氏所说的「之类」，应当包括《昔时贤文》在内的；如今时海南出版社收入《蒙学丛书》一般。陆氏认为是「村书」，除发蒙必读之外，尚且有着通俗普及到穷乡僻壤、覆盖甚广的意义。 因其在民间流布极广，影响极深，对《金瓶梅词话》引录俗谚也应予以重视。 《金瓶梅词话》是说话力的话本，尽管说话人文化偏低，他在童蒙时当是读过《昔时贤文》；即便没入过村塾，也当是听到读过的人言传的。 不论「目染」还是「耳濡」，不能不深入说话人的心头；俗谚在他说话之时，便自然地「信口呼出」了。 把《金瓶梅词话》与《增广贤文》及《名贤集》粗略地比照，《金瓶梅词话》采录俗谚有近50 条为《增广贤文》收载，或与《名贤集》共同收载。 这只是源出的又一种可能性的判断，而不是断定。  《增广昔时贤文》 八 《金瓶梅词话》所采用的俗谚，曾经被《水浒传》《清平山堂话本》采用，而且又曾经被收载于《昔时贤文》之中，这只是一种或然的传承的合理推断。 在俗谚的流变史的链环上，这几部书作为环节的作用的评估，仍须进行艰难的繁杂的工作。 俗谚流变之因令人困惑，所以困惑因其困难，由流溯源迫使人们去寻找流变史的最先的源头，那便是元杂剧。 戏曲与说书本是姊妹艺术，元杂剧与《金瓶梅词话》有着多方面的亲缘关系，这里不能详述。 「唱戏」明显地影响着「说书」，说话人把元杂剧中的引入说书乃是十分自然的事。 「戏场」影响着「书场」；元杂剧不仅对《金瓶梅词话》，便是先于它的《水浒传》以及后于它的「书场」外的案头小说，都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金瓶梅词话》《水浒传》所采用的俗谚，早在元杂剧中便广泛采用了。 只是随着时间推移，时移语变；或因《金瓶梅词话》说话的需要，各按所需而略作变异，所谓大同小异。 下面排比几组语例，以供审视： 1. 「人无千日好，花无摘下红。」（26）《增广贤文》及《庄周梦》作「百日红」。 2. 「大风刮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31） 关汉卿《陈母教子‧二折》：「凤凰飞在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 〈村乐堂〉「这个姐姐似凤凰飞在梧桐树，：自有旁人话短长。」 3. 「谁人汲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23） 「总教掬尽三江水，难洗今朝满面羞。」（《水》95） 「东洋海水洗不尽脸上羞。」（关汉卿《金钱池‧三折》） 4. 「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似漏网之鱼。」先见于郑廷玉〈后庭花〉2、又《恒言》3、《石点头》等小说频繁使用。 5. 「路上说话，草里有人。」（12、23） 「墙有缝，壁有耳。」（26、86）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99，郑廷玉〈后庭花〉2 以及《举案齐眉》2 等） 6. 「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76、90，《水》28） 元代郑德辉《三战吕布》：「俺在人矮檐下也，更兀则这里怎敢不低头。」又见于无名氏《黄花峪》3。 继后明代的戏曲惯用，如沈璟《义侠记》、梁辰鱼《浣纱记》、张四维《双烈记》、张凤翼《灌园记》、张璟《飞丸记》等等。 小说也广泛采用，《西游记》第二十八回、《拍案惊奇》《喻世明言》《何典》2、《官场现形记》第二十九回、《文明小史》第四十四回等等。 7. 「恶人见了恶人磨，见了恶人没奈何。」（43）元代无名氏《谢金吾》2 即有此谚。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三回此谚变异为「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 又见于《三宝太监西洋记》76 以及明代邵璨《香囊记》14。 《增广贤文》《名贤集》收录「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增广贤文》还收有「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用恶人磨」。 不仅为元明戏曲、小说广泛采用，而且广布民间，成为常俗惯用之语。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载：「吴为王弇州从甥，偶问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事诚无罪，但谚所云「恶人自有恶人磨，则二君是也。」』」此一记载证明了俗谚的广泛性。 元杂剧采用的俗谚当然不是它的首创，俗谚的初始应该是来自民间，是民众的口头创作，突出的特点是俗谚的「俗」字，俗文化是俗谚的基本属性。 由口头进入元杂剧中人物之口，而后辑成了《昔时贤文》的专集，也益养着后来的《话本》与《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等名著和其他小说。  《三宝太西洋记》书影 九 《金瓶梅词话》说话人与文人不同。文人引用贤哲格言较为严格，忠于原言。而说话人引述俗谚则呈现了极大的随意性。随意性是说话人的随机性所决定的。 文人机械地植入，说话人则是随机地掺入以适应说话的需要。 《金瓶梅词话》对俗谚时有任意改铸，不仅与元杂剧与《昔时贤文》歧异，甚至同一俗谚在不同场合采用时也不尽相同。 不仅《金瓶梅词话》，便是元明杂剧各剧间也有着差异。「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35、38），在元代王实甫《西厢记》、元代马致远《汉宫秋‧一折》《水浒传》第一百二十回、《警世通言》第二十八中皆与《金瓶梅词话》相同。 明代徐复祚《投梭记》作「有恨方君子，无毒不丈夫」。 明代汤显祖《邯郸记》第十九回为「有恨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虽一字之差，意义悖反：有无恨是是与不是君子的根本不同。 《小五义》第八十一回、《济公全传》皆作「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而《名贤集》则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 这种差异甚至根本的不同，反映着俗谚被戏曲小说采用时，各按所需为我所用。 也反映着人们的善恶观念之不同，劝善希望大量与大度，而恶人则可以偷换为大恨与大毒，把俗谚作为助恶的口号。 「常言道」与「正是」，是依常理的生活哲理，作为判词证明。 《金瓶梅词话》因是说话，信口呼出的俗谚，未必符合特定的情节；「正是」反而不能证是。说话人只为了书场的「立时」效应，来不及斟酌，听众也没有咀嚼的余裕；只接纳了同一的，而过滤掉抵牾的。 显例是第八十六回王婆与金莲「对嘴」，迭用了一长串俗谚（因过长不录），当然对完成人物的机辩是必要的，然而不是人物逞辩，而是说话人所追求类似「贯口」堆栈俗谚、口若悬河的书场效应。 这类堆栈与书境不吻甚而抵牾错位的，在书场观众认同也并不苛求，一旦置于案头阅读，抵牾便突显了。 崇祯本把「正是」领起的许多俗谚，予以删除；既是因其矛盾，又是厌恶俗谚之俗。 《金瓶梅词话》采录的俗谚，保留着俗文化的原生态，而文人删定的崇祯本却向文人形态归化。 据此可知：《金瓶梅词话》为说话人的话本而不是文人之作。  《<金瓶梅>与<红楼梦>艺术论》 傅憎享 著 1 《增广贤文》以下简作《增》。 文章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收录于《傅憎享<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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