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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芜战役发生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仍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时候。敌军以参谋总长陈诚、、徐州绥靖署主任薛岳组织指挥，以欧震指挥由陇海东线北进兵团，以济南绥靖区王耀武所部李仙洲指挥由胶济路南进兵团，共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六个旅，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南北对进，两路夹击，逼迫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与其决战，妄图一举歼灭我华东野战军主力。  此役，我华东野战军主力仅以一个纵队和一个师的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阻击敌南线八个整编师的进攻；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八个纵队——举歼灭北线进攻之敌三个军(相当于三个整编师)共五万六千余人。这次战役是在解放战争初期，贯彻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等指示,于敌人运动中歼灭他们的光辉范例。 (一)战前情况 进攻我华东战场的敌人，于1946年8月在苏北被我歼灭五万余人；12月在宿北战役中，一次被我歼灭三个半旅，约三万六千余人；1947年1月又在鲁南的峄县、枣庄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五个旅，一个快速纵队，共五万三千余人。蒋介石对此恼羞成怒，继续调集重兵，加速北进，想将华东、华北联成一片，再打通北宁线，与东北联在一起，占领沿海各重要港口，方便美国海、空军支援。他为了实现这一企图，必须全部占领我华东解放区，消灭我华东野 1947年2月，适值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将讨论中国问题。蒋介石为了在中国抢占更多的地盘，向美国献媚，并对三个外长会议施加影响，急于打一个大胜仗。他十分重视华东的战役，亲自主持作战会议，制定了所谓“鲁南会战计划”。计划中规定在南线调集二十三个军或整编师、五十三个旅的兵力，迫使我华东野战军在临沂地区与其决战。这些部队大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兵力半数以上置于第一线，直接实施进攻。 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这一次会战，并且口出狂言说：“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蒋介石还亲自飞抵徐州，面授机宜，’督其部属，·为其卖命，并计划从冀南、豫北战场上抽调第五军、整编七十五师、八十五师等部队进入鲁西南地区，阻击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和准备堵截我华东部队向西线转移，同时动用厂徐州及南京的空军部队对我[1j东临沂地区进行狂轰滥炸。为配合其军事上的攻势，敌人还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对我解放区军民进行反动宣传，广播电台天天叫嚷要在多少天内消灭我军，占领我解放区，等等。 当华北战场之敌将重兵转到山东战场上时，我们的基本任务仍是坚持贯彻中央军委、毛主席确定的积极防御，内线作战，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目是逐步削弱敌人，增强自己，争取主动，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陷敌于被动，粉碎敌人的进攻。这一方针，是鲁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毛主席、中央军委给华东野战军新的作战任务时提出的，其要点是： 1，诱敌深入，不求急效。将敌人诱至郯(城)马(头)以北，再发起攻击。要警惕敌人诱我早日出击，消耗我军的策略。2．敌不动、我不打；敌人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地点，我亦不打，要完全立足于主动地位。3．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打弱敌，后打强敌。4．在敌人进攻前，注意休整部队，多一天好一天。5．轮番使用部队，连续地分批地歼灭敌人。6，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  当时，我们的有利条件是：华东野战军(包括山东、华中的野战部队)已全部集中，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将原来山东、华中的各野战兵团统一编为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我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下辖十一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又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组织指挥更加统一集中。在连续作战连续获胜的情况下，全军士气高涨，装备有了改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不仅能消灭分散孤立的小股敌人，而且在广个战役中也能整旅、整师乃至几个旅、几个师地消灭敌人；不仅能消灭敌人的步兵部队，而且取得了消灭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经验。 炮兵射击和炸药包使用技术提高了，步炮协同配合作战信心更足了．不仅能在野战中消灭敌人，而且攻坚作战的能力有—了翟大曲提高．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在战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中央军委、毛主席制定的战略方针的认识，指挥艺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时，纵队以上的干部都是三十几、四十岁左右，师的干部不少是二十几岁，他们多能组织指挥一个师，几个师，乃至几个纵队的大兵团作战。如果不是从战争实践中学习、锻炼、提高，决不会有那样高的指挥艺术和组织才能。山东为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当时土地改革正在全面展开，工作基础好，在人民群众中的战争教育、战争动员非常充分。