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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起义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在我军历史上的意义却是伟大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我军独立建军的开端，标志着我党开始重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因当时我党领导武装革命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对于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怎样建设革命军队等问题，只是被提了出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还难以得到正确的解答。之后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等同志对此才做出了正确的回答。 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失败，发生在我党由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失败向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关头，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是其最终失败的大背景。 我们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不是苛求前人，而是要认真总结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继承先辈遗志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敢于开拓实践，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我军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善于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和指导行动，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走向胜利。  从南昌起义的成功到南昌起义军的失败，这段历程是我党第一次独立掌握和指挥武装力量与反动派武装力量作战，反映了我党领导和指挥初创时期的人民革命武装勇于开拓、积极求胜的进取精神，以及不怕失败、从头再来的革命勇气，体现了追求真理、求真务实的革命品质，以及目标如、立场坚定的革命情怀；其初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党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建立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特别是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践经验。 壹｜ 对革命形势分析不足，战略方向选择不当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谈到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曾明确指出： “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当时，起义军面临的战略发展方向有三个： 一是南下广东，夺得出海口，取得外援，并依托广东工农革命力量，建立根据地。 二是就地不动，以南昌为红色中心，就地扩大地盘，形成宁(蒋介石)汉(汪精卫)南昌(共产党)三足鼎立之势，利用蒋汪矛盾和军阅制据，伺机发展，但南昌地区战略空间不大，无险可守，发展比较困难。 三是就近上山，在江西湖南的广大农村山区，开展土地革命，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前委确定的发动南昌起义最终目标是第一个选项，即在起义胜利后，向广东进发，建立根据地，依托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会同东江地区工农民众的势力，夺取广州，重建广东根据地，再进行第二次北伐。这个战略决策后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  一是广东当时并没有特别好的条件。英勇的广东人民虽然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创造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斗争，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广东的革命形势已进入低潮。 二是从作作战力量来讲，中央原定的战略方针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即依靠张发奎的整个第2方面军的近5 万兵力打回广东，而当时广东国民党李济深第8路军的总兵力虽有5万多人，但嫡系部队只有3万多人，这种力量对比是可以一争广东的。而南昌起义军并非第2方面军的全部，起义军到达广东时只剩10700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使起义军陷入与优势广东国民党军决战的危险境地。 三是把争取外援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后来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当起义部队到达潮汕地区时，虽有了出海口，但苏联的弹药补给船却被帝国主义舰船所阻挡，不能和起义军接触，所以占领广东根据地，接受外援，再行北伐，这些设想都无法实现。 四是从总体来说，当时全国的反革命势力强大，而且气焰嚣张，大有把革命势力一举扑灭的势头。而革命力量在总体上是弱小的，虽然取得了攻取南昌城的胜利，但在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大背景下，不可能在大中城市立足生根。 南昌起义后，毛泽东同志发动秋收起义，也是在不断的失败中，在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和不同意见的讨论中，探索出一条在农村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唯一符合当时形势的正确路线，离开了这个路线，在当时的形势下，必定走向失败的命运。  贰｜ 没有鲜明地打出党的旗帜，不能有效地发动人民群众 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前委根据中央的决定，仍沿用“左派国民党”旗帜来号召革命，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武汉和南京国民党反动当局相抗衡。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形势，作出慎重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继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决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弊大于利。 一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1927年5月中国的革命处于危急之中，我党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受到共产国际批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认为：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明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  当大革命失败之际，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驻中国代表并转中央:“应立即退出武汉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 7月14日，苏联《真理报》刊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再次明确指示中共要“退出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决定》说:“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刻不容缓地公开宜布退出武汉政府，发表政治宣言”，“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大肆排除共产党人，仍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准备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不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坚持中国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对我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是根据大革命失败之初的形势，有必要与国民党左派继续合作。