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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从遗体右手上提取的指纹，为了使其成为司法上的有效证据，必须首先拿到“科学警察研究所”进行鉴定和认证。 科学警察研究所，简称“科警研”，1948年在日本警察本部设立，其目的在于对犯罪搜查和证据鉴定提供支持。其中专门对于证据的有效性进行鉴定的研究方向，在之后被命名为“法科学”。然而在1958年当时，由于科警研机构还处于初期组建阶段，因此对于各种证据的鉴定方面，还处于摸索之中。 在收到了茨城县警所提交的“1月13日千波湖畔碎尸案被害者指纹有效性鉴定请求”之后，科警研也安排了几名研究官，进行了相应的指纹复原试验。在试验中他们发现，使用浓硫酸来破坏指纹，在浓硫酸量充足的条件下，基本于70分钟之内，就可以将人体的指纹破坏殆尽。而在本案中所发现的尚未完全被破坏的指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凶手所使用的铁桶太大，而浓硫酸的量不足以浸没断肢，才意外地留下了可以进行识别的指纹。 根据这一情况，科警研也重现了石黑医师所进行的指纹复原实验，最终确定石黑所采用的方法具有充足的科学性，他所复原的指纹是可以认定为有效的。得到这个结论之后，科警研迅速展开了对被害者的指纹的比对工作。 1958年3月30日，在比对工作进行了2个多月之后，科警研终于发现了一个特征高度符合的指纹对比结果，并将鉴定比对结果发给了茨城县警。 鉴定书显示，与被害者指纹高度一致的人物，名叫“佐藤勇人”，出生于1928年，现年30岁，居住地为东京台东区入谷1丁目，无业。家中有长兄佐藤茂、妹妹惠美子和长兄的妻子千绘。 得到这些信息后，渡部警部立刻找来了柳田所抄写的“浅草浪花家”的住宿名单。果不其然，在1月9、10日两个晚上，浪花家的登记簿上都出现了佐藤勇人的名字。而更可疑的是，佐藤勇人并不是独自住进浪花家的，与他同行还有一名男性，叫做“西田保”，登记的住址是“岐阜县本巢郡穗积町”。 茨城警方立即做出了调查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柳田负责，前往东京，负责调查佐藤勇人、浪花家相关的线索；另一路由渡部的另一名下属前桥带领，去中部调查西田保的相关情况。渡部警部坐镇水户市，着手开始准备成立特别搜查本部，对“千波湖畔碎尸案”进行侦破工作。 柳田再次来到东京后，首先找到了浪花家的女主人，向她询问了 佐藤勇人 和 西田保 情况。女主人叫来了1月9日、10日当天值班的服务员，在努力回忆之下，这名服务员总算是提供了一些看似有用的情况给柳田。 在1月9日当晚，这两个人都是醉醺醺地来到了浪花家旅馆，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佐藤身高165上下，西田比他高一些，个子有175cm。两人办理完入住之后，西田似乎还有些意犹未尽，不仅让服务员去帮他买酒回来，而且还想让她叫几名艺妓回来一起唱歌陪酒。但由于当时时间已晚，旅馆里也住下了其他的客人，服务员怕他们吵到其他客人，于是只帮他们买了酒。即便如此，两人在屋里喝酒唱歌，还是引起了旁边房间的客人的抗议。因为这起纠纷，服务员才对佐藤和西田有一定的印象。 佐藤和西田折腾了一夜，到了10日中午才起床。起床后，两人对旅馆服务员说要出去办事后便离开了，到了当天晚上才回来。11日上午，两人收拾好行装之后，便一同离店。女主人还跟他们寒暄了几句，听出了佐藤的本地口音，而西田尽管在尽量说标准语，但似乎夹杂有一些广岛方言。 在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柳田按照科警研所发来的佐藤家地址，来到了不远的入谷。 入谷是一处位于东京东北地区的棚户区，最初形成时就是在历次自然灾害中逃难来到东京（江户）的大量流民，直到现在都还遗留着大量流民时代的棚户建筑和生活习惯。他们以“日雇”形式的工作养家糊口，日复一日地重复做着收入不高的体力工作。在50年代，这里也是东京犯罪率相当高的地区之一，尤其以小偷小摸、招摇撞骗这类的犯罪为多。