虽然解放区的面积缩小，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几十万部队高度集中，机动性很大，供应困难，但是山东人民支援战争的热情很高，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 当时的困难是：由于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思想教育还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致使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敌我双方各自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缺乏全面认识。有的人只看到敌人的表面强大和暂时的胜利，看不到敌人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的反动性，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潜在力量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因而对胜利信心不足；或者只看到我们的节节胜利，忽视敌人的强大,因而盲目乐观，产生轻敌思想，以致战争准备不认真，措施不力。 鉴于当时的形势严重，为了端正认识，统一思想，统一部署，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了由各区军干部，野战军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即华东野战军的鲁南会议。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形势任务及作战方针的指示，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全局观念和内部团结，进一步确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要求各部队利用战役间隙，抓紧政治教育和战术训练。会议还就加强山东省支前委员会机构作出决定，自上而下成立各级支前组织，并从党政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支前工作的组织领导。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支援前线、争取战争胜利的宣传教育，还提出了“打老蒋，保田、保饭碗、保家乡”的口号。 会议还规定了实行常备民工制，颁发民工服役条例及粮秣、柴草统筹办法，整顿财政组织和制度等。这一系列组织准备工作，都为我华东军民粉碎敌人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资基础。当时就有这样的支援前线的生动例子：部队进到沂蒙山区，人吃的粮还好解决，可牲口要吃的草料一时却筹集不起来。有的群众便自愿地把新盖起的草房拆掉，交给部队喂牲口。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要倾家荡产地支援部队打胜仗。消灭蒋家王朝后，才能重新建设好家园。”这充分表现了山东人民对支前的决心和对解放战争的必胜信念。 (二)敌人的部署及我们的决心 左路为第十一、第五十九、第六十四等三个整编师组成，由十一师师长胡琏统一指挥。 北线部队为第四十六、第七十三、第十二军(相同于整编师)共九个师(相同于旅)，由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统一指挥，这一路敌人由淄川、博山、明水经新泰、莱芜南犯，企图乘我后方空虚进占蒙阴，扰乱我后方，击我主力之背，抢夺我军需物资。他们作为辅助突击集团，配合其南线主力部队进攻。 ·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我领会到我们原来考虑在郯城、马头地区打其右路的作战方案不理想，这个地方也不是理想的战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是放敌人进入我山东解放区的腹地，叫敌人深入我老解放区。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多属山地，不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这些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可以做到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可以充分发挥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的优势，大打人民战争。敌人到这些地方，将在心理上：产生恐惧，作战时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放敌人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就是争取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另外，鲁南战役才结束，部队尚未完全集中，也未得到很好的整训，仓促应敌，准备不充分，—仗打不好就会造成不良影响。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就是要我们抓紧时间整训部队，特别要加强政治教育，要我们敢于放敌到我解放区腹地，选准目标，伺机歼灭。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的战略思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战略思想有很大的提高。 这时，我们没有提出保卫临沂的口号，没有作出固守临沂的部署。因为敌人已经准备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的方向—是陕北，二是山东。毛主席在陕北没有要求保卫延安，而是准备主动撤出。我们华东也不能死守临沂,因为守也守不住，只有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最后取得城市和地方。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有了这样一个透彻认识，我们又进——步研究了当前的敌情，从而制定了三个作战方案： 1．待敌占领郯城、马头后，首歼其较弱的右路之二十五、六十五师一部于郯城以东、海州以西地区； 南线之敌于1月31日开始北犯。各路进犯之敌为避免被我各个击破，采取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平均以约十公里的速度逐步推进。至2月3日，敌先头部队才到达重坊、郯城、桃林一线。四天时间前进不足五十公里。我虽以三纵着重阻击中路敌人，两翼之敌也不敢突出。每遭我阻，即停止前进，修筑工事，待其后续部队到达之后，再缓慢推进。看来敌人很了解我军的战法，害怕突出之后，被我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因此我们等待了四天，在南线未获良好的战机。 