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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原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艾利森（见下图），借用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论述，提出“新兴大国在挑战守成大国时，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的国际关系规律，即“修昔底德陷阱”。 然而，“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是一个杜撰的谎言，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美国利益，值得中国人警惕。 何谓“修昔底德陷阱” 公元前431年，古希腊爆发一场爆发一场战争，即雅典及其城邦同盟与斯巴达及其城邦同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试图控制整个希腊，斯巴达保持冷静，并没有干涉雅典，但随着雅典势力达到巅峰，他们开始入侵斯巴达盟国，于是斯巴达忍无可忍，“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此爆发。 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伯罗奔尼撒战争宣告结束。但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希腊城邦走向衰弱与灭亡。 修昔底德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身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亲历者，最终他提出：“使得这场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人势力的壮大以及斯巴达由此产生的恐惧。” 据此，美国学者艾利森从这段历史出发，归纳了最近500年内15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指出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典型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崛起挑战英国，犹如雅典挑战斯巴达，从而都引发了战争，故而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
“陷阱”中的逻辑硬伤 近几年来，“修昔底德陷阱”大行其道，让很多人深信不疑，其中包括很多中国人。那么，“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这个理论至少存在两大逻辑硬伤。 首先，雅典是不是“崛起的大国”？ 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艾利森将雅典定位为“崛起大国”，斯巴达是“现存大国”，但在古希腊数百个城邦之中，雅典与斯巴达一直是最大最强的两个，即雅典本身就是强大的国家，那么何谈“崛起的大国”？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并没有现代统计学，如何得知斯巴达比雅典强大？ 实际上，修昔底德原话是“雅典人势力的增长”，艾利森却改为“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而“势力的增长”与“崛起”的内涵无疑大不相同。因此，艾利森对雅典与斯巴达的定位本来就不准确，存在篡改历史的行为，如此何谈“崛起大国雅典挑战现存大国斯巴达而引发战争”？ 艾利森举的15个例子，其中一部分就存在上述问题，比如18世纪的英荷战争（1780年—1784年），战争挑起者是英国，但当时英国已是世界级强国，而荷兰早已衰落。
其次，挑起战争的责任到底该归谁？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首先是雅典攻打斯巴达同盟，由此才引爆了战争，挑起战争责任应该在于雅典。但艾利森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因为斯巴达不能接受雅典崛起，于是就发动了战争。 令人不解的是，艾利森特别以一战举例时，指出德国是“崛起大国”，扩张野心威胁到了“现存大国”英国，于是英国被迫无奈的卷入战争，因此一战责任全部归于德国。 那么，挑起战争、负有战争责任的国家到底是谁？艾利森的逻辑很简单，雅典是代表正义的挑战者，斯巴达是代表邪恶的被挑战者，德国是代表邪恶的挑战者，英国是代表正义的被挑战者。至于谁代表正义，就看艾利森高兴给谁，或者说是不是符合他们的价值观。因此，谁挑起战争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符合他们的价值观，那么无论怎么做都是正义的。
除此之外，艾利森所举的例子，其实也不能支撑起该理论：首先是已有多次避免战争的案例，那就不代表战争“在所难免”，其次是简单罗列了历史事件，忽略了历史背后的复杂性与各国的差异性，比如核武时代与之前时代的大国关系肯定不同，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存在很大的差异，英美霸权“和平”交接与美苏冷战也没有可比性等。 总之，无论从修昔底德原意，还是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从历史上的案例来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都不存在，至少说没有足够证据支撑这一理论。
“陷阱”背后的思想 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见上图），对此有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历史上的大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因此他指出：修昔底德陷阱”逻辑混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美国学者杜撰的理论，“该理论利用修昔底德其人与其著作，糊弄了一些不知底里的人，让人以为跳出这个陷阱才是正道。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何谈'跳出’？” 我们都知道，听人说话，重点要听话外之音，那么艾利森为何要杜撰这样一个理论，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目的？ 艾利森提出这个理论的时间是2012年，想必我们都了解当时中美关系的变化，搞清楚这一点，也就知道艾利森的真正目的，“修昔底德陷阱”背后隐藏的思想了。 说到底，美国学者杜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为美国利益服务，是鼓吹战争、并将责任推给他人（比如中国），同时渲染增加军费、打压他国等行为的正确性与正义性。当下种种，就是明证！ 最后，关于“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三点值得中国人警惕： 首先，中国讲究“师出有名”，虽然西方与中国理解的略有不同，但为己方行为寻找“正义性”的依据是必然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所作所为寻找“正义性依据”。如果哪一天，“修昔底德陷阱”不好使了，那么必然还会冒出一个新的利于西方的什么概念理论。 其次，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只要略加分析，就会知道是一个伪命题，本质上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杜撰的命题，却被很多人奉为圭臬，背后显示的是西方强大的舆论宣传能力，以及对西方盲目相信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第三，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处，必然会爆发冲突导致世界秩序的重建，显然是认为西方文明会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爆发冲突，与“修昔底德陷阱”岂非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从中华文明历史来看，不同文明之间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大国也可以和平崛起，并非西方所说的那样。 最为可怕的一种情况是，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偏偏杜撰的人、宣传的人相信了这个理论，那才是悲剧。 参考资料：《钱乘旦：为什么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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