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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大量出现了士商联姻，商人家庭大量的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科举士子。这一现象主要体现为'榜下择婿'和'榜前择婿'两种情况。可是看似强强联合的士商联姻为何又被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冷血的交易呢？ 在宋代，经过了唐代和五代十国对于门阀势力的巨大打击之后，传统的贵族门阀势力已经被打击殆尽。同时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帝国的官僚职位向全体国民开放，这其中寒门士子几乎成了科举制度的主力军，也是重要的帝国官僚的后备力量。那么问题来了，因为绝大多数读书人都是寒门士子，出身低微，家境贫寒的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要维持基本的富足生活都不可以，更不要说学习科举需要巨大的财力和精力了。 在宋代，社会阶层的划分不再是那么的严格，官吏士子可以经商。因此我们会发现，在宋代以后的很多科举进士，他们大多出身寒微，为了支持参加科举考试的巨额费用，他们往往一边学习，一边做生意，借此补贴家用和科举的费用。当然了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寒门士子一旦科举取士，那是前途无量，因此他们一下子就成了炙手可热的'产品'许多的富商大贾和豪门权贵便开始在皇榜下公开择婿，将考取前三甲的优质人才纳入自己的门下。
对于大商人来说，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生活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是他们依旧不会满足。因为宋代虽然商业发达，社会风气开放，但是阶级划分依旧是十分的严格。无论如何商人的地位依旧是比不了官员和读书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使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地位相符合，就必须找一个在官僚队伍里面的大靠山。直接找一个功成名就的大官员肯定是不明智的，因此在科举放榜之后，直接寻找一个腾龙快婿，然后使用自己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持，在这个年轻人在官场上得势之后，商人们自己的付出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官商联姻，强强结合。 对于寒门士子来说，自己科举及第本就是不易之事，即使是考取了功名，他们依旧要经过数年的考察期，数年之后才可以正式上任，这期间自己的薪水是十分微薄的。虽然科举士子享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有待，但是也是仅仅局限于免除税负和徭役而已。在日常生活和官场运作中，是需要大量金钱的。很显然寒门士子在这个方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此时富商实力的加入，不仅可以缓解寒门士子经济拮据的困境，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财富为寒门士子未来的仕途铺设道路，为他们赢得一个锦绣的前程。作为商人来说这是一个未来十分可观，收益巨大的投资。 但是优质资源谁都眼红，这些前途广大的榜下科举及第的士子们，也是豪门权贵眼中的肥肉。他们往往会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权力和优势，直接选拔优秀的及第士子作为自己的女婿。虽然富商拥有经济上的巨大优势，到那时在权力面前，他们往往在和豪门权贵的争夺中落于下风。 虽然和当朝权贵的竞争中处于下风，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大商人们选择到一个前途远大的寒门士子，并且和他们连接成一条财富和权力的纽带，从而保证自己的家族久盛不衰。
榜下择婿主要是大商人和当朝的豪门权贵才会有的机会，对于广大的中小商人来说，他们是没有机会在皇榜下和大商人们于豪门权贵争夺这些优质的夫婿的，但是他们就为此放弃了和士人们联姻，可以光大门楣的而机会了么？答案是否定的，虽然中小商人不可以在皇榜下选择夫婿，但是却可以慧眼识珠，放长线，钓大鱼。 在科举考试之前就选定一个前途远大的士子，进行生活上的接济和科举路上的支持，乃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们。寒门士子们对于雪中送炭的中小商人的帮助往往会感恩戴德，因此在得势之后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翻脸不认人。 宋代大儒朱熹的父亲就是在未成名前被外公祝确看中，并将女儿许配给他。祝朱两家的婚姻反映了商人阶层中的中上层与士人缔结婚姻的状况，富裕的家境和良好的儒学修养成为商士婚姻中的稳定因子。 但是中下层商人对于寒门士子的经济投资有时却会被打水漂。科举及第后的寒门士子往往产生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士人满少卿中举前穷困落魄，曾经接受过焦大郎一家人的周济，后来结为姻家。婚后两人情意相投，满少卿在焦家一直住了两年的时间，直至中了进士。中举后婚姻却出现了变动，满生回乡后，叔父很快为他约定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满生最终'幡然醒悟'，迎合了叔父的意愿，抛弃前誓的缘由是与焦氏'非以礼合，况门户寒微'。 由此可见，中小商人和寒门士子建立的经济姻亲关系是极其脆弱的，寒门士子得势之后极其容易翻脸不认人。中小商人对于寒门士子的经济投资更加类似于一种改变自己阶层地位的豪赌，到那时这场赌局能否成功却几乎完全取决于寒门士子的道德水平与良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国明代会出现'包公怒斩陈世美'的民间故事了。艺术来源自生活，这说明许多的寒门士子在科举及第后开始嫌弃曾经的'糟糠之妻'对其始乱终弃。这给底层劳动人民带来了无穷尽的创作源泉。