这时，位于徐州地区的敌人后续部队已经陆续北移，鲁西南韵敌人也有东进动向，北线李仙洲所率三个军已自明水、博山分两路南下，其先头部队已于2月4日进占莱芜。形势虽然很严重，但是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决心待敌人进至临沂以南地区再打，并急调位于胶济线的我第九、第十两个纵队，迅速南下，准备参战。 2月4日，中央军委、毛主席来电指示：“敌人愈深入愈好，我打的愈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在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因为敌人的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占领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正在积极活动，对华东作战会有良好的配合作用。” 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了我们当时将主力集中于临沂地区，正中敌人下怀，恰合敌人想在临沂地区与我华东主力决战的企图，指示我们不要上当。当然，我们如能在临沂地区大量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计划，并非不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因为敌人甫线兵团的兵力部署、战法，和他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第五次“围剿”我中央苏区时的部署、战法非常相似。  我若以主力对主力，死顶硬抗，必然吃亏。我们考虑方案时已吸取了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中线隐蔽转移到东线，突然袭击温坊战役消灭敌人李延年第三师第九旅的经验。1934年，我接受一军团首长之命，隐蔽到东线，秘密侦察了解和研究了敌人的行动特征，分析了情况，拟出了部队行动和作战部署方案，报军团首长批准后下达命令。随之，部队主力隐蔽转移到东线，待敌人行动后，突然包围袭击，采取“黑虎掏心战法”，不顾外围敌人尚未解决，直插敌人的指挥部和通讯枢纽，强行攻击歼敌之。这使四周占领阵地的敌人全部失掉指挥和联系，只好各自为战，但因互不了解战况，无法配合，最后被我攻击部队各个歼灭。它成为粉碎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消灭敌人一个整旅的有名战例。可是由于当时总的战略上有了错误，虽然消灭了敌人一个旅，并不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次莱芜战役大体情况和那一次相似，但范围、兵力要大些。所以必须另外研究对策，调整部署，寻机歼敌。我们提出了三个作战方案： 1，以一两个纵队，向东南方向之白塔埠出击，消灭该地区郝鹏举的四十二集团军(这是郝鹏举叛变后蒋介石委编的番号)。这样吸引北进之右路敌东援，从而分割右路和中路敌人联系，并逼迫中路之七十四师迅速北进，尔后我集中兵力歼灭其中较弱的一路，再视敌情变化，歼灭另外一路。 2．如执行第一方案仍未调动和分割敌人，便以一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以南地区监视敌人。我主力部队集中于临沂以北地区休整，于敌人继续北进中再寻机歼灭之。 3．如南线敌人仍未被凋动，我以——个纵队的兵力在临沂地区与敌纠缠，主力部队挥师北上，歼灭李仙洲的三个军。临沂是我山东指挥中心地区，当时我主力部队又集中于该地区，敌人估汁，我必不肯轻易放弃。而北线李仙洲的三个军南进较快，比较孤立突出，我突然挥师北上，完全可以出敌意外。消灭了北线之敌，不仅可以打破其两路夹击的计划，还可以巩固后方，整训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还击南线的敌人。如李仙洲集团畏我歼灭，向北收缩，我可出击胶济线之敌，收复淄川、博山，将鲁中、胶东、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再迎击南线之敌，亦属有利的方案。 我们在上报上述三个方案的同时，于2月6日令二纵及滨海警备旅向郝鹏举之四十二集团军发起攻击。经过两天的战斗，全歼郝鹏举的集团军部及所属两个师，生俘那个反复无常，投机钻营，极为反动的鲁南集团军兼绥靖区中将司令郝鹏举，及少将师长赵建勋、黄再兴等国民党将军十人。 正当我第二纵队和滨海警备旅攻打郝鹏举的四十二集团军时，毛主席来电同意我华东野战军主力挥师北上，首歼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三个军。电报指示：“执行这个作战方案；町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要我华东“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伪装成决心与南线敌人作战的姿态，待北线敌攻占莱芜、新泰之后，隐蔽地将部队I句北转移，．迅速歼灭第七十三、第四十六、第十二等三个军，得手后攻占胶济线。”毛主席还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在确定了首歼北线之敌的方案后，仍督促我们在首先打南线或打北线的问题上迅速作出抉择，“不能犹豫不定”。 南线之敌在我消灭郝鹏举部时，没有东移增援，也未突出北进，其右路部队反而向南收缩至桃林地区，以防我军从右翼对其实施突击。 2月6日，北线第四十六军已占新泰、第七十三军进至颜庄、第十二军进至莱芜及吐丝口。由于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不断袭扰敌人和捕获其侦察人员，敌人十分恐慌，以十二军绝大部分兵力用于维护交通，保障其后方安全。这样，北线不仅脱离了胶济线，深入我解放区腹地，而且兵力分散。这路敌人除第七十三军是蒋军的嫡系部队之外，其余两个军皆系杂牌部队，是战争开始后空运至山东的。这些部队不熟悉我军的作战特点，不了解山东的地理、民情，不习惯北方生活。由于有派系矛盾，作战中又不能同心协力，互相支援。 第四十六军是桂系部队，军长韩练成，与我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第七十三军系蒋嫡系，军长是韩浚。十二军是东北军。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多次电报指示，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于2月10日最后下决心，集中第一、四、六、七、八、九、十纵，后又增加二纵，共八个步兵纵队，一个特种兵纵队，隐蔽北上，歼灭北线之敌。但问题是要在南线认真地摆出与敌决战的姿态，以阻击敌人，掩护我军主力转移。为此决定，由我率领南线指挥所，统一指挥担任南线阻击的部队，即第二、第三纵队，华野总部骑兵团、华东区军特务一团、鲁南十师、滨海地方部队等。 (三)南线阻击作战经过 从2月13日开始，南线三路敌军猛犯临沂，至15日在遭受我军抗击后，占领了临沂空城。于是，敌军一面大肆吹嘘其“辉煌胜利”，一面向临沂外围扩张，巩固临沂，再图北犯。据此，我指示特务团在临沂以北地区以小部队运用反击、夜间袭击等方法，打击敌人，阻其北上。