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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所谓“生苗”，只是历史长河中某一个阶段的称呼而已，与“熟苗”相对，并不具备长期的历史意义，但本文为了说明中央王朝对不受其支配的贵州苗族开展军事征伐及起义反抗其封建统治的历史进程，故使用了这个历史词汇，虽然“生苗”在历史上与已归化“熟苗”相区别，但本质上“生苗”也是苗族的一部分。读者应该鉴别。 文/老荷 古代苗民多属生苗化外之民，不进贡赋税，不服徭役，也无君长,以已血缘聚族而居。据明郭子章《黔记》云:“苗人,古三苗之裔。……其人有名无姓,有族属无君长。近省界为熟前,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是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苗疆土地采取均田制度，血缘族宗大的家族多得反之少分，发生矛盾纠纷等小事由族宗有声望的老人以开家族会议的方式主持公道，遇到大事以各大族宗中办事公正有声望的“榔头”聚会“议榔坪”举行“议榔”大会，所以即无经济意义上的上层阶级也无政治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生苗对自身社会的追求就是极致的自由，是现实理想化存在的自由主义，生苗爽朗潇洒，崇尚自由，连《美国百科全书》（1980年）：“苗族”词条都说：“苗族以热爱自由、追求自由而著称于世。 生苗作为化外之民，其本质为不愿处于封建王朝统治、压榨、削剥之下的人民，不畏皇权、热爱自由、勇于斗争的人民。由于生苗拒绝儒化，不接受儒家价值观，从而藐称理解为居住苗疆偏僻地区社会发展较后进的苗民群体。首先苗疆并不偏僻，苗族襁褓五溪之境，不同于封建王朝传统势力边疆地区，其境内水系丰富，有巫水，酉水、辰水、溆水、舞水联通川黔湖广，唐宋时苗族先民已采伐放排销于湘、粤沿江城镇。苗疆民谚传颂“砍不完的树,杀不完的猪”，明清时期苗民长期和浙、赣、苏、湘、鄂等省广大木商的联系商贸，赚取大量白银流入苗疆，使然苗族妇女开始流行银饰盛装。 生活在苗疆的苗族先民们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河吃河的情况下，稻饭鱼羹养育了百万苗人，正如开辟苗疆的镇远知府方显奏道：“清水江潆洄宽阔，上通平越府黄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则通黄丝驿，下通湖南黔阳县之洪江，其旁支则通广西清江，南北两岸及九股一带虽多复岭重峦，而泉甘土沃，产桐油白蜡棉花毛竹桅木等物，若上下舟楫无阻，财货流通不特汉民食德，苗民亦并受其福，此黔省大利也。”，显然苗疆并非饿土之境。而史料中记载苗疆“地多瘴疠, 夏秋为甚, 霾雾沉蒙,即天气晴明亦须已, 午时乃见天, 感其气者多患疟疾。”，显然是初来乍到不适应苗疆气候的外乡人而言的偏见。 同时苗疆社会发展也并不落后，议榔鼓社作为苗族社会的重要组织，主要特征为“政教合一”、“民主选举”、“定期执政”，已经具有初步的民主制度形态，每个鼓社主持任期只有六年而且不得连任，也无特俗物质上的待遇，除了名望上礼遇外并格外丰厚的报酬，候选人要求德高望重、品学优良者为选举者，维持经费为社民均摊。具有民主形态的议榔鼓社制度与古代封建儒家文化思想下制定的封建社会关系是相冲突的，所以说古代苗民社会文明发展并不能以是否接受儒家文化的程度为判断。  古代苗族管理体制 注：下文苗疆方位不以古今行政区域划分，而以贵州地理方位区分。  明代黔东南生苗主要分布示意图 黔东南地区，今大部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部和黔东南州苗族侗族自治州南部，地处苗岭山脉南部，境内水系丰富，其中都匀系剑江源头，古州苗疆腹地母亲河清水江的主源。南面又有柳都江，珠江水系西江干流黔江段支流柳江的上源河段，起源独山，途径三都、榕江、从江进入广西，两河均为古苗疆木料贸易放排入湘、粤的重要河流。历史为“嘎闹”黔东方言苗族和“仡兜”川滇黔方言苗族，生苗与熟苗的混合居住之地，同时也与部分“Yat”百越民族杂居此地，五代时《新五代史·楚世家》一书中同称为都匀蛮（“Yat”“嘎闹”“仡兜”出自黔东苗语北部土语）。 都云熟苗可追溯到五代之前的峒长首酋，如都云峒、荔波峒等羁縻州辖属，五代时《五代史楚世家》记载：“后晋高祖天福五年（940年）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十二部，牂牁张万浚率其夷、播等七州皆附南楚国君主马希范。”。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置都匀安抚司，元初置都匀军民府，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置都云军民府，后改为都云、定云二安抚司。生苗主要环江而居，因苗疆沃土盛产“杉之君子”，其产于生苗区，也称之为“苗木”，又曰“苗杉”，苗疆木材贸易起于元兴起于明而繁荣于清，从而大量白银流入苗疆，这也是苗族盛装喜好银饰的原因，黔东南两江河为运输木材放排之径，古时朝廷与生苗也常常为争夺都匀两江河控制权而冲突，清云贵总督曾上奏道：“窃查黔省下游一带边界,生苗盘踞,劫杀横行,阻塞道路,为害已久。如黎平、镇远、平越、都匀等府生苗环处,俱在百里内外。”。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四月,都匀生苗九名九姓苗民起事,明朝廷遣渭河前军都督佥事何福与都督聂纬前往征讨，都匀生苗被俘虏阵斩万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贵州都匀生苗，湖广五开侗族，湖广施州苗族相续起事，凉国公蓝玉遣凤翔侯张龙讨伐都匀、散毛等处苗军，至次年洪武二十四年 （1391年），都匀苗军仍未能完全平定，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都匀生苗与黎平侗族再次起事。 