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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巴林右旗境域内鲜为人知的金代古长城的神秘面纱 作者：王春 在巴林右旗北部的群山中，有一条“巨龙”横亘在山峦草原上，它就是金代修筑的长城——金长城，也称“明昌界壕”，当地人称“边墙”。金长城是一道军事防御工程。从公元十到十四世纪，蒙古高原上经历了辽、金、元三个王朝的迭替。女真族建立了金王朝，为了防御已亡的辽王朝契丹族残部的进攻，就在大兴安岭以北的辽代长城基础上加以修筑和增筑了“金长城”。金代时也称“兀术长城”。
据史料记载，这条长城为我国金朝大定年间所建。金代朝廷有修建长城边堡等军事设施的举措。金朝建立之初就决定于北方根河南岸上库力修筑长城。这条长城向西顺根河流向修至额尔吉纳河，又顺河南岸转入河流北岸至今俄罗斯境，复又从满洲里市过新巴尔虎右旗北，西入今蒙古国的乌勒吉河、克鲁伦河之间，至肖特山南麓，全长3100余里（不包括副线或改线）。此长城有墙有壕，还有“烽燧”性的马面和戍堡建筑。这一带长城为北线或外线长城。而经过巴林右旗境内的这道长城为南线或内线长城，为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修筑。构造形制仿北线长城。《金史》记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三月，世宗以东北招讨司十九堡及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障参差不齐，遣大理司直蒲察张家奴等往视处置，决定自鹤五河堡子到撤黑乃皆取止，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敏言，东北及临潢置土措樵绝，当令所徙之民逐水草而居，开壕堑以备边……四月，遣吏部郎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是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十五堡。”史书中所说的鹤五河即今之霍林河，撤黑乃在临潢府北，金熙宗曾避暑于此，在东乌珠穆沁旗境内。 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世宗将旧部族军组成的屯田戍守军改成分番戍守军，为北部长备的边防军。金边堡在巴林右旗通过的一段约有50余公里，共4堡（临潢全路为37堡，大定年间24堡），每堡置户30，守堡有120户（丁）。巴林右旗境内共有3座戍堡，其中牛头白其一座、敦德达坝南麓常兴村附近一座、索博日嘎镇毕吐附近一座、海日其格村北一座。 元朝初年，蒙古铁骑跨过这道长城击溃了金兵，从此金长城逐废，渐渐失去了它当年的军事意义。
金代边堡界壕东北起黑龙江，西南止大青山，经由赤峰北部五旗县，地处北纬43°—45°之间，穿越赤峰15个乡镇（苏木）境内长560公里，在巴林右旗境内穿越索博日嘎镇有约100余华里。 边堡界壕由外壕、内壕、内墙、外墙组成，宽30—50余米。台、嶂、城塞等五十余座，在漠北草原形成一道铁壁铜墙，雄伟壮观；金代边堡界壕，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是我国长城营造史上的一块丰碑。 辽亡以后，金朝在原辽上京地区改设临潢路。曾经作为辽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重心的上京临潢府，逐渐失去了它的历史地位，而成为金朝抵御北方蒙古南下的军事集结地和边防重镇，“昔日歌舞升平，今朝刀光剑影”。 金朝军事防御工程，分属东北路、临路和西北路三路。