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史学研究
研究论文
经典的另一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诸日译本
马恒、房鑫亮
内容提要：
《清代学术概论》被中国学者视为研究清代学术与思想的典范之作，在其单行本出版后即有日译本问世。1940年后，随着日本东洋学界世代的更替及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关注，《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被重新审视。但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导致并未流行开。战后日本史学界被革命史观所笼罩，对梁启超的审视局限在革命史范围。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形象开始摆脱限制，《清代学术概论》再度被译为日文，战前对《清代学术概论》价值重新估定的趋势得以延续。近百年来该书在日本学界虽然译本诸多，但从未成为指导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为：一是从中窥见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视其为一种了解当时历史情况的史料；二是将其作为前行研究而给予学术史上的地位，但新的研究早已溢出其范围。
梁启超(1873-1929)作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纵观其一生，因参与政治而声名鹤起，进身贤达显贵，而又终于学人之身份。《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文，脱稿后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在1920年11月至1921年1月的《改造》三卷三、四、五期刊出。后于1921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改为今题，并以“中国学术史第五种”为副标题，并与蒋著同被列入《共学社史学丛书》中。该书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仅11年间商务印书馆便印了8版，可见其在当时流行之程度。不仅如此，该书长期以来被视为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其影响延绵至今而未中断。
自1921年《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问世至今，不仅有诸多中文单行本，还有诸多外文译本行世，尤以日译本最多①。迄今为止，该书共有5种日译本，即：1、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2、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3、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東華社1922年出版；4、山田勝美译注《清代学术概論》，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1973年出版；5、小野和子译注《清代学術概論——中国のルネツサンス》，平凡社1974年初版，1982年、2003年两次再版。是书有如此多的译本，实为梁启超所有著作中所仅有。是故，《清代学术概论》可谓是梁氏最为成功且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
“梁启超”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有关梁启超思想中的外来成份的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作为各路思想交汇中的梁启超，其著作不仅对中文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传播至中文以外的世界，这一现象也值得关注并分析。《清代学术概论》作为中文界清学研究中的典范之作，对其文本在域外的传播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更全面与深入地了解其在历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尤其对于从日本接受大量思想资源的梁启超，其著作在日本刊出了五种译本，期间过往是非常值得分析与思考的。
23岁时因主笔《时务报》宣传维新而名声大噪之后，梁启超便成为舆论界的主角，而后更因为戊戌政变流亡东洋时借诸报刊文字宣传改良而成为当时的青年导师。辛亥鼎革后，梁氏虽沉浮于宦海之中，但仍对舆论有极大影响。金梁在当时即称其：“著书立说，文采动人，后生学子，靡然从之，实能左右舆论。”②1920年自欧洲回国后，47岁的梁启超绝意政界而改以学者身份现身。当时的文化界已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彼时位于新学术、新思想中心的领导人物，是仅29岁由“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的胡适。但梁启超却并未被挤至边缘，其号召力与影响犹在。作为梁启超学生的梁实秋便指出：“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敬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③，“任公先生的学问事业是大家敬仰的，尤其是他心胸开阔，思想赶得上潮流，在五四以后俨然是学术重镇”④。上述梁实秋的描述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是故《清代学术概论》一经面世便风行海内是不难理解的。