成化十一年（1475）播州宣慰使土官杨辉宠爱田氏及子杨友，欲立杨友续袭为播州宣慰使，安抚使宋韬、长官毛钊等俱称：“杨氏家法立嗣以嫡”，杨辉因众心不从只得立杨爱为嗣，继袭播州宣慰使。六月十二日，杨辉因溺爱杨友意要另立衙门，给予杨友，土酋何清、头目徐泰、头目冯暾、族亲杨夔等劝阻并与杨辉商议：“大坝山地方原属本司与容山重安地方相近今被生苗占据莫若请兵征讨克平之后就将容山重安所管夷寨分割另立宣抚司”，杨辉召容山长官司土官韩瑄、重安长官司土官张通商议，并于是年十二月逼迫张通谎称：“大坝山原系本司怀远府故地景泰年间被山苗占据煽惑熟苗为恶不服抚化乞会兵征剿”。 成化十二年（1476），九月二十日，四川都御史张瓒率军前往播州曰：“播境有苗弗靖,予奉命率师抚剿,”。十月十六日，抵播州，与杨辉万余土兵汇合；二十日，陈蒙烂土土官张冕、张永庆与其部属天坝、平寨苗首阿利、阿添皆至纳款臣服；二十五日，遣指挥使刘忠率合州、江津等明军以千三百人为先锋，路遇熟苗均纳款臣服；二十六日遣千户刘泰率巴县、永川一千三百人民兵为次锋；二十七日，杨辉所率八千土兵为第三哨，遣千户刘颌全、头目杨广入夭坝深处众寨进行诏安；二十九日，指挥使李矿率长宁镖手千人为四哨；三十日，指挥使宋祯率江安镖手千人为五哨。 十一月初二，都指挥李章率骑兵先发，初三日，遣千户郁贵诏安苗首何清回及丹章、密秀等苗众；初六日，遣百户王永庆率嘉定等州县民兵一千二百人为六哨；初七日，遣遣百户张永为戎县镖手七百人为七哨，石柱宣抚使土官马澄率土兵汇合；十五日，招服夭坝苗首寄保等十三人；十九日，指挥使李矿、土官宋滔率汉、土官兵六千三百人进入重安，招抚湾溪、翁当四十六寨苗首何条等六十五人纳款投拜。 二十日，指挥刘忠率江、戎二县镖手一千六百人跟进。都指挥李璋率明军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统汉、土军官兵二万二千八百二十一人进入入湾溪，抚剿不服苗寨。二十二日，湖广都指挥铁坚、偏桥卫指挥张龄及廷土官杨辉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二十六日，湾溪诸苗寨纳款听抚。十二月初七日，容山四十三寨与丹章、密秀三十四寨纳款听抚。然明军大兵压境，所征伐者为已归顺熟苗，一路不曾交锋，苗人青壮者迯散，老弱告愿投顺，明军却冒功滥杀无辜苗民四百九十七人，事后播州土官杨辉贿赂张瓒，将大坝山、容山鸡西二十五寨、丹章容洞、重安凯黎五十二寨等处开设安宁宣抚司 ，杨友十三岁谎称一十八岁，冒报斩获首级七颗，升任安宁宣抚使。 湾溪、夭坝出逃熟苗联络三都烂土苗族领袖赍果，烂土生苗领袖赍果等人自成化十年(1474年)起,每年为患,攻劫周边卫所为生，今日湾溪、夭坝苗胞投靠，赍果亦道：“杀人偿命，夺还苗地”，聚集苗众起义反明，遣苗兵攻打安宁宣抚司，攻陷夭漂、靖南等城堡，围安宁，杨友新袭，力不能支，安宁宣抚司求援于川、贵二镇，兵部奏起杨辉再统兵前往镇压，又敕川、贵明军相助。 成化十四年（1475年），赍果连接攻袭烂土、拉芒、丰宁上、丰宁下等地，陈蒙烂土长官司张镛奏：“夭坝干贼首赍果侵掠，请于所侵大陈、大步等寨设一司，隶安宁宣抚。”而丰宁长官司杨泰亦奏“峰峒陆光翁等聚烂土为乱”。 成化十五年（1476年）六月，赍果不忿大坝山开设怀远长官司，率苗兵攻陷怀远长官司，并将靖南堡将守备土军三百名尽行杀虏。尔后，贵州巡抚陈俨奏：“苗贼赍果转横，乞调川、湖等官军五万五千，剋期会贵州，听俨节制。”兵部言：“贼作于四川，而贵州守臣自欲节制诸军，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兴师五万，以半年计，须军储十三万五千石，山路险峻，谕运之夫须二十七万众，况天将暑，瘴疠可虞。”。成化十六（1477年），赍果纠合联络独山九姓苗、丰宁苗并荔波民众万人，四处攻打土司堡所，明廷责备诸守臣不尽责，巡抚谢杲言道：“自天顺四年(1460)以来，诸苗攻劫舟溪等处，不靖至今。”只好命领镇守太监张成、总兵吴经相机剿抚。 成化二十年（1481年），烂土苗族首领龙洛道接替赍果，潜号称王，扬言进攻都匀、清平诸卫，尔丰宁长官杨泰与土目杨和有隙，诱广西泗城州农民（应指泗城僮民）九千，于銕坑等一百余寨杀掠，一事未平一事又起，官府上下无力镇压，于是苗族起义越来愈盛。成化二十一年（1482年），丹章寨苗族首领老平举事起义，带领苗众攻打翁弓、翁牙寨，又将安宁宣抚司所管平加、平茶、公羊、地五、凯它凯塘五寨放火烧毁。弘治二年(1489年)，苗兵集合七千人围攻杨安堡，明军都指挥刘英统兵觇之，被苗军为围困，明廷命镇巡官往援，解围得出。 弘治五年（1492年），明廷命镇远侯顾溥率明军官兵八万人，巡抚邓廷瓚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前往征伐。弘治七年（1494年），明廷商议，以苗制苗，招募熟苗为之作战，派遣明军分道进剿，先令熟苗诈降于生苗，假装当归顺引生苗前往作战，明军设计伏兵擒之，并命熟苗带路，攻破生苗寨一百十余寨，明廷以捷闻，于是开置都匀府及独山、麻哈二州。 清朝取代明朝以后，认真的审视了千里环黔苗疆对清朝廷在贵州统治稳定因素的影响，在雍正年间清朝廷以“苗患大于土司”，大规模开辟苗疆拉开序幕。康雍正时期，当时榕江一带所处贵州苗疆腹地，左面又清水江可北上通达湖南，右有柳都江可南下联通两广，为三省战略要地，自雍正四年至雍正九年在苗疆腹地大规模用兵武力开辟榕江等地。清朝廷开辟苗疆后，苛刻勒索弹压苗民，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古州苗民包利、红银率领苗民举事起义，,台拱、清江等处苗民也相呼响应，史称雍乾苗民大起义。 乾隆五年(1740年)，城步县平林（莫宜峒）苗族杨清保、杨元保，绥宁县黄桑坪瑶族粟贤宇 （一说为苗族、侗族等）、苗族李克用率领民众于蓝山大箐起义，并联络黎平府古州庖田寨侗族首领石金元、戴老四，龙胜灵川平坝寨侗族首领吴金银、龙胜江头司张家寨苗族首领张老金、蒙甲弟、杨胜聪，桑江司瑶族杨老襄、王老拢、凤淑宇等共同起义反清，清廷命云贵总督张广泗率两湖、两广和贵州五省官兵会剿湘黔粤三省边区，九月底，吴金银、杨老襄、张老金、杨清保等相续被俘牺牲。 