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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云认为：“只有当汉字书写及造型规则完成时，才可能有评判，有理论。所以，书法发展至东汉，汉字演变停止发展时，方出现完整的书法理论，亦是必然。”作为现存最早的书论长篇，就是东汉光和年间（178-183）赵壹的《非草书》，难不成就是应运而生。“非草书”之“非”当然是非难、非议之意才妥贴。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在赵壹名下，有简要题解，介绍了他的生平、论文内容及其版本情况。现恭录全文的两段如下： 赵壹，东汉光和间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南）人，灵帝时为上计吏入京。所作《刺世疾邪赋》，表现了对当时奸邪当道、政治黑暗的不平。原有集，已失传。 《非草书》一篇，专抨击草书。其时草书渐行，赵壹欲仍返于苍颉、史籀，此事势所不许。故其文虽传，其说终不能行。《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载此文。 暂且搁置其对《非草书》的评论，避免先入为主与人云亦云的影响，直接奔向文本的解读，再回头论断是否。  （一） 行文伊始，赵壹便直截了当地挑明作文的缘由：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密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 我初读此段落时，便遇二惑。其一不知文中罗、赵何许人也，原以为他俩是梁孔达、姜孟颖的论敌，等读到第二段时才知己非，但仍不知其真名也。后来才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揭开谜底，也明白梁、姜、张与罗、赵五者的纠葛。 为便于理解下文，现将卫恒论述草书书体序文部分引录如下：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 第二个惑就是“守令作篇”之真义。首先望文生义，实受《史记·陈涉世家》中“攻陈，陈守令皆不在”句诱惑，以为“守令作篇”是主谓结构短语，“守令”当然是太守与县令的合称，意指地方领导支持，授意宣传。这既可烘托出当时习草蔚然成风的声势，又能突出赵壹力挽狂澜的魄力。那么“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密玩”就得重新断句为“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密玩。”持此论不乏其人。 后来斟酌再三，方知不妥，当为并列结构短语，也就是“守令”与“作篇”两个动宾词语的组合。根据一， 从卫恒《四体书势》中对草书的序与赞中，丝毫不见所谓的守令推波助澜的影儿。根据二，从赵壹的《非草书》中“守令作篇”的前后二句即“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与“人撰一卷，以为密玩”，可知其中两个“篇”字是同义的，而“卷”字进一步表明卷中所记就是同“篇”。那么，赵壹耿耿于怀的“篇”的内容——“口诵其文”之“文”——为张芝所撰的有关草书论述。因此，推断张芝曾撰写有关草书的书论行世，就像后世江湖流传的《草诀百韵歌》或《草书诀》一样。守令作篇，大意就是遵从指令，传抄篇文了。 至此，可以对本段文意做个小结了。赵壹惋惜当世彦哲的梁孔达、姜孟颖误入歧途，树立了引领“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之风的坏榜样。为了弘道兴世，替罗叔景、赵元嗣打抱不平，平息梁孔达、姜孟颖的背经趋俗事态，他决定对草书的来龙去脉说个明白，以正视听。 诸君请留神，“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东汉十三州之一的凉州，又称西州。赵壹是汉阳西县人，汉阳郡隶属西州。排除赵壹与罗、赵同州的人缘私意外，罗、赵也是以善草见称的。问题就来了，如果赵壹要非草书，怎么还替罗、赵出气呢？  （二） 既然梁孔达、姜孟颖乃张芝弟子，“后学之徒竞慕二贤”，赵壹就剑指张芝实为上策。 赵壹说：“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欣欣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忮，贱彼贵我哉！” 挑起“罗、赵之所见嗤沮”的事端，出自张芝的“与朱使君书”。赵壹先褒扬张芝是个“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张芝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赵壹以为张芝此举“欣欣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忮，贱彼贵我哉！”用词相当委婉贴切，其言下之意，相当于时下所说的——文章是自己的好，不必太在意。赵壹对张芝的大褒轻抑，令仰慕张芝之徒无言以对。 张芝，字伯英，怎么还又称“有道“呢？据张怀瓘《书断》云：“伯英名臣之子，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以有道征，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实避世洁白之士也。”赵壹作为著名的辞赋家，遣词造句自然娴熟。全文称张芝有三，前称“张生”，中称“有道张君”，后称“张子”。赵壹完全没有诋毁或鄙视草圣之意。赵壹从京师洛阳西归后，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均不就，终老于家。是不是与张芝一样“实避世洁白之士也”？ 朱使君又是谁呢？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另据张怀瓘《书断》下云：“张伯英自谓方之有余，《与太仆朱赐书》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朱赐亦杜陵人，时称工书也。”综合两资料便，朱使君是太仆朱赐（字宽）。朱宽与罗叔景可是老乡，赵元嗣也算是。张芝给朱赐写信，自谓方之有余，用现代语说就是：“你两个老乡浪得虚名，跟我比不咋的。”然后，赵壹对草书进行“三非”，气势雄浑。 一非近于古： “夫草书之兴也，其近于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二非圣人之业： “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繁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 三非常仪： “但贵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 此“三非”对草书的兴起之由及其特征概括，可谓鞭辟入里，又义正辞严。 