该书在中国的畅销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在1921年7月出版的《史林》第6卷第3号，那波利貞(1890-1970)便介绍了《清代学术概论》，时距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单行本仅半年。而在该书问世的第二年，便有三个日译本同时出现，分别是：橘仁太郎译《清代學術概論》，发表于《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第19號(1922年出版)；渡辺秀方译《清代學术概論》，由読画書院1922年出版；橋川時雄译《清代學术概論》，由東華社1922出版。下文首先介绍该书的三位译者。
译者橘仁太郎，生卒、籍贯及生平均不详，仅知其曾活跃于明治大正时期日本的中国哲学界。其曾于1908年至1909年在《哲学雜誌》上相继发表了4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此外，橘仁太郎当时对翻译梁启超的作品似乎也极为热心，除《清代学术概论》之外，其还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及其政治思想》及《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翻译为日文，均在《日本讀書協會甲種會報》上刊出。但因为橘氏的译本并非以单行本行世，加之其生平隐晦，所以橘氏翻译梁启超的这几种译本，今人所知甚少。
译者渡辺秀方(1883-1940)是京都府人。1906年早稻田大学高等师范部国语汉文科卒业，后又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自1925年起返回早稻田高师部任教，后为早稻田大学教授、立正大学教授，主要教授中国哲学。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今天日本的诸多图书馆均有收藏，日本国国立国会图书馆亦将其电子化，成为其“国立国会图書館Digital Collection”在线开放资源的一种。
译者橋川時雄(1894-1982)是日本福井县人，著名汉学家。1913年毕业于福井师范学校。后毕业于二松学舍大学。1918年到北京，历任共同社、《新支那》报社、《順天时报》报社记者。1928年加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46年返回日本，后相继出任京都女子专门学校教授、大阪市立大学教授、二松学舍大学教授。除翻译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外，还曾翻译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3)、冯至的《杜甫传》(1955)，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1940)等。
与渡辺秀方不同，橋川時雄的译著录于谭汝谦所编《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但在日本国内却难觅踪影，在2004年出版的由島田虔次编译的《梁啓超年譜》中都说只见其目，不见其书。橋川译本虽与渡辺译本在同一年出版，但其传播程度却有如此显著的差别，或与两书的出版方式不无关系。从两书的版权页可知，渡辺秀方的译本在东京印刷、经由东京的読画書院发行，而橋川時雄的译本是在北京《顺天时报》社印字部印刷、经由东京的东华社发行。橋川译本的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因为当时的橋川時雄正作为《顺天时报》的记者身在北京，译本译出之后，并未寄去日本印刷，而直接在北京印刷，再寄去日本发售。这可能是造成其今日难觅踪影的因素。
尽管《清代学术概论》在其单行本出版后第二年便有三种译本问世，但三位译者在当时日本学界都不出名。作为译者之一的橘仁太郎生平隐晦，其译著不引人注意也在所难免。另一位译者渡辺秀方在翻译梁书时尚未获得教职，正闲居京都，即便在其1924年出版《支那哲学史概論》后，作为当时学术名家的宇野哲人都说自己从未听说过该书作者。由此可见渡辺氏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地位，亦可想见其译作的影响所及。三位译者中最为出名的便是橋川時雄。橋川時雄是著名的汉学家，然而，在翻译该书时，其虽与当时中国的学界名流多有交往，且其《陶渊明评传》也已刊出，但橋川在当时仅是《顺天时报》的记者，还未跻身大学获得教职，影响不大亦在情理之中。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整个社会的心态是倾慕西方，对西方哲学的兴趣要远远大于中国哲学。而对中国哲学仍有兴趣的人，也基本局限于专门的研究者当中，是故当时与中国哲学相关图书少有知名大学者的译本也就并不为奇。
《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不论是其中文本还是其译本，在当时的日本学界，既几乎不见称引，也几乎无人评介。可以说在当时日本有关中国思想研究领域中，梁书的丝毫不见踪影，与该书在中国可谓是两重景象。
明治以后日本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汉学”“支那哲学”学派和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支那学”考证学派。前一派继承了德川时代以来的“儒者”的道德主义的传统，以宇野哲人为其代表；后一派接受了清朝考证的实证主义，把思想、哲学与其他广泛的文化现象联系起来而进行研究，以狩野直喜为其代表。而不论是宇野哲人还是狩野直喜，在他们有关清代著作中都未见梁书的踪迹。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在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风格与东京、京都两地的学风均极不相称。
宇野哲人(1875-1974)作为近现代日本研究中国哲学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用西洋哲学的刀来切东洋哲学的肉”，具体而言便是“吸收西欧哲学的用语，赋予研究对象一些固有概念，明确其思想构造，并对这些概念的结构原理的自律性和相互关系作出考察”。但总体而言，宇野哲人观点倾向宋学，对清代考证学的评价不高，认为清代考证学的发展失去了阐明圣人之道的方向，变成越来越没有用的学问。宇野的这一看法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考证学的看法正好相反。
