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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揭示了罗泽南、刘蓉对晚清理学复兴作出的重大贡献：“道咸之间，湘乡罗罗山泽南与其友同县刘霞仙，共讲程朱学，以教授于乡曲，而同县王璞山、李迪庵续宾、希庵续宜，皆罗山弟子，师弟弦歌诵讲，若将终身焉。及大乱起，罗山提一旅卫桑梓，已而出境讨贼，死绥焉。璞山、迪庵先后殉，霞仙赞军幕，希庵独将，并立功名，自是一雪理学迂腐之诮，而湘学之名随湘军而大振。”所谓“诵讲”，即指讲学，是罗泽南、刘蓉培养理学人材的手段。和一般开馆授徒显著不同，其目的不是应付科举，而是传道，培养品德高尚的理学信徒。因此，其内容是学术，而不是应试所需的知识、技能，其方式除了讲授，还有研讨、论辩。这是一种古老的学术活动，曾在历史上为推动学术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如岳麓书院的“朱张会讲”，天下闻名，为发展宋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罗、刘讲学本为宏扬理学，培养理学新生力量，却不期然为湘军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为湘军提供了大量人材。据李超平先生的研究，道光二十七年，罗泽南在同邑左辉春“芭蕉山馆”讲学授徒，“芭蕉山馆”因此成为湘军肇源地参李超平《芭蕉山馆考—湘军肇源地初探》。“芭蕉山馆”的弟子可谓群星闪耀，包括王錱、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等一批湘军名将。无疑，道光二十七年是罗泽南的讲学进入鼎盛期的标志。早在道光五年，十九岁的罗泽南已经开馆授徒。但在很长时期内，他教授的是举业，即科举所需的知识。十六年，罗泽南始究心理学。十八年，他与刘蓉相识，与谈理学，刘蓉由此始笃信程朱。此后两、三年，两人互相切劘，致力于个人的理学精进。大概在二十、二十一年，他们始意识到理学需要重振和赓续，亟需培养理学接班人。于是，他们开始讲学，自觉肩负起传承“道南正脉”的使命，“慨然有志于三代，思一用其学术以兴起教化”。他们这种自觉意识，在刘蓉《赠罗仲岳》一诗中表露无遗：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刘蓉写信给曾国藩，说“阳明首倡异说，痛诋紫阳，欲立异以为高，乃援儒而入释。畏格致之难几，则倡古本《大学》之说。知日月之莫逾，遂订晚年论定之书，贻误后学，实非浅鲜。念台鉴其禅悟，倡言辩说，盖亦颇觉王学之弊，而知讲学之不可废矣。”刘蓉在这里提及明朝大儒刘宗周对讲学的重视，说明刘蓉此时已经有了重拾讲学传统的念头。也是在这一年，罗泽南于本邑洲上朱宗程家设馆。通过罗泽南写于本年的《觉梦轩记》、《贺彝斋传》两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讲学事业即始于朱宅。在《觉梦轩记》一文中，他以理学教诲弟子，这种情况在此年之前从未出现过：“格物致知之功, 发之孔曾，阐之程朱，其义已无馀蕴矣，何天下之有志斯道者绝少也？盖自圣道不明，俗儒之学盈天下，天下之士不尽力于词章, 即凝心于记诵。阳儒阴释之辈，又从而蛊坏之，矜言顿悟，不事讲习，身心国家之要遂无复有寻求……圣贤之学，穷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践其实。不明善，无以为诚身之本；不诚身，则其所明者亦虚而无据。使徒欲扩其识见，而不体之于身心，以推及于家国天下，其与记诵词章、与为陆王之学者何异？”《贺彝斋传》一文则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在朱宅传授理学的情形：“始授《大学》，以朱子之《章句》为圭旨，参阅《或问》、《语类》及诸儒论说，会其纲领,究其条目……越明年，为讲《中庸》天人性命之旨，中和诚明之奥……从游两年，余所讲授，皆虚心听受，体验著已，每有疑义，必反覆辨明而后止。”