赵壹顺势对第三非加以荡涤： “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摱扶拄挃，诘屈犮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籒，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赵壹认为今之学草书者背离草书“易而速”之本旨，有必要进行纠偏矫枉。赵壹秉笔直书痛斥舍本逐末与贻害后人的行径。他讽刺抱残守缺者的病态是“摱扶拄挃，诘屈犮乙，不可失也”。张芝常挂在嘴上的那句“匆匆不暇草书”，竟成为崇拜者刻意模仿的流行语。赵壹对此惺惺作态加以揶揄：“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 遽，故不及草。” 赵壹的“云适迫遽，故不及草”，此八字对正确解读“匆匆不暇草书”真义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另外，《非草书》本段第一句“故其赞曰：'临事从宜。’”有珍贵史料价值所在。查阅卫恒《四体书势》中崔瑗作的《草势》赞文没有“临事从宜”句。我个人以为，赵壹所提到的“其赞”就是梁孔达“口诵其文，手楷其篇”，也是后学之徒“守令作篇”的内容。至少可以推测，张芝撰有类似四字韵文的《草书赞》。  （三） 对草书正本清源之后，赵壹深入肃清流毒。 第一，习书应因人而宜，不可强求一律学草。赵壹提出“书之好坏，在心于手，可强为哉”的高论。理论前提是“心有疏密，手有巧拙”，而此前提的根基是“人各殊气血，异筋骨”。若执意违其而行，千人一面，就如效颦增丑与学步失节一样的狼狈不堪。不妨读读原文如下：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坏，在心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而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盅，学者弗获，失节匍匐。” 第二，博学余暇方习书，不能以草专用为务。赵壹形象刻画了一群专习草书而不知疲倦地勤学苦练，盲目崇拜却于事无补的众生相。其实他们的师祖都是“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不知其实，不悟其由，只能谬以千里。赵壹不惜花费笔墨且极尽夸张之能事，只为了执迷不悟者于醍醐灌顶之效。读罢此段文字，不得不佩服赵壹的辞赋文采飞扬： “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随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划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犹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 第三，草书无济于事，不能因细失大。赵壹一下子摊出六个铁般事实铺陈构成的排比句，再推波助澜引申至另一个高度与视野，为沉迷草书者开出一副特效的清醒剂： “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盖善既不达于政，而拙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四） 赵壹就是赵壹。如果说，以上是以破为主，那么赵壹在最后还是忘不了高屋建瓴的立。赵壹希望把耽迷于习草的热情，转而锐精于正道，经世致用，担当起弘道兴世的社会使命，才是不二的抉择。 赵壹在结束语中跳出评议草书的圈子，申明士人阶层应有宽广的胸怀与抱负： “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颐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  （五） 赵壹的初衷是“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有趣的是，查阅书法名家，梁孔达（名宣）、姜孟颖（名诩）二人，在南朝中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和庾肩吾《书品》、北朝王愔的《古今文字志目》中远不如罗叔景（名晖）、赵元嗣（名袭）二人的显赫。到了唐朝张怀瓘的《书估》与《书断》中梁宣、姜诩便销声匿迹了，而罗晖与赵袭依然熠熠生辉。 从《非草书》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的狂热心态，“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甚至“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籒，竟以杜、崔为楷”。赵壹站在儒家卫道立场，在东汉末热衷草书的浪潮对经学的衰颓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时挺身疾呼。这是与他做人与做文的率直风格分不开的。 赵壹体貌甚伟，恃才倨傲。刘熙载《艺概》说：“后汉赵元叔《穷鸟赋》及《刺世疾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馀文外耳。”尽管《非草书》不似《刺世疾邪赋》那么直率猛烈，仍不掩他的犀利笔锋，在书法批评史上的影响不容低估。尽管《非草书》不似《刺世疾邪赋》为讽世政论，仍洋溢着他刚正不阿的独立精神。可以说，《非草书》貌似论艺，实是弘道。  《非草书》横空出世，仅次于《刺世疾邪赋》的知名度。它惹来褒贬，以非议居多，炮火集中指责他的实用和功利，缺乏欣赏草书艺术的素养和眼力。 《非草书》并非是要置草书于死地的檄文。他对草书本末的评述是精确的，他对杜度、崔瑗、张芝的评价是公允的，他对习草狂热的描述是冷峻的。非草书只是个幌子，演绎借尸还魂的剧情。只有从赵壹一以贯之的性情与处世态度，还有他文中的脉络及其细节，就能领会他写《非草书》的真正的动机和旨归。他真正所非的是“而今之学草书者”的不识大体、学不得法的背经趋俗，给草书盛行的狂热降降温。可以说，对书法或其它具体书体的研习过程，赵壹的《非草书》依然有重大启示作用与借鉴意义。所以，《非草书》对后世的书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历史贡献价值不容小觑。 现在回过头去，对前文所引《历代书法论文选》的论断，有没有与之商榷的冲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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