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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下旬，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披挂上阵，指挥中野主力围歼黄维兵团。  在小刘家（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所）召开的战前动员会上，刘邓陈三巨头集体到场，先后发言。 讲起战略战术，刘伯承一向喜欢通俗的比拟，老帅的语言艺术，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内涵精妙。 对于这次大战，刘伯承是这样理解、动员的：“中央部署已定，现在就看我们的了！个别同志信心不足，担心咬不烂黄维这个硬核桃。这真是乱弹琴！是啊，我们从大别山出来，真是马瘦毛长啊。可是瘦驴拉硬屎，要看有没有勇气。勇敢的'勇’字大家认得吗？勇字，就是男子头上载着一顶光荣的花冠。没有勇气算不上男子汉。这回，同志们要向广大指战员讲清楚，我们决不放过十二兵团这个冤家，狭路相逢勇者胜！我还是四川的那句粗话，大家都摸摸裤裆，看自己有没有卵子，是不是男子汉！” 邓小平是大政治家的风范，他的发言从大局着眼，有钢铁般的坚定意志。 邓小平说：“刚才师长说了，我们这次围歼黄维兵团是非常艰苦的，也是非常光荣的。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打过长江，中国革命照样会取得胜利。” 陈毅是革命时代的大诗人，他讲话，总是饱含磅礴的诗意。这一次，他索性在现场吟咏了一首诗：“有首诗，不知诸位读过没有，是明世宗的《送毛伯温》。今天我把它送给诸位——”
三巨头的战前动员，鲜明如烈火，令人热血沸腾。 一纵司令员杨勇、三纵司令员陈锡联、四纵司令员陈赓、九纵司令员秦基伟纷纷发表豪言壮语，表示即使部队打光了，也要砸烂黄维这个硬核桃。 最后一个表态的是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他豪横地将钢拳捶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茶碗乱晃，典型的人狠话不多。  陈毅以诗言志，邓小平强调拼的精神，刘伯承要瘦驴拉硬屎，三巨头以这样的方式做战前动员，是有现实原因的。 简而言之，当时的中野太难了。 具体而言，当时的中野有三大难处，或者说是严重不足。 第一、中野虽说也有12万人，但一半都是新兵，而且各纵队普遍存在满编不满员的现象。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后来回忆说：“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即中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有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 反观国民党黄维兵团，下辖四个军外加全副美械的快速纵队，除了吴绍周的八十五军是西北军旧部，装备稍次外，其余三个军均是蒋介石的嫡系，尤其杨伯涛指挥的第十八军，这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 虽说黄维兵团也是12万人，但这12万是实打实的机械化重兵集团，当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时候，说是硬核桃，一点也不为过。 第二、中野的装备严重不足，尤其是各种炮，已到了少得可怜的程度。 中野刘邓大军原先没有这么寒碜，怎奈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为了强渡黄泛区，被迫将重装备全部丢弃了。据统计，围歼黄维时，中野全军6个纵队仅有山炮43门，野炮2门，炮弹也只有200余发。 华野第七纵队是第一批援助中野的部队，他们一个纵队山炮团就带去九门炮，两门克虏伯，七门美式，炮弹每门按两个基数120发配发。 刘伯承听说这个数字，震撼不已，嘴里连说，好家伙！好家伙！你们一个山炮团和炮弹，比中野全部家当还多些！ 因为中野实在困难，穷到极限，刘伯承、陈毅两位司令员没办法，最后只好“抢劫”成钧，将七纵的炮全部上调野司。 第三、部队缺乏协同作战经验，直白地讲就是此前没有打过大仗。 这个问题，198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第二野战军编写战史的老同志时着重谈过：“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杜义德指挥的，也有的是陈赓、杨勇、苏振华指挥的。” 中野参谋长李达也说过：“这次作战，所遇到的敌人，是蒋介石的第一等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现代化、工事之强固、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如果单独行动，中野围歼黄维，就是乞丐斗龙王，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个时候，华野的增援和粟裕的配合就显得相当重要了。  难能可贵的是，早在酝酿淮海战役阶段，粟裕就曾致电中央军委——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粟裕卓绝的大局意识，谦逊的政治品格，对淮海战役其实起到了升华的作用。 小刘家的总前委指挥所，虽是陋室，虽临困难，却没有一丝阴霾、杂质与顾虑。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从容指挥，不断地从华野调兵。 11月21日，刘邓陈报中央军委并致粟裕、陈士榘、张震，“黄维主力尚在涡河南北两岸，近以小部队作试探搜索战斗，其行动极谨慎，队形密集。请粟陈张令十一纵队、十三纵队即开时村以南仁义集附近以西待机，因为如正面之敌迟迟不进，而李延年前进较快时，我们可能先打李延年或刘汝明。” 