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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CONTENTS NO.12 202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任 平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王友建
王丽华 周建超 哲 学
高 超
杨 洋 政 治 学
王 岩
胡媛媛
毛奕峰 公共管理
严 佳 张海波
陈 琛 施国庆 法 学
陈少英
曲昇霞
胡锦华 夏锦文 新闻传播学
杨嵘均
施 畅 教 育 学
乔雪峰
王 乐 历 史 学
刘 燕 孙立祥
赵玉蕙   文章摘要 - ABSTRACT -  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 新境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哲学逻辑 任 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谱写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核心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新篇章。其一，报告郑重宣告了新时代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集中体现了“现代化为了人民、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成果让人民共享”等“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思想，成为开辟新境界、谱写新篇章的根本宗旨与时代根据。其二，系统阐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宗旨和核心理念，为开辟新境界、谱写新篇章注入了全新的思想纲领。其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纲举目张地展开构成了“三新”发展观的战略布局：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打造新发展格局。其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哲学逻辑，贯穿于“共同富裕”的经济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现代化、“和谐发展的社会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现代化”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现代化发展战略之中，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轴心价值。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进路 王友建 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从意义上而言，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向度、“人的现代化”中国式建构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精神追求、精神享受和精神创造相协同的崇高精神境界，心灵生活、文化生活和信仰生活相衔接的美好生活追求，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相统一的和谐发展状态，构成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时代内涵。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要以培养时代新人为目标导向，扎实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守正创新中繁荣中华文明，这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生成和实践价值 王丽华 周建超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真理和笃行真理进程中形成的富有中国气质的历史产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原理的坚持和发展，它的文化根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创新。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历史深刻反思的结果。一方面，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样态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展现了中华民族坚定的历史自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人民至上，彰显了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揭示了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动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斗争精神，实现了从单一现代化走向全面现代化。另一方面，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价值来说，第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为世界各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第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第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摒弃了“强国必霸”的陈旧逻辑，有力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如何理解“实验和工业”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高 超 “回答什么”与“怎样回答”是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论断的“两大方面”，人们通常对前一方面更为关注。恩格斯对后一方面的独到见解就在于，他将“（仅仅）从头脑中想出联系”的哲学思辨与“从现实中发现联系”的自然科学（实验）和工业理解为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两种方式，并认为自然科学和工业推动哲学前进，最终达到了哲学的思辨形式不能容纳其现实内容的界限——哲学的形式被克服了，其现实内容被保存了。因此，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科学是哲学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哲学问题并非只能以哲学思辨的方式来回答。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知识生产 及其当代价值 杨 洋 知识生产贯穿整部人类发展史，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前进的重要力量。知识进步的动力不完全在“知识”本身，而是在“知识生产”的历史逻辑上。