结果三纵和二纵三师(纵队主力已北上参战)等部队撤至临沂以北临蒙路两侧地区，占据有利地形，准备阻敌北犯。与此同时，陈毅、粟裕也电示北进至费县地区的第二纵队主力，就地监视临沂之敌。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一直有效地钳制了敌第五军及整编第七十二、七十五、八十五师等部的行动。17日，驻守临沂北的敌第八十三师以一个团沿临蒙公路北犯，被我击退。18日，敌六十七师沿台(儿庄)潍(县)公路北犯，遭我袭击退回临蒙。其他出扰敌军同样遭到我军有力打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地方武装在阻击中发挥的作用。鲁南地方武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部队，到处号房子，征粮草，攻打兖州，在运河上架桥，作出准备向西转移的势态，并捉放俘虏，为我宣传假象。鲁中地方武装、基于民兵大搞地雷战、破袭战，日夜袭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后方仓库，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广大人民群众则为我部队带路，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等等。这一切有效地困扰、迷惑和消耗了敌人，并在敌人面前制造了我军准备决战的假象。 此时，我南线指挥所充分估计到敌人迅速北援的可能性，遂下达“预备作战方案”，部署特务团，由三纵指挥，在临沂以北地区，担任正面抗击任务；三纵八师、二纵五师于临蒙公路两侧地区，配合特务团从两翼抗击敌人。在分析了其他敌人进攻的可能，作了相应部署后，我即率前线指挥部北上，参加指挥北线歼敌作战。 (四)北线歼灭战经过 各部队亦采取了边走边动员、边准备的方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召开干部会和连队的各种会议，向干部战士传达北上歼敌的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运动战的战略思想，教育全军干部战士。在战争年代，军事行动的目的，在——定时间内，是不能说得很明白的。所以一些干部、战士，在一定时间内并不理解北上歼敌的目的意义，只知道向北走，只要求他们相信中央军委、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只要求他们相信野战军的决定是正确的；要求干部战士服从命令听指挥，要求共产党员做执行命令的模范，做好行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严酷的战争中，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分析、统一认识，必须要求每一个参加战争的人，特别是干部，打破寻常的习惯，适应战争中瞬息万变的特点。我们强调要有全局观念，强调统一意志、统—纪律、统—一指挥，这不能说是盲从，不能被认为是“简单化”、“不科学”。我们要求各级干部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尽可能将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 部队行军任务的确很艰苦，黄昏后出发，一夜要走一百多里，天亮前就得宿营。部队冒严寒、忍饥饿，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就是为了去完成上级北上歼敌的任务。 战士们只有一个信念：“向北走就是胜利，走到北面就能消灭敌人，就能打胜仗。”这种信念给每个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信念就没有动力，有了坚定的信念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精神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这不是精神万能沦，而是符合辩证唯物论的真理。 战役的部署变了，各方面的组织计划、军需供应、党政工作也必须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变化，使之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原来准备在临沂地区同敌人打大仗而准备的粮食、弹药、野战医院、担架运输等，必须随之向北转移。 而几十万部队突然转移到新泰、莱芜地区作战，这个地区的党政机关支前组织，需要动员干百万群众在短时间内准备几千万甚至上亿斤的粮草。这么大量的物资要集中、要运输是多么不易啊!那时我们没有仓库，要从干村万户中集中粮食、柴草；没有大规模的服装厂，要靠干百万劳动妇女一针一线地缝衣服、做鞋子；我们没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要靠干百万人民群众手推车拉、扁担肩挑去支援前线。时间紧，任务重，又不能暴露战略意图。 所以这是—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坚强的决心，科学的组织，周密的计划，艰苦的劳动才能完成。为了胜利完成此项艰巨任务，野战军决定，撤销滨海支前办事处，成立了滨海支前司令部。谢辉任司令员、孙汉卿任政委、郑子久任副政委、刘导生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政治部、粮食部、民站部、人力部、人民武装部和秘书处。滨海地区进入全力支前时期，各级党组织均以支前为首要任务。 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口号下，山东的支前机构、山东的人民群众，齐动员，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在莱芜战役中，建立了运输队，下辖四个支队，共出动小车七万七干五百多辆，大车三万五千三百多辆，担架五万三千九百多副，牛五万多头，驴一万九干九百头，挑子一万二干多副，全区民夫五十三万三干一百三十多人。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真正体现出人民战争的特点。 鲁中地区是本战役的战场中心地带，该区地方武装、基干民兵对进犯之敌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地雷战，日夜袭击敌人；又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伏击敌人小股侦察分队，袭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后方仓库，破坏其交通运输，从而疲困敌人，消耗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场条件，为主力部队作战起到良好的配合作用。当时我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为部队带路，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也有力地保障了我主力部队隐蔽迅速地北上歼敌。 