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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重庆谈判并没有解决蒋介石最关注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还让中共在谈判中占据了政治舆论的优势，那么，蒋介石想过“掀桌子悔棋”吗？ 
这两个问题，亦有关联性。蒋介石“悔棋”的念头越重，毛主席的处境就越不安全。主席在重庆43天，蒋介石的“念头”不可能一成不变，所以它是动态的。而影响这个“念头”的，不仅有谈判桌前的进展，还有场外的因素。蒋介石不想谈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因为对和谈采取积极态度的往往应该是实力较弱的一方。抗战胜利，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声望都如日中天，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中苏条约一签，民国丢了外蒙古，但解决了东北和新疆问题，还换来了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剿共”剿了十几年的蒋介石，这时候放弃武力，启动和谈，确实“不划算”。但这场三国四方博弈的“游戏规则”是美苏制定的，蒋介石不得不主动落下第一“子”：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国是。第一封电报的发出时间，8月14日，也是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中苏条约的日期。中国人都知道“三顾茅庐”，这一般代表着邀请方的最大诚意，如果还不行，不太可能会有第四次。蒋介石这步“先手”可谓可进可退。共产党不来谈，那正合他意，反正美苏那里能“交差”了，道德高地也占领了，武力围剿没有了牵绊。共产党来谈，那就逼迫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怎么说蒋介石都有“主场”优势。“退”是下策，“没有和平诚意”这个舆论导向与中共的发展逻辑相悖。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在1944年就向毛主席提出了和谈的设想，斯大林又在蒋介石“三电邀请”的时候，两次致电毛主席希望其赴重庆，由美苏担保主席的安全。中策是周恩来带队赴重庆谈判，美苏那里勉强能应付过去，但显然还是会在政治舆论上处于下风。毛主席选择了“进”，政治上这是上策，但在个人安危层面是个“下策”。
安全问题，不能轻信蒋介石，也不能完全依赖美苏，主席很清楚地知道：打铁还需自身硬。8月25日，也就是主席答复电蒋介石接受邀请的第二天，他和即将回太行山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时说：“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临行前，主席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仅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还建议增补陈云和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在主席和周恩来缺席的情况下，书记处还能保持五人决策机制。这些谈话和安排，后来直接影响到了重庆谈判期间的两件“场外”大事：上党战役和挺进东北。军事上，主要就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这是焦点中的焦点。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没有直接上谈判桌，但他们在重庆的11次会谈中，内容大部分都是关于军队和解放区，可见，谈判桌前已经争执不下。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共在重庆谈判时做出了极大的让步，指的就是军事问题。一开始，赫尔利提出过一个方案，国共军队数量为四比一，当时国民党中央军有262个师，那中共军队数量应该是65个师。但中共从一开始就把数量降为48个师，后来又按照六比一（即总数的七分之一）计算，降为43个师。
电视剧《大决战》
而国民党“咬定”的是12个师，谈判过程中增加到16个，最后在赫尔利的斡旋下达到了蒋介石认为“不能再加”的20个师。最后中共又做出了重大让步，表示愿意缩编至24个师，这就和20的差距不大了。军队是数量问题，所以还能谈，但解放区成了“有无”问题，于是就没能谈出结果。中共的诚意是让出南方的解放区，而对于北方解放区，也先后提出过四种方案，但国民党一律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由加以拒绝。最后就是政治上的焦点，中共提出应该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因为现在的国大代表是抗战前选出的，任期为六年，已经失去了代表资格。但国民党方面坚持认为这些代表的资格有效。这又是一个“有无”问题，要么重选，要么不选，没有中间地带，所以也没谈出结果。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共43天。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谈判桌外也发生了许多事情，波动着国共双方的谈判心态。
重庆谈判开启后的第二天，8月30日，中共冀热辽军区的曾克林部与苏军配合，攻克了日伪军把守的山海关。9月4日，曾克林部接管锦州。
9月14日，曾克林陪同苏军代表飞抵延安，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随后做出了“向北推进，向南发展”的重要决策。17日，主席复电表示同意。19日，刘少奇发出了党内指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这一系列高效行动，让蒋介石的压力倍增。东北问题虽然签订在中苏条约之中，但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美苏关系更是变化莫测。苏军对中共部队的“睁一眼闭一眼”，让蒋介石感到不安，这个时候他是绝不敢“掀桌子”的，因为这无疑会得罪苏联，并将其推向中共一边。其次是上党战役，发生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对阵双方是中共的刘邓大军和国民党的阎锡山部。上党地区以西，就是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平汉铁路。国民党往东北运兵，虽然美国提供了规模空前的海、空运输支持，但最终还是要靠陆路，而平汉铁路就是关键。