狩野直喜(1868-1974)作为近代日本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其在中国哲学方面研究的学风是“祖述清朝的实证之学”⑤，作为狩野直喜同事的桑原騭藏更是直言“狩野是考证学者”⑥。狩野考证的研究方法使其坚信“将一言半句相类似的话直接拿来比较、联系起来之时会导致非常大的谬误”⑦。而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恰恰是借用“文艺复兴”比拟清代学术，期间差距之大不难想见。
其次，与梁启超在当时日本的形象也不无关系。梁启超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至1911年民国成立的这14年间长期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皆以平易畅达之文笔，颂言革命、排满、共和，揭于《清议》、《新民》、《国风》、《新小说》诸报”⑧，并借助这些报纸“鼓吹宣传'新民’之必要、介绍西学、以全新的见解与方法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研究政治与经济上的各种实际问题”，所谓在日本流亡的时代“是梁氏影响与势力最大的时代”⑨。而民国成立之后，梁启超又长期参与政治。而恰恰正是因为如此，梁启超给日本人的印象便逃脱不了记者与政客这两个标签。德富蘇峰的《梁啓超君の淸代學術概論》中的观点便非常具有代表性。
德富蘇峰对梁启超完全以新闻记者、政治家视之，无怪乎他对于《清代学术概论》的评价是：“梁启超这本书，总的来说，是新闻记者的观察。”⑩这样的评价显然与当时该书在中国被视为学术著作大为不同。因此，可以说梁启超生前在日本，并未被视为是学术界的人物。这一点在梁启超于1929年去世时便更为明显，当时梁氏离世的消息几乎未在日本学界引起任何波澜，而作为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同事的王国维，其于1927年去世时，日本学界对其纪念的隆重程度丝毫不亚于本国的重量级学者。两相比较，更可看出梁启超在当时日本学界的形象。
最后，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见解在日本学界也并不令人感到新鲜。宇野哲人在其《清朝思想史论》中说：“像这样清代学术，随考证学的盛行，从现代追溯至古代，从明代之学一变为宋代之学，再变为汉唐之学，无论什么都溯古，溯古，越来越成为无用之学了。”(11)
梁启超与宇野哲人对于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动向的总结不可谓不相似，只不过梁启超的落脚点在于“科学的研究精神”，并喻其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予以肯定；宇野哲人则视这一过程是“不论什么都追溯古代再古代，都是些无用的学问”，予以否定。
梁启超将清代考证学比喻为“以复古为解放”的文艺复兴，以及称考证学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均受到井上哲次郎及蟹江義丸的启发。如井上哲次郎在其《日本古学派之哲学》的结论中写道：“古学，是作为文学复兴(即文艺复兴)研究的结果而兴起的，结果便是追踪孔子而向上的溯古专研以外而没有其他方式，大概由于文学复兴，一时间我国的学者看破了后世的学问的谬误……在我国思想发展的顺序的确是一个进步，像这样，虽然将复古之学统称为古学，但在一定意义上则不如说是新学。”(12)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的论断与上引井上对日本古学的论断之相似更是一眼便知。是故梁书虽在国内风靡但在日本却无人问津便不难理解。
当然，梁启超在1920年代的著作在日本也并非都是如此冷清。比如1922年出版单行本以来同样在中国风行至今，也同样被视为梁启超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当时日本的反响便大得多。与《清代学术概论》相比，该书虽然迟至1938年才由小長谷達吉以《支那历史研究法》为名译出，然而该书其实在发表的同年便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注意。田中萃一郎在1922年4月的《史学》第1卷第3号“東西新史乘”栏目中介绍此书，并简述其优劣。随后桑原隲藏(1870-1931)亦在同年《支那学》第2卷第12号发表长篇书评《梁啓超氏の『中國歷史研究法』を讀む》来评介该书。总体而言，不论是田中萃一郎还是桑原隲藏，虽都不同程度地对梁书予以肯定，但也都对梁书提出了不少批评，尤其是桑原隲藏的批评非常严厉。加之该文后又于1925年北京《现代评论》二卷49—50期中登出中译本，对梁启超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也引起梁启超的介怀。
虽然桑原隲藏对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但另一个现象亦值得注意，即与当时东京与京都两地的中国研究者们在其著作中均不见对梁书的称引所不同的是，桑原隲藏却对梁启超关注颇多，包括《清代学术概论》在内的梁氏著述都曾得其引用。桑原引《清代学术概论》是在其《歷史上より觀たる南北支那》。该文首刊于1925年(大正十四年)《白鳥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中，后收入1934年出版的《東洋文明史論叢》中。该文并有中译，由杨筠如译出，题名为《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刊于1930年《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中。桑原该文正文中并未称引梁氏《清代学术概论》，而仅在第五节论述宋以后中国文运里涉及有关清代诸学者情况时，于其间的三条注释中将梁书列出，视其为了解清代学术概况的参考书。