临潢路正扼中段，建筑规模宏大，结构坚实雄伟，防御设施严密，调集兵力频繁，在金朝军事地理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金代边堡界壕临潢路（赤峰段）主要包括今赤峰北部的阿鲁科沁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林西县和克什克腾旗五个旗（县），地处北纬43°以北—45°以南的广袤草原地区，属大兴安岭南段。 东北从阿鲁科尔沁旗（贴近北纬45线）边缘，边堡由通辽市民主乡（格尔朝鲁）北侧，西南越过黑木林河、达拉河（上游）进入赤峰境内。在赤峰境内经由五旗（县）十五个乡、镇（苏木），按地形图直线距离370余公里，按曲线走向实际里程为560公里左右。 巴林右旗段，从巴林左旗白音乌拉苏木越干支嘎河入约尔亚（乡间或称亚儿腰）、越乌兰白其河入乌兰白其村西北，在边墙沟一带越牛头白其河、跨深谷，进入巴林右旗境内穿越索博日嘎镇，从常兴村北——巴根吐村西北——骆驼井子——毕吐——荣生村——海日其格村。在莫日古其格山北侧山谷进入林西县五十家子镇西耳子（头道营子村）东边墙。右旗境内约有100余华里。 边堡地形地貌复杂，有丘陵、山谷、草甸、湖泽、砂碛等。在巴林右旗境内均在山坡或山间穿行。这里北侧是大兴岭南延地段，山峰耸立，山势峻险。境内有乌兰坝、二林坝等山峰，山体层峦错落，气势雄伟壮观，坝上坝下气侯变化风云莫测，判若两个天地。而这一段边堡界壕，几乎全沿着坝下山坡或深谷筑造，无一筑在山头上，这和赤峰南境战国燕北长城、秦长城及汉代长城在地形选择上截然不同。作为规模宏伟、工程浩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最能体现当时的军事形势、战争激烈程度、防守进攻的手段以及军事实力双方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是当时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的一个窗口，而集中于工程建筑的自身格局和特点，是一部活的史料。
金代军事工程，一般称作“边堡界壕”，但这里的“边”、“界”决不是被歪曲了所谓“国界”、“边界”，不是领土范围的标志，而是指防御工程在营建时所规定的走向，范围极限，是在本国辖境范围内，按照军事防线的需要、战争的发展趋势以及双方兵力布局的轻重缓急而自行设计，并且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不断改变、完善，直至战争结束、防御工程完全失去它的军事作用为止。而边、界又是通过掘壕这道防御线来体现的。至于堡，则明显为防御设施。实际上金代军事工程，除了壕、堡建筑设施外，按照《史记》《汉书》的传统分类，还有嶂、塞、城（关城或关隘）等建筑，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互为补充的严密的防御网络和防御体系。 壕墙是金代军事工程的主体建筑之一，规模壮观，超过前代。它本身就是一道极好的防线，由外壕、外墙、内壕、内墙四部分组成， 外壕外侧一般多贴近山丘或山冈缓坡下，是进入边堡的第一道人工设置的障碍。在掘土成壕时其土直接堆于外墙上，就地取土，掘壕越深，则外墙越高。 经考古专家们实测估算，外壕宽达6—8米，现存最深处尚有一米余，其余多被风沙淤平，外墙，外壕内侧紧接外墙，由外壕掘土时堆积夯成，一般宽度达12—15米，现存地面遗迹成一土垅，比较平坦，估计当时高度不低于6米，外墙筑造高大、坚固，是进边堡的第二道人工障碍。 内壕，外墙以内即为宽敞的内壕，宽达15—20米，现存深度30—100厘米不等。从地表遗迹观察，在挖掘内壕时，将土分别用以筑内、外墙，用土量较大，故内壕较宽。现存遗迹地表都较平坦，略有陷壕痕迹，平直处车辆可并行。这是第三道人工障碍。 内墙，即最里层的一道墙，宽度一般在8—10米左右，保存都较好，现存高度2—5米不等。内墙墙根以内（即一般称长城线以内）地势一般较平坦、宽阔。内墙与外墙均为夯土筑，结构相同，唯规模略小，但这是第四道人工障碍。 从外壕最外沿，到内墙的内墙根，总宽度达45—50米，一般均在20—30米之间，工程极为浩大。
