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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顾城是一种奇异存在，舆论对他似乎总是不忍责备。 1993年的10月8日，这位“童话诗人”在遥远的新西兰激流岛上，杀死了妻子谢烨后自杀而亡。对于这一暴行，当年的中文媒体少有苛责，以至于谢烨之母心绪难平，发出悲鸣：“那么多写文章的人，那么多都是很有名气的人，他们都是很有学问的，很会写的，神志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顾城那样的，怎么都写了这么一些绕来拐去地为凶手的犯罪行为开脱、辩护甚至还有滋有味地说三道四的文章呢？明明是杀了人，居然还有人专门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从背后活活地劈杀了我的烨儿，却说成是什么'殉情’……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烨儿头上的斧头，如今天天在砍着我的心，我的头！”[1] 时过境迁数十年后回看，谢烨母亲的控诉仍未过时。无论当年还是今天，总有些人对那些所谓“艺术天才”犯下的罪行不忍责备。某位与顾城同时代的女诗人，便曾撰文感叹道：“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所谓“更诗人”，正是舆论多年来对顾城不忍责备的主因之一。“更诗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女诗人没有细说。但顾城有自己的解释，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诗会上讲过这样一段话： 这种表述，看似带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实则使人胆战心惊——在“自我牺牲”的表象下，诗人对具体的现实生活极度冷漠，对抽象的精神世界则异常狂热。他奢谈自己的艺术要与抽象的“人类”共存，却将具体的现实生活视为艺术追求的对立面。 与顾城生前有过密切交往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曾如此描述诗人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冷漠与痛恨：“谢烨需要衣服，顾城又一步都离不开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区的一家时装店，他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的具体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饭，他后来总是说，在他看来毫无实质”；“顾城谈到他的矛盾：被母亲惯坏了，他贪爱却不愿给予。他有贾宝玉情结，像是《红楼梦》的主角那样，对他来说少女的世界是纯洁的，他想活在其中却做不到，因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因而他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3] 由这两段回忆，已不难窥见顾城夫妇的凄惨结局。一方面，顾城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对谢烨有着无尽的依赖；另一方面，诗人又奢望谢烨能够在抽象的理想世界里承担角色。前者要求谢烨全盘负责诗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离开了谢烨，诗人将丧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创作也无法继续；后者却“要求谢烨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电影”，因为“女人只有无所事事才显得美”。 这种冲突，时时刻刻存在于顾城夫妻之间。顾彬说，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们去顾城家做客，“谢烨很高兴，因为她又可以烧菜了，不是来了客人嘛。在新西兰顾城不准做饭，规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许做饭烧菜尚在其次，诗人甚至不允许妻子过一种“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儿寄养在一户毛利人家，当亲儿子一样。他早就被送去了，顾城讨厌这孩子，……谢烨临死前的几天总是问她在新西兰的朋友，是自己还是孩子死了的好。她总是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顾城离开北京到明斯特前爱上一个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兰开始缠她。谢烨给她出了机票，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4] 顾城曾经说，谢烨是他在人群中的一见钟情。但顾城后来有了“英子”，谢烨据说也另有一位“大鱼”。谢烨曾主动把英子接到激流岛上，三人共同生活。此种纠纷，曾被当年媒体爆炒，其内在逻辑则始终模糊不清。唯有一点是清晰的：谢烨满足不聊诗人分裂的需求，无法既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诗人的保姆，又在理想世界中扮演诗人所喜好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谢烨写道： 谢烨是个好人，一度“好”到愿意主动与“英子”分享顾城，在“英子”视顾城为神经病弃之而去后，谢烨还曾做过说客，尝试使二人和好。谢烨为什么这么做？顾彬的判断极有可能是对的——她“一个冬天都把丈夫让给她（英子）”，是为了让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因为孩子的缘故，夫妻二人常常爆发尖锐冲突，顾城曾“威胁说要伤害他（孩子）”。 顾城也曾多次殴打谢烨。殴打的肇因，谢烨不说，身边亲友无从得知，但伤口是清晰的，很多人见到过。只有当谢烨终于决定终止这段婚姻时，顾城才终于不得不从“暴君”的位置上走下来，以一种乞求的姿态尝试挽回，他精神世界里的“英子”已经消失，断不容世俗生活的支柱再次坍塌。于是，在顾城姐姐顾乡的采访记录里，出现了这样奇特的情景： 一个忍心长期将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中的父亲，一个可以因妻子回家晚了，就把妻子出门时给孩子准备的奶糕抢吃掉的父亲，在那场家庭惨剧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每天写孩子”，自己口述，妻子敲字，如此反常，无疑是在向妻子展示自己对孩子的“深厚感情”，以求挽回这段行将崩溃的婚姻——顾城自己也说，这次写作，是为了最后给一本书让谢烨“出气”。但终于，失控的诗人，还是把谢烨打了，用顾乡的说法：“没打死，就打了，打了——顾城就吊死了，吊死了。谢烨送到医院救也没救成。”[7] 反省顾城之死，当然不是为了在时隔多年之后，重新勾勒诗人的“桃色家庭纠纷”。当诗人因岳母劝妻子去上学，而把一碗面条兜头泼到岳母头上，那时刻，这个家庭已显出了悲剧收场的端倪，只是少有人能够想到这收场会如此惨烈。这场惨剧里，真正引人深思之处在于：一个写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样句子的“童话诗人”，一个在诗歌中孜孜于传达“本真”、传达美与爱的人，何以在现实生活中却成了别人的噩梦？ 顾彬也有类似的疑问。在与顾城夫妇的交往中，他常听到顾城的抱怨：“从没人说爱他，最多说'多吃点’、'穿暖点’。谢烨也从不说爱他”。当噩耗传来，顾彬很疑惑：“为何那些最渴望爱的人，自己却不能给予爱？为何他们，视美高于一切，却如此不美地离开人世？”[8] 顾彬的疑惑有点不完整。诗人并非“不能给予爱”，只是他的爱大都给了自己营造的抽象世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里，有无数自命伟大的历史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着“爱抽象的人类，但不爱具体的人”这样的矛盾理念，招致万民涂炭；顾城不是手操天下权的伟人，造不成万民涂炭，但他是谢烨的噩梦。他把太多的爱灌注在自己用诗歌构筑起来的抽象世界里，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一个自私的爱无能患者。 海子自杀后，王家新曾对多多说：“海子是替我们去死的”[9]，言辞间有对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深切体认。顾城的死大约也可以如此理解。作为反抗“暴力美学”“政治文学”的先锋，朦胧诗一代在美与爱这个层面，有着与上一代迥异的追求——顾城之父顾工也是诗人，写过文章《两代人》，其中就沉痛谈及了父子两代在诗歌理念上的巨大差异。 但世间事往往恰是如此吊诡：许多反叛者在立场上虽与旧时代全然相反，思维逻辑却仍惊人地一致。这一点，在1976年之后的历史脉络中已有相当充分的展示，不必赘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对许多人来说便只不过是解放了立场与结论，并没有解放获取结论的思维逻辑。朦胧诗一代、先锋一代中的许多人也大致如此。宏大词汇看似已从他们诗作的意象中消失，但那些由新意象构筑起来的诗作，仍是具体现实生活的对立物。 故此，在抽象的诗歌世界里，顾城是爱与美的传道者；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他却成了别人的暴君与噩梦。他摆脱了宏大词汇，却没有摆脱由宏大词汇构筑的思维逻辑，他依然是一个“爱抽象的人类，却不爱具体之人”的爱无能患者。 当抽象的信仰与具体的生活无法兼容时，他举起了斧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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