乾隆六年（1741年）义军由石金元、戴老四率领转战贵州，获得黎平府南江寨苗、侗群众的支持，三月初攻陷焚毁从江县，清廷命张广泗为三省经略重兵围剿从江，四月底贵州提督韩勋于清水江孟乌瑶箐擒俘归随寨苗族义军首领姚奉明、龙老元，八月底湖南提督王元堂于湖南金坑广西牙溪交界处擒俘庖田寨侗族义军首领石金元，十月底参将刘宽于贵州九龙山擒俘侗族义军首领戴老四。 咸丰初年，清朝廷内外忧患，在贵州大肆抽厘，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五月，柳天成率金干干（吴显孝）、李阿农（柳阿二）、吴二保、李高脚于都匀坝固举行起义，王司王义甫、扶连芳、卢恒德、刘之榜等苗族头人也前来参与起义，建立了鸡贾河根据地，曾转战攻克都匀、独山、荔波、都江、八寨、麻哈、大塘、贵定、平越、瓮安和罗斛等地，抗击清军十八年。第一次攻克都匀府，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八月，先后击毙知府同知石均、都司陈遇恩、把总张刘顺、外委王世忠、前知府鹿丕宗、前陕西巡抚布政使陶庭杰、前江南徐海道周焘等文武官兵。 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于都匀再次击败贵州提督孝顺，贵州提督孝顺兵败自杀。此后多次击败续任贵州提督佟攀，先后消灭大批滇军、黔军、川军，击毙千总汪振扬、千总方朝清，把总宋朝联、王复顺、王超龙，外委王庆春、袁得胜、刘起凤、严五芳、牟元林等清军将士。第二次攻克都匀，咸丰八年（1858年）攻占麻哈，击毙提督佟攀梅、知府何挺、守备刘尊权、千总銮玉及王元魁等清廷文武官员。 第三次攻克都匀，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贵州提督张文德亲率清军30营出征固坝柳天成义军，柳天成义军在羊安与贵州提督张文德激战，歼敌上万，黔军几近全军覆没，击毙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吴升高，参将罗华伦、田兴贵、田庆谦，都司苟忠国，都匀知府黄德裕，丹江通判余光祖等大批清廷文武官员，及已降苗教首领黄子刚、胡辅清、赵翊安，贵州提督张文德负重伤，史称“羊安大捷”。柳天成即兴写下：“九十九岭高阶坡，八十八岭长沟庆。桃花五寨石门坎，万寡悬崖鸡贾河。来到羊安打一仗，血水流到瓮成河。” 《平黔纪略》亦载：“（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四月）初六日，唐大恒率团击败交然贼，进攻内外套。英祥从中起，发洋枪击杀天成，大恒取其首以献。而维藩则禀言:“计诱天成入险， 生致之。惧贼援，急斩其首回，道遇大恒，乃夺以献。”。英祥则道:“白介维藩投诚，维藩遣军诱天成出，因袖洋枪入柳营杀之。”大恒又谓临阵手洋枪毙之,而英祥割首赎罪云”。柳天成推守退守鸡贾河后、已降苗军头目唐大恒率亲兵攻占义军内外套根据地，王义甫、杨维藩、黄英祥暗中叛变投降，柳天成被叛徒暗杀身亡。柳天成牺牲后，余部在柳天成侄子李阿农（柳阿二）带领下继续作斗争。 五月二十三日前往八寨苗族义军马登科，七月，马登科投敌，只得奔往雷公山张秀眉。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参与乌鸦坡决战，乌鸦坡决战失败后李阿农、金干干、李高脚等起义领袖相继被俘牺牲，共计历时十八年的黔南都匀苗族起义告终结束。  明代黔东生苗主要分布示意图 黔东地区，位于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境内大部属于苗岭山脉，有清水江流经都匀市、麻江县、凯里市、台江县、剑河县、锦屏县，天柱县而出湖南，称为苗疆腹地的母亲河。唐朝时期，苗疆腹地南部三都县都江镇曾为苗族先民东谢蛮的首府，其余时间不论往前还是往后均为化外苗疆腹地，千百年来无一王朝能涉足，《平苗纪略》载道：“（苗疆）广袤三千里,户口十余万,不隶版图,不奉约束”。直至清王朝雍正时期大规模开辟苗疆为止。 北面元代为镇远沿边溪洞招讨使，永乐时期置镇远府，领长官司二：曰遍桥，曰邛水十五洞。领县二：曰镇远，即金容金达、杨溪公俄二长官司地；曰施秉，即施秉长官司地也。其境内与计砂生苗等杂居，时常爆发冲突，洪武三十年（1397年），镇远鬼长菁等处苗民举事起义，击毙指挥使万继、百户吴彬战死，都指挥许能率兵会偏桥卫军击败之，众而散走。宣德元年(1426)，镇远府三穗苗民苗章努攻劫清浪道，兵败被俘，苗银总举事反明，攻打都坪峨异溪长官司救出其子苗章努，并围攻思州，击毙赤溪洞长官杨通谅，明朝派湖广总兵官萧授，率辰、沅诸卫兵一万四千人前往讨伐，会战于清浪卫，都指挥张名击败苗银总而解思州之围。 天顺七年(1463年),洪江苗虫虾,召集苗从二千余人,自称王候,攻打镇远等地,明王朝令镇守湖广太监郭闵调军镇压,苗军不敌，撤守至清水江平坤寨,占据赤溪湳洞，明朝派遣贵州总兵官李震、李安等率兵分道讨伐，击败苗虫虾、飞天侯、苗老底、额头等六百四十余人。正统四年(1439)，计沙苗民苗金虫、苗总牌联络洪江生苗反明起义，自立统千侯、统万侯名号，广西总兵官肖授率军抵计沙讨伐，都指挥郑通破三羊洞,马晔攻占黄柏山,吴亮追剿至蒲头分派都指挥郑通攻打三羊洞，马晔攻打黄柏山，击败苗总牌，千户尹胜计谋诱杀苗金虫。 清雍正时期，鄂尔泰以“苗患大于土司”大举开辟苗疆，于雍正五年(1727年)，进剿谬冲花衣苗，迫归欧、鬼垒等寨归附。十二月，“官军下大小丹江”，拜克、克猛长寨、古羊一百四十五寨内附，迄至雍正十一年哈原生平定九股苗，期间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获铳砲四万六千五百有奇，刀矛弓弩标甲十有四万八千有奇，新置“新疆六厅”，亦为八寨厅（丹寨县）、丹江厅（雷山县）、清江厅（剑河县）、古州厅（榕江县）、都江厅（都江县，后与三合县合并为三都县）、台拱厅（台江县）。