汪精卫的“7·15 分共”计划，由于宋庆龄、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在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未被通过。但汪精卫并不死心，他一面将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付之行动，一面准备在8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行通过“分共”决议。汪精卫的倒行逆施，使得反对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愤然离开武汉。宋庆龄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后去了上海，邓演达去了苏联，陈友仁离开了武汉，也有的来了九江和南昌。国民党左派的下层领袖，愿意同共产党联合对抗国民党反动派。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和可能继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中央乃发出《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团结下层左派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在野反对派”。 同时，中央发布《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依然把国民党看作统一战线组织，提出了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并表示与革命的国民党人团结一致，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方式，进行合法斗争，“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但是国民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政治军事集团，残暴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使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已无法立足。同时，国民党左派队伍也离散严重，无力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反动派相抗衡。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中央改变斗争策略，打出“左派国民党”的旗帜，以武装暴动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组建革命的左派的国民党。这样，虽能团结国民党左派共同对敌，实践也证明在同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旗帜下，八一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但终究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确定自己的政治路线。  蒋介石 由于起义部队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也就不可能提出党的适合当时群众要求的政纲。正如刘伯承同志所说,起义之初“就戴着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地拿出来”。这种宣传上的失误造成广大农民对起义的认识模糊，以至于行动上不能积极配合，在一些受到过反动宣传的地方，群众还躲藏起来，使部队补给极为困难。 此外，土地革命的政纲制订得也不切合实际，执行不彻底。开始政纲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但实际情况是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如果贯彻这个政纲就不能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后来又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这个标准虽然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由于沿途行军急骤，战事频繁所以没有条件发动群众深入贯彻实施。加之个别领导同志对发动群众的认识不足，只重视强调部队严明纪律，不去扰民，未与当地农军和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甚至有时所谓的不扰民成为不扰地主财阀，反而保护了地主和财阀阶级的利益，如一个营的官兵在农军申请下到普宁帮助农民开展土地斗争，该营营长到后即贴出安民告示，禁止杀害地主，此举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时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张太雷，1927年10 月15日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作《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时，曾指出:  虽然毛泽东于1927年8月20日致信中央时提出“我们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并在距八一起义40天之后领导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但未能被中央接受。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国民党面目的大暴露，中央至9月19日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才最终放弃了“左派国民党”的口号，转而采用苏维埃的口号。  《毛泽东年谱》1927年8月20日 中央根据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等经验，认识到:“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已经很快的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国民党的血腥暴行，使群众看国民党的旗惧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因此，中央决定:“彻底的民权革命一一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帆下进行暴动这一条必须取消。”“现时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从此，全国各地武装起义都打起了苏维埃的红旗。 叁｜ 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坚强，导致部队难以巩固稳定 南昌起义军虽然在党的领导下，成为了一支革命武装，但它的基础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甚至是旧军阀部队。虽然大部分是贫苦农民出身，一部分是革命知识青年，但兵、流氓也占一定数量，他们在部队中常常成为害群之马，使得部队保留着旧军队固有的那些不良制度和不良作风。关键是在政治上，当时党对军队的领导还是十分薄弱，虽然在军师一级设置了党代表，但党的组织不够完善，各师中党的组织情况也不一样。如第11军的24师、25 师以及第20军的3师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比较强，所以部队斗志旺盛，战斗力也较强；而第20军1师和2师基本上就没有党员党的基础弱，所以减员现象和其它问题明显就多。  在起义胜利后整编部队时，考虑到这支军队是刚从国民党军队中脱胎而生的，也采取了几项大力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任命的3个军的军长、党代表多数为共产党员(当时贺龙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接受党的领导，并多次要求入党)，成立的军事参谋团参谋长为共产党员刘伯承，且一切行军作战计划均由军事参谋团讨论决定。但由于撤出南昌的行动非常仓促，没有来得及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整顿和思想教育，多数官兵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思想混乱，队伍很不稳定。 起义军离开南昌不久，就因生活艰苦而出现掉队、逃跑特别是蔡廷错率第10师到达进贤时，“分共”并脱离起义军，使起义军丧失5000人、近四分之一的作战力量，对起义军后来失败影响很大。