两天后，11月23日，刘邓陈又报致：“歼灭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秉璋）张（霖之）十一纵队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延年）刘（汝明）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加歼黄维作战。” 一天后，刘邓陈再次强调：“我主力按计划今夜出击，但我在宿县、蕲县集之线及蕲县集以南，仅剩秦李九纵及王张十一纵，东南兵力较弱。因此请粟陈张至少以三个纵队今夜赶到西寺坡车站、胡沟集、蕲县集中地区，并以一个纵队进至蕲县集以南，断黄维与李（延年）刘汝明联系，并准备以强大部队由浍河以南向西歼敌。” 粟裕接到调兵电报，当即做出遵命部署：以七个纵队对付徐州守敌，阻止其南援；令十一纵队直接听从刘邓陈指挥；令二纵队按照总前委指示控制西寺坡两侧，担任阻击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令六、七纵队和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日夜兼程，赶往宿县，加入对黄作战。 不仅如此，粟裕还特别表示，如有必要时，华野还可抽调四个纵队参战。  有了华野的增援、粟裕的配合，接下来，刘邓陈，尤其是刘伯承，出手了。 刘伯承的这一手，可谓是吃透了黄维既呆又傲的战场性格。他先是派黄维的黄埔老同学陈赓率第四纵队在南坪集摆开阵仗，吸引黄维主动来攻。刘伯承对陈赓面授机宜，在南坪集，四纵要坚守三天，目的是为做口袋赢得时间。三天后，四纵要佯作不支，花些本钱，放弃南坪集阵地，诱使黄维兵团北渡浍河，进入口袋。 打苦仗，陈赓没问题。 打巧仗，陈赓更是出神入化。 11月24日，陈赓依计行事，佯装不支，丢盔弃甲地撤出南坪集阵地。黄维以为陈赓不过如此，一傲慢，一轻敌，果然咬钩中计。 刘伯承见状，立即收紧口袋。 就这样，11月25日凌晨，黄维兵团被牢牢围困于双堆集地区。  如何消灭被围困之敌，不同的战略意志，有不同的打法。 在当时，对于围歼黄维的具体战法，总前委内部有两种意见。 野司作战室参谋处认为，黄维兵团是机械化重兵集团，为防困兽之斗，应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法，放开一个口子，预设口袋阵，在运动中消灭。 邓小平和副政委张际春则主张把敌人包围困死，用阵地战消灭敌人。 老帅刘伯承的军事底蕴是有目共睹，具有相当信力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邓小平一边，并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刘伯承说，开始，我们也曾考虑过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以便割裂钳制以至歼灭之。但我们又判断，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推进；而敌人每占一村，不但可以利用我原有的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坚持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而我们采取一点一点吃的方法，逐渐削弱他，然后再把他一口吃掉！ 在黄维兵团中，率先嗅出危险的是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 判断出兵团可能已遭合围的残酷现实后，杨伯涛苦劝黄维，再不能向北走了，眼下应向东南方向的南坪集紧急突围，首先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再想对策。 黄维被杨伯涛敲醒后，反应还算敏捷。 他同意突围，主张以四个主力师一并向东突击，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第十二兵团的“潜伏将军”廖运周不仅戏耍了黄维，而且捅出了令黄维终生怀恨的一刀。 廖运周当时任第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 突围行动开始前，他忽悠黄维说，四个师并进，在狭小的地带展不开兵力，不如用一个师打先锋，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进展得手，后面的师迅速跟上，更有利于扩大战果。如果司令官信得过我，一一零师愿打斗阵！ 危难时刻，见部将竟如此忠勇！ 黄维感动不已，当即表示，十二兵团有的，一一零师尽管挑，随便拿。 于是乎，廖运周又割了黄维一块肉。 廖运周开始行动后，一口气就冲出去30里，跟在后面的十一师以为路上无险，也大踏步向前，结果遭到猛烈打击。 黄维感到奇怪，叫通廖运周的电话问：“这是怎么回事？跟着你走的十一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很大。” 廖运周开始还以“正在前进，一切正常”来搪塞，到了后来，干脆停用电台和报话机。 这时候，黄维终于意识到上了廖运周的大当，突围行动也就此失败，第十二兵团被围困在双堆集，再不敢，更无法突出重围。  黄维被钉死在双堆集后，对于消灭黄维兵团所需的时间，刘邓陈一开始很自信，也很乐观，他们预计，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战斗。 那一时刻，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相信。 只有一个人表示怀疑。 这个人就是粟裕。 粟裕的怀疑，不仅意味着他预估到了围歼黄维的困难，更意味着他早已为中野备好了打破僵局的独家秘笈。 从这个角度，某种意义上讲，粟裕才是围歼黄维兵团的最大保障。 11月28日晚，当围歼战打响后，战事的发展很快印证了粟裕的预判，围歼黄维，三天是不可能的，十天也是不可能的。 黄维兵团何以这么难打？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围歼一个重兵集团，从运动急袭到阵地攻坚，需要一个过程，这意味着战术转换需要时间，想“一瓢水”取胜，那是缺乏经验的盲目的乐观；第二个，黄维兵团的“硬核桃战术”，其防御体系确实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地利”，其将重火力重叠配置的战法，确实有相当的战力。 