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爆发包利、红银起义，包利，红银以苗王出世的宗族名义，号召苗疆义士共举反清事业，率古州二万余苗民在八妹、高表等寨起义，清水江苗族'群相附和'，数月之内，占据丹江、清江、凯里、黄平、清平、余庆、青溪、镇远、施秉等地，方圆千里，义众数万。 五月三日进攻黄平州击毙知州罗呜序、千总金升、把总黄进忠，四日义军再次攻陷黄平旧州，七日再次攻陷并焚毁清平县，十八日义军攻陷余庆县，二十一日义军攻陷台拱排咱汛击毙守备高谋排咱汛官兵五百名得脱者只剩九十余人，之后又围攻稿贡汛击毙把总王德成，二十四日义军围攻八寨协城，二十八日义军攻陷焚烧岩门新司击毙土官何其仁、土官张纯、把总梁璧。 六月初三日义军攻陷小丹江汛击毙千总刘文魁全歼小丹江汛所有官兵，二十七日义军攻陷青溪县击毙训导谭德，二十二日义军于丹江击毙千总曹在朝，二十八日义军于平寨河击毙守备武英、千总孙荣、把总向硕宾、把总汤绍绪、把总周连功、把总吕先贤、把总陈英、外委朱一鳯、土目王廷纪。 七月初八寨协副将冯茂于卡乌河诱杀已降苗民六百余人及擒缚头目三十五人激起更大的民愤，十二日义军于稿贡后山击毙都司张文秀、守备林士昌、把总苏奎、千总李天秩，而清军叅将哈尙德、游击张接天、董国栋、姚宅中于施秉击败义军等重新占领施秉，副将柳定国广东副将马成林湖广副将李椅等击败义军于清江柳罗围解围清江厅，扬威将军哈元生乘大雾突袭柳受寨又称乘胜进攻台革，副将魏国泰叅将郑元文游击杨通仁韦国英等攻克寨头岑松等寨，等获义军首领银汪等人，十八日击毙把总蒋忠外、外委马国奇，十九日副将寿长攻破老鸭寨。 十月，副将寿长、叅将哈尚德、游击马逾隆等率清军击败义军于乌耶闗，连破乌溜、绞枉、柳傍、者磨等寨，总兵韩勲、叅将王鼐、游击杨刚唐等率清军连破寨林、寨翁、仰党、乔扣等寨。十月底，八寨义军进攻八寨城，又围攻得禄汛。 十一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兵三路围攻义军清水江大本营，义军于台雄寨击毙游击曽唯及、千总熊禄、把总史能方、把总杨万玉、把总蒋可正、把总曹廷栋。 十二月，三路清军分别攻破囊蒿、长坡、挂丁、空稗、其旁、十许等寨，十一日攻破鸡右等寨，十三日攻破鸡摆尾、乌溜等寨，十八日擒俘义军首领曾柳，二十日攻破克囊、高交、高铅、厰洞下等寨，二十三日擒俘义军首领枉汪。在雍正十三年中，义军先后攻陷攻占邛水司、丹江、凯里、重安江、黄平、黄平旧州、岩门新司、余庆等地，烽火燎原整个黔东南。 乾隆元年（1736）正月，贵州巡抚张广泗再次调兵遣将兵分八路围攻义军。二月，八路清军分别攻破乌尧、防里、乌叠、留神、桃绕、鸡勇、乌罗、反牌、莲花、捞乌、捞密、乌西、乌熙、摆保、羊乌、摆吊、乌防、扣里、洞里、羊吊等寨，擒俘义军阿扛父子等人，直至三月底，清军攻破苗寨两百余座，连绵数百余里，义军被迫率众转战苗疆腹地牛皮大箐，四月，清军重兵围堵搜山合剿牛皮大箐，于乌糯箐擒俘义军首领包利、枉利等人，攻破那寨、交乌、交歪、旁洞等寨。五月，清军犁庭扫穴牛皮大箐，义军被围剿殆尽。 六月，清廷组织六省清军开始重兵扫荡杀戮清水江南北两岸，直至十月底，历经四个月，先后扫荡围剿月姑、元赛、八输、盘噶、高定、翁脚、唐流、九衣、户棉、花新、培耶、斩牙、南孟、培牛、摆列、牙门、杨牌、杨乌、柳受、柳旁、汪刀、九甫、培鸠、九丢、歹旦等一千余寨，连绵数百余里，一路开展屠杀。（雍乾古州苗民起义，其中包括汉人张九万、曽文登等人暗中煽动，战后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亦不许内陆民人混入（苗疆）””防范汉奸滋事“等。） 开辟苗疆以后，地方官吏对苗民怀有偏见歧视，凡涉及苗例有失公允，私自摊派加税从而增加苗民负担，及地主、高利贷者作乱，利用苗民不识字，豪取强夺苗田。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姜老拉、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台拱厅掌梅尼开展举义反清，与杨大六、刚保牛、甘保玉等苗族首领取得联系，张老九（九大白）举事于偏寨，高禾、九松继起于乌结，杨大六响应于丹江，清江、邛水、施秉、镇远等地人民群众听其号召，天柱、思州等地人民群众蓄发相从，湖南靖州、会同、芷江、黔阳、新晃等地人民群众与之响应，松桃、秀山等地人民群众捐献金粮资助义军。《苗疆闻见录》亦载：“亦皆输金应之，纵横千里，同声响应。”，《苗变记事》载曰：“千里苗疆，莫不响应”。起义从1855年到1872年，持续了将近十八年的时间，著有苗族民歌《十八年反政》，义军先后占据了凯里、黄平、天柱、施秉、平越、永从、凯里、古州、台拱、清平、都匀等地，波及贵州、湖南、广西、四川四省，千里苗疆尽归帐下。 六月初三义军首战岩门汛，击毙同知彭汝伟、知县陈毓书、都司盛修志、土司何化隆，歼灭清军余孽数千。七月相续攻陷清江白索汛、梁山汛、平楼营等，守城清军均全军覆没，九月再攻丹江新城汛击毙守备马连科、千总徐文举、把总吴大成，全歼清军余孽数千，十二月攻陷柳雾汛击毙县丞沈世瀛，又一次全歼柳雾营汛清军，及贵阳营顾士钧团一千五百余人集体团灭等等，义军起义第一年就一鼓作气几乎荡平台拱周边营汛。咸丰六年七月攻陷凯里、清平等城，八月破清江厅、台拱等城，数城破后均全歼城内清军，仅留几人故意放之向清军报信，义军起义后第二年就几乎控制新疆六厅等的广大生苗界。 张秀眉领导的苗族义军在十八年抗清斗争中先后击毙守备黄朝珍、通判延锡珍、参将乌尔滚珠、守备姜兆林、知县刘欲麟、通判余宗淳、副将傅权、守备郭鹏彪、守备张延祚、守备刘士动、参将清廉、守备陈世容、知州杜祚章、都司李春华、游击张杰、知府郑训达、游击任达、知县方时乾、副将胡元英、同知龚世增、知县周纪贤、参将周洪富、知县钟毓材、游击易乾定、都司曹德胜、守备余德明、参将舒泽洛、副将吴喜荣等大批清廷文武官员，其中黄飘大捷收获甚多，歼灭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击毙提督荣维善、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知府罗宣、知府郑钟泗、总兵凌子龙、副将唐运深、副将王德胜、副将罗志弘、副将周宗道、参将杨洪亮、游击韩兆禄、游击荣德锦、都司曾德镖、都司沈凯、守备刘云彪等一批清廷官兵，仅副将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徐家干著《苗疆见闻录》载曰：计自有明以来，苗之“叛”者屡矣，其出扰之残，相持之久，要以威同间最为甚云。 