刘伯承同志曾说:“如对蔡廷锴部有断然的处置，保持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 聂荣臻后来回忆起第10师时也说： “这个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错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10师的30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有所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 此外，29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10师，只要我们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当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但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错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延错率第10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30 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错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军队党的组织不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不坚强，对部队的战斗力也构成影响。如有的部队内部派系思想严重，内部不团结，会昌之役中，第20军2师不按计划支援第3师，使第3师几平全军覆没；有的部队群众纪律差，强行拉夫、强抢民物和开枪事件时有发生；有的部队里学生兵和新兵多，他们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吃苦耐劳意识差，很多人害怕艰苦或者是遇到战事不顺，就成为逃兵。 朱德、陈毅率起义军残部转移到赣南安远天心坪时，当时全军只剩下1500多人，长短枪100 支，重机枪2挺，军心不稳，乃至一些师团领导干部失去了坚持斗争的信心，相继离开部队，部队到了溃散的边缘，幸有朱德在军人大会上沉着镇定地鼓动说: “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1927 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 年的俄革命。俄国在1905年命失败后是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金一南:《苦难辉煌》116页） 朱德胸中的信心与激情像火焰一般传播给了留下来的官兵，加之时任第74团参谋长王尔琢、第73团政治指导员陈毅等也都表示坚决与部队在一起奋斗到底，部队才得以初步稳定。 此后，朱德率领部队先后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天心坪整顿、大庾整编及上堡整训)，逐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特别是当1927年10月底，朱德率部到达江西大庾县境内，当时环境异常恶劣，一路上部队破坏群众纪律，甚至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时有发生。当部队进入信丰城时，破坏纪律的行为更严重地暴露出来，一些坏分子利用无人管的机会，钻到城内酒店大吃大喝，拿枪到商店硬抢东西。在杨至诚同志的回忆录中说道：“还记得到达信丰的那一天，发现城里有一家当铺，几个不良分子一鼓动，战士们一轰而上，抢钱的抢钱，抢东西的抢东西，乱成一团”。  杨至诚回忆录 事情很快被陈毅同志知道了，他当机立断，把队伍拉到信丰城外二十多里的山场里召开了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全体军人大会”。大会上，陈毅斥责了破坏团结、煽动逃跑抢劫勒索，严重损害军誉的三个最坏的家伙并当场处决。这一行动，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全体军人大会之后，为了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的建设，部队在大庾进行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当时第25师党员还有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于是“实行把部分党员、团员分配给各个基层单位中，加强了党对基层的领导工作”。同时，“在每个支队设政治指导员一人，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并尽量吸收新党员”。 起义部队经过这次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必要的军政训练后，部队军政素质得到全面提高，逐步发展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虽然“大庾整编”没有像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9月底进行的“三湾改编”那样，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和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但却实行了每一支队设一名政治指导员，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因此，它确立了共产党对这支起义部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这支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为1928年4 月的井岗山胜利会师提供了政治上、组织上的保障。 从此，我军对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生命线开始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思想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形成全军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才能达到全军政治上、组织上的真正统一，使全军有坚强的战斗力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大庾整编”后，部队“经过这一段的工作，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荡，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粟裕回忆录》激流归大海 肆｜军事斗争经验不足，作战指导和组织指挥频现失误 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的领导同志大多比较年轻，因此作战经验不足，在一些关键间题的处置上考虑不够周全，造成了军事上的被动，并导致最终失败。 一是未能集中兵力而数次分兵，被敌各个击破。如起义军到达三河坝时，让朱德率领第9军机关和第25师在此留守监视钱大钓的部队；到达潮州时又让第20军3师留守潮州。这种分兵对敌的做法，分散了部队的主力，形不成一个拳头，本想将敌军各个击破，但在优势敌军面前，只能适得其反。汤坑战斗失败后，起义军主力在向海陆丰撤退的过程中，第20军与第24师拉开距离，后面第24师被敌截击，前面部队竟不知道，仍旧向前行军，终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是军事上的重大失误，加快了失败的进程。 二是没有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识。在向潮、汕进军的过程中习惯于打击溃战，而且不加追击，给了敌人以集中兵力和重新再来的机会。壬田、会昌之役虽然打了胜仗，将敌人击遗，但并未将其大部歼灭，也未向敌人发起果断勇猛的追击，使得钱大钧和黄绍兹两股力量得以喘息并重新集合休整，在潮汕地区集中力量攻击起义军。当我军到达留院时，敌一触即溃，潮梅警备部队司令王俊带领部队由留院退却，但我军不派队追击，只顾快速进入潮汕，使该敌得以在汤坑与其主力相汇合。 三是主动进攻意识不强，基本上处于被动应付的态势，错失许多战机。如当我军到达三河坝时，明知松口有敌人，不是趁其孤立之时集中全力向其攻击，而是反攻为守，留朱德指挥一部兵力，扼守三河坝，监视和被动等待敌人来攻。入潮汕后不是趁敌尚未集中之时迅速出击，各个击破敌人，而是忙于休息筹款等事务，拖延四五天后，才由揭阳向汤坑之敌攻击，此时敌人已互相联络，主力靠拢形势变得对我大为不利。 四是指挥不统一，指挥中枢的权威不强，导致指挥上的混乱和无力。虽然起义部队有前委和参谋团等指挥中枢，但在处理紧要事件时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各领导的责权划分也不是很明确。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各部队可以说谁也不能指挥谁，完全靠指挥员的友情来协商和配合。有时指挥命令下达，下面执行迟缓或未照实行，贻误战机也不受处分。 五是未能做到知己知彼，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贸然与敌交战造成被动。我军进入潮汕地区后，未将该地区敌军实力彻底摸清，以致于主力与敌人作战时以6000余人对敌2万多人，相差过于悬殊，难以取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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