马克思对于“生产力”的抽象揭示了知识生产驱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随着社会化生产愈发依赖机械化系统性生产，知识生产也愈发表现为社会的一般智力生产，知识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特殊性亟待解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内在地完成了“抽象劳动”科学方法论的第二重和第三重抽象，从而丰富了对知识生产的再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知识生产为研究对象，分析知识生产的资本化过程以及知识生产中的剩余价值问题，批判矛头直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固然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代进展，但不能据此就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乃至从客观的基于生产的历史解放逻辑滑落到主观的基于主体能动性的智力解放逻辑。当代对于劳动价值论的重审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局限于具体结论，而是要从知识生产的新情况切入到生产与再生产的维度中，从总体上把握和推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当代中国政治宽容考辨及其民主意涵 王 岩 政治宽容是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在协调不同利益诉求与价值观念上起着重要作用。“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命题，是政治宽容“在场”与“出场”的具体形态。人民民主以政治宽容为价值遵循，以和而不同突破西方二元对立，以民主协商突破西方无序对抗，以和平共处突破西方“民主输出”，以人民至上突破西方资本逻辑。新时代，应当在坚持政治宽容中发展人民民主，从而实现人民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互促共融，促成人民民主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培育新时代人民民主的自信自强。 当代中国政治自由考辨及其时代建构 胡媛媛 政治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理念，表征着人在政治生活中自由的实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对政治自由的建构需要着力从价值维度、理论维度、现实维度三个层面进行诠释和拓深，从而彰显其独特的时代意义和文明特质。当代中国政治自由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体系，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奠定了实现美好政治生活的价值基础；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广泛性、由法律确认和保障的真实性、与社会历史实践相适应的发展性、在“求善”和“抑恶”间平衡政治关系的伦理性、个体自治与社会他治的互动性这五个方面刻画出当代中国政治自由的核心要义及其文明特质；基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求，当代中国政治自由的建构应当依循夯实物质根基、界定生存空间、培育政治意识和丰富话语内涵的实践进路。 当代中国政治和谐考辨及其现实指向 毛奕峰 关于政治和谐的探讨与构建始终是历久弥新的主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古代起，就曾出现过不少政治和谐的相关思想；说其常新，是因为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变革的动态过程，政治和谐的理论与实践亦随之不断发展，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当代中国政治和谐汲取了人类历史上关于政治和谐的合理要素，是丰富而立体的价值体系与实践形态。从存在场域看，当代中国政治和谐融入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同发展中。从着力方向看，当代中国政治和谐强调政治立场、领导力量、主体意识、政治制度的巩固深化。从时代站位看，当代中国政治和谐主张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共担世界责任。 公共安全及其治理：理论内涵与制度实践 严 佳 张海波 厘清公共安全及其治理的理论内涵，已经成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应急管理知识体系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共安全作为安全的一个子集，融合了国际关系语境中“security”意义上的和安全科学语境中“safety”意义上的安全，是价值目标和事实结果的复合体；公共安全治理则是由“公共安全”和“治理”形成的复合概念，以“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分析框架为参照，是多元主体通过广泛参与和相互合作，实现公众免于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价值目标和客观结果。以此观之，公共安全治理的制度实践涵盖了单一灾种管理、综合应急管理和广义应急管理三种典型形态，这也为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供了三种路径。 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的理论溯源与转型策略 陈 琛 施国庆 西方的社会影响评估是在消解由大型工程建设造成的环境、社会负面影响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则呈现为囊括社会稳定性、适应性、可持续性等的综合体系。因此，中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体系可以看成是西方社会影响评估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改造与应用，且在多个维度已实现了对西方理论源头的超越。党和国家近年来对社会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的持续关注意味着新时代朝向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转向。为了适应日趋显化的风险社会、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新生态，社会风险评估与治理应与新的治理思想相匹配，在理念、体系、主体、方法四个维度进行建设完善，理清“科学化”与“民主化”、“影响”与“风险”、“管理”与“治理”、“委托制”与“协商制”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共同富裕与中国财税法的创新 陈少英 共同富裕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而财税法在性质、功能和目标定位上都贯彻了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因此，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与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的时代基调也有极强的互动，进而实现了中国财税法的创新：在理论层面，“公共财产法”理论主张财税法是治理“公众之财”之法，以保护纳税人权利为核心，“治国理财观”理论则致力于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均衡化；在制度层面，财税法正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遵从“财税合一”的体系指引，从所得、消费、财产三个方面推动收入分配的制度创新，并通过改革财政转移支付等制度优化创新财政支出结构，改革社会保障预算等制度完善创新财政监管，全方位地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法官逐级遴选的执行偏离与制度优化 曲昇霞 法官逐级遴选制度有助于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但制度从建构至今一直难以全面落实，存在着诸多的制度断裂和执行偏离，逐级遴选基础薄弱动力不足、隐形行政化下有效客观的遴选标准不明及必要的保障缺失，衍生出法院系统内遴选动力不足与制度预期之外的逆向淘汰。