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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耘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专门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北方民族文化史东北区域文化史。主要著作《金代从地域到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大学士阿桂、于敏中，侍郎和珅、董诰奉旨修撰《满洲源流考》（以下简称《源流考》）。在开篇的乾隆上谕中，清楚地叙述了此书的撰修宗旨是详细考辨满洲族源，将历史上女真完颜所建的金朝与满洲相关联，进而将东北地区生活过的肃慎—靺鞨—完颜—建州形塑成传续关系，为清朝统治提供合理合法的时空序列。 虽然追溯满洲源流是此书的编写初衷，但主述部族的内容只有 7 卷，占全书的 1/3，其余皆为疆域、山川和国俗。书成后也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次序排在主述京师的《日下旧闻考》和清代陪都的《热河志》之后。这表明大东北地区有了钦定的形象，并以此为标准昭示天下。乾隆五十四年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直接指出此书对东北史地记述“可传千古之信，非诸家地志影响附会者所能拟也”。可见，名为族源考订的这部书在当时就已被认定成东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范本。 近代以来，学者对《源流考》的研究主要有史地考证、满洲形成和清代国家政治建构三个主题。致力于史地视角的研究者主要关注具体地理位置的考辨，以此评判文本的史地价值。如孟森《满洲开国史讲义》认为此书“非藉考以显满洲之真，实借考以混建州之迹”“不值读史书考地理者一哂矣”。滕绍箴《明代奴儿干都司女真诸卫研究概述与探索》在讨论明代奴儿干都司有关卫、所问题时，认为此书编纂者抱有诸卫、所“与明边界相去绝远”等偏见，但在具体卫、所的考察中，还是能够运用民族语言为后世研究者提供重要依据和参考。 从民族史角度出发，有研究则肯定《源流考》叙述满洲族源谱系的价值，并以此为据深入探讨满洲形成的历史。如姚大力《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变迁》提出，《源流考》的编修是乾隆重塑满洲历史根源性文化动员系列活动中的一环，其用意在于跨越明代诸申的记忆断层，重新把满洲追溯为金元时期女真的集体后裔，从而赋予全体满洲成员以源出于共同血统的性格。徐凯在《满洲氏族、谱系文化与本部族认同》中提出，《源流考》的编纂既有乾隆以族群、地理、文化凸显满洲历史，以达到自我夸耀之目的，也有彰显清朝接续中原王朝正统的意义。也有从乾隆钦定的意图出发，将此书与清代国家政治建构的宏大主题相关联。如牛贯杰以《源流考》为中心讨论历史书写与清帝国建立的政治影响。 乾隆朝钦命《源流考》，与统治稳定后需要从金源女真转向满洲的政策变化密切相关。满洲的族源追溯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有端倪，他特别强调女真与满洲在血缘和地域上一脉相承，以此论证早期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康熙朝则将金世宗“女真复兴运动”作为国家协调满汉异质文化的楷模与典范。乾隆朝完成了满洲族源“钦定”过程的文本化，并最终形成一套标准的话语体系和东北史地观念从而影响到后世。通过一部“以国朝为纲，而详述列朝，以溯本始”的《源流考》，东北地区历史上此起彼伏的许多部族，被统合成一个世代延续、连绵不断的新共同体。以共有的史地观念代替部族血缘传统实现文化上的一脉相承，跨越明代诸申记忆断层，将满洲追溯为金元女真的集体后裔，并赋予全体满洲成员以源出于共同血统的集体记忆，这便是《源流考》所传达的旨意。 这样的族源叙事，既影响了国家对东北地区的政策，也影响了士人对东北的认同。清初将东北视为满洲“龙兴之源”，加以重点保护甚至全面封禁，东北成为国家行政治理的神秘地区，士人也不得随意议论东北史地。随着清代社会全面稳定，士人借由《源流考》形成了对东北地区的认识，朝野士人言及东北则以金源代之。如程德全为搜求东北史料与寿山结识，于是有诗云“逢人为访金源事，一语才交契两心”，可见“金源”已成为士人了解国家、认识满洲的问学门径。 此后，受近代边疆危机局势影响，东北作为重要的边疆被各阶层所认同，与金源研究相关的史事就成为东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如 1920 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清代边疆史地学发展时，也特别列出了熟悉金源掌故的施国祁的学说，可见东北史地已经与金源史事成为密不可分。 迈入新世纪，对东北史地的研究，既要重视围绕《源流考》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也应将文本回归到编撰年代，客观地梳理不同阶层对满洲民族与东北地区的认知差异与共识。这样才能使东北史地研究更符合历史的客观实相，也能通过历史文本的书写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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