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洪是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家、思想家。葛洪所生活的时代，处在魏晋时期。众所周知，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激荡变化非常大的时期，现实社会与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均十分显著。 前者最主要的表现分别为政权更迭的速度极快、人民苦难的不断加深；后者的最主要表现为儒家的式微与道家的复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葛洪创立了自身极为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 葛洪的历史意识是其哲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高度关注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对历史起源、发展规律、君主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超越等问题皆有独特的见解。  一、葛洪的生平葛洪出生于乱世，他的历史意识、哲学思想与其整体的人生经历一样，都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葛洪的人生经历，其实是魏晋时期，文人名士群体面对历史曲折发展变迁的心历路程的典型写照之一。 葛洪的一生著作颇丰，但时局动荡致使其大部分著作佚失散尽。万幸最为著名且重要的抱朴子（内篇、外篇）与神仙传存世至今，才使后辈学者得以研习“一个真实的葛洪”。 葛洪跟一般孩童的迥异之处，从而可知葛洪童年朴实淳厚的禀性，不愿轻易随世俗而改变。十六岁时，葛洪已经广读经史百家之言，以及杂文近万卷。但他仍自觉性情驽钝，缺乏文思。  葛洪在十六岁时，又选择拜郑隐为师，除学习儒家经典以外，又开始习得一些“仙道”之术。 对于著书一事，葛洪于二十多岁时便已立志撰书，因为战乱一度中断写作，一直到三十多岁时才撰成抱朴子等多部著作。 葛洪成功击败石冰之后，离开故乡，经十余年的流离，再次回到故乡已过而立之年。虽然葛洪此时感慨岁月忽逝，但这十余年的阅历使他眼界大开，回到故乡的数年间，他便潜心创作，最终完成多部书籍。  西晋愍帝建兴三年（315年），琅琊王司马睿出任丞相，他为稳定江南，大举招揽人才，多募名士，葛洪虽名在其中但暂无实权。 东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干宝推荐葛洪为散骑常侍，葛洪固辞不就，加之有感于一位友人郭文（此人亦为隐士）之死，葛洪再无意涉足官场，除继续修改和补充抱朴子全书之外，还最终坚定了归隐山林“修行”、炼丹求取“仙道”之意。 东晋咸和七年（332年），葛洪上书成帝司马衍，自请句漏令（句漏今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为求在当地收集丹砂以自行冶炼金丹。  依据葛洪晚年归隐山林，又曾经跟随郑隐研习“仙道”、金丹之术与创作神仙传等相关书籍，加上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理解和研究程度均十分有限，最终，史籍便给葛洪安排了一个“成仙而去”的神秘化结局。 二、历史之“玄道”不同于司马迁、班固等官方史学家将“有人的历史”当作时间的起点，葛洪则非常看重“文明之前的历史”，他还特别研究和分析了万事万物的起源问题，并将“玄道”视作历史的起点与生成者。 其后还有意探寻了“人类诞生之前”的自然状况，以及“玄道”彼此之间的联系与作用。  葛洪在继承了道家“道”之哲学的基础上，又从主观上肯定了“玄”的重要性，并强调“玄”、“道”两者皆具备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最终整合成一套独特的“玄道化生”理论。 包含其历史意识在内，葛洪整体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他以玄与道为本的本体论和宇宙观。他继承了老子道的哲学和扬雄的太玄思想，受魏晋思潮对玄崇拜的影响，提出了以玄为本的理论体系。 葛洪以“玄”与“道”为历史永恒之原则，假使沉醉于淫巧的音乐、鲜艳的色彩、宴安游乐、美貌丽容，必然会违背“玄”与“道”，只能给人带来损害与悲痛。  “玄”与“道”是高度近义词，它们的存在似有似无，它们的变化复杂且高深莫测。可以说，葛洪所述的“玄”，是对《老子》中“道”的继承、演绎和拓展。 葛洪认为，“玄”与“道”的联系尚需要“一”。诚然，这里的“一”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单位，它还有着诸多极为强大的奇特功能：例如，“一”甚至能够左右人类在历史中的发展和走向。 葛洪认为，唯“玄”、“道”可以永恒。而真正知晓“玄”、“道”者，则可“内以治身，外以为国”。葛洪认为，那些与“玄”、“道”同体的人，他们更不必去追求所谓宝贵的财货，却也是非常富有的。  三、历史之“仁道”葛洪对于“人”的关注程度绝不亚于对于“自然”的关注程度，他 还特意探究了“三代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状况，并对其后“圣王”、“明君”的建树等问题表明了自身的看法和观点。 