《湘军记·援贵州篇》亦载:“(同治)十一年三月，....张秀眉知势已衰，纠杨大六、潘老冒、九大白、姜老拉、岩大五、包大肚、金大五等聚集乌鸦坡，连寨数十里，全黔叛苗尽萃其中。....鏖战十七日，乌鸦坡二十里苗寨悉平，....四月甲寅朔，龚继昌自南刀进雷公坪，搜捕余党，殪岩大五于阵，己未擒姜老拉，诃知张秀眉、杨大六犹伏乌东山，继昌亲搜之，苗党四五百人持短刀殊死战，战良人，张秀眉、杨大六仆地就擒。”同治九年五岔苗先降、后大河苗、八寨苗等部苗族均降，清军重兵围困雷公山一带。 同治十一年三月，张秀眉自知已身单力薄，聚集杨大六、潘老冒、九大白、姜老拉、岩大五、包大肚、金大五等路义军，于乌鸦坡与清湘军总帅席宝田率领的湘、黔、川、滇等五省清兵展开最后的大决战，前后共鏖战17昼夜，张秀眉与杨大六败走雷公坪，复西回乌东山。四月初六日，张秀眉与杨大六率馀军四、五百人，持短刀殊死战，力竭都被俘。宣告轰轰烈烈18年的咸同黔东苗族反清大起义降下帷幕。  明代黔东北生苗主要分布示意图 黔东北地区，大部位于今铜仁市，铜仁地处黔湘渝三地结合部,是武陵山区腹地，即也是秦汉武陵蛮所居腹地，北宋之后，《舆地纪胜·思州》记载:“徽宗即位之元年(1107年) ,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宋朝田氏强盛起来，以其所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治所于今务川县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政和五年（1115年）正月丙戌，长宁军界（今宜宾珙县）夷人卜漏起义，攻陷梅岭堡，田祐恭率蛮军奉命征伐，“张思正分遣思州巡检田祐恭等击婆然新囤，贼弃囤奔轮缚，收其蓄积器械，焚荡庐舍千馀间”。建炎初，荆楚宋将王辟反叛，攻陷归州，将犯夔门，夔门守军薄弱，夔路安抚司檄文田祐恭率黔州蛮兵支援，击溃王辟叛军，尔后，因功通侍大夫掌管思州军政，其子孙世袭之，槃瓠田氏归宋以后，黔东北苗族在铜仁形成生苗与熟苗相对而居的局面。 元明时期，铜仁生苗逐渐强盛，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明朝廷依旧无法善后，贵州遍地苗、瑶、仲家四处举事，一时无法镇压，其中铜仁红苗势力最大，贵州御史张鹤鸣上奏道：“有红苗，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郡，数几十万。”。万历四十四年贵州御史张鹤鸣又奏:“红苗为患,蹂躏三省(湖广、贵州、四川)。”。 明永乐十年（1412年)，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争夺朱砂矿井，田琛招募派遣邛水各寨苗兵攻破思南宣慰司，田宗鼎侥幸逃脱，其弟被杀。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朝廷以土官不服教谕：“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道,已正其辜。宗鼎灭伦,罪不可宥。”，派锦衣卫捉拿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以废除思州、思南二宣慰司，田,琛妻冉氏，为救夫，遣人求援台罗等苗寨首领普亮为助,起兵反明，攻镇远、清浪诸卫，明朝廷遣湖广总兵官镇远侯顾成所率湖广、云南四万余官兵讨伐，事毕后，以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管辖，标志着贵州的建省。 随着贵州建省，明朝朝廷在贵州设置了二十九个卫，集中了明王朝十多万的兵力于贵州，军事战略不亚于九边重镇，卫所与苗疆的拉锯日益严峻。宣德五年(1430年），治古、答意二土官石各野，筸子坪土官吴毕郎，苗民首领石鸡娘聚集苗民起义，活动于铜仁、平头等处，击毙清浪卫镇抚叶受，都督萧授构筑二十四座堡，环其地守之，分兵驻守，防范苗民义军。宣德七年（1432年），吴不尔、龙不登再次聚集苗民起义，进攻湖广五寨及白崖诸寨等处。次年，萧授调贵州、湖广、四川官兵及土兵镇压义军，义军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五百九十人被杀害，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被俘。 成化十一年(1475年)，松桃乌罗苗民石全州，自称元末明氏子孙，僭称明王，率苗民起义反明，活动于执银等处，后来石全州被俘，明廷设巡官招抚苗民。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贵州铜仁司苗民首领吴郎拱私绑佃户，知府魏文当庭杀害吴郎拱后，其子吴柳苟率苗民起义，都御史万镗率明军前往镇压，平茶土官杨再显等参与招抚。 嘉靖十七年（1538年），铜仁新任知府邵鉴与筸子坪土官田兴爵故将筸子坪龙老恰、龙党叟蔑为铜仁六龙山生苗党羽，冤屈狱中，龙母叟率苗民起义，龙求儿起兵响应，清浪卫都指挥佥事朱衣与土官田兴爵率兵前往镇压，嘉靖十九年（1540年）松桃平头司苗民首领龙许保、吴黑苗于新寨起义破平头、克省溪长官司，夺其信印，明廷召万镗起家为提督，副都御史开府辰州令相机抚剿镗集诸路汉土兵前往镇压，被苗民义军击败。 都御史万镗奏言:“苗贼巢穴狸，所居悬崖鸟莫可攀蛴，且行箐从生，弥望无际，贼从视外则明，每口伏弩得志，我以外视则暗，虽有长技莫施。”