正因为如此，比黄维更懂军事的胡琏在回归兵团阵地后，才会用明语向南京吹嘘：“我这个核桃又大又硬，刘伯承啃不动，吞不下。” 纵观淮海战役的整个战场，态势远比辽沈战役复杂，这意味着某个局部，某个节点处理不好，整个战局顷刻间就可能发生逆转。 围歼黄维，就是关键的局部，重要的节点。 既错不起，也耗不起。 见围歼黄维，久攻不下，中野上上下下在情绪上都有些急迫。 这时候，向粟裕取经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因为此前华野刚完成围歼黄百韬的战役目标，正具备宝贵的可用经验。 12月1日，总前委与华野指挥部通电话，陈毅第一个拿起话筒。 粟裕说一句“军长好”，正准备汇报，陈毅直接截住他的话头，“你先不要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们打黄百韬用的是什么办法？” 粟裕说：“近迫作业！挖坑道，迫近敌人阵地，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它。” 说到这里，粟裕详细介绍了华野第一阶段改用村落攻坚战的具体措施。 陈毅听着，转身兴奋地对刘伯承、邓小平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我看是好办法！” 放下电话听筒，刘邓陈立即下令：“学习碾庄经验。” 这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关键转折点，也是黄维噩梦的真正开始。  人民的军队，总是充满无限的创造力。经过碾庄经验的启发，中野很快探索出适应双堆集战场的近迫作业战术，其要点是：一、最大限度地挖掘交通壕，使突击队能迅速跃入守敌外壕；二、最大限度地发挥炮火和炸药的威力，集中炮火突击，保障弹药供给。 说到发挥炮火和炸药的威力，中野有一项威力巨大的战场发明。九纵工兵主任柴学久以炸药为主，发明了一种特殊武器。他用废油桶制作抛射装置，将50公斤TNT炸药捆绑在一根木棒上，点燃抛射装置里的黑色炸药后，黄色TNT炸药包连同木棒飞向敌阵。 战士们称之为“土飞机”。 “土飞机”威力奇大，所到之处，地动山摇，许多国民党士兵不是被炸死的，而是两眼圆睁，七窍流血，活活被震死的。 有被俘的国民党士兵说：“你们有一种炮太厉害了，地堡、掩蔽部都不顶事，在交通壕里更不行，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国民党士兵有如此战场感观，说明全线总攻击的时机到来了。 12月5日，刘邓陈发布命令，从6日16时开始，发起全线总攻击。具体部署是： 以中野第四、九、十一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及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东集团，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及东北地区进攻。 以中野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和华野第七纵队组成南集团，由第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进攻。 以中野第一、三纵队和华野第十三纵队及特纵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及西北地区进攻。 由于总攻击进展的异常艰难，陈赓、王近山、陈锡联均陷入了苦战，时刻关注战局的粟裕，再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粟裕，异常关注一点：中野和华野在南北相距60公里的地区内，分别围住了敌人的两个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军距黄维兵团只有40公里，蒋介石正想方设法从武汉白崇禧集团抽调兵力援助徐州，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围歼黄维兵团用时太多，情况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发生逆转。 当双方都拼尽全力的时候，及时得到援手的一方将瞬间获得压倒性优势。 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刘峙，也看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白崇禧不是粟裕，当蒋介石要从武汉火速调兵的时候，他不是阻拦，就是作梗，硬是以自己的算盘坏了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的大事。 反观粟裕，那种大局观，就如同一位高明的指挥家，在最关键的时刻，指挥棒一扬，不仅气势磅礴，而且振奋人心。 更形象地说，粟裕的大局观，有制造战场高潮的威力。  12月10日凌晨，陈毅打电话给粟裕，通报歼灭黄维兵团进展情况，称可能还需要七至十天。粟裕随后致电刘邓陈并报中央军委、华东局：
受到粟裕电报的感染，陈毅立即与粟裕再通电话。在电话中，陈毅激情澎湃地向粟裕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令陈锐霆率华野炮兵纵队参战，将炮全部拉上；二是战斗结束后华野纵队将缴获物资全部交给中野。 听完电话，粟裕不是打折扣，而是又加砝码，索性派长于攻坚、精于协调的参谋长陈士榘亲自带队，第三次强力增援中野。 陈士榘率华野增援后，接替王近山负责指挥南集团，如以此来，东有陈赓，西有陈锡联，南有陈士榘，加上中枢有陈毅，形成了军史上著名的“四陈灭黄维”。 12月14日，陈士榘大显威力，他以重炮火力，步炮协同，一举拿下了尖谷堆，将敌人压向平谷堆中心位置。 对黄维而言，这是具有毁灭性的打击。 12月15日，黄维兵团全线崩溃，黄维狼狈被俘，胡琏侥幸逃脱。 24天的激战，永垂史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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