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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死后，继任民国大总统的是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家境贫寒,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88年入海军服役,1894年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战后成为张之洞麾下爱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黎元洪被推为鄂军都督，中华民国建立后,出任首任副总统。1922年,冯国璋下台后,他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复任过总统。
黎元洪的一生波澜起伏,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更在政坛发挥过重要作用。晚年他投身实业,投资教育,成就斐然。 功过参半的“首义都督” 当二十世纪晨曦微露之际，历经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国，风雨飘摇，正步履蹒跚地走向其历史的尽头。清廷统治者为巩固王朝，对腐败透顶毫无战斗力的八旗兵、绿营兵早已失去了信心，在全国范围内大肆编练新式军队，企图孤注一掷，垂死挣扎。随着编练新军热潮的逐步升级，从北方的直隶天津小站和南方的湖北武汉，有两支新军脱颖而出：一支是袁世凯为首领的“北洋新军”，另一支是张之洞的“南洋新军”。 北洋军共编了六个镇（相当于师），各镇的头领里分别有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段芝贵、靳云鹏、吴禄贞、张敬尧、王世珍等，都是后来在北洋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些还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大总统或国务总理。
北洋新军 而南洋军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只编成了一镇（第八镇）一协（21协，相当于旅）。第八镇的统制（师长），张之洞给了自己的女婿张彪；第21协的协统（旅长），张之洞任命了黎元洪。 清廷自1906年以后举行的历次秋操（军队的会操演习）中，南北两支劲旅在各军中争领风骚，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特别是“南洋军”曾在盛况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对“北洋军”三战三捷，一时大出风头，威名远扬，而几次临阵指挥的南洋军统帅正是黎元洪。 要说清南洋军和北洋军的关系，还得从头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疲于应付列强，被迫于1861年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外贸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要业务范围是：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翻译）、派遣留学生等等。此衙门由实权派人物、六王爷奕訢亲自掌管，权力颇大。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辖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两大职位，分别由直隶总督和湖广总督兼任，主要就是分别办理北方和南方的对外事宜。有人要问，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可以理解，南洋大臣为什么由湖广总督兼任，而不是由两广总督兼任呢？ 须知总理事务衙门是1861年成立的，而彼时广州地区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长江流域的湖广。 1889年，张之洞从两江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兼任南洋大臣，响应朝廷号召，开始编练南洋新军。 在离开南京两广总督到武汉就任湖广总督时，张之洞在南京编练的“自强军”人数已达2800人。和袁世凯一样，张之洞也偏爱德国教官，在编练“自强军”时就聘请了几十位德国军官。所以自强军包括后来南洋新军的编练，和袁世凯的北洋六镇模式几乎一样。因此，南洋军的战斗力一直很强。 湖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南洋军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清朝的内部统治，比如镇压各类、各地区民间起义等。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张之洞参加了“东南互保”，南洋新军未受到波及因而保留了实力。 张之洞的这支新军，往大了说叫南洋新军，往小了说，其实就是湖北新军。湖北新军规模没有北洋军那么大，名气和实力也没有北洋军那么强。 张之洞编练南洋新军时，选派大量军事骨干到海外考察学习，这些军事骨干不自觉中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新军中还有大批留学归国的有志爱国青年，看准机会主动参加新军。这些人参加新军的目的只有一个：“等待时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虽然这并不是张之洞希望的，但革命党实际上在南洋新军中的渗透颇深。湖北新军的很多军营中，革命党的人数甚至达到一半以上。 于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武昌起义，正是脱胎于湖北新军也是有其历史必然的。可以说，没有湖北新军，就没有武昌起义，这可能是清廷和张之洞万万没想到的。