当我野战军开始向北转移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仍然担心敌人过早地发现我军意图，来电报提醒我们：能不能隐蔽地将主力转移到北线是战役成功的关键。当时，我们就是依靠：南线阻击部队积极行动，摆出和敌人决战的样子以迷惑敌人；北移部队夜行晓宿，千方百计不暴露部队的行动；广大群众从各方面配合。因此，当我军胜利完成向北转移的任务，已接近北线之敌时，蒋介石才如梦初醒。 2月15日，我主力部队仍在北上途中，已进一步查明了北线敌人的部署：敌第四十六军在新泰，李仙洲总部及第七十三军在颜庄、和庄地区，第十二军的主力在莱芜、口镇，该军新三十六师在蒙阴寨。根据敌人的分布情况，我们确定首歼李仙洲的总部及七十三军、十二军。为此，对我主力部队分配了如下任务： 以第一、六两个纵队组织左路军，担任歼灭莱芜、镇敌第十二军； 通过巧妙的战役伪装造成敌人的错误判断，使敌人根据错误判断采取错误的行动，从而失去主动权，这也是我们整个战役、乃至战略全局胜利的重要措施。 在2月10日，我军主力向北隐蔽转移，同时以两个纵队伪装成野战军主力，对敌人进行顽强抗击时，蒋介石、陈诚就以为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心在临沂地区与其决战。到15日，我主力放弃临沂时，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恐我军主力北上。我首歼其副司令指挥的三个军，并乘济南空虚攻打济南，于是，他急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向北收缩。16日，李仙洲总部由颜庄退到莱芜地区，第四十六军由新泰退至颜庄，第十二军之新三十六师由蒙阴寨退至口镇，该军主力退到明水。王耀武即向蒋介石报告，共军已转到北线。看来王耀武对我华东野战军战役部署判断还比较准确。 可是，蒋介石、陈诚接到的进攻南线之部属的报告中却说：“在临沂地区外围歼灭共军十六个旅(我们伪装部队的番号)。”多辉煌的战绩啊!其实当时在临沂一线我军只有两个纵队阻击敌人，哪有十六个旅呢?此外，我们在运河上架桥的伪装行动，也被其空军侦察到，报告给蒋、陈。于是蒋介石、陈诚错误地判断：我军撤出临沂是由于“伤亡巨大，不敢再战”；而当王耀武报告北线发现共军主力时。他们却以为是我被迫向黄河以北“逃窜”；在运河上架桥． 因此蒋介石、陈诚不听王耀武的意见，严令王耀武的部队迅速南进，确保新泰、莱芜；并派一支得力的部队向蒙阴、大汶口方向堵击我军“残部西窜”，又令南线之第十——师、第六十四师等部向西移动，占领临城，沿津浦路兜击我军。王耀武按照蒋介石、陈减的命令，于17日令其副司令李仙洲所率之第四寸·六军重新占领新泰，第七十三军与一九三师进占颜庄。这样，已经收缩了的北线敌军又伸出头来，重处于分散突出的位置，为我尔后歼灭该敌提供了不少的方便。 当北线之敌根据王耀武的命令向北收缩时，我们仍坚持原来的部署，在主力部队未到之前，不轻易惊动敌人。原先由我在临沂地区，指挥两个纵队，阻击南线敌人的进攻；¨闩我主动放弃临沂，率二纵两个师北上，其余部队也在开进中。这时我们没有轻易向敌人进攻，而是急令各部队向原定的地区隐蔽开进、集结。 18日，我到达北线指挥部，和陈毅、粟裕一起，根据敌情的变化，对我军各部队的任务作了相应的调整： 2月19日，正当我先头部队逼近莱芜、颜庄地区时，陈诚、王耀武已最后判明我主力部队确有歼灭李仙洲集团的意图；蒋介石也在南京大发雷霆，训斥其部属无能，后悔四天前没听信王耀武的报告，于是急令陈诚、王耀武迅速收缩北线的部署。王耀武仓促令第四—卜六军由新泰退至颜庄，第—九三师由颜庄退至莱芜，急令在博山第七十三军所属之七十七师迅速南下莱芜归建，以加强莱芜地区的防御力量。 但已经晚了，这时我军除二纵两个师尚在北进途中，其余七个纵队大部分已经到达预定的地区。对李仙洲集团已经造成合围之势，无论怎样调动，已无法摆脱被合围歼灭的命运。由于蒋介石、陈诚之流，对我军意图判断错误，指挥不当，使其北线部队在十天中两次南进，两次北撤，忽南忽北，忽进忽退，搞得部队十分疲劳，引起军心动摇，内部矛盾加深，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李仙洲、王耀武也抱怨蒋介石、陈诚。第四—卜六军自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怨恨王耀武将其摆在最前面，为七十三军打头阵. 根据敌情的新变化，我们攻击部队的部署又作了适当调整： 20日拂晓前，我八、九纵队的四个师已进入和庄两侧地区隐蔽，积极紧张地进行攻击战的各项准备工作。约十时，由博山南下之敌七十七师全部进入我伏击地区，我预先埋伏好的四个师的部队便迅速出击，将敌人分割包围。激战至21日拂晓，敌七十七师全部被歼，首战告捷。当七十七师被包围时，李仙洲十分惊慌，急派一九五师北上增援。此时，我攻击莱芜的一纵和八纵的一个师已逼近莱芜城，迫使李仙洲又将北援的一九五师调回莱芜城，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师仅在半天和一个夜晚之内被我全歼。敌为增援七十七师，从博山派出一个特务旅，也被我地方部队阻击于博1U以南地区，并将其歼灭—部。 我野战军各部队于2月20日，按预定作战力'案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一纵和八纵各一个师，经——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占莱芜西、北郊区各要点，并歼敌…—部； 我们当．时判断敌人两个军集中以后，可能固守该城，也可能向北突围。我们当即决定以一、二、七纵队组成西路突击兵团，以四、八纵队组成东路突击兵团，如敌固守该城，则于23日晚从东西两面对守城之敌实施突击；如敌向北突围，则在运动中将敌聚歼于莱芜和口镇之间地区。六纵队以两个师继续突击口镇之敌，以一个师设伏于口镇以南地区，准备堵击由莱芜北窜之敌。 2月23日清晨，莱芜之敌七十三军在左、四十六军在右，李仙洲的总部及全部辎重居中，二路并列向北突围。我们及时察明敌人的突围部署，决定放敌出城，待其后尾部队脱离城区的既设阵地后再发起攻击。十时许，敌先头部队进到芹村、高家洼地区，即遭我六纵队一个师的顽强阻击。敌连续组织猛攻，企图突破我阻击阵地均未能得逞，仍陆续将后续部队前调；展开全力攻击。约十二时，敌后卫部队完全脱离了城区，我突击部队除以一部占领了城区及矿山等既设阵地外，主力部队向运动之敌发起厂猛烈的攻击。这时敌人被阻，前进无门，后退无路，人马车辆拥挤，乱成一团。 蒋介石的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和李仙洲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又都是山东人，二人之间交情很深。王叔铭见李仙洲撤出莱芜城之后，已无法前进，曾在报话机中建议李仙洲将部队退回城内固守，所需粮食、弹药由空军空投保证。李仙洲见前路被我军截断，前进受阻，但后退也困难，决定仍硬着头皮向北撤退。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自退入莱芜城内原一直和李仙洲在—起，这时已不知去向。四十六军首先失去指挥，我各路军队乘敌混乱之际多路穿插、分割包围敌人，敌人已完全失去作战能力，成连成营地缴械投降。战至十七时，七十三军军长韩潜带干余人逃到口镇，李仙洲负伤被俘。七十三军军长逃至口镇后，伙同该镇残敌五千余人，向博山方向逃窜，至青石关被我九纵全歼。韩潜也被我生俘。随后我九纵、十纵分别在博山、张店、明水扩大战果。 当王耀武得悉李仙洲三个军被歼之后，唯恐我乘势进攻济南，即令十二军星夜撤回济南，加强城防。我又乘势解放了十二座县城，控制铁路二二百多公里。