戌亭（或称台） 为戌守、瞭望设施。金代界壕上的“台”实际上与战国、秦汉长城上的烽火台，候望所居，辽金城址中城墙上的马面（或称敌橹、敌楼）性质相同，全系夯土版筑，一律筑于内墙外侧或内侧，直接筑在内墙体上，浑然一体，极为坚固。形制全为圆形，与近代军事上的碉堡形制相似。巴林右旗海日其格西山地段，有连续10余座保存较好的成台，据考古专家们测算，直径15—20米，现高均在3米以上，间距120米，正是古代弓箭所能达到的杀伤力及命中率范围之内，也及所谓一箭之地。 边堡线上戍台（烽火台）相当密集，而金代边堡的总长，按目前考古界一般公认的统计约有三千一百余里（不包括副线或改线），则全线成台（亭）至少有二万五千余座。 嶂堡 为屯戍设施。这里所说的嶂多指小土城，一般多建在山谷或丘陵草地中，其性质与作用和司马迁《史记》中所记“嶂，山中小城”是相同的，故称之为嶂或称之为堡、堡城、堡戍等。 城塞，应为边堡界壕前线调遣、转运、储军、指挥的所在设施，军事家们通常称它为关城或关隘，规模较大、建筑宏伟、设施完善、功能较全，通常具有行政和军事两重性质，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富有文化内涵的设施。这些城塞有的沿用辽城，有的新筑，虽然规模一般小于辽、金州城，但在金代边堡沿线特定历史环境中，无疑发挥着比州城更为重要的作用。 边堡沿线的嶂、塞、城建筑，规模较大、布局严密、相对稳定的军事防御设施，它与古代军事地理、人文地理及战争胜负关系尤为密切。
在巴林右旗境内，索博日嘎镇原巴林右旗鼻疽马场（有鼻疽病的放养马场）处，也称罕山林场分场，地处左旗与右旗交界处，筑有一座城寨，城寨筑在地势平坦的山谷平地上，东北一公里为蹲蹲坝。城址南北向，方位南偏东10°，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00米，南北宽500米，规模较大，建筑壮观。城内建筑遗迹密集，北侧有长方形房基址，正中部有方形院落并以墙相隔，南墙辟一门，宽约12米。四面城墙上建有马面，南北各2，两两相对；东西各3，两两相对，四角各筑角楼，共14座马面，直径10—15米，现高2.5－3米。城墙全系夯筑，四垣保存较好，基宽12米、现高2—3米。地表遗物不多，以灰陶、瓷片为习见。此城北去边堡约10公里，地处交通要道，应属界壕线上的重要关城或关隘所在。 毕吐城址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毕吐嘎查，筑于山谷之中，在边堡线以北1.5公里。山谷南北走向，东、西、北三面倚山，南为谷口，进深2公里，城座落在山谷尽北端什里木山（蒙古语，意为翠石山）下，山谷幽静，风光秀丽。城址平面呈方形，每边墙长、宽各450米，周长合3.5华里，基宽8米，残存高50—100厘米，多数墙垣与地表齐平，但四墙遗迹尚可辨认。南、北两墙正中相对辟门，宽约15米。城址地势依山筑造，东高西低，稍作倾斜。城内建筑遗迹密集，地表可见有石墙、圆形石房基（当为卓立毡帐遗存）、还有十余处面积不大的台基址，也当为毡帐址。南墙北侧有一道长约100米的建筑基址，地表瓦砾堆积成片。直地表散布遗物较丰富，以茶末釉牛腿瓶残片最多，几平俯拾皆是，另有布纹瓦、青灰砖、陶瓷片、绿色琉璃滴水、灰陶建筑雕件等。此城南距庆州约5公里，规模较大、建筑壮观，此城为辽代庆州所辖的玄德县县城城址。金代界壕边堡修筑后当沿用以为关隘城寨。 海日其格嶂址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海日其格村北，筑于边堡线上，西墙紧贴界壕。嶂址处在山谷中，平面方形，边长120米，城墙基宽12、现高3—5米，东侧顺山坡辟一门，宽10米。地表散布辽、金陶瓷残片。