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 在南洋新军时，黎元洪经常和张彪在张之洞面前争宠。所以，黎元洪最初也是个清廷的忠臣和守旧派。武昌起义之初的头天晚上，黎元洪还亲手杀了一个革命党。 第二天武昌起义时，黎元洪被起义军士兵抓获，令其指挥起义军（起义军都是士兵和下级军官）。黎元洪被迫从命出山了，结果第三天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起义功臣、革命党的领袖。中华民国成立后，黎元洪竟然还成为了民国政府的副总统、总统。
张之洞
黎元洪 1912年1月1日，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时，黎元洪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兼湖北都督。 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后，孙中山根据与袁的协议，将大总统职位让给了袁世凯，而黎元洪又再次成为袁世凯的副总统。 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在建都问题上产生了重大矛盾，革命党为限制袁世凯北洋军的势力，主张建都南京；而袁世凯则拼死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势力老巢，坚持建都北京。黎元洪在孙袁相争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黎元洪于1912年2月15日操纵湖北省临时议会作出了所谓“建都宜在武昌”的决议，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是“武昌是首义之地，为全国人心所归”；第二是“武昌地居交通之中枢”；第三是建都武昌“既可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南京）偏安之习”。 与此同时，黎元洪分别先后致电袁世凯、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派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王正廷到北京，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共同商议中央政府之一切组织计划”。
湖北省临时议会所在地武昌红楼 被袁世凯暗算 袁世凯老谋深算，企图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与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于是便用扑朔迷离之语，复电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钩。 黎元洪接到袁世凯的复电后，似乎领悟到袁世凯对武汉地位重要性的承认，好像袁并不反对他定都武昌的意图，心中异常高兴。于是，在言行上开始向袁世凯靠拢，并不失时机地配合袁世凯向孙中山发难，说建都南京是下策，是不可取的。 袁世凯在利用黎元洪攻击孙中山的同时，一面派人与南方谈判代表蔡元培等人虚以逶迤，表示：“极愿早日南行”；另一方面唆使亲信曹锟等将领，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变，东西列强亦纷纷调兵遣将，一时间大军云集京津，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这些令孙中山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此时的黎元洪如梦方醒，他意识到了自己在袁世凯所导演的这一出新的“逼宫”戏中扮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一条道儿走到黑。于是，他决定放弃建都武昌的幻想，索性全力支持袁世凯对付孙中山。 1912年3月3日，黎元洪发出了耸人听闻的“四亡”通电，列举出当前面临着“兵亡”“民亡”“国亡”“种亡”的种种危险，而追根溯源，则“本于争都之一念”，公然指责孙中山的坚持原则乃是“争意气”之举，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向袁世凯做出让步。 孙中山孤掌难鸣，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做出让步。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就任了副总统，两位前清臣子攫取了民国大权。 然而，好戏还在后面。南北和议，黎元洪开始时与袁世凯展开首轮博弈较量时，他丝毫不落下风，相反在审时度势下，颇有与北洋枭雄共奏乱世风云的深沉智勇，甚至可以说，南北议和最终能风云大定，缺他这一环，天下大势极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因为在大势上有这一份英雄所见略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黎元洪在关键大事上都选择了力挺袁世凯。尤其是二次革命，因有黎元洪相助，袁世凯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即扫除了南方的威胁。当然，善拿人心的袁世凯对黎元洪也选择了投桃报李，不光同意他以副总统的身份继续执掌湖北军政大权，还让他挂上了参谋总长这一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然而，乱世风云的底下总是深藏着各自的野心。 袁世凯张弛有度，统御天下的野心自不必言，黎元洪亦有他自家的野心算盘，他深深地知道，远处有袁世凯在京城虎视天下，近处有异己欲取代自己，他若想强势占有一席之地，非得在湖北铲除异己，扎下深根，长成一棵拔不起、推不倒的大树不可。 