明军疲于奔命，征剿无果，遂用招抚之计，贵州布政使石简亲临铜仁“既给以鱼盐，又犒以花红酒，以防守地方为名，计口而给之粮，巨魁龙许保给以冠带，又选幼苗一充当生员，龙许保吴黑苗自知有诈，不为所动，并攻打麻阳等地，俘获知县朱崇芳。 嘉靖二十二年(1542年)正月,贵州铜仁平头龙子贤、凤凰筸子坪龙母叟、龙许保、吴黑苗、腊尔山龙科桑与六里鸦酉龙求儿、龙柳补等再次聚众起义,攻陷湖广麻阳、四川酉阳等地，松桃平头司苗民首领龙桑科率义军一路攻打到600多公里外的湖广桂阳之处。次年，都御史万镗率重兵镇压，龙求儿、龙母叟、龙柳补、吴老瓦、麻得盘、吴旦呈被招降，龙求儿、龙母叟被发配辽东安置。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万镗以一名千户官员作为人质，邀约龙子贤招抚，后龙子贤被万镗诱害，义军随后也击杀明廷人质。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明军多次派遣重军均未成功镇压苗民义军，多位官员被停职查办。嘉靖三十年（1551），明军都督张岳、贵州总兵石邦宪商议，强攻不成便用智取，石邦宪重金买通叛苗麻得盘、吴老革、吴旦逞诱擒龙许保。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重金买通乌朗土官田兴邦暗杀吴黑苗。期间，嘉靖苗民大起义仍然时有战乱，张岳提议修筑边墙道：“疏罢湾溪等堡, 更设哨所凡十有三 , 各哨以土兵仡蛮数百余人 ,复召募打手数十人戍守”。 嘉靖三十九年(1560)，贵州总兵官石邦宪派遣明军多次围剿义军，擒获苗民首领龙老罗等，嘉靖苗民起义才告一段落。其中，土官田兴爵为获军功多次煽动其属下苗民参与举事，后又轻松招抚，如此反复，期间被识破后抓捕入狱又被其属下苗党救出，出狱后又奸淫苗女激起苗变，明廷都督张岳只得用计擒拿田兴爵并杖杀其党田应朝。（战后经都督张岳审讯严查，酉阳宣慰司土官冉玄实为背后主谋之一，为获利输送兵器帮其仇杀攻打恩州、平茶等地，输送情报银两予龙许保、吴黑苗攻陷印江、石阡、思州三府，冉玄通苗东窗事发后被张岳弹劾，由其子袭职宣慰使） 随着明王朝对湘西以西广大苗岭的封建征服统治，朝廷与苗民的冲突愈演愈烈，明嘉靖时期，为反抗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湘西及黔东北屡生苗民起义，义军曾攻陷思南、石阡等府，贵州巡抚刘大直、巡按宿应麟上疏道“贵州镇守总兵，原为保障一省而设。先以承平，沿驻省城，遥镇全省。近多苗患，移驻镇远。但铜仁边辛，实镇筸诸夷出入之咽喉，思、石、辰、沅府、卫要隘之门户，若镇压得人，钢仁有待，则湖、贵要路无恐矣'。要求将贵州总兵官府移镇铜仁，后因天启奢安之役，省会贵阳危及才移往贵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为平红苗开辟湘西苗疆，又设正大营，以同知驻扎镇守，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湘西苗疆以后，移正大营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移铜仁协同驻松桃，增设巡检厅。 同时明王朝决定修筑“苗疆长城”，用于镇苗、防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筑边墙，最终竣工于明天启三年（1622年），北至吉首的喜鹊营，南至铜仁交界的亭子关，全长达四百三十余里，其目将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隔绝边墙内外生苗与熟苗的联络，沿途设有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对苗民进行弹压打击。 明朝万历时期，播州局势愈发紧张，明朝为平播战争而设置的“偏沅巡抚”，“偏沅巡抚”全名为“偏桥暨沅州巡抚衙门”的简称，由偏桥镇(在今贵州省施秉县)和沅州(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共署的军政一体的管理机构，目的在于对与杨应龙已联合的苗岭苗兵进行牵制弹压，并起到湖广运粮进入贵州中转站的作用，可以说就是单纯为了镇苗战争而设置的一行政机构，播州之役后寻废。明朝后期贵州大乱，出于对湘西及以西的苗岭控制考虑，天启二年(1622年)，复设偏沅巡抚，崇祯二年(1629年)，又增设辰沅兵备道，以备以后应付更大的镇苗战争作准备。 明末清初，苗民义军将明代苗疆长城夷为平地，清王朝见势对湘西苗疆的开辟经略迅速提上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于五寨设镇竿协副将，康熙三年（1664年）,设辰沅永靖道治，康熙三十九年,又将沅州镇总兵官移驻五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命湖广总督喻成龙、偏沅巡抚赵申乔、尚书席尔达同副都统图思海、徐九如率荆州八旗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清兵开赴湘西苗疆征伐苗民，于铜仁设立正大营厅，添设铜仁府同知一员、巡检一员，“专理苗务” 裁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设为苗民里，铜仁复设的加理苗衔同知分驻正大营。 是年十二月，湖南提督俞谟发布《戒苗条约》：“如有执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如内外发生纠纷，“尔杀我内陆一人者，我定要尔两苗低命；尔抢我内陆一人者，我定要尔全家偿还。”。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军先期开辟下四里苗疆及筸子坪苗区，设立凤凰厅和乾州厅，归辰州府管辖，雍正八年(1730年)湖南巡抚赵弘恩亲率官兵，遣保靖游击王进昌、彝陵镇总兵周一德、辰永沅靖道兼副将王柔、永顺古丈坪同知李询等，武力开辟六里苗疆，移正大营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移铜仁协驻松桃，设副将营于吉多坪，赐名永绥协，设六里同知一员，李淘任之，治吉多坪，归辰州府管辖。