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联络委员会啥组织？若非此人，因为它，我党和鲍罗廷几乎翻脸

1924年8月15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

会上围绕着“弹劾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两全其美”的办法——国际联络委员会

在处理“弹劾案”问题上，鲍罗廷遇到了“两难选择”：

一方面要满足陈独秀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内的“派别合法化”要求；

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章程中有具体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条目，而孙中山又特别注重这些条目。

对于鲍罗廷来说，处理“弹劾案”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必须确保中国作为保卫世界革命中心苏联的东方反帝前哨的稳固地位，这是他协调中国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面对两难处境，鲍罗廷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两全其美”的方案，即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由国、共两党和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组成，使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起直接联系，以此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对共产党不信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国际联络委员会”主要是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的机构。

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鲍罗廷与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瞿秋白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人问题》、《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决议案草案，并作为政治委员会的意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提出。

8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人问题》等两个决议案。

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

孙中山主持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就以这种方法暂时平息了“弹劾案”。

2、中共为何反对国际联络委员会？

但是鲍罗廷处理“弹劾案”的思路和决策遭到了陈独秀及中共中央的强烈反对。

陈独秀原本指望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能够对国民党右派的排挤共产党活动有所抑制，结果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凌驾于共产党，这使陈独秀非常气愤，感到很受伤害。

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于8月27日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强硬决定：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即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对右派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不过，中共中央的决定到达广州时，《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问题的决议案》已正式通过，而鲍罗廷和瞿秋白在会上对此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

这在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他们简直是国民党右派的“帮凶”，是在“出卖”共产党的利益。

大为恼火的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闭幕，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利用反动派施加的压力和他们的宣传来压制我们，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我们必须反对这种行为。

可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议，并指出，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

于是，瞿秋白被召回上海，并被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称为“中共非正式代表”（暗指他是鲍罗廷直接领导的，其言行与中共中央无关)。

虽然，瞿秋白和广东的共产党人再三说明国际联络委员会“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

但陈独秀等中央领导人坚持认为它有可能成为国民党控制和束缚中共的工具，因而瞿秋白和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

10月8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在“听取了瞿秋白同志的口头报告，并注意到他以前的几次书面报告”后，中共中央觉得“共产国际代表（指鲍罗廷)和瞿秋白同志在广州在如何在国民党内做工作的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

《决议》认为鲍罗廷和瞿秋白两人落入了中派设置的圈套，使中共遭到两大失败：

一是没有提出我们对右派压制措施的决议案；二是默认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

中共中央下达“红头文件”，批评和指责莫斯科驻华代表，这在中共党史上真是少见的一次。

中共中央批评鲍罗廷向国民党中派妥协。

这个“中派”主要是指孙中山。

3、鲍罗廷与中共中央的冲突

其实，这正是鲍罗廷在广州的工作策略和思路。

鲍罗廷比谁都明白：对他最有用的中国人是孙中山。鲍罗廷从不忽略这一事实，即孙中山的支持与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无论要干成什么事，都要通过孙中山。

鲍罗廷之所以对扶植孙中山感兴趣，一是因为孙爱听恭维话，二是因为孙的作用越重要，鲍罗廷能做的事就越多。

正是出于这种想法，鲍罗廷安排孙中山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终身总理。

由于双方的短期目标是类似的，所以这是种相互利用并不妨碍成功的联合。

孙中山一有机会就试图宣传鲍罗廷。在各种集会和群众大会上，孙一再介绍鲍罗廷是他的朋友和辩护人，因而抬高了鲍罗廷的形象。他使鲍罗廷卷入了国民党事务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组织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是国内问题还是国外问题，鲍罗廷出席政府和党的所有重要会议，参与制定国民党最基本的决策，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

鲍罗廷要完成莫斯科交给他的中国南方使命，没有与孙中山的高度合作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中共中央与陈独秀恐怕难以理解。

10月8日，开完会、作出决议后，中共中央便命令瞿秋白给鲍罗廷写信，将中共中央的决议告诉鲍罗廷，并请他到上海“磋商”。

瞿秋白在信中写道：

寄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革命策略的决议及关于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问题上您同中共中央之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原则性分歧。

因此中央决定：“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须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

中央嘱我将上述决定通知您，请您尽快答复。

从现有的材料看，鲍罗廷没有理睬中共中央的决定，或者说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到上海去与陈独秀“磋商”，因为此后不久，广州的军事形势和中国北方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鲍罗廷要面对、要处理、要决策。