概括来讲，葛洪认为历史的发展总体是进步的，同时他还批判了所谓“贵古贱今”的论调。通过对“三代”前后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葛洪进一步推出了“仁”的概念。 他所说的“仁”，与儒家哲学密切相关，“仁”能够对个人与国家同时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亦可与“明”、“刑”、“法”等多重理念互相配合。  而历史之“仁道”，即可以被视为葛洪历史意识时间轴的“中段”，有承上启下之效能，这也映衬着儒家哲学在其历史意识的基础中处于较为重要的“中段”之地位。 葛洪努力探寻着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与存在意义，同时指示后世应当借鉴或沿袭的发展道路。在相关方面，葛洪所主要仰赖的哲学基础主要是“仁”所蕴含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葛洪强烈反对贵古贱今的论调，而再三强调今人胜于古人，文化、科技与生产生活之方式，亦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其功业相次千万者，这一观点更赋予了未来人类近乎无尽的进步空间。  葛洪强调“明不经国，危亡之祸”、“明见事体，不溺近情，遂为纯臣。以义断恩，舍仁用明，以计抑仁。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 “明贵乎仁”（或曰“舍仁用明”）这一观点，的确是葛洪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有感而发的，也实现了他对儒家“仁”之哲学的继承、发展和补充完善。 葛洪认为，儒者虽“贫贱不遇”，但“进德修业”不可废，即使遭遇祸患，而“行仁义之业”却不可不勤勉。由此观之，可知葛洪虽主张“明贵乎仁”，但始终未曾忽视或反对“仁”的重要性。  葛洪特别推崇历史上的那些“有道明君”，他认为，鲍氏不宜独举“衰世之罪”，不论“至治之义”，斥历史中的全部君主为“昏君”，而陷于以偏概全的谬误。 四、历史之“仙道” 葛洪历史意识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认为“神仙”是存在的，而这种存在，其辐射范围不仅涵盖作为已知历史的过去，也涵盖他所处的当代，甚至还涵盖他满腔热忱所推崇的那个“理想国度”。 对此，葛洪专门引经据典，作了大量的论证工作，《神仙传》便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其中，葛洪所述的“仙道”并不完全与现实社会脱节，相反还能与修身治国密切相关。  “仙道”可以被视为葛洪历史意识时间轴的“终段”，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个中历史活动对象的多元性色彩。 葛洪的笔下，生活在“理想国度”中，很多人物都可以实现“长生不老”，人与人的地位大致平等，男女的性别差等在减小，更重要的是摆脱了来自封建统治阶级的盘剥、压迫与欺凌。 这是葛洪历史意识中主观性最强的一个部分，也是他抒发自身对未来世界美好设想与期盼的最华丽篇章。 即便是在一千多年以后，生活在西欧的启蒙思想家们甚至能够与葛洪的上述观点产生精神层面上的共鸣。在这些独特的方面，葛洪所主要仰赖的哲学基础即是道家的仙道思想与极具超越性的生命哲学。 葛洪笔下的众多神仙角色，将他所理解的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也反映了葛洪历史意识中最具主观性和特殊性的一面。 葛洪主张通过“外儒内道”的方式来调和儒道关系，继而达成所谓“儒道双修”的更高目标。葛洪的“儒道双修”以“道家养生成仙为内，儒家应世之术为外”为特点。 葛洪所处的两晋时代从“八王之乱”以来战火不断，这对安土重迁的中国各族人民来说不免又是一场十分巨大的磨难。于是乎，一些“贤者”、“名士”便开始寻觅所谓的“理想国度”。 小结 纵观葛洪的一生，从儒、道兼崇到逐渐转向“仙道”之路。这虽与其人生的际遇多变有关，但也是他个人的主观抉择，更重要的还是东汉末年至魏晋时代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于葛洪一生的复杂结果。 葛洪的历史意识极为独特，不仅在于他的关注点和关注对象的与众不同，还在于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几经变动。这些变动，皆对葛洪历史意识的广博性、复杂性和多元性起到了不容忽视的扩大作用。 值得重视的是，在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等问题上，葛洪一直坚信历史是向前进步的，他反对部分前人所谓“贵古贱今”的论调，主张穷尽一切方式方法改善世人的现实处境。 他始终坚持对未来充满希望，并最终实现对人类生命的真正“超越”。其中的有益部分，确实值得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人去好好学习和思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