保存完整，说明金朝于此处驻军守城。 金代边堡界壕是我国中世纪伟大的军事工程，在金国政治、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关于它的开掘、增置、扩建、兵事、规模、分布以及湮圯废弃等，在《金史》等文献中有过简要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三月，以东北路十九堡在泰州之境，及临潢路旧设二十四堡嶂，参差不齐，遣大理司张家奴等前往视察处置。于是……临㶇路自鹤五河（今哲里木盟霍林河）堡子至撒里乃（当在今克旗境内），皆取直列置堡戍。评事移剌敏言:东北及临潢所置，土瘠樵绝，当今所徙之民，姑水草以居，分遣丁壮营毕，开壕堑以备边。上令无水草，官为建屋，及临潢路诸堡，以放良人戌守。四月，遣吏部郎中奚胡失海“经画壕堑”，旋为沙雪堙塞，不足为御，乃言可筑二百五十堡，堡日用工三百，计一月可毕，粮亦足备，可为边防久计。
章宗明昌三年四月，诏集百官议北边开壕事，七月，又诏增北边军千二百人。五年命宣徽使、户部主事相视北边营屯，并勉尚书省集百官议备边事，同时命上京（会宁府）等九路选军三万，等来年春季调发，并命诸路军及北阻卜以明昌六年夏天会兵于临潢（今巴林左旗林东镇）。六年，以北边运粮，括群牧所，筹集银、钱、金盂、金牌、银盂、绢、杂彩、衣等大量财物，以备尝劳。同时抓紧农闲时机习兵练武，派重臣左丞相亲赴临潢省视。亲自招抚北边军民，多次派臣们到北边（临潢）惠劳将士。承安元年（公元1196年）一次惠劳中，授官者一万一千人，授赏者二万人，用去银子二十万两，绢五万匹，钱三十二万贯。二年，召百官于尚书省，告戒官吏“吉善求名，计得自安”，以国家为重，以边事为要。八月，又以“边事未宁”，召六品以上官吏于尚书省，问攻守之计，与会者84人，主张攻打的才5人，主张坚守的46人，且攻且守者33人，长时不能议决。九月，又在临潢等地招募汉军，十月，置军器监，大量制造兵器，以备边用。五年，尚书省奏，各路边堡墙隍，起筑忽遽，并无女墙副堤，近会修完，计工七十五万，止役戌军，未尝动民。泰和六年，诏修边备。 从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金朝为巩固边防、阻击北方蒙古铁骑南下，不仅朝野上下费了很大的精力，而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军费开支，尤以临潢路为重。 关于它的建置，按《本纪》所载“东北路……及临潢路旧设……”句可以看出，界壕开掘至少在世宗初期（公元1161年），从大定二十一年开始，扩建、增筑，并重新测定路线、另行设计。章宗初期，由于原筑时间仓促，工程质量差，虽然长时议而未决，但章宗仍然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界壕上增筑女墙副堤，至泰和末年工程仍在继续进行。直至宣宗初期，元兵已势不可当，边堡界壕无暇修筑，逐渐废弃不用，前后历时五十余年。由于界壕地处漠北，少有人为破坏，所以保存情况都较好，目前，绝大部分遗迹清楚、走向明确、沿线所构筑的防御设施少有殆尽者。
根据考古调查发现，最初可能只有壕、堡（內壕）内墙设施以及内墙上的马面，也即世宗时期所谓“开壕堑、置诸堡、放戍守、置堡戍”。至于外壕、外墙，也即“女墙副堤”，应为章宗时期增筑。从保存情况看，内壕、内墙比较整齐、统一，外壕则宽窄不一，有的切进了山岗或山坡，显然是后来因为“边事方急”，扩建界壕，任务紧迫，又要保证按规格施工，因而勉为其力。至于沿线所设置的嶂址，世宗时期曾有过草创，即“旧堡嶂”，但因“起筑忽遽”，规模太小，不足为御，所以到章宗时期，重新增设、扩建了堡嶂。这些小嶂保存情况都不如大嶂完好，内部结构、布局简陋，显然为初期所筑。至章宗时期，一方面增加了大量的边防军，同时在临潢路扩建并增设了堡嶂，大体每在十华里之间设一嶂，每嶂址规模大小大体相同即每边长一二百米左右，大者三百余米，内部结构、布局也很统一，方位一律贴近堡内侧，比起初期，规模更加宏伟、布局更为严谨，大大加强了防御戍守实力。 