显然，1924年8月间，围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的国共关系问题，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代表鲍罗廷及其翻译兼助手瞿秋白之间产生了意见冲突。

由鲍、瞿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党人问题的决议案》及国际联络委员会的设立，使中共党内的意见分歧完全表面化了。其直接结果是中共中央将瞿秋白从广州召回上海，并不准他再去广州为鲍罗廷工作。

4、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决议案究竟说了啥？

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在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内容如下：

1.现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之下，各阶级中自有力求解放中国，要求独立，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之共同倾向，中国国民党即为代表此等阶级之共同倾向，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之三民主义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吾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2.本党章程规定：“凡志愿接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议决，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故凡党员之行动，并未违反此章程之规定者，本党殊无干涉之必要。至于行动违反党纲章程，不愿积极从事于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既不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又不赞助劳动平民者，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

3.中国共产党并非出于何等个人之空想，亦非勉强造作以人力移植于中国者，中国共产党乃中国正在发展之工业无产阶级自然的阶级斗争所涌现之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之组织既系如此，则自不能不为国际无产阶级政治组织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现存之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必不能随之消灭，彼等必将另行组织。故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

至于本党之外存在之中国共产党，作为非共产主义政党之国民党，对其存在及其党员之行动，殊无监督之必要。因本党只应就本党纲领与章程管理一切党员。共产主义者之接受本党党纲，而加入本党，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

4.因本党之外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内之共产主义者有从事“支部活动”之嫌，故中央政治局下设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消除误会之目的”。

从该决议案的内容看：

首先，它并没有什么特别险恶的条款和用心，是符合国共合作的总精神的，毕竟它是孙中山亲自主持制定的。孙中山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并不想马上破裂国共关系。该决议案的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提出的。

其次，它是对谢持、张继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提出的“弹劾案”的一种回答。

从第2款来看，它实际上是警醒右派的。就是说，只要在行动上违反了国民党的党纲章程，不愿积极从事于三民主义之革命运动，既不反对军阀及帝国主义，又不赞助劳动平民者，则不问其思想上属何派别，概以本党纪律绳之。显然共产党员并不会这样，这应该是针对右派而提出来的。

至于第3款，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本党之外存在之中国共产党，作为非共产主义政党之国民党，对其存在及其党员之行动，殊无监督之必要”，而对跨党的党员，“即当视为本党党员以管理之”。显然也是回答右派的，因为右派总是对跨党的共产党员横竖看不顺眼。

至于被陈独秀视为特别严重的第4款，根本不可能成为控制中共的工具。

因此，该决议案的内容及其体现的思想，并不仅仅出自孙中山等中派，它蕴含着鲍罗廷的策略思想，甚至还包含了瞿秋白的政治智慧。

所以，在大会通过该决议案时，鲍、瞿二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当然国共合作实践发展的本身的确出现了一些值得中共和鲍罗廷关注的现象，比如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发展，而我们对右派的斗争是不是太间接、温和了一些？

孙中山对右派的妥协和迁就，以及他本人向右转的可能，鲍罗廷是否有了相应的防治对策？如何既维护、发展好国共合作的现实，又不能牺牲共产党的利益？

这些问题的确应该进入鲍罗廷理性思考的范围。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专门派高尚德(即高君宇)赶往广州，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抵制鲍罗廷妥协政策的决定，并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

但是，广州的形势已使鲍罗廷没有精力与陈独秀进行争论。

5、在矛盾和分歧中前行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随即引发了直奉大战。还在江浙战争开战之前，张作霖、卢永祥已急电要求孙中山践约出师北伐，配合张、卢对直系的军事行动。

从8月31日起，孙中山在大元帅府连日召开决策北伐的会议，他宣布将卷入这场战争，指望与张作霖的共同胜利，进而产生一个在他领导下的统一的中国。

鲍罗廷极力反对，原因是广东军队刚刚改组，与商团军的战事一触即发，这时贸然北伐是危险的，其后果将危及广州政权的生存。但是孙中山执意向北方进军，因为北伐统一中国是他一直追求的终极政治理想。

鲍罗廷只好在顺从附和孙中山意见的同时，尽力提出符合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的各种政治宣传方案，如发表《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举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反对北方军阀”的群众集会等，以使这次不成熟的单纯军事行动转变为广大民众所支持的反帝反军阀政权的正义战争。

