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纯真虽然是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社会系大学生,身份却与众不同:她的外祖父叫贾景德,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父亲曾任晋绥盐税局局长,不久前改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专员。她要啥有啥,啥也不缺。 1949年春夏之交,她却与家中闹翻了。 说汪纯真与家中闹翻了,其实主要是与父亲闹翻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决定不随父亲到广州去。 早在解放军挺进到蚌埠的时候,国民党国防部长徐永昌就跑到她家讲:“快了!两个礼拜,南京就可以听到炮声!”于是,汪纯真的外祖父和父亲所在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就决定要撤退。父亲对女儿说: “跟着走吧,南京是要被围攻的!到那时有金条,也买不到面包。” 汪纯真却说:“不会的。我看越到后来越不可能坚持,可能兵临城下,问题就解决了。” 父亲摇头,很不满意、也不相信女儿的回答。但是,他从女儿谈吐中总觉得她有一种隐约的故意的东西,似乎越到时局“紧张”的时候,她倒向共产党的思想就越加分明。 这是作父亲的他所没想到的:女儿在近一两年内变得太大了! 1948年上半年,他从被围的太原孤城飞到北平,再转到南京,先只知道北方的学生运动“很厉害”,以为女儿在南京念的这个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一定是很平静的。不料,女儿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看不惯,也想不通。 “我拿这些钱不是要培养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信徒。”一次,他愤怒地对女儿说,接着又忍住脾气问女儿: “贝尔纳斯的《战后回忆录》,你看过吗!” “没有。”女儿说。 “以后由我介绍一些书给你看吧。”父亲耐住性子说。 “这些书吗?”女儿问,“我不用看。” “你懂吗?” “不用看,我就懂。我晓得它讲些什么。” 父亲怔住了:是谁把女儿改变成这样了?南京竟然使青年变成这样么?!他本人是留德学生,1930年在德国学经济学,但他从不承认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只是写了从政治方面鼓动工人农民革命的书。”一次,他劝女儿不要看马克思的书,女儿却反问他:“你好好看过吗?” 他答不出来。 其实,他也不满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但还是不得不为它服务。为什么?他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优裕生活。为此,汪纯真也为父亲思索过:他能够改变吗?能争取吗?应该争取吗? “不。”她自己回答,“要他真正改变是很困难的。这还需要时间、历史,给他进一步的教育。主要,他不可能放弃那富裕的、享受的生活,这是一个关键。” 父女俩越走越远。 从去年12月起,父亲就要汪纯真去照像,以便买飞机票和到广州给她办转学手续。可是她都拖延不办,甚至明确拒绝。 经过三次激烈的辩论,父女之间的关系更僵了。 到了4月初,他终于把飞机票办好了。 “明天清早,一定要一同飞走。”他对女儿说,“要不走,就断绝父女关系!” 汪纯真倒是冷静,说:“你要脱离关系,我倒不希望你这样做。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做,任凭你登报好了。” “你不要想我会再给你读书的费用了!”这回,他是忍不住大发脾气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 汪纯真说:“没有家庭供给的读书人,多得很。解放军来了,我就可以参加解放军!” 父亲发火到极点,指着女儿说:“走,非带走不可!不带走,她会变成共产党的!” “对,我还不是共产党。”汪纯真回答说,“但是我要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接着,她还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比你们所统治的世界好得多。” 母亲在旁边急得哭起来。王纯真说:“你们走就走吧,不要管我。什么东西我都不要,请你放心。” 母亲说:“那边军队来了,不会惹你吗?” “解放军只捉战犯,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你不要听谣言。其实,只要父亲能改变他的思想和态度,人民是会原谅他的……” 父亲走过来。大声地说:“你不要受共产党的骗!” 女儿立即站起来: “我没有受骗,将来我的日子会过得比你们要好,会非常自由、愉快,将来你们会看见的。” 然后,她坚定地说:“母亲,再见了。我回学校去。你们不要再找我了。你们要逼狠了,我就马上跑到解放区去。” 父亲不敢逼了。 4月22日下午,解放军已渡过长江,向南京进击。汪纯真正在学校忙着和同学们准备迎接解放。一位同学们告诉她: “刚才两点钟时候,你外祖父来电话,说他也起飞了。” 三天前,汪纯真去看望了外祖父。 外祖父的心情很不好。在吃饭的时候,他突然问王纯真:“你们住美国教会学校,为什么也反对美国人?” 汪纯真回答:“我们不是反对美国人,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 外祖父不说话了。 外祖父走了,汪纯真的心情是沉重的。 但是,长江对岸的炮火正向着南京发射,她听着呼啸的炮声,很快心情又变得愉悦起来了:“摧毁它吧!这些旧感情。南京的新生,就在眼前了。我不信赖父母,自己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这还不值得高兴吗?” 南京解放时,汪纯真和同学们出现在迎接大军的队伍,高喊着“胜利万岁”“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1949年前后,为什么这么多人如汪纯真一样追随共产党?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年度畅销书《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及其姊妹篇《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凝聚在毛泽东旗帜下》为您揭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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