因为靠近浅草、上野这些商业中心，所以入谷也聚集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可以说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在确定了死者确系佐藤勇人之后，茨城水户警方已经在当天通知了佐藤家，并且安排了佐藤亲属前往茨城认尸。然而，佐藤家里只是通过电话了解了尸体的情况特征后，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尸体，但也给出了确认的回复。 在找到了佐藤家后，柳田亮明了警官身份，说明来意。佐藤的哥哥茂表现得有几分警惕，但还是如实回答了柳田的问题。 “佐藤勇人是哪一天离家的？” “1月10日吧，之前一天他整天没有回来，10号这天中午带了个男人回家。” “他经常不回家吗？” “是啊，他在这片有不少一起瞎混的朋友，经常去朋友家借宿，所以我们也没在意。” “10号这天他带回家一个男人？” “对，来的人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拿着一个大皮箱，说是两人喝酒认识的。他有时候会带这种酒友回来，说实话很给人添麻烦啊。” “那这个男人说自己叫什么了吗？” “说了，他说自己从中部来。对了，家里还留着这人的名片呢。” 佐藤茂转身，在架子上翻了翻，找出了一张名片。 “西田兴产株式会社 总经理 西田保 岐阜县本巢郡穗积町2-7” 柳田看了看这张名片，纸张是用上好的进口纸张制成，看上去不太像是廉价仿造品。名字和住所都与浪花家旅馆的登记簿所吻合，而两人在佐藤勇人遇害之前突然结识，随后勇人便被杀害分尸，这让西田立即成为了柳田的重点怀疑对象。 “10号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们回来之后，勇人就提出要把自己的户籍登记找出来，说是准备搬到名古屋去，到西田的工厂里去打工。我们也没怀疑什么，就把户籍登记交给了他。” “说实话，是不是觉得少了个累赘？”柳田一边在本子上记录着，一边抬眼瞟了一眼佐藤茂和他的妻子。两人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好意思的神情。 “勇人这个年纪了，也一直没有什么工作，天天混饭吃，有时在家里也会闹事。他这么一走，我们当时想的是能少一些麻烦，没想到...”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水户认尸？”柳田头也不抬问到。 “人已经死了，大老远跑去还要不少路费...”佐藤茂的妻子接话，但马上被佐藤茂制止了。 柳田点点头，合上了手中的本子，给佐藤家留下了自己的名片之后便告辞了。他并不是怀疑佐藤茂和他的家人，事实上在这种贫穷的家庭里，佐藤勇人的处境究竟如何，其实柳田闭着眼也能想到。佐藤勇人的遇害，显然不会是哥哥佐藤茂的安排 —— 这家人如果要杀掉弟弟，也犯不上大老远跑去水户作案抛尸。而警方下一步的调查重点，显然应该放在西田保的身上。 他通过电话，与在水户的渡部警部进行了联系，将核实到的情况如实汇报。 另一边，前桥警官坐着东海道线，来到了名古屋。 西田保的地址是岐阜县本巢郡，但从交通的角度来说，其实从名古屋出发更为方便。前桥到达名古屋后，先在爱知县警的协助下住了下来。在旅馆里，他接到了渡部警部的电话。电话里，渡部告诉了前桥有关东京方面的调查结果，以及西田保的详细地址，要他尽快核实西田保的身份、近期行程以及外形特征，如有必要，将要求岐阜县方面配合，对西田保进行抓捕。 前桥按照地址，找到了西田保名片上的所在地。这是一处位于长良川边的老房子，2层楼高，外面铺置着的木制墙面已经年久变成了黑褐色。沿着围墙，前桥找到了大门，门外的门牌上写着“西田”。 前桥走上前敲了敲大门，门里有一个女性的声音答道“就来”。咚咚几声楼梯响后，门向左侧拉开，一名穿着和服的中年女性开了门。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打扰了，我是水户市的警察，名叫前桥。”前桥亮明身份，递上自己的名片，“请问西田保先生在吗？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他。” “啊，请问是什么事情呢？”那名女性接过名片，一边端详着名片一边问道。 “在这里说不太方便，请问西田保先生在家吗？” “说来难以启齿，我家主人已经在两年前过世了，我是他的遗孀。” 