世人都说黎元洪是“泥菩萨”，但在那为己必有所谋的关键时期，他却是个狠毒的“黎屠夫”，而利用袁世凯的怀柔示好，计杀张振武正是给他带来屠夫恶名的代表作。 张振武是参加武昌首义的核心人物之一，当初义军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时，他就极端不满地建议：不如就此杀掉黎元洪这个“满奴”，以免贻误后事。 此事之后，一直在隐忍的黎元洪派张振武携巨款十三万五千两银子赴上海购买枪械。哪知道张振武因贪恋上海滩风月，被日本商社坑骗，购回来的第一批枪械都是淘汰下来的旧枪，根本不能用。黎元洪得知此事后，冷下脸来要求，今后所购枪械须经湖北试用后才能付款，但张振武根本不买账，随后他竟然擅自将留在上海待运的一批枪械送出一半给了烟台的义军。先是满腔杀气地要取自家性命，接着又是桀骜不驯地处处跟自家唱对台戏，面对如此威胁，黎元洪终于动了对张振武的杀机。 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物，见湖北军政府内部有矛盾，为继续笼络黎元洪，很快，一道意在为黎元洪剪除麻烦的电令就发到了湖北，请武昌首义有功的孙武、蒋翊武和张振武“三武”晋京，授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 这张振武有点儿不识时务，接过袁世凯的电邀，竟公然宣称，我辈是何等人物，难道只配做个顾问官？ 袁世凯闻讯，阴冷一笑，接着就单给张振武授了个“蒙古屯垦使”的头衔，再召其入京。 此时的黎元洪是个十足的阴谋家，为催张振武北上，他先是“冰释前嫌”地送了对方一大笔旅费，待张振武启程后，他随即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密电：“张振武以小学教员赞同革命，起义后充当军务司副司长，虽为有功，乃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近更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惧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 据说，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这封密电，不敢大意，竟自己对照密码翻译了电文。看完电文后，袁世凯一时不敢相信，又把心腹段祺瑞、冯国璋、赵秉钧三人召来会商。三位心腹建议最好再向黎元洪方面密询一道，得到确切回音后，再做不迟。 黎元洪的回音十分决绝，袁世凯随后的举动看上去很够朋友，他下令军法处连夜逮捕并处决了张振武。 让黎元洪没想到的是，这边刚借完杀人的屠刀，那边袁世凯就指使报纸全文公布了黎元洪“请袁杀张”的密电。 这时，黎元洪才明白过来，袁氏的屠刀不是白借的，除了背负恶名，实质上还叫袁世凯捏住了自己的小辫子。 庙堂之上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各自的利益。就这样，袁世凯与黎元洪之间，博弈的氛围越来越浓，袁世凯要控制，黎元洪想挣脱，慢慢地就取代了先前的相互利用。 袁世凯在北洋时期能够掌控群雄，不是没有道理的，经过几十年的官场历练，他的驭人之道早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张振武的残血被擦去后，袁世凯对黎元洪依旧像先前那般礼遇，但礼遇的底下却是呼之欲出的控制。他先是给黎元洪送去了一百万的军饷，接着又用亲笔题写的“中华民国副总统府”的大匾取代了原先的都督府旧匾。待这些暖心之举做完，一批批受大总统推荐的人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副总统府，埋伏在了黎元洪的身边。 袁世凯这么做，一来他向来如此，极善用春风十里来收缴人心，二来他是在静等南北大定的有利时机，一旦他觉得江山坐稳了，黎元洪再想“割据一方”就难了。 黎元洪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却毫无办法，他能做的除了小心谨慎不被袁世凯抓住把柄，剩下的就是借故固守湖北，争取不北上。 但袁世凯在谋定之后，耍起手段来却是相当的雷厉风行。见三番两请黎元洪就是不动，他随即派陆军总长，军中威望无人敢驳的段祺瑞南下湖北，代理湖北都督，迎请黎元洪到北京赴任。 段祺瑞到湖北后，果然是强人做派，第一天与黎元洪见面，第二天就说一不二地把黎元洪迎上了北上的专列。此时的黎元洪很识时务，也存在日后能重回湖北的幻想，于是乎，他惆怅告别故土，向北而行，从此再也没能回来。 为欢迎黎元洪，袁世凯表面文章做得十分隆重、好看。他除了派长子袁克定和总统府侍卫长荫昌等人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亲自迎候，还特意将黎元洪请上了他那辆最高规格的金漆朱轮双马车。这辆大总统的专车，最早是慈禧太后的专车，后来除了袁世凯本人偶尔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让来京的孙中山坐过。 袁世凯初见黎元洪，握手言欢，态度极其谦逊，只是这一些客套的过场走完，袁世凯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将黎元洪请进了原先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的孤岛。
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黎元洪即被困在这座孤岛上，身边尽是袁世凯安插的眼线。长久地体味着光绪曾经苦尝的孤寂与冷清，黎元洪一度发出过“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叹息，并且对前来拜访的故交感慨，“我做了光绪的替身。”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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