有史料显示，刘蓉曾前往洲上，与罗泽南商讨过理学问题。《槠山刘氏四修族谱》载：“吾族祠祭仪注为凫翁中丞公即刘蓉就《朱子家礼》增损编订。闻之乡先辈云，忠节即罗泽南教授洲上时，实与中丞公共同参讨。凡及忠节之门者，皆遵以行，故各族祠祭之仪略同。”就是说罗泽南和刘蓉对《朱子家礼》进行修订，制作祀典，为罗氏弟子所遵循。在这个过程中，罗、刘必定有讲学。这一年，刘蓉还通过写信，就持守涵养、循守与诵说的先后次序等理学问题对罗门弟子进行启发。对此，罗的反应是“于我心有戚戚焉，此不特诸生所宜书绅，亦泽南所宜奉为针灸者矣”，并要刘就循守与诵说先后问题对学生作进一步解说。刘蓉的讲学对象还包括曾国藩。闰三月，曾国藩致书刘蓉，谈及王阳明、刘宗周等前朝大儒，认为他们“墨守《大学》一书，遂成大儒”，意谓他们的学说是醇正的程朱理学。此时，曾国藩刚师从唐鉴学习理学，认识还不深。刘蓉在回信中对其观点进行了纠正，对王阳明、刘宗周进行了批判。次年，曾国藩在复信中说刘蓉“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并自认对前明、本朝大儒“不克辨其得失”。可见，在曾国藩进修理学过程中，刘蓉对他是有指引之功的。这种以通信方式进行的学术交流，本质就是讲学。这样的讲学，在刘蓉与曾国藩、郭嵩焘之间持续了很长时间。道光二十二年，罗、刘拉开在长沙讲学的帷幕。六月，郭嵩焘写信给刘蓉，约乡试时在长沙相会。七月，刘蓉有半个月在长沙，期间在观音庵内讲学，参与者有郭嵩焘、郭崑焘、曾国潢、曾国华等人，内容包括格物等。十二月，刘蓉写信给曾国藩，说这次在长沙“酬应繁多”，也许这是其讲学带来的效应。是月，郭崑焘有诗寄怀刘蓉，有云“举世尽尘垢，先生独皎然。功名轻俗辈，志趣在前贤”，“今君趍圣域，而我尚庸人。半受纷华累，难寻道脉真。超凡有正路，可许渡迷津。”次年闰七月，郭崑焘又致信刘蓉，说“去夏一别，倏忽经年，回忆观音庵内谆谆启迪时，此境恍然如昨，所恨缘分浅薄，不获与兄朝夕同居，得以时闻训诲。”可见，刘蓉这次讲学给郭崑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郭崑焘之子郭庆藩说：“（郭崑焘）十九岁应试来长沙，始识湘乡罗忠节公、刘霞仙中丞。时两先生方究心宋儒之学，言行无所苟，先大夫一见倾服。两先生亦谓'此吾畏友也’，乃深相结契。”郭崑焘十九岁时，正是道光二十二年，说明罗泽南这年在长沙也有讲学，很可能是与刘蓉联手的。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罗泽南、郭崑焘在长沙相晤，罗应会讲学。八月，刘蓉致信曾国藩，打听京中讲学情况：“闻顷在京城设有讲学之会，不审与同业者谓谁？进德之方以何者为要？用功之序以何者为先？告将课程大端闻示。此调不弹久矣，士林中舍举业外，不复知有学问。” 此信用意，应是希望京中与湖湘共同努力，推动讲学。道光二十四年，罗泽南在长沙贺修龄家开馆，而刘蓉在娄底开设“菁莪精舍”。娄底位于湘乡西部，地理偏僻，故来就学者不多，并且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科举，“来学之士类多浮慕，而不肯实致其力，盖利禄之溺人深矣。” 这让刘蓉失望，所以“菁莪精舍”次年就没开了。六至九月，刘蓉、郭崑焘、曾国荃、曾国华、曾国潢都在长沙，期间罗、刘必有讲学。曾国荃对刘蓉颇信从，知刘蓉开馆，欲于秋后从游，曾国藩很赞成，但未获曾麟书同意。这一年，曾国藩给刘蓉写信，称他“崛起僻壤，乃能求先王之道，开学术之蔀”，并嘱他教诲曾国荃。他多次在家书中赞赏刘蓉的学问，希望诸弟向他请益。显然，这是对刘蓉讲学的高度肯定。道光二十六年，罗泽南再度回到洲上朱宅设馆，学生有李续宜、左孟香、左仲立等。罗赠李的《耻不逮斋记》即撰于本年。