事后，王耀武抱怨泄气地说：“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二天也抓不完呀!”抓五万头活猪也许真要费好几天时间，但战争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情!这叫做“兵败如山倒!’ (五)胶济线追击战经过 华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和当时敌情，决定以第九、第十纵进击胶济线；主力部队休整三五日后，再行北进．以歼灭胶济线之敌第十二、第八军一部。23日下午六时，华野司令部即令第九纵队向博I山攻击前进，胶济线歼敌的战斗开始打响了!23日晚，由于李仙洲集团被我全歼，王耀武惧我乘胜进攻济南，星夜将其胶济线西段的第十二军和淄博的五个补充团撤至济南，加强城防。 24日后，我军乘势解放了博山、淄川、明水、邹平、益都等县城，以及周村、张店等重要城镇数十处，控制了东自昌乐，西至王舍人庄的铁路线三百多华里。根据当时的新态势，华野司令部决定第八、第九纵队继续向东扩展，求歼敌第八军及第五十四军一部或大部；第一、二、三、四、六、七、十等六个纵队集结张店、周村、明水地区休整待机。 莱芜战役的胜利，威震敌胆，吓坏了胶济沿线的国民党部队，继王耀武从胶线西段仓皇撤走其第十二军等部后，胶济路东段的敌人也唯恐被歼，纷纷向昌潍、青岛回窜。我华野司令部命胶东区军部队，乘胜发起了以攻歼昨山庄车站为中心的胶济路东段战事。位于高密、潍县之间的岞山庄车站，由敌**第十五总队防守。2月28日，我胶东区军部队新五师、第三旅、一支队、西海独立团等远道奔袭，突然从两侧包围了车站及其据点。当日黄昏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十五总队及潍县自卫团一个营，共二干六百余人，生俘少将总队长张古良、副总队长陈嵩集。3月2日、11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高密敌人弃城逃往青岛，胶县敌人亦仓皇逃窜。此两县城遂被我解放，从而控制了胶济路东段西自坊子，东至沽河的二百多华里的铁路线。 至此，国民党蒋介石的“鲁南会战计划”被彻底粉碎。曾以占我空城临沂为“辉煌胜利”的喧嚣炸耳的国民党宣传机器，此时完全暗哑了。 (六)两个韩军长，各走各的路 莱芜战役取得这样大的胜利，正与我华东野战军认真贯彻了竞中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分不开。我军积极争取敌人营垒中反蒋反内战的高级将领站到人民这一边来，取得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敌军高级将领的积极配合。在这次战役中，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与我军敌工部门配合得很出色，很有成效，对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项成绩不是轻易得来，而是长期工作的结果。 韩练成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人，1925年投笔从戎，曾在冯玉祥将军部队中参加了北伐战争，作战勇敢，屡建战功。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蒋介石身陷重围，几乎当了西北军俘虏。韩练成当时担任西北军骑兵团团长，救了蒋介石的命。从此，蒋介石把韩练成视为救命恩人，加以重用，韩一度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成了蒋系侍卫官系统的风云人物。抗日战争中，他赞成我党团结起来一致抗战的正确主张，曾和我方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李克农等领导有过交往和联系。抗战胜利后，韩练成主张和平建国，反对蒋介石打内战。这时，桂系要成立一个新军，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军长由蒋介石派，三个师长均由桂系派。在物色军长人选的过程中，韩在蒋的面前骂桂系，在桂系面前骂蒋，因而成了蒋、桂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当上了新成立的桂系四十六军的军长。 1946年内战爆发后，蒋介行命令他的四十六军开往山东。行前，他设法在南京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想面谈事宜。当时，周恩来认为，南京特务充斥，耳目甚多，对他不利，决定叫他到上海找董必武谈。韩练成到上海后，看到蒋介石在各处布满了“钉子”，耳目太多，直接到董必武的办事处，仍不方便。他想到他的四十六军原属广西桂系部队，于是决定将和董必武会见的地点，安排在白崇禧亡海的公馆内。 这时，白崇禧恰不在上海，他把白公馆周围严密部署了警戒，用高级轿车将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馆的二楼，一路上不仅无人敢盘查，反而把董必武当成国民党的重要官员；到处给他敬礼。韩练成在白崇禧公馆二楼和董必武谈话两个多小时，表示了反对内战，想站到人民一边来的意愿。董必武向他表示，目前还不方便，现在不当国民党的军长，安全没有保障，也不好安排，主张他先按蒋介石的命令，率部队到山东，到那里见机行事，为人民立功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董老又向他交待了，到山东以后如何和我联系等事宜。在他们谈话的两个多小时中，白崇禧的老婆在—一楼“放哨”，她按韩练成的要求，不准任何人上楼。 1946年秋，韩练成按蒋介石的命令率其四十六军开进了山东。他带着南方局和董必武为他写的联系证件，我华东野战军的敌-工部门，派杨斯德以陈毅秘书的身份与其取得了联系。山东区军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陈毅军长会见过他，韩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四十六军要进威海、烟台，我军不作坚决抵抗，叫四十六军过去。这样做便于向蒋介石复命：他的部队已顺利占领了烟台、威海这个有利的地区。舒同向他提出，要掩护我在烟台、威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以后，如在战场上两军相遇，再见机行事。韩练成默许了。舒同又向他说：我们和蒋介石的斗争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的，你提出的要求我们将报中央审定。 1947年初，蒋介石、王耀武调四十六军为李仙洲南进兵团的前卫部队。此时，蒋介石舶特务系统，发现f韩练成的行动不正常，说有通共嫌疑。蒋介石、陈诚便密令王罐武。李铀洲对韩加强控制。李仙洲则以“尚未发现可疑迹象’，回复王耀武。虽然如此，李仙洲对韩练成却增加了戒心，对其加强控制。当四十六军从颜庄进入莱芜，以后从莱芜要突围时，李仙洲一直让韩练成留在他的兵团总部，不让他单独指挥四十六军的行动。