作为当时日本知名的东洋史家，且为人又好争胜的桑原隲藏，在列举他认为能够作为了解清代学术全貌的参考书时，并未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而用了中国学者的著作，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其之所以如此处理，一方面应当是由于在1925年之前的日本学界并未有相关的专门论著能为桑原所引用，另一方也体现了其对中国学者研究的关注。此时再看桑原对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漠视日本学界研究新成果的强烈批评，或更可理解桑原愤怒的由来。然而，该文注释中的引用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桑原本人对这些著作的肯定，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桑原逝世之后，其藏书捐赠给京都大学文学部，设立桑原文库。在桑原文库中，保留不少梁启超的著作，其中就有商务印书馆1921年印行的《清代学术概论》、1922年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翻阅文库所藏《清代学术概论》，其中仅第23页有文字批注。批注是在第五节，共有四条，全部都是在清代学者籍贯旁标注地名，如原文“德清胡渭”在“德清”旁标浙江。显然，这是其为准备《歷史上より觀たる南北支那》一文所作的批注。
1930-1940年代，东洋学创立时期的一批著名学者相继离世。如桑原隲蔵逝世于1931年，内藤湖南逝世于1934年，服部宇之吉逝世于1939年，白鳥庫吉逝世于1942年，狩野直喜逝世于1947年等。而在同一时期，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渐趋紧绷，之后又经历了1937年至1945年间的中日战争，中日关系亦进入最低谷。与之伴随的是，两国而自1890年代至1920年代学界的密切互动，也在此期间基本中断。但此时期日本的东洋学研究并未停止，对中国学者的兴趣也并未中绝。
如梁启超的著作便有四种在这一时期被翻译为日文，一是1931年武田熙将《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以《支那學重要的文献の科學的解題とその研究法》为名译为日文；二是1938年小長谷達吉将《中国历史研究法》以《支那歴史研究法》之名译为日文；三是1941年重澤俊郎将《先秦政治思想史》译为日文；四是1942年岩田貞雄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支那近世学術史》为名译为日文。同在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以中文本的方式在日本出版。先是由东京的文求堂在1938年刊行了一版，后又于1942年再版；后文求堂版又由东京的龙文书局于1946年刊行了一版。
梁启超的学问在1920-1930年代对当时日本学界的影响力，亦远逊于同时代的王国维。而在中日两国交恶累及学术交往中断、日本东洋学的巨擘又相继谢世的背景下，梁启超的著作依然不断地在日本被推出，是缘于其著作的意义在日本新一代学者的眼中有新的体认。
上文所举梁氏著作的四位译者中，最具学术知名度的是重澤俊郎。重澤俊郎(1906-1990)，1932年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科卒业，1942年获聘京都帝大文学部助教授，1950年获聘京都大学教授，1970年任京大名誉教授。重澤俊郎是继狩野直喜、小島祐馬之后出任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科的教授。重澤的早期是以春秋学为研究重心的，他此时的研究方法是纯粹的传统经学研究，代表作为《左傳鄭服異義説》(1934)等，学术水平极高。他在1941年翻译梁书时，其研究尚以春秋学为中心，翻译梁氏《先秦政治思想史》是当时研究的延伸。重澤在译者前言中对梁启超有了不同的认知。他指出：“梁启超……总的来说，他被称为在思想上是新中国的先驱，在学问上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启蒙家。虽然他的思想放在现在看来，也未必那么卓越，作为实践家他的行为也未必就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他大大刺激了当时的青年们，成为向着新社会前进的强力原动力，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原作者梁启超在思想上学术上都作为新中国诞生的动力，在新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的理解上，让人们有更深理解。”(13)
重澤对梁启超的学术水准的判断依然如同1920-1930年代的日本学者一样，即不大称许其研究业绩。但在重澤的论述中也可以发现其对梁启超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即将其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意义便是将梁氏及其著作视为认识与了解近代中国的载体，而非仅视其为中国的研究者。而重澤基于这种认识的角度，其对梁启超的评价便不再限于其具体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而是称许其对中国新的学术典范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种认识和评价与上一代的日本学者已有非常大的区别。
将梁启超对象化认识在当时除重澤俊郎之外，另有东京大学出身的神谷正男(1910-1972)。神谷正男193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支那哲文学科，1935-1938年间至北京留学。因对当时日本支那学研究现状的不满，神谷正男持对日本汉学方法反省的态度开始他在北京的留学生活，并以近代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为中心展开资料搜集和研究。在其归国后出版的《现代支那思想研究》《现代支那思想の諸問題》等便是在北京留学的成果。其中，1942年神谷正男发表了题名为《梁啓超の歷史學》的文章，介绍梁启超的有关历史及中国历史研究的著作，认为：“梁启超的历史学本来是从康有为等的公羊学出发的观点，比起儒教历史的影响，受西洋历史学影响的色彩更浓重。从此意义来看梁启超的儒教历史学更应该称之为对于西洋历史学的第一媒介。”对梁启超的历史学神谷评论道：“对于梁启超的历史学也不乏对其评价极高的学者，总的来说还是评价低的占绝大多数。其理由并非相同，但是其共同的根据是，都认为他的历史学并非是细致周到的科学研究。此点确实是梁启超历史学上的致命缺点。”“在民国以后的被称为其代表作的《清代学术概论》，包括《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所有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没有一部作品可谓为细致周到的科学研究的。”(14)