其文略谓：“圣人之道，身心性命之道也，其文杂载于《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其理散著于视听、言动、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一事一物各有当然之则，是皆为吾性分所固有，我躬所不容己者，非徒供人谈笑已也......今希庵既自耻其不逮，愿砥砺磨砻，底于无过，其识见已超迈乎流俗。学问之功，不患力之不足，惟患守之不固。读书以清其源，力行以践其实，毋惑私欲，毋逞意气，日就月将，自可缉熙于光明......余与希庵讲论有日矣，孔孟程朱未尝一日离诸口。自返厥躬，抱愧实多，殆所谓以言教人者与?窃愿希庵以我之不逮为戒，以古人之所逮为法，庶乎其有济耳行矣。”截至道光二十六年，罗泽南、刘蓉在长沙和本邑培养的学生中，有湘军早期骨干曾国荃、曾国华、李续宜、朱宗程、谢邦翰、钟近衡等，和湘系集团重要成员郭崑焘等。可见，罗、刘的早期讲学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梁启超只注意到罗、刘“教授于乡曲”，实际上，他们在长沙讲学的时间很多，差不每年都有或多或少的时间在长沙。讲学是在湘乡、长沙两地同时开展的，这对扩大其影响和传播理学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谋划讲学之初，应该就定下了把长沙作为讲学地之一的策略。他们在长沙的讲学大概在道光二十六年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次年，唐鉴由长沙赴金陵，诗赠罗、刘，予以高度赞赏：唐鉴称罗、刘为“最高枝”，不仅因为他们的理学造诣，还因为他们传扬理学的贡献。道光二十七年后，罗、刘讲学影响进一步扩大。杨昌濬说罗门弟子每到长沙，“必置酒高会，会则必请三先生指罗泽南、刘蓉、罗信南讲论道学渊源，示以闲邪存诚、直身善世之要，抑其过而进其所不及，同人又必互相质证... 一时士大人闻者，争羡为盛事”。咸丰元年，罗、刘肄业城南书院时，经常进行讲学。郭庆藩说：“两先生同肄业城南讲舍，先大夫指郭崑焘居城中，每晡时必一谒城南，相与讲论得失，或值夜分归，罗公令其门人王壮武公诸人秉烛相送。时天下承平久，金吾不禁城，夜半方扃也。”是年，应该是在郭崑焘介绍下，左宗棠在长沙初识罗、刘，参与了他们的讲学，还与罗进行了论辩。多年后，他回忆道：“咸丰初，公馆贺耦耕尚书里第，及门诸子假馆长沙东郭定王台就公请业。时李公续宜、王公鑫、李公杏春咸在，余尝与刘公蓉晤公于此。”“罗山一老学究耳，与宗棠素尝论学，持论平实稳惬，作事有条理，可见者不过如此。及其将兵，胆略俱壮，随机立应，竟为宿将所不及。”罗、刘去世几十年后，他们在长沙讲学的故事还在流传。光绪三十三年，黄嗣东说：“忆自束发知书，随宦湖湘，闻罗罗山与曾、刘（自注：谓霞仙中丞）诸先生讲学岳麓，吾乡蕉云刘先生又与湘乡相国会讲京师。” 湘人在晚清政坛的崛起，表面看，得益于湘军对太平天国的平定。深入看，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有一批湖湘士人开始了重振理学的努力，京中以唐鉴为代表，湖湘以罗泽南、刘蓉为代表。他们一南一北，步调一致，互相呼应。在他们的宏扬下，涌现出一批高素质的理学信徒，京中如曾国藩，湖湘的数量更多，以罗、刘培养的学生为代表，可谓人材济济。理学的经世精神驱使他们积极介入时世剧变，为湘军的诞生、壮大提供了所需的人材。湘军战胜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人材之胜。无论是统帅还是各级将领，湘军的素质、数量都远胜太平天国。如果没有理学重兴，这种情形恐怕不会出现。如果没有罗、刘在湖湘大力培植理学后进，这种情形也不会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泽南、刘蓉于道光二十一年开启的讲学，其影响可谓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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