在金朝整个前线防御系统设置中，墩台是基本的戌守、了望编制单位，按每60—70米设一戌台（马面）计算，全线应不少于25000座，若以每台4人输换戌守，则戌台（烽台）士卒需近十万人。“堡嶂”应是管理具体戍守人员的单位，每“堡嶂”置堡户管理若干个小墩台。是较大的编制单位。按保存的嶂堡以每十里一嶂计算，则全线应有嶂堡三百五十余座，以地面保存较好的嶂堡为例，嶂内均有10—12排住房，每嶂应有营房100—120间，每间按住6个士卒计算，则每嶂可住戌卒近六百人，（主体建筑、膳房等尚除外），全线三千五百余里则需营屯二十余万人。至于“城寨”（关城），但此种寨城规模较大，除了指挥、转运、调遣人员外，应有部分戍卒。这样，金朝要完全控制这道界壕并发挥它在军事上的戍守、攻战作用的话，仅边防戍守士卒或军民最少需三十万以至五十万人。如果再把“换防”因素加进去，则金朝在边堡界壕线上屯兵百万并不为过。 我国古代从公元前三世纪各诸侯国始筑长城以后，两千多年来有二十多个朝代修筑、扩建或完葺过长城，这些工程尽管规模不等、长短不一、走向不同，但它们却直接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国内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斗争，从建筑本身也生动体现了地区特点和民族风格，是我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历代长城遗迹保存最丰富的地区。其中金代长城是在灭辽以后，既要虎视中原，又要巩固北防、阻击蒙古南下的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和紧急的军事形势下修筑的，所以朝廷长期议而未决、工程多次反复、进度极不统一，从考古调查所得材料中多少反映了这个事实。这道东北自黑龙江、西南止大青山长达三千余里的漠北长堑，自世宗初期修筑，宣宗以后逐渐废弃。金亡以后元、明各代并未加以沿用或修缮，而在一些著述和公开出版的地图资料中，却标为“成吉思汗边堡”，实为历史的误解。
金代边堡界壕虽然修筑、使用的时间都不长，但它却与历代长城修筑、设置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的特点。金朝北防需要迎战的是强悍的骑兵，而蒙古铁骑又具有相当强劲的越野和越障能力，一般单层的防线（土筑或石筑的城墙）则能一跃而过，丝毫阻挡不了轻骑的进攻。金代边堡则根据蒙古骑兵善于远距离冲刺、越障的特点，采取外壕、外墙、内壕、内墙四道防线，而且按一堑（外壕）一嶂（外墙），再一堑（内壕）一障（内墙）的高、低相错的组列形式，这样的设计最能消耗骑兵的战斗力。 马面（戌台）设置也有特点。按辽上京皇城的马面间距为110—120米，对射距离为55—60米，金边堡马面间距60—70米，对射距离为30—35米，距离缩小近一半，就意味着弓箭的杀伤力或命中率提高一倍。马面布局均在内墙上且内外相错。为什么不筑在外墙上？这是因为外墙与迎战的骑兵仅一壕（外壕）之隔，远距离冲刺过来的骑兵，这时还很强劲，弓箭对于他们不会只有到了内壕时，由于对方马困人乏，这时在内壕上对射，则犹如捉瓮中之鳖。同时由于内墙以内陆势开阔平坦，又为金方戍地，没有任何嶂碍，即使敌骑越过内墙，金兵急起直追也未晚也。 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金代长城的时代风貌和民族特点，可以毫不夸大的说，金代边堡界壕在我国长城营建史上，是一座值得认真总结的丰碑。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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