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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中国南北征战史 钱穆身为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下此结论必定是经过深思熟虑。 钱穆熟读中国古代史，对历史上的王朝兴亡新旧更替非常熟悉。简单的说，自古以来从先秦开始，中华文明的起源夏商周是在河南的黄河流域，河南虽然名叫河南，但古代被称为中原，实际上属于北方。 之后经历秦汉魏晋，到唐宋元明清，古代中国任何一个大统一的政权几乎全部都是从北向南逐步平定天下，也就是说古中国的历次统一都是北方的军事政治集团所建立的政权统一了南方政权。 西北的大秦消灭了南方的楚国，韩信帮助刘邦消灭了江东的项羽，三国争霸时，北方的曹魏逼得南方的蜀汉和东吴联合才勉强形成势均力敌。 唐高祖李渊起兵于太原，宋最初只是淮河以北的割据政权。至于北方游牧民族打进长城入主中原建立的元和清，是最典型的北方集团征服南方政权。 造成这种长期北强南弱的原因有很多，人口，经济和军事等都是影响因素。 中华文明的政治经济中心长期在长江以北，因此北方人口远超南方，在科技水平落后的古代封建社会，人口就等于生产力。 其次，古代征战最强的单位就是骑兵，骑兵所用的战马以北方所产质量为最佳，南方战马无论是体型还是力量都普遍逊于北方，这就造成了军事上的战力差距。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南方政权力图北上统一天下的例子，但大都以失败告终。 只有以南京为大本营的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是古中国唯一成功从南向北统一天下的政权。 朱元璋能够从南向北统一全国，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其中有部分因素是朱元璋的军队夺取了很多元朝贵族饲养的战马。 蒙古帝国入主中原之后，很多蒙古贵族南下把耕地变为了牧场，蒙古帝国彪悍的战马随之遍布全国，即使是江南一带的牧场都能见到蒙古马的身影。 2.近代国都变迁 从古代历史中总结规律，北方政权长期强于南方。但实际从宋朝开始经济重心就开始南移。 以前是南方普遍弱于北方，宋开始南方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强于北方，但历代政权仍然把国都定在北方是为了南北平衡。 南方已经很发达了，如果再把国都定在南方，那就会造成南北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这对封建政权而言是很大的隐患。 近代国都变迁，也有这种南北平衡的观点影响当权者的选择。 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国父孙中山先生和众多国民党元老一致同意把中华民国的首都定在江苏南京。 章太炎认为此举不妥，他用五个原因来反对定都南京。首先，清朝的首都是北京，北京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无论是影响力还是战略地位都超过南京。 其次，孙中山先生要建立的中华民国是大统一的政权，如果定都在南方，那北方一直贼心不死的蒙古旧贵族就可能趁机分裂中华疆土。 第三，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极其严重，日本对东北虎视眈眈已久，如果把国都定在南京，那势必造成北方的控制力减弱，东北就可能被日本侵占。 第四，东南地区本来就富庶，如果再定都南方，会造成南北极度不平衡，甚至失去北方地区的人心。 第五就是迁都劳民伤财，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国民党当时家底薄弱，不应为迁都大动干戈。 因此，无论从南北平衡的角度看还是从战略博弈的角度看，国都都应该选在北方。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观念认为，未来中国如果只想保住自己的基本牌，那国都选在武汉最好，如果未来中国想要称霸整个亚洲，那就要定都在西安，这样才能在保证国都直接对疆藏施加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基础下，进而征服并稳定中亚地区。 如果中国有统治整个欧亚大陆的雄心壮志，那就应该定都在伊犁，这样东亚是我们中华的基本盘大本营，西亚的印度洋是我们的出海口，往北西伯利亚腹地是我们的后花园，往西可直接把欧洲纳入整个版图。 3.国都选址的多重因素 综上所述，钱穆教授认为新中国选首都不能选在长江以南。 除了战略纵深和南北平衡的因素之外，还有钱穆教授的一些个人观念，他发现近代欧洲的政权都是从温带向寒带转移，但中国的政权在满清之后是从寒带向温带转移，这是属于是安于现状顺流而下，不是居安思危逆流而上。 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定都在北方，就是一个民族在寒带的低温中保持头脑的冷静。定都在南方，就会被温暖舒适的环境所麻痹，逐渐丧失斗志。 党中央参考了钱穆等众多学者的意见后，也同意把首都定在北方。 上海和广州被排除，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敌入侵都是从海上开始，如果首都靠海，则无险可守，一旦失去制海权首都就有沦陷的风险。 哈尔滨被排除，理由是太靠近苏联，在中苏交好的时候这当然有利于经济发展，但伟人居安思危，担忧未来如果中苏反目，那首都离苏联太近，在军事上会非常不利。 河南的开封和洛阳遭受战争破坏太严重，短期内无法修复，因此也被排除。 南京因为曾经是中华民国的首都，遗留的敌对潜伏特务太多，而且在感情上难以被老百姓接受，因此被排除。 只有北京是和平解放，被战争破坏甚少，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南下可入主中原，北上可直接进入关外，因此最后被选为新中国的首都。 #近代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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