在社会等级划分严格，等级森严的古代，商人长期以来都是'士农工商'的最底下的等级，他们优势如何在宋代拥有了和士子这个最高等级阶层联姻的权利呢?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宋代由于安定的外部环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发展极为繁荣，为此滋生出了一大批地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的大商人阶层。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社会国家经济结构的改变。到了宋代国家的赋税徭役体系逐渐过渡为了租庸体系，这一体系最终在北宋完成，五代时期黄河中原地区经济被巨大破坏，东南江浙地区经济经济进一步发展，极高的农作物产量和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使得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宋代工商业收入的绝对数是唐代的三倍多'商人作为商业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子，他们在遍及全国的商业活动中获利巨大，到了宋代出现了许多的腰缠万贯的大商人，他们腰缠万贯，良田千顷，生活极度奢侈，除了中央或者是地方大员，其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商人们巨大的经济实力使得他们在和士子们的联姻中有了十足的底气。 到了宋代，全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二徒弟都是私有的，这说明国家对于土地的掌握力度大大不如前代，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使得大商人剋大量购买土地作为家产，拥有大量土地，同时握有巨额财富使得商人们在社会上地位明显提高。宋代对于商人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汉唐之际，商人子弟不可以做官，不可以骑马，不可以穿丝绸做的衣服，也不可以过奢侈的生活。但是宋代这些禁令要么放松，要么实质废除，这就使得商人们实际上和普通庶人别无二致，并不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同时在庶人阶层中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商人阶层更是会产生一种优越感。 宋代脱胎于盛唐，盛唐气象就是奢靡无度的生活作风，宋人的生活更加是奢侈无度，无论是皇族贵戚还是平头百姓都喜欢铺张浪费，举办奢侈豪华的婚礼。这逐渐地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被全社会所效仿，正所谓'风俗侈靡，日甚一日'，财婚风气愈演愈烈。举办奢侈的婚礼往往需要巨额财富，又因为嫁妆聘礼，相较于前代更加的奢侈。宋人婚姻极重钱财，这就使得商人们大力的挥霍财富提供了平台，与此同时宋代商人还可以通过送出大量的贵重礼物来攀附权贵。客观现实环境使得宋代士商联姻有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的基础。 这和北宋繁荣的社会经济局面是极其不相符合的，因为宋代经济发达，其消费水平也是极高的水平。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促进了铜钱货币的贬值，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面额纸币'交子'出现的原因。 北宋都城的房屋大多不出售，而是租赁给京官居住，即使是如此每年的租金居然达到了数十万贯，好的地段甚至到到了几百万贯，甚至说普通官员一年俸禄还不足以支付其一年的房租。北宋名臣王安石担任宋神宗的宰相却只能够在京城租房子住，最终因为无力支付租金，最终妻离子散，被赶出了东京。因此宋代官员们往往与大商人联姻，这样就可以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来解决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难题。 当代的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宋代的士子和富商们的联姻结合是一种浪漫的爱情传说，士子们和商人的女儿们风花雪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然而事实却是十分的打脸，事实上，两者之间只是赤裸裸地利用关系，各取所需罢了。即使是商人的女儿成功嫁给了科举及第的士子，却也往往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们往往被纳入侧室，而没有正妻的名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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