雍正九年(1731),复设永绥协，置副将一员，归镇算镇统辖，最终得以开辟梅腊尔山苗疆。 乾隆初期，朝廷为稳定控制湘西苗疆，政治上扶持苗民上层，设置百户，协助清官员管理苗疆，军事上设置关隘，驻扎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带兵防守，这一基层关隘在凤凰厅中有七十五处，永绥厅有五十余处，乾州厅有四十余处，严密检视苗民一举一动。但平静之下依然破涛汹涌，在外来客民豪强的冲击下，湘西苗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府对客民豪强的偏袒逐渐产生对官府的仇恨。 据《苗疆屯防实录》记载：“汉民原不准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汉奸出入,始则以贸易而利其货,继则以账债而占其地,客民侵占日见其多,而历任大小官吏听任客民欺凌苗人，以致苗民田地日益落入客民手中。”，导致后来很多无业苗民和周边穷困百姓都参与起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湘西永绥厅勾补寨苗民石满宜被百户诬陷，说是偷藏了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勒索。石满宜随即起义，惨遭官吏镇压，清军火烧勾补寨，被俘、被捕的苗民达一百三十三人。苗民性直刚烈易结世仇，地方官员不按苗例处理案件，加之清军毁灭性的打击勾补寨引起同宗族的石三保、石邓柳的对官府客民的仇恨，提出“乾隆五十二年我们勾补寨的人被官兵杀得不少，要报仇”的口号开展复仇举事。 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乾州厅坪垅的吴八月与松桃厅大塘汛大寨营的石柳邓，永绥厅黄瓜寨的石三保，凤凰厅苏麻寨的吴半生，三岔坪的吴廷举等人一起聚集在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的吴陇登家中，共商举义，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发动起义。 乾嘉黔湘苗民起义军在吴八月、石三保、石柳邓率领下，连续攻克乾州、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松桃、泸溪、辰溪、浦市、沅陵、麻阳、铜仁、秀山、酉阳等地，抗击七省清军十八万人。首战雅酉一役，击毙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等官佐，全歼清军近两千人；滚牛坡一役，击毙游击永舒、都司班第共，清军损失十之八九。松桃正大营一役，直接困死贵州提督彭廷栋；丈坪战役（今湖南古丈县城），自古丈坪抵达杨柳塘，副让军参领定杞勒、游击额尔登、都司叶攀凤、守备聂世荣、郴麟游击赵得功、马登朝等俱带伤阵亡，弄州协领观音保因追剿义军落河而死；乾州三岔坪吴廷举也同时响应攻陷乾州厅城，同知宋如椿、巡检江瑶战死；狗爬岩一役，就消灭清兵六千多人，湖广总督福宁仅以身免。起义期间共击毙都司以上中高级文武官员二百余名，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钮祜禄·和琳、吏部尚书孙士毅先后暴毙营中，贵州提督花莲布、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击毙，清朝廷共计耗费白银二千万两，军米一百万石。 同嘉庆时，在湘黔苗民义军的影响下，清朝廷云贵兵力都被调往湘西，贵州其他苗民看准时机，从而相续爆发了锦屏亮司苗民起义；清镇、平坝陈大鹏领导的苗民起义；广顺、长寨杨文泰领导的苗民起义；广西隆林苗冲苗民起义及南笼王囊仙、韦朝元领导的布依族起义，时贵州巡抚冯光熊上疏道：“云贵皆调兵征镇筸红苗，不可即赴”。 乾嘉湘黔苗族起义相比以往的苗族起义，对朝廷官兵有了初步的认识，起义首领均为当地见识多广的上层头人，开展了具体的起义计划和作战纲领，经过长期有预谋的准备去收集武器、弹药和粮草，不过仍然没有摆脱过去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起义以族宗血亲为纽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吴天半作为苏麻河一带三十余寨的宗族势力代表领袖，吴八月作为社塘坡一带三十余寨的宗族势力代表领袖，并均曾任百户一职，将吴国顺、吴国有、吴延梅、吴学仁等其他苗族地主及宗族势力领袖均诛杀，所有苗弁百户无一幸免，引起镇筸巴斗山苗族领袖滕家瓒等其他苗族宗族势力领袖的敌对，再后来乾州义军石上进、石大贵、吴廷举和永绥义军张廷仲父子相继内讧的叛变，义军内部分化严重，在义军摧毁降军平郎寨、杨二寨，围攻鸭堡寨、三岔坪后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清军利用义军矛盾分化义军势力，义军不仅要对外与清兵作战，而且还要对内与苗族降军的血亲宗族势力作战，而失败告终。 乾嘉黔湘苗族起义起初利用族宗势力起义，最后败于族宗势力的分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清朝利用苗族宗亲敌对关系，使苗民在相互厮杀中内耗，极力开展“以苗制苗”的镇压策略，培养了一批效力于清朝廷的“苗兵”，以陇八月、陇保二等为首的苗守备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极大的解决清军对地势、人文不熟悉的劣势。在石柳邓、吴八月、石三保等主要起义领导人相继牺牲后义军余部在石宗四、石贵银的带领继续与清军作斗争，时凤凰厅同知傅鼐作为镇苗大臣，后因平苗之功官升至按察使。 