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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捡漏』您生活的笔记本
每读《孔乙己》，对孔乙己这句话颇感兴趣：“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孔乙己是否因为偷书被人家打折了脚，这是不大清楚的，但是他的辩解也许有他的道理。想读书的人，嗜书如命的人，见了自己心慕已久的，是非得之不可的。这的确是关于读书人的事，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的事。不读书的人，他见了书是熟视无睹；厌恶书的人，他见了书会唯恐避之不及。我的房间堆满了书，其他珍贵物品倒是很少，我每次外出，房间随便一锁就行，离开一年半载，不会发生被人偷窃事件。因为谁都明白，小偷一般不会光顾喜欢读书的人家。他家除了书，还能有什么呢？再说，与书本结交的人，“君子固穷”，他怎么能够富起来呢？ 话扯远了，打住吧！我由孔乙己窃书的事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几次窃书的事，不禁哑然失笑，自己何尝不也是孔乙己呢？身上或多或少也有点儿孔乙己的迂腐。 我小时候到一个姑家看见一本老舍的《骆驼祥子》，繁体，竖行版的。我读过繁体的《三国》《平妖传》等书，繁体基本可以读下去。在姑家把《骆驼祥子》看了十几页，颇有兴趣，爱不释手，又不好意思借。走时趁人不注意，顺手塞到裤兜里带回，这是我第一次偷书。读后也没有送还给姑家。 “文革”风暴席卷全国，农村也敲锣打鼓，轰轰烈烈“破四旧”，我跟着大哥哥大姐姐瞎起哄，到每家每户去“革命”，见到自己喜欢的书，顺手牵羊归自己所有了。在大队部烧旧书，旧报纸，旧画的时候，也曾偷偷藏过十几本世界名著《青年近卫军》《双城记》《羊脂球》《复活》等，还有《保卫延安》《刘子丹》《青春之歌》，这些书都发黄了，有的缺页少封面，繁体，竖版。“文革”中凡是外国小说，不管新旧一律没收、焚烧，一点儿也不心疼，认为是大毒草，封、资、修的破烂货。有的中学生也像《班主任》中的谢惠敏一样，把《牛虻》当做黄色书籍。但是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全不会考虑这些。由于热爱，就不顾别的了，那时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明明知道这类旧书为禁书，但是一个人还是在家中偷偷看。父母不识字，他们也不禁止我看书。有时家里来了外人，母亲会把我看的书藏起来，恐怕别人拿走。那时风声很紧，人人自危，母亲害怕惹祸。农村人不大清楚“旧书”是什么，认为旧东西就有毒。我们村一位小姑娘就把邻居家一个镜子摔碎了，她那天去邻居家玩耍，看见人家桌子上的镜子后面装有《白蛇传》许仙和白娘子的照片，认为是毒草，就把镜子扔在地上了，当时谁也不敢说什么。 大哥是村上干部，有时县上来的干部到我家，那些干部常常背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布包，我不知怎么，从包外边估计包里有书。一次趁那干部外出，我翻了他的包，发现果然有书，是旧小说。有时这些干部把包放在我家，一连几天不来取，我就有幸读他带的书了。一次发现了《勇往直前》的小说，写南方某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读书生活爱情的故事。我用两三个晚上，把这本书读完了，之后偷偷放回包中。 可是有一次鬼迷心窍，在别人家也拿了县上下乡干部的书，却没有归还，是一本《侍卫官杂记》，繁体、竖版，书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我到那家去找同伴一块儿玩耍的，房间没有人，见桌子上有下乡干部的包，就拿了书。后来这个干部找书，这家的老太太我叫姨，她颠着小脚曾来我家两次，再三询问我，拿了书没有，我却一口否认。大约人家看见我进了那个房间。这个姨反复说，你拿了不要紧，还给就是了。我小时候就很固执，一口咬定没有拿。这本书看后给了隔壁一个堂哥，他看了也没有还我。 后来上了高中，一次学校图书馆搬迁，图书馆管理员让我们十几位学生用架子车运书，书搬完后，管理员送我们一人一两本能读的书。我在运书的过程中，偷偷带走了十几本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两厚本，傅雷翻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四本，还有别的书，放到宿舍床上的褥子下面。 高中毕业回乡，我们村也来了几位从西安来的插队知青，他们是我的同龄人，我便把这些书借给他们，他们借来借去，不知去向，再也没有归还我。 喜欢读书的人，难免染上偷书的习惯，这是恶习吗？很难说清。何况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在有了电子阅读、网上阅读、手机阅读之后，纸质阅读淡化了，能够看见手捧书本静静地读书的人少之又少了。还没有听说过，窃书来读的人，并没有因为喜欢读书而变成真正的小偷。（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窃书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小偷了，他只是像我一样，嗜书如命，见了好书，有一种非弄到手不可的心情。）反之，读书把他引领到了一个更为广阔，更为高尚的精神境界：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至今仍然能够坚守阅读阵地，坚持读书，痴迷书本的人，我们应该投之于他们以尊重和敬意的目光！ ©原创作品 授权发布（公众号转载须联系授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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