目前，逐级遴选制度进入“调整与完善”的关键期，需要通过塑造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法官队伍、完善法官职业养成机制、创新“同素异构”的制度设计、推进审判权管理扁平化等不断优化法官逐级遴选制度。 作为新兴权利的数据发展权证立及其实现 胡锦华 夏锦文 数据发展权是发展权在数据时代的理论更新，由“数据”和“发展权”组合而成，是以数据的“发展属性”为逻辑起点，以发展权理论为依据并结合数据权利理论，以实现人的数据发展为目的的新兴权利。可以从经验、价值、逻辑三种路径分别证成数据发展权的新兴性、正当性和被法律体系容纳的可能性，其中被法律体系容纳的可能性取决于数据发展权的规范构造。数据发展权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集合，其权利主体除了个人之外，还包括数字弱势群体、特定区域、国家等在内的集体，但国家仅在国际层面代表人民享受数据发展权利，对内并不享有权利。同时，数据发展权的义务主体尤其指向数据企业和国家。数据发展权的权利内容主要表现为数据公民发展权、数据经济发展权、数据社会发展权等，通过确立数据发展权理念、建立数据人权清单制度、鼓励公众参与数字技术过程和构建数据发展权规范保障体系可以促进数据发展权的实现。 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的生成及其批判 杨嵘均 在当今网络智能时代，网络符号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消费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而网络符号消费主义也渐趋成为一种引导大众消费的社会意识和消费文化。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的发展有其特有的生成路径，即在符号的生产和传播机制的客观基础上，在网络空间所提供的可能的制度空间与选择空间前提下，网络符号消费主义生成于人性诱导机制激发欲望的心理和行动。网络符号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生成，其主要根源于当今网络智能时代媒介技术的普及与传播、媒介权力对于消费领域的控制、社会阶层区划而导致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等悬殊以及全球正义失衡等。为此，我们需要对网络符号消费主义及其文化进行批判和反思，通过构建可持续的消费观、营造良好的媒介传播环境以及理性整合消费文化等路径超越网络符号消费主义及其文化的控制，回归自我主体，回归消费理性。 机器之眼：从操作图像到智能视觉 施 畅 机器之眼聚焦“机器如何观看”的议题，20世纪以来其研究范式从操作图像逐渐转向智能视觉。操作图像即机器自动感知、生成的功能性图像，涉及科学图像与监控图像两大研究传统。操作图像意味着超越目视的机器感知，临床医学要求其实现感知的深度，现代军事要求其实现感知的广度。人工智能时代，机器之眼从原本的“延伸感知”发展为“理解现实”，从而进阶为脱离甚至取代人眼的智能视觉。智能视觉的本质在于通过图像聚合、图形识别及数据汇编，从而实现机器对图像的自动化译读。智能视觉的识别功能基于对不甚重要之物的否定和排除，而当人们有针对性地屏蔽、欺瞒它时会造成“盲视”效应。更值得警惕的是人类对机器之眼的“盲视”，隐形图像令人迷惑，算法黑箱令人费解，在一个日益透明的世界我们需要保持对人工智能的批判性审视。 “双减”政策下撬动基础教育转型的 政策杠杆分析 乔雪峰 过往以强制性命令工具为主的减负政策对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相傍生的教育系统影响有限。“双减”政策基于系统治理思路，通过系统性政策杠杆工具撬动基础教育的转型性发展，形成了以系统设计为主杠杆，涵盖全局目标、反馈调节、系统参数调整的多级杠杆联动的系统性干预模式。“双减”改革的深入推进需持续优化政策工具箱，完善系统性政策干预的微结构和微循环，畅通多级杠杆链条，从而促进基础教育在新发展路径上持续演化。 空间视域下场馆教育的重新审视： 概念、结构和价值 王 乐 当前，人们对场馆教育的理解莫衷一是。本体论的不辨导致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不清。回归场馆的空间实在，重新审视场馆教育的概念、结构和价值，将澄清场馆教育的内涵。场馆是一种空间概念，它既是空间性的存在形态，又是以空间为媒介的“第三空间”。前者确立了空间立场的合理性，后者构建了内涵与价值的分析框架。在结构上，空间将场馆教育拆解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第一层空间是终身性的教育形态；第二层空间是实地化的教育生态；第三层空间是具身性的教育姿态。基于空间的立场，场馆教育价值也被赋予全新的意涵，包括延伸空间广度、挖掘空间深度和唤醒空间自觉。 日本右翼史观的发展演变与生成逻辑 刘 燕 孙立祥 战后以来，日本右翼史观“发轫”“蔓延”“泛滥”的过程，就是右翼势力引领日本向战前回归的过程。尤其进入世纪之交，日本右翼势力罔顾侵略史实，系统全面地抛出了“自卫战争论”“解放战争论”“美英同罪论”“靖国史观论”等战争翻案谬论，不但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进行狡辩，而且为今天推动日本向战前回归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但是中日两国迄今未能实现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思想障碍，而且成为威胁和破坏未来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思想源。因此，就日本右翼史观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回应，不仅具有还原日本侵华史本来面目的学术价值，而且对迟滞日本向战前回归具有警示意义。 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的A级罪行管辖权初探 赵玉蕙 一般认为，抗战胜利后由各同盟国自行设立的BC级战犯法庭仅负责审理普通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两项罪名，反和平罪（A级罪行）专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而国民政府南京审判中也出现了若干例相当于反和平罪的指控。尽管他们所占比例较小，但最终量刑却重至死刑。通过还原南京审判的起诉及审理情况并分析法庭对A级罪行的管辖权问题，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在本国的对日战犯审判中以这一罪名提出起诉和审理的可行性与正当性。而在罪行的认定和量刑上，法庭的尺度则与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保持了一致，这也体现了同盟国家对这一罪行在司法量裁上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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