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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曾封于舒、荆，又谥为文，故亦称王荆公、王文公，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4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变法改革：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的理财观，采取“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等举措，制定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开展军事制度改革，提高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实施科举、学校制度改革，并为之撰写《三经新义》作为新教材。王安石性格刚愎峭拔，用粗暴的变法方式否定北宋的“祖宗家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致使王安石于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复相后，又因变法派内部骤然分裂，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与宋神宗产生分歧，未得神宗支持，以致无法将改革继续推行下去，遂于熙宁九年（1076）二度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政局逆转，此前的新法皆被废除，王安石郁然病逝。 王安石被誉为“通儒”，一生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荆公新学”，倡导“唯理之求”与“兼收博采”的问学精神——“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促进了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和宋学的展开。早年所著《淮南杂说》，见者比拟为《孟子》，天下之士因之“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方面，王安石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的文学核心主张是“文章合用世”（《送董传》）、“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 在哲学上，王安石提出元气为体、冲气为用的本体论（“道有体有用，体者元气之不动，用者冲气运行于天地之间”），以“五行相生相克说”阐述宇宙生成之过程，并提出“尚变”“新故相除”的天道观为其变法张目。他认为“天之为物也，可谓无作好，无作恶，无偏无党，无反无侧”，天地的运行“咸法于道”，“道”以“元气”为“本体”，天地运行不以人的意志、情感为转移，世间万物由金、木、水、火、土等元素构成，世间万物变化的依据是“元气”内部存在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而五行的变化推动了天地万物的变化；天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不能对人的善恶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强调天人的区别，反对天人感应说。 在人性论层面，他提倡“性情一”，即“生而有之”的性与“接于物”的情是一“体”一“用”、一内一外，实则是“一也”。“性”是感性和理性的合一，“情”是“性”在接于物后产生的感性活动的外显。他认为“性”无善恶可言，善恶是有了情以后才产生的，情本身也无善恶可言，而是通过修习，并根据是否“当于理”才有的。这对以后的“性习”之辨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道德规范问题上，他认为在“道”的统帅下，道德就是“仁义”，并构建了以“仁”为主的“五常”规范体系，这成为划分善、恶的基本标准，即其所说的“理”。其“仁义”的内容糅杂进了功利主义的新义。在道德教育方面，他根据他的“性习”之辨，提出了一整套的教、学成才的道德教育思想。从“习”以成德性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五事成性”的道德修养论。王安石的伦理学思想表现出经世致用的特点，他的变法思想成为宋代对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其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对结束汉儒的“章句传注”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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