有时李仙洲又故意让韩练成回部队去指挥，借以试探。韩则表示要和李总座(指李仙洲)在一起，以消除李仙洲的疑心。 2月23日晨，李仙洲率两个军向外突围，出发前韩练成向李说，要去找一个团长，李表示不要去了，韩说已经约好了。这样，韩练成便离开了李仙洲。可是当李仙洲把部队**好之后，发现韩练成要找的那个团长已经到了，于是派人去找韩练成。李仙洲想，要突围总不能把一个军长丢了，直到八点多，也未找到，这时，七十三军军长韩潜催着要出发，李才下令突围。韩练成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在我敌工部负责人杨斯德的精心安排下，带着三十一人的警卫队到我军方面来了。 这时，我已从南线回到野战军指挥部，和陈毅在一起指挥作战，忽接前方部队的报告：“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率少数随员进入我军阵地，要求见陈毅将军。”陈毅当即指示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派人摸清来意，唐亮提议派当时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社长康矛召，以野战军政治部泌书长的身份予以接待。陈毅同意。康矛召在接待韩练成以后报告说，韩表示：李仙洲败局已定，整个内战也不会持续太久，今后他如何为人民效力，完全听从陈毅将军的安排。 鉴于莱芜战事即将结束，如交通条件有保证的话，可选适当时机，让他再回国民党统治区。陈毅赞成他回国民党区，今后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晚，陈毅、唐亮接见了他，陈毅向韩练成表示，赞同他的想法，但这样做对他会有危险，韩练成表示，只要对人民有所贡献，个人安危非所计也?他还交待说，他带来的三十一个人中，有三个特务，其中一个最坏，为保证他回去的安全，要将其处决。我们照办了。其余人员后来均编入我华东部队的两广纵队。陈毅指示山东区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去了解胶济路敌人布防情况和交通条件，让韩练成先住在区军，待战役将结束时派车送他出解放区。战役即将结束时，舒同派一辆吉普车送他到潍县附近解放区边缘，以后，经胶济线回到青岛，并向济南的王耀武、南京的蒋介石报告说他是只身突围的。 当时，蒋介石、王耀武对莱芜战役的情况感到迷惑不解：三个军，五六万人，怎么这么快就被消灭了?总指挥李仙洲。连情况都没来得及报告，就当了俘虏。蒋介石急于知道前线的情况，便派飞机将韩练成从青岛接回南京，并接见丁他。韩练成向蒋介石说：前线将领情报不准确，判断失误，指挥失当，陷入重围。他虽经死战，仍无法挽救败局，最后只身化装逃回等。蒋介石似乎认可他的话，于是委任他为总统府参军长。该职虽无实权，但却是总统在军事方面的高级幕僚。 莱芜战役结束后，我新华社及各地报纸，都公布了战报和李仙洲、韩浚等人被俘的消息。，南京的中央社也发表了韩练成于莱芜战场冒死回南京受到嘉奖晋升的消息。我们知道这些情况后，都很高兴，因为蒋介石在战场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算了。 1947年6月以后，我华东部队转入外线出击，两广纵队曾到苏皖边区作战。韩练成带到我军方面来的那二十几个人当中，有一个逃回南京，流落在街头，以做小买卖为生，衣衫褴褛。这个逃回去的人，在街上偶遇一同乡问他：“你不是在四十六军干过吗?怎么落到这般光景?!为何不去找你的军长一—韩练成?你们的军长从莱芜回来之后升了官，当了总统府的大官。你还不去找他?”其实这个人逃跑之后，我军敌工部门已及时地通知了我党在南京的办事处和地下党组织。 当时我党在南京的敌工部门， 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预感韩练成的身份可能要暴露。正好这时韩练成不在南京，于是决定，先订好去香港的飞机票，当韩练成回南京时，我有关人员立即通知他说：“你不能回家，可能要出问题，已买好去香港的票，立即走。”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他到飞机场。他于1948年10月，由香港回到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会后，陈毅代表党中央约见他，问他：“你想当民主人土，还是当共产党?都可由我安排。”韩练成当即表示：“要当共产党，从当兵开始也干。” 在陈毅安排下，他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韩练成参加**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北区军副参谋长、兰州部队第一副司令员及甘肃省副省长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等职。他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他于1984年3月逝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对他的悼词中写到：“1946年秋，身为国民党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被迫率部开进山东，他设法避免同我军作战，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在莱芜等战役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韩练成受蒋介石之命进驻海南岛，明为接受日军投降实为剿共。周恩来给他信，要他到海南尽可能保护琼崖我党组织的安全，并使那里的游击队不受或少受损失。韩练成到海南之后，以个人名义给冯白驹发信，要求进行谈判。由于海南党组织没有接到中央的通知，不了解韩练成的情况，虽派人进行接触，但不愿轻信他.韩曾向谈判的人提出，要海南党组织向我党中央发报，了解他是什么人。但当时党组织没有电台，无法和中央取得联系，所以没能打消对韩练成的戒备之心。有一海南游击队，将韩练成外出巡视的专列，在途中给颠复了。韩本人的腰椎也因此受伤。 解放后，为解除冯白驹和韩练成之间的误会，周恩来于1950年8月，趁冯白驹在北京的机会，特意召集他们先看了京剧《三岔口》。第二天又请贺龙、陈毅来，一起说明真象。一开始，陈毅问冯白驹和韩练成：“昨晚，怀仁堂晚会你们去了吗?”冯白驹说：“看了，看不懂。”陈毅解释说：“两个自己人，在漆黑的夜里，大战一场，天亮了才知道是自己人，真有趣啊!” 韩练成明白了总理让他们看京剧《三岔口》的意思，忙说：“惭愧，我在海南时没有完成任务。”周总理接上笑着说：“这是我没给你们接好关系。”又指着陈毅和韩练成说：“在莱芜你们不是合作表演得很好吗?”陈毅说：“那是总理导演得好啊!如果不是总理给我们接好关系，说不定在莱芜还耍演一场象海南岛那样的<三岔口>呢!'贺龙说：“你陈老总在莱芜兵多将广，在那里和韩练成演《三岔口》，剧情可能要改变了!”韩练成说：“感谢总理多年来在每个主要关头对我的关心照顾。” 1960年11月19日，我党和政府对战犯实行第二批特赦，其中有李仙洲。周恩来总理接见李仙洲时，李表示对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只身突围一·事当时就有怀疑，也不相信南京中央社发表的消息。