听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回答，前桥在一瞬间愣住了。 西田保如果两年前已经过世了，那么到目前为止调查到的名为“西田保”的男人，显然不是他本人。这样一来，案子的复杂程度就直接上升了。 为了谨慎起见，前桥还是在这位遗孀的配合下，对西田保进行了调查。 西田保，1903年出生于岐阜县本巢郡，家中经商。战争后期曾被征召后发往菲律宾从事军需方面的工作，后来利用这层关系，在战后开始做起橡胶生意。因为生意兴隆，后来干脆在临近的名古屋开办了工厂。然而在三年前的1955年，他被诊断出患有胃癌，随后不久便去世了。 从西田所留下来的照片看，他身高大概160cm不到，脸型较圆，五短身材。大概也就是这个原因，让他免于上前线作战。据西田的遗孀说，西田生前极度嗜酒，往往在名古屋喝到深夜，才会打车回家。 “从名古屋到这里，开车大概也要很长时间吧？”前桥问道。 “是啊，差不多得40分钟。那个人每次都在店里喝到打烊，麻烦店主叫出租车回来。” “您家主人常去东京吗？” “不怎么去，生意上的应酬也基本都在名古屋这边。我家的工厂本来规模就不大，业务上的事情也基本只跟县里打交道。” 二战之后，日本的国产民用车产业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开始了迅速发展。1955年诞生的丰田“皇冠”，使扎根在爱知县挙母市的丰田汽车成为了日本国产汽车的领头羊，爱知县内的大小工厂也都伴随着丰田的崛起，迎来了业务的黄金时代。1959年，挙母市甚至将地名改为了“丰田市”。因为一个企业而将城市的名字改换，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而西田所经营的橡胶制品工厂，也恰巧是汽车工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相关产业。所以西田在经营工厂的短短10年不到的时间里，便迅速挣到了一大笔钱。然而，随着他的突然去世，原本打算翻新的旧屋、扩大生产的计划，都不得不宣告终止。西田的工厂也在他去世后被迫关闭，工人们也随即流向了其他工厂。如今家中只留下了西田的遗孀独自生活。 征得了西田夫人的同意后，前桥拿走了一张西田去世前不久拍的照片，之后便带着重重疑问，返回了水户。 在水户的特别搜查本部里，此时正在进行搜查会议。渡部、柳田、前桥三个人对迄今为止的搜查进度进行了复盘之后，都陷入了沉思。 根据前桥所拿回来的照片，向东京的浪花家旅馆老板娘询问后，老板娘确定自己没见过这个人来店里。而佐藤家的反应也是相同的，佐藤茂说照片上的人，与1月10日来家里的“西田”完全不是一个人。因为按照出生记录，西田保如果活着，此时应该已经55岁；然而在佐藤茂的印象里，自称“西田”的男人应该只有30岁出头的样子，而且身高也完全对不上。在他的配合下，茨城警方进行了“西田”的画像模拟。但由于这位“西田”的五官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征，画像模拟的结果基本用处不大。 可知的一个事实是，在1月9、10日出现在东京浅草的“西田”，与真正的西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应当是有人冒用了西田保的名字在东京进行招摇撞骗，而这个人下手杀害了佐藤勇人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然而，这个冒用西田名字的人，究竟与真正的西田保有什么交集？这成为了柳田和前桥争论的开端。 前桥提出，西田保生前很可能与嫌疑人接触过，所以嫌疑人在进行招摇撞骗时，有意地避开了名古屋地区，而是拿着西田的名片来到了东京，以招工的名义使佐藤勇人上钩，图谋不轨。这样看来，嫌疑人应当与西田保在生活中认识，并且有机会接触到西田保的名片。如果这些假设成立的话，他们应当着力于调查西田保身边的人，例如工厂工人、业务合作伙伴、供货商等等，将这些人在1月初的行踪进行调查。 然而柳田却认为，作为一名商人，西田保的名片很可能已经发出了无数张。在这样的情况下，凭借水户的警力，很难对如此大范围的人群进行调查。况且目前的证据中，也无法断定嫌疑人就是从西田保手中拿到名片的，此时进行西田保相关人群的调查，无异于缘木求鱼。 