但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指责鲍罗廷在军事政策上给予国民党的全面支持，包括一揽子的北伐政策，即孙中山大本营移居韶关进行北伐，支持张、卢联军，与陈炯明讲和，联合唐继尧等西南各地军阀等等。

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

无独有偶，此时孙中山也表示“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

原因是从1924年5月开始，以陈廉伯为团长的广州商团军与广州革命政府发生的冲突日益激烈，经8月的“扣械事件”后，到9、10月间已形成了叛乱之势。

本来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扣留商团非法偷运进广州的大批枪弹是完全必要的措施，但是广州商团头目借机大乱广州，他们一面与国民党右派、军阀暗通声气，狼狈为奸；另一面扩大事端，组织“请愿”，布置“罢市”，对广州革命政府极尽要挟逼迫之能事。

同时，广州商团背后的支持者英帝国主义一面向省长廖仲恺发出威胁性的通告，另一面将9艘英舰集中于广州白鹅潭，把炮口对准中国永丰、广贞等军舰以及孙中山大元帅府。

因此，在孙中山看来，英国的压迫、东江陈炯明的反攻以及与商团军勾结的客军贪横所造成的各种罪孽，使广州面临着比鲍罗廷刚到广州时遇到的那次军事危机更为严重的危机。

这前后两次危机的最大区别就是，这次孙中山准备“主动”放弃广州。

在“放弃广州”问题上，孙中山与陈独秀这一次倒是“殊途同归”的不谋而合了。但这是鲍罗廷和莫斯科万万不能同意的决策。

“放弃广州”不仅意味着鲍罗廷的来华使命很可能提前结束而宣告失败，而且莫斯科花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所希冀建立的远东反帝红色阵地，也会随着急剧变化的中国南方形势而难以预料它的存在和巩固。

6、保卫广州

于是，鲍罗廷又一次力挽狂澜。

他率领全体苏俄顾问，团结廖仲恺与蒋介石，同时说服广州的共产党人，拼尽一切努力，设法阻止他不愿意看见的可能出现的前功尽弃的严重局面。

他在10月6日召开的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共产党人指出：

在广州政府面临被推翻的严重危急时刻，共产党人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必须全力保卫广州政府。

于是，要不要维系广州政权问题，要不要放弃广州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一方面是形势危急，另一方面是胡汉民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处处妥协退让，使商团军的气焰日益高涨。

为了解决眼前的非常局势，鲍罗廷向廖仲恺、蒋介石提出要成立“革命委员会”，行使特殊权力，以确保广州安全。

在关于组成革命委员会提名时，鲍罗廷决定吸收蒋介石加入委员会，而主张汪精卫与胡汉民不必加入。蒋介石虽然因得到鲍罗廷的重用而喑自高兴，但表面上却也显得诚惶诚恐，与鲍罗廷当面申辩，“期期以为不可”。

10月11日，经孙中山同意，“革命委员会”成立，孙中山自任会长，并“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鲍罗廷的督促下，广州的国共两党对商团的挑衅和叛乱严阵以待。

10月14日，革命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作报告，会议决定对商团军进行的军事行动，为此在革命委员会里成立了一个由鲍罗廷、蒋介石、廖仲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专门负责指挥定于当晚10点开始的进攻商团的战斗。

经过14、15日的军事行动，商团叛乱被一举解决，武装保卫广州的战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与此同时，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缓和。但是，陈独秀对鲍罗廷在广东的策略力持反对意见。

7、中共中央与鲍罗廷的矛盾如何化解？

11月，维经斯基受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托再次来华，其任务是消除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的“误会”。

维经斯基到上海后，按照莫斯科的最高指示行事，一方面了解中国政治局势的特点，一方面与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一系列商谈，取得了预期效果。

由于维经斯基的调解和处理，陈独秀、蔡和森等最终放弃了原先的主张，转而赞同鲍罗廷的“工作路线”，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之间的冲突得到平息。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是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的。

维经斯基在努力调处中共中央与鲍罗廷之间关系的同时，为召开四大进行筹备工作。

“四大”的决议为鲍（罗廷）、瞿（秋白）与陈（独秀）、蔡（和森）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作了一个结论，实际上是为瞿秋白和鲍罗廷“平了反”。

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中央决策层，不过他与鲍罗廷的“亲密”工作关系也随之结束。

不管是出于工作需要，还是其他原因，中共四大以后，鲍罗廷与程秋白一年多的合作关系就这样被“终止”了。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