从上引神谷的评论看，其对梁启超历史学研究的评价与之前桑原騭藏并无不同。
当时，《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史意义上的价值亦得到另一位出身东京大学的麓保孝的重视。麓保孝(1907-1988)神奈川县人。1928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科卒业。1937年在北京任文部省在外研究员，两年后回到东大出任文学部讲师。1942年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翻译，1943年兼任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教授。1943年至1952年间一直在文部省、外务省、法务省间任职。自1953年起任保安大学(后来的防卫大学)教授直至1971年退官(退休？)。麓保孝在其论文《清朝に於ける宋代儒學に關する研究に就いて》与《清朝儒學に於ける諸問題》均概述了有关学者对清学的相关研究。在《清朝に於ける宋代儒學に關する研究に就いて》中，其介绍有关研究时历数梁启超、蒋维乔、钱穆等人的通论研究，以及江藩、唐鉴、支伟成、张星鉴、成蓉镜、徐世昌等人的著作。在《清朝儒學に於ける諸問題》的第一部分“清朝儒學展開の概觀”中首先引用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与徐世昌《请儒学案·序》中对清学的总结来概括清代儒学的发展过程。其次又提及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缪荃孙的《国史儒林传序录·上》以及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麓保孝对中国学者的清学研究的熟悉，另一方面也能明显地看出在这样的论述序列中梁书获得了学术史上的意义。尽管麓保孝最欣赏王国维与徐世昌对清学发展的评论，而对梁启超的看法则不无保留，但不得不说，这足可证明《清代学术概论》进入日本相关学者的视野并受到了严肃的对待，这与1920年代该书在日本学界不被相关学者在正式论著中提及有很大不同。
以上所举，不论是重澤俊郎抑或神谷正男对于梁启超对象化的审视，还是麓保孝对《清代学术概论》学术史意义上的重视，都因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下而未能在日本学术界激起大的波浪，这种将梁启超及其著作的价值重新估定的做法，直到二战后日本学界重视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之后才成为一种风尚。
在江户时期日本汉学基本上是以围绕中国古代经典为中心的“汉学”式研究。战前学院式的中国研究，专注于古代中国的古典研究。作为日本东洋史开拓者的白鸟库吉，因在日俄战争期间游学欧美诸国，深受当时各国盛行的“亚细亚研究”的刺激，归国后便主张日本应成为“亚细亚研究”的中心，自其以后的东京大学东洋史的研究形成的精致的实证史学的传统并不将近代中国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京都大学东洋史，则因受到法国汉学为代表的近代西洋中国学和清代的考证学的共同影响而形成“支那学”的传统，其对同时期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混乱状况视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是故二战前日本的中国研究是以“支那学”为中心的，对近代的中国并没有学术兴趣。
二战日本的失败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当时及之后的日本学界影响极大。革命史观支配了战后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970年代至1980年代才逐步出现了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增多。1978年中国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后，中国社会开始急速变化。这些都促使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界对自身研究展开反思，并逐步放弃了革命中心史观，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潮流的大转换，革命史观受到了挑战，梁启超形象亦得到了解放，之后的日本学界对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与价值，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与研究，其成果远不是在革命史观的支配中可以取得的。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近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当时学界领袖島田虔次和西順蔵主持翻译了许多有关近代中国思想的资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1年平凡社出版、由島田虔次和西順蔵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8卷《清末民国初政治評論集》，和1976-1977年间岩波書店出版、由西順蔵主编的6册《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时隔51年后再次被翻译为日文，即1973由大東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出版的山田勝美译注本《清代学术概論》；一年之后，平凡社又出版了小野和子译注本《清代学術概論——中国のルネツサンス》，该书并于1982年、2003年两次再版。