刘邓在上党战役完胜，不仅让谈判桌前不认可中共“硬实力”的国民党很尴尬，更让东北的局势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主席讲的“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如果说上述两件事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掀桌子悔棋”的念头，那另两件事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第一件事，是9月30日的昆明事件，杜聿明在五华山成功兵变，“云南王”龙云不得不于10月4日飞抵重庆，在国民政府里任了一个闲职。军事手段解决了云南问题，是个“成功案例”，这对正在用政治手段解决中共问题的蒋介石来说，会在心理上产生微妙的变化。另一件事，是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这次会议开了挺长时间，但因为美苏对立，最终未达成任何协议。于是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重庆谈判是三国四方的博弈，如果美苏翻脸，那站在美国一方的国民党，自然也可以和中共“掀桌子”了。我们都知道，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期间，动过“审治”主席的念头。这个念头发生的时间，基本上和上述两起事件同步。故于此时应不必为俄多所瞻顾，积极肃清内奸，根绝共匪，整顿内政，巩固统一为第一。如其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则彼干涉我内政，侵害我主权，否则仍使共匪余孽捣乱边疆，此乃彼一贯政策。不有此事，亦必不免也。余以为最多新疆暂失，东北未复而已，而本部之内，至少可以统一矣，此乃天予之时也。简言之，这段话是蒋介石在给自己“鼓气”：即便得罪苏联，丢失新疆和东北的利益，又如何？只要办了“此事”（审治），那也是划算的。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问题，蒋介石的“念头”是个大威胁，但也有不少小威胁，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再加上抗战刚结束时的重庆治安很不好，到处是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所以国共双方都要力保主席不能出“意外”。
中共在重庆有两处宅院，一处是曾家岩50号，也就是“周公馆”，那里是中共代表团所在地，另一处在红岩村，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俗称“八办”。
周公馆
因为“周公馆”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周恩来为毛主席确定的住所是红岩村。但红岩村地处郊区，交通不便，于是，张治中让出了自己官邸：上清寺桂园，作为主席白天的会客和休息场所。第一位是龙飞虎，任中共代表团总务处主任，也就是保卫工作的负责人。龙飞虎长征时就在红三军团从事政治保卫工作，后来毛主席转战陕北，他是中央直属队第一大队队长。第二位是陈龙，原是东北军旧军官，入党后赴苏联留学，还在“格别乌”（克格勃前身）受训。他原名刘汉兴，但从事秘密工作需要改名，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谭秋就帮他取名为陈龙。都姓陈，然后一潭一龙。第三位是颜太龙，他从1936年起，一直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重庆谈判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官长。中共这边是“三龙”，国民党方面负责桂园保卫工作的是宪兵司令部特务营四连警卫班。
桂园
这也是周恩来的细心安排。张治中原本建议用他的政治部警卫营，大多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忠诚度可以有保障。但周恩来觉得政治部不一定能约束管理混乱的散兵游勇，所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安排宪兵负责保卫工作。桂园官邸的总负责人是朱友学，他也是“八办”的保卫人员，国民党宪兵警卫班归朱友学指挥。警卫班除了守卫桂园，还有两名宪兵担任毛主席外出时的随车警卫工作。就在重庆谈判临近结束之际，10月8日晚，“八办 ”的工作人员李少石在重庆街头被枪杀。消息传来，国共双方都骤然陷入了紧张。中共方面，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安全问题亮起了“警灯”，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也担心某个派系的妄动，而使国民政府陷入舆论的漩涡。李少石的身份也很特殊，他是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而且身型与周恩来相仿。他的夫人廖梦醒是宋庆龄在保盟的秘书，岳父廖仲恺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20年前在广州遇刺身亡。
李少石与廖梦醒
事发当晚毛主席正在参加张治中举行的欢送晚宴。真相未明之际，大家都建议主席暂住城内的桂园，但主席镇定自若，依然坚持回红岩村。周恩来联系了宪兵司令部，安排了高规格的警卫行动，以确保主席的回程安全。国民党方面也不敢怠慢，连夜调查突审，在9日凌晨2点半还原了事件真相。8日下午，柳亚子到曾家岩50号访问周恩来，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因为要赴宴，就安排李少石送柳亚子回家。开车的叫熊国华，是“八办”新近的外聘司机。送完柳亚子的回程途中，车辆不慎撞伤了正在城内搬运军服的一名国民党士兵。见车辆并未停下，国民党一位班长鸣枪制止，结果击中车身，子弹从后备箱射入，受阻于后座弹簧时弹头破裂成碎片，并对李少石造成了致命伤。10月11日，中共方面在小龙坎举行了李少石的安葬仪式。主席在离开重庆登机前，写下“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重庆谈判在有惊无险中结束了，蒋介石最终也只能“落子无悔”。主席返回延安的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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