并说：“六万多人都被消灭了，韩练成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突出重围。”· 1985年发行了一部电影，叫《将军的抉择》，就是以韩练成的事迹写成的。影片中有三点是真实的：L韩练成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共产党的光明磊落；2．我党地下工作者对韩练成长期关心、帮助、保护，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3．韩练成只身回到南京，蒋介石确实相信了他。听说，一部分人看了电影之后，认为“太离奇”、“尽是胡编乱造”，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啊!有些人不了解国共两党长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看法。 我认为一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胜利，必须有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特别是统战工作、敌军工作，平时在表面上很难看到其作用，到了节骨眼上，却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远的不说，仅以解放战争期间来看，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在莱芜战役中，还有—个人是值得说几句的，那就是国民党七十三军军长韩浚。他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原是共产党员。北伐战争胜利后，他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卢德铭警卫团的参谋长。我1927年参加**，在中共湖北省委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校集训后，分配到警卫团，韩浚是我的上级。1927年7月，警卫团响应南昌起义开赴江西，途中已知起义部队南下，但不知下一步如何行动。韩潜和团长卢德铭、指导员辛焕文三人，到武汉找到湖北省委向警予请示工作。向警予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叫他们赶快回部队准备参加秋收起义。 他们三人从武汉回部队时，路遇敌人，结果团长卢德铭在农民掩护下回到部队，指导员辛焕文牺牲，韩潜被俘。韩被俘后，曾在商震、高树勋等军阀部队混了一阵子，又到上海参加了宋庆龄、邓演达发起的国民党左派反蒋介石的组织，干得也不好，就回到老家闲居。蒋介石得知韩潜的情况后，派人将其召回南京，给他优厚待遇，对他长期进行“感化”。韩终于写了保证，声明脱离共产党，决心效忠蒋校长。抗战胜利前夕，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军长。在莱芜战役中，韩潜的七十三军比韩练成的四十六军打得坚决，可是最后还是当了俘虏。人各有志，道路自选，一个战役中的两个军长都姓韩，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七)几点体会 第一，阻击、钳制要选择适当的地区。阻、钳、佯是为了迷惑敌人，避敌之疑，掩护我主力部队的作战行动，以达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莱芜战役中，我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选择山东临沂地区是比较适合的。这里既是老解放区，又是我华野在山东的指挥中心，从常理讲，敌人估计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临沂的。因此，决定以临沂地区为中心阻击敌人是比较令人相信的，实践证明敌人也确实相信了。反之，若面临南线敌人的三路进攻，我急忙放弃临沂，将部队集结于临沂以北地区，必将引起敌人的疑虑，过早地暴露我于北线歼敌的企图，迫使敌军调整收缩，使我难于下手。 第二，阻击、钳制必须结合佯攻。敌人“鲁南会战计划”的目的，是逼我于临沂地区与其决战，以歼灭我华野主力，基于这——点，我军毅然摆出决战姿态，首先派出第二纵队、第八师和滨海警备旅等等在南线加充防御正面，以野战军主力面貌，与敌拼死纠缠；另派鲁南地方武装等均以我主力部队番号出现，虚张声势向津浦线出击敌人。摆出这一决战阵势，也正中敌人下怀，敌军果然信以为真。于是敌人集中力量攻我临沂，企图乱我指挥，消灭我军。这样，就使敌在其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中，被我指挥和调动，直至被歼灭。 第三，阻击、钳制应取多种方式方法。莱芜战役中，除了正面阻击、抗击外，还采用了攻击、袭击、截击、伏击、破击以及封锁消息、政治攻势等多种方式方法，既有野战军主力，又有大量地方武装伪装的野战军主力，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相结合，形成了我军所特有的；不容敌人怀疑的整体人民战争，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 第四，阻击、钳制必须统观全局，耐心坚定。为了粉碎敌人的“鲁南会战计划”，我们先后提出。几个作战方案，均未能调动敌人，达到歼敌之目的。1月30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指出：“对战役要有全盘计划。”2月4日电报又指出：“敌人愈深入愈好，我打的愈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在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作为战役指挥者，必须统观全局，纵横比较，耐心细致，善抓战机。如古代兵法所言：“数中有术，术中有数”，一旦时机到来，便立即抓住，坚定不移地打好阻击，钳制敌人，掩护我主力的作战行动，达到歼敌的目的。 莱芜战役中，从决定南线阻击，放弃临沂，到2月19日我主力已到达北线包围李仙洲集团，王耀武发现我北上企图，立即向蒋介石报告，部署收缩，但为时晚矣。这时的敌人象一个个猎物，不仅被猎手紧紧包围起来，而且尽在有效射程之内，注定了被歼的命运。但就是这样，蒋介石还陶醉在占领临沂，消灭我并不存在的十六个旅的“辉煌胜利”之中，并不相信王耀武的报告，难怪王耀武无可奈何地抱怨道：“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 莱芜战役，从2月20日首歼敌人第七十七师开始，到23日全歼敌军第七十三和四十六军为止，仅用了三昼夜的时间，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人七个整师，五万六千多人。此次战役时间之短，胜利之大，在解放战争中是少有的。以上事实，再好也不过地说明了莱芜战役中的南线阻击、钳制是成功之举，它将在我军的战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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