山田勝美(1909-1989)日本千葉県人，上智大学教授，并曾于東洋大学、立正大学、大東文化大学、二松学舍大学等多处兼任教职。小野和子(1932-)日本大阪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并曾先后任教于三重大学、京都橘女子大学等校，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世史、中国近代女性史。与20世纪20年代的诸位译者相比，70年代的这两位译者可谓都是专业且知名的中国研究者。山田勝美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哲学，其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是着眼于校雠学的角度，以文本批评的方式来进行的。如其《全釈論語》《論衡(新釈漢文学大系)》等书便是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小野和子在1980年代之前，其主要研究领域一直是明清思想，如其《東方学報》上刊出的关于黄宗羲、颜元的研究，都是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80年代之后，小野个人便转向了近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小野翻译的《清代学術概論——中国のルネツサンス》被认为是目前最好的、使用最便利的日译本，被日本学界广泛利用。有意思的是，与1920年代一样，1970年代的两位译者也都不是以近代中国思想为主要研究方向，他们之所以翻译梁书，应是有感于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正如山田勝美在其译序中说的那样：“在街头巷尾，那时正好赶中国的潮流，中国相关的書在泛滥，而学术上的严谨的书，却会担心其销路，反而往往会被出版社敬而远之，真是于心不安。”
自重澤俊郎在1941将梁启超对象化看待以来，梁启超价值得到再认定，即其重要的价值在于他是理解近代中国思想转换与发展的一把重要的钥匙。但是，这种价值的再认定却并没有改变其在日本学界的形象。山田氏的评论依然沿袭了梁启超是当时的“大新闻记者”这一判断，虽然指出梁书之眼界独到、抓住了清代思想的要领，但最终将其视作社会启蒙思想家、政治家而非专业的学者。另一位译者小野和子对梁启超的认识，亦与此接近。小野在为译注本所做的《解说》中指出：“梁启超……他持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虽然反对革命，但作为天才新闻记者、启蒙思想家、中国近代史中他的足迹涉及广泛。”(15)
小野也反复称梁启超是“天才的记者”“启蒙思想家”。可见，梁启超的形象仍是记者，尽管常被冠以“天才”称呼。作为译者的小野和子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学术性价值评价有所保留，认为梁启超将清代学术比喻为“文艺复兴”是用欧洲为坐标对中国历史进行分析，这是梁启超以新闻记者视角给出的一种大胆立论。梁启超借用“Renaissance”(文艺复兴)彰显清代学术的意义与价值，是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贯彻和强调着欧洲文艺复兴和清代的比附”(16)是其书颇具争议之处，也是小野大保留的原因。
1980年代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作为了解近代中国思想变动的载体这一意义之外，学术史意义开始被重视。如濱口富士雄在其著作中指出：“一直以来，对于清代考据学相关的认识，主要是基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作品被提出的形象，现在研究中较多强调的是清儒的实证主义的、细致的训诂考据成果。”(17)濱口认为《清代学术概论》所建立的清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具有典范性的意义，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
作为中国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日本学界对清学的研究，本来自有传统，即上文所引島田虔次所概括的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汉学”“支那哲学”学派和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支那学”考证学派为主的研究方式。但在战后，这两种研究方式不再统治日本的中国思想研究，因此对于中国的相关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由此在学术史上肯定《清代学术概论》的价值与意义。
川原秀城(1950- )，1972年京都大学数学学科毕业，后又就读于京都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并于1980年取得博士学位。川原对于中国思想的研究是以科学思想为中心展开的。2015年由其所编的《西学東漸と東アジア》由岩波書店出版。川原在序言中指出：“梁启超的观点，总的来说作为概括中国近三百年的学术是稳妥的。他提示了有用的构想，但其中最值得评价的是，将西欧历算学作为清朝考证学的起源之一。”(18)川原赞赏梁氏将西学的输入作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源头之一，但并不认同梁启超的观点——梁氏认为乾隆之后，因为清廷的高压文化政策使得清学此后向考证学的方向发展。川原认为清学的根本特色是“中西会通”。作为有数学学科背景、主要以中国科学史研究为主的川原秀城，其对清代考证学的新解释即清代考证学的思维方法受到了西学的极大影响，是从对清代科学史的研究中得来的。