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同桌的你

文：何玉新

民国时期“四大公子”有七八个版本，认同度最高的版本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皇室后裔爱新觉罗·溥侗，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张作霖之子张学良。这四位“公子”，或风流倜傥，或叱咤风云，绝非一无所长、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所能比，而随心所欲、信手挥霍又是“四大公子”的共性。本文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爱新觉罗·溥侗。

【溥侗与光绪皇帝是“同桌的你”】

爱新觉罗·溥侗（1876—1952），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别号红豆馆主。他之所以能进入到晚清民国四公子名单里面，除了诗书画艺，风流倜傥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陪读，光绪皇帝在晚清最后二十多年当中对中国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可以想象，他的这位“同桌的你”，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也一定不一般。只是后来没了用武之地，他曾说：“四十岁之前，许多事业待我而成，乃游手好闲的蹉跎过去了；四十岁之后，有心自立，而又苦无机会！”

（溥侗与光绪皇帝）

溥侗的祖上是康熙的直系一支，血统纯正。他的父亲是爱新觉罗·载治，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总理大臣。溥侗自幼在上书房读经史，学作诗文，钻研琴、棋、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精于治印。擅长古典文学和文物鉴赏，通晓词章音律。酷爱剧艺，对于昆、京艺术，生、旦、净、末、丑兼工，并对戏剧音乐如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达到了“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化境。

溥侗作为皇室的末代公子，也有放荡不羁的一面。他一生没有正式结过婚，有过不少情人小妾，有钱时狂买古玩字画，汽车宅院；没钱时就靠当、卖度日，生活过得率性潇洒，世人尊称溥侗为“侗五爷”。

（溥侗书法）

【他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不料却成挽歌】

溥侗的艺术成就主要在戏曲，但他对音乐本身也有研究。他长于度曲，清末民初，每逢春秋佳日，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溥侗弹奏一曲《高山流水》，旁人顿入绝尘脱俗之境。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谕旨颁行”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巩金瓯》。这首歌由严复作词，溥侗作曲。溥侗将音乐谱好后，请来曲家曹心泉过耳，曹听后没好意思和溥侗说什么，但回去便对人说：“大清国气数将尽矣——那'国歌’中分明含亡国之音。”果不其然，六天后，武昌起义爆发，《巩金瓯》成了大清国的挽歌。

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时，设立了一个“乐律研究所”，任命溥侗为所长，每月薪俸四五百大洋，溥侗当时积蓄都快花光了，于是看在钱的份上欣然赴任。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第二年国民军北伐成功，打败了张作霖，国民政府南迁，乐律研究所撤销。

（溥侗画作）

【他是京昆第一名票，在上海去世后葬礼上梅兰芳开棺见故友】

溥侗被称为“票界大王”。他从小酷爱昆曲、京剧，清室宗亲家中富有，又常接触京昆名家，溥侗有机会遍访名师。传说他曾为了学谭鑫培的看家本领，甘心放下皇族的架子，伺候谭老板抽鸦片。他生旦净丑无一不精，笙管笛箫样样拾得起来，《群英会》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技艺精妙，出神入化。民国京剧界的大人物——梅兰芳、徐凌云、吴梅、王季烈、韩世昌、袁寒云（袁克文）、刘梦起、言菊朋等都常与之交往。

1918年，由溥侗、袁克文发起，北京票友成立“消夏社”。溥侗为自己立下规矩，一年之内，绝不唱翻头戏——即同一曲子一年内绝不唱第二遍，可见他会的戏实在太多了。后来两位公子又成立“言乐会”，京城票界知名人士均被罗致，俞振飞之业师程继先、花脸名宿钱金福、北昆耆宿之一韩世昌，以及梅兰芳等人也加入了“言乐会”，溥侗曾与梅兰芳合演过《奇双会》。

1930年，溥侗任清华大学曲学导师，又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京艺术学院等处任教昆曲。他教授昆曲意在传道，而不是卖艺，所以只教学校的学生，闺中的淑女，或学者的夫人，没有一个伶人出自他的门下，因为他认为惟有士人才能得艺术之真谛。1933年应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聘，溥侗来南京任委员，他又在南京组织了“成乐社”“阳春社”“公余联欢社”等业余曲社。

1952年6月，溥侗病故于上海，享年76岁，在上海乐园殡仪馆开追悼会，吊唁者大多是生前弟子、曲友及文艺界人士。梅兰芳先生冒雨赶来，此时棺椁已上盖，梅先生悲痛万分，恳切要求开棺让自己与红豆馆主再见最后一面，含泪与其悼别。

家人遵其遗嘱，将溥侗安葬在昆曲发源地苏州灵岩山。海派著名画家唐云为纪念溥侗作了一幅画，画中一盏油灯、一茗壶、一炭炉，题曰：“灯如红豆相思曲，茗逐青烟话古人。”

【曾在天津滨江道春和大戏院登台】

四大公子中三人与天津颇有渊源，只有溥侗，没在天津生活过，来天津的次数也不多。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时而会来天津唱戏。比如1930年，袁克文邀溥侗来津，在春和大戏院演出了《搜山打车》和《奇双会》。

春和大戏院建于1927年，位于天津法租界马家口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福厚里，整体为钢混结构，镜框式舞台，装修考究，座位1021个。因由中华营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高春和投资兴建，所以取名为“春和”。春和大戏院改变了旧式茶园的模式，取消了杂役人员“扔手巾把儿”、索要小费的习俗，制定了公布剧目、提前售票、对号人座的新措施，安装了对外播放实况的电台设备，开现代化剧场先河。

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对京、昆的爱好，带动了天津民国初年各阶层对度曲、演曲、赏曲、研习的关注和参与。当时许多依附于清王朝的士大夫阶层退居天津，以观测时代风云。许多昆曲伶人、昆曲研究家和昆曲评论家也随之来到天津生活。最早来津开始曲学研究的是号称近代论曲三大家的王季烈。在昆曲演出外，很多老艺人在津教戏。如广东人吴子通，常参加天津城南诗社唱和，编写过二本《马郎集》，为艺人讲授诗词歌赋文章等古典文学。这些也与民国四大公子的影响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