其一面利用苗兵坚持“以苗攻苗”策略，派归顺苗民刺探义军情报，同时让苗兵授清军练勇苗枪、苗技等山地战术去围剿义军。一面“屯田养兵、设卡防苗”，期间建成修复苗疆长城三百馀里，汛堡卡碉一千二百余座，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在凤凰、乾州、 泸溪、 古丈、 永绥、 保靖、 麻阳等地，逐渐收紧包围圈的方式清剿义军，对苗疆形成合围之势。 嘉庆三年（1798年），先裁苗兵三万七千人；嘉庆九年攻破苗寨半数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时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庆十一年(1806年)湘黔苗民起义镇压结束后，于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等地确立苗弁制度,设苗守备、苗千把总、苗把总等五百余名。 战争期间前后收缴苗田用于屯丁不下十二万亩，收缴苗寨兵器四万馀件，十年来镇压义军攻下苗寨数以百计，譬如凤凰厅，一直作为交战中心，人口伤亡流离之大，仅存之前十之三四，《苗防备览·卷三 村寨考下》载道：“自边徼有事，流离日久，厅城中数十年滋生之户口，存者十仅三四，他村更无论也”。 《苗防备览》严如煜记载镇压起义前，乾州厅苗族村寨“剿抚之所及，不下四五百寨”，凤凰厅苗族村寨“然诚知之今日苗寨千余”，凤凰、水绥、乾州、永顺、保靖等共计苗寨“四千数”，松桃“约有一千七百余寨”，酉阳、秀山、麻阳等虽未详载，但也均有苗寨数百寨，在清军腥风血雨的镇压下，《乾州厅志》记载乾州苗寨仅剩一百三十余寨，《凤凰厅志》记载凤凰苗寨仅剩五百二十九寨，《苗疆屯防实录》记载湘西苗疆周围一千里地仅剩二千余寨，据史料悉知，嘉庆前湘西苗民约有四十余万人口,到乾嘉苗民起义完全平定后，嘉庆中期湘西苗民仅剩约十余万人口，湘西千里苗疆人口损失达三分之二以上。 战争结束为善后，清朝廷制定《苗疆善后章程十六条》，强调要清厘苗、民界址，按“苗地归苗”、 “民地归民”之则，以保护苗民的土地为出发点， 其中第一条就规定“ 苗疆田亩必应清厘界址，勿许汉民侵占以杜争竞也。”。 咸丰五年（1855年），因清朝廷的封建压迫剥削，苗、教聚众数万人，聚义反清，思南称白号、铜仁称红号，先后攻打铜仁、思南、石阡、印江、务川、湄潭、正安、绥阳、桐梓,湖南的凤凰、晃州、沅州和四川的秀山等十余州县。在贵州苗民大起义的影响下，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贵州松桃县苗民郎官、朗宦、朗宣、郎敏、吕名扬等人，于黔渝湘交界甘龙镇猫猫山起义反清，在黔渝清军的镇压下，起义坚持了一年半之久。 清咸丰十一年（1861)春，号军建大本营于荆竹园。同治五年（1866）五月，张秀眉义军率兵进入铜仁，与之会师，攻打铜仁府。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楚军统领席宝田兵分两路，攻克号军大本营荆竹园，铜仁号军起义失败。同治十一年(1872年),铜仁苗军余部田贵贵、田禧、石老九、李兴提等的领导下，继续作斗争，二月，铜仁知府朱思傍率兵镇压，被义军埋伏击毙，署知府袁开弟再度遣重兵围剿义军，铜仁苗民余部义军在重兵围剿下选择就抚。 结语 生苗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反抗史，在古代封建王朝集权制度下，雄厚的国力辗压着松散的鼓社联盟，开辟苗疆势在必得，苗疆再造、生苗熟化的核心在于强大的武力征服，但武力征服过程中民族矛盾激化也是必然的，这也是古代苗疆战争频繁的根本原因。 由于封建时代官府管理的局限性，不仅仅体现在大规模的战争上，也体现在民间械斗上，民间也素有“赶苗括业”“灭苗清产”的说法，同时也引来原住苗民的报复。 长期的民间械斗，你来我往至死方休，有仇未报者,则植树标识,父父子子，世世代代历久不忘,报仇后乃伐树削迹。古语有言:“ 苗家仇,九世休”，可见其恨之绵长，其怨之深远。《铜仁府志》载道：“铜仁与湖南五寨司毗连，民彝杂处，往往因事忿争，至相仇隙，俗谓“打冤家”，甚者抗官，甘为逆匪。自入版图以来，劳师动众，已屡见矣。”，可见当时民苗矛盾之深刻，之频繁。朱辅《溪蛮丛笑》记载：“夷性好杀，一语不合使刺以刃，百十年必报乃已，名曰仇杀”，又据田汝成《炎徼纪闻》:“睚眦之隙遂至杀人，被杀之家，举族为仇，必报当而后已”。 当然民族械斗不仅仅针对于苗客之间，长期战争的洗礼下，彪悍好斗的性格深入骨子里面，不同鼓社的苗族之间也会爆发冲突，云桂总督鄂尔泰在贵州勘察民情时就上奏道：“苗蛮相仇杀,累世不已”，顺治时期方亨咸也记载了苗族长期械斗的习俗及解决办法，《苗俗纪闻》中载道:“彼中自相仇謦者甚多，至不解以及世。若世仇，不独怨家之子弟，即戚串及同寨者，皆不得径仇我者界，径必维系之。先饮以饮食，勒尽饱，继缚其手足，捶楚备至，令殆而尽吐其食，乃止。以长木系其颈，械其足，使旁寨人通闻其家，令备牛马以赎”。 长期无休止的平苗战争，也让封建统治者感到焦头烂额，据《铜仁府志》载道：“……永乐十一年始设贵州布政使，领思南、思州、铜仁等八府。暨宣德中，省乌罗入铜仁，土宇版章，居然从邾莒之后。我国家声教远被，奋武揆文，自康熙之四十二年一平红苗，而设同知，驻正大营。雍正九年，再平苗，以正大营同知移驻松桃。乾隆六十年，又平苗而改松桃为直隶厅，迄今相维系……。至如铜仁，蕞尔遐陬，地鲜平原，民无积粟，驭之得其道，则民治，而苗亦治；黔之民苗治，而楚亦治，驭之不得其道，则蠢尔煽动，负固跳梁，竭东南数十百州县之财，不足以供军储之费。反是而思，而知不可不求所以治之也。”。此时封建统治者已深刻的认识到苗变的严重性，一味的如此战争，并非长久之计，否则就算集东南数十百州县之财富，也不够填补长期的平苗战争所需军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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