而梁启超对于西学的关注，一方面是为了强调清学的科学性，更重要的则是其在“古学复兴”观念下对清学的认识。是故，两人虽有交集，而出发点与归宿却相去甚远。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出版的有关清学的研究著作中，川原秀城是不多的从梁启超的观点受到启发而再出发的，而其他著作，如濱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拠学の思想史的研究》(19)、木下鉄矢的《「清朝考証学」とその時代：清代の思想》(20)、吉田純的《清朝考証学の群像》(21)、井上進的《明清学術変遷史-出版と伝統学術の臨界点》(22)等等，他们的研究都力图揭示一个与梁启超所论述的清学不同的景象。是故，可以说梁启超及其《清代学术概论》除却是了解近代中国思想的载体之外，虽在1980年代后被日本学术界逐渐肯定其学术史的意义，但日本学界并未继续在梁启超所开创的典范中继续前进，而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突破了其所建立的清代学术的形象。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后，虽得到日本学界关注，但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作为近代中国重要人物，梁启超一生游离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主要是在思想启蒙方面。梁氏生命的最后几年，以学者身份处世，留下不少影响深远的作品。但对同时代的日本而言，其意义与价值无法得到认可。二战结束后，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革命史观下的研究，因此，将梁启超及其著作对象化的认识虽然得到了延续，但侧重于其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方面。而随着1980年代开始的对革命史观的远离，梁启超的形象也摆脱了之前的限制，开始丰富起来。就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在时值50多年后再次分别被山田勝美及小野和子译为日文。纵观近百年来《清代学术概论》在日本学界的情况，该书虽译本诸多，广为相关研究者所知，但从未成为日本相关研究的典范性作品，其意义与价值并没有得到有效彰显。
①此外，还有1种韩译本和1种英译本。即：李基東、崔一凡共译：《淸代学术概论》，骊江出版社1987出版；Immanuel C.Y.Hsu(徐中约)：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Ch'ing-tai hsueh-shu kai-lu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
②金梁：《列举贤才折》，见佚名辑《甲子清室密谋复辟文证》，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188页。
③梁实秋：《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
④梁实秋：《清华八年》，见《梁实秋文集》第三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⑤吉川幸次郎：《狩野直喜氏「中国哲学史」跋》，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筑摩書房(日本东京)1975年版，第266页。
⑥高瀨武次郎：《君山狩野直喜博士を追慕す》，《東光》，第五号，昭和23年(1948年)，第62页。
⑦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筑摩書房(日本东京)1953年版，第24页。
⑧刘盼遂：《梁任公先生传》，收入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⑨郑振铎：《梁任公先生》，收入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69-74页。
⑩德富猪一郎著：《梁啓超君の淸代學術槪論》，收入氏著《野史亭獨語》，民有社(日本东京)1926年版，第169页。
(11)宇野哲人：《清朝思想史論》，《慶應義塾學報》，第181号，第31页。
(12)井上哲次郎：《日本古学派之哲学》，富山房(日本东京)1902年版，第705页。
(13)重澤俊郎：《譯者の序》，收入梁启超著、重澤俊郎译《先秦政治思想史》，创元社(日本东京)1941年版，第5-6页。
(14)神谷正男：《梁啓超の歷史學》，《歷史學研究》，昭和十七年十二月号(第一百零五号)，第71、87页。
(15)小野和子：《解说》，收入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小野和子译注，平凡社(日本东京)1974年版，第358-359页。
(16)Benjamin I.Schwartz,'Forward',Liang Ch'i-ch'ao,translated with commentary by Immanuel C.Y.Hsü Inellectual Trends in the Ch'ing Period(Ch'ing-tai hsueh-shu kai-lu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年,第13页。
(17)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拠学の思想史的研究》，国書刊行会(日本东京)1994年版，第37页。
(18)川原秀城编：《西学東渐と東アジア》，岩波書店(日本东京)2015年版，第80页。
(19)濱口富士雄：《清代考拠学の思想史的研究》，図書刊行会(日本东京)1994年版。
(20)木下鉄矢：《「清朝考証学」とその時代：清代の思想》，創文社(日本东京)1996年版。
(21)吉田純：《清朝考証学の群像》，創文社(日本东京)2007年版。
(22)井上進：《明清学術変遷史-出版と伝統学術の臨界点》，平凡社(日本东京)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