渡部警部一直静静听着两人的争论，没有说话。当柳田和前桥的争论僵住之后，他缓缓开了口。 “柳田，那么依你看，哪条线索我们还能继续走下去？” 柳田默不作声。事实上，警方接手此案时手中的所有线索，尽管看似丰富，但最终所有的线路都集中在了“西田保”一个人身上。而随着西田保这条线索的断裂，调查到了此时的确已经陷入了迷宫。 渡部清了清嗓子，说： “就先这样安排吧。柳田和前桥，你们两个要再跑一趟名古屋，去了解下西田工厂的前工作人员们，尤其是有过前科的人，以及在西田死前的一两年里，和西田关系突然密切起来的人。给你们半年时间，一定要彻底调查。” 的确，在所有的“捷径”都已经消失的时候，从最朴素的逻辑去进行分析，尽管费力，但也许这是接近答案的最佳方法。 在安排完柳田和前桥的调查工作后，渡部将这起“千波湖畔杀人分尸案件”进行了详细的整理，把所有相关线索和走访信息归档后，将案子上报给了位于东京的警视厅。 警视厅，其前身是“东京警视厅”，从字面意义上看其实相当于“东京市警察总局”。在行政阶层上来看，它理应与“茨城县警察总局”、“大阪市警察总局”处于同级单位，都受到“日本警察厅”的管辖。然而在实际业务上，由于警视厅拥有日本最充裕的警力、先端的技术和大量的犯罪记录资料，因此警视厅有能力对日本各地的“跨区域型犯罪”进行打击。因此，当一些地方上出现了难以解决、需要大量调查工作或多个警察机构协同办案的情况时，这些案子往往便会转给警视厅进行处理。 渡部在移交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心有不甘的：作为茨城县水户市的一名老警察，他其实希望自己带领的人马可以独立将这一事件解决 —— 这也是从一开始他着手这个案子以来，尽管需要走访调查东京、名古屋等地，但他也始终没有将案子交给东京的理由。在今天开会的时候，他先安排了柳田和前桥的调查，之后才将案子上报给警视厅，其实也是他在警视厅全面接手此案以前，进行的最后一搏。 然而，茨城县警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移交案子，其实也就是承认了自己的能力不足，这是渡部警部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而另一方，柳田和前桥其实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从他们本身的面子出发，也不愿意看到此案被警视厅接手后，自己被东京来的警官们吆喝来吆喝去，只能干一些零碎工作的局面。尽管警衔相同，但东京来的家伙们总有一种颐指气使的态度，这让几乎所有的日本地方警察都感到不爽。因此，尽管工作量巨大，但柳田和前桥还是找到了爱知县警，提出了协作配合调查的要求。 在爱知县警的配合之下，前桥很快找到了地方工业协同组合，也就是“商会”。从商会的记录中，前桥拿到了西田兴产的员工名簿。 西田的工厂自1952年成立以来，登记在册的员工，包括临时工在内共计53人，其中42人都是临时工，工作时间从1个月到4年不等。大部分临时工来自于爱知县外，一些是退伍老兵，还有一些是中学毕业或辍学后来打工的年轻人。在西田的工厂关闭后，有一些人转到了其他工厂，还有一些人失业后下落不明。在看到这份表格后，柳田和前桥都皱紧了眉头。 “这根本无从查起吧？”柳田抱怨道。 “先一个个列出关系图，能摸清几个是几个。”前桥提出了着手进行调查的方法。 首先进行筛查的，是工厂里的女性员工：因为西田的工厂中，大部分女性员工都是本地人，所进行的工作是财务和文秘，在工厂关闭后很多人都回家待业、嫁人，因此确定下落相对简单。通过走访了各名女性员工的家庭，柳田和前桥确定了她们都不具备作案时间。即使怀疑是她们将西田的名片盗走后提供给他人使用，但因为这些女性员工的社交关系相当简单，与她们关系密切的男性家人、朋友也在一一核实过工作、1月份行程后，被先后排除嫌疑。 第二步进行筛查的对象是工厂里的长期男性员工。因为他们大多数技术娴熟，是工厂中的业务骨干，所以几乎全部被其他同业工厂挖走接收。在调查中，前桥发现这些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外出的时间：由于业务订单暴涨，所以这些骨干员工都几乎天天泡在工厂里，假如有连续几天没来上班，会立即引起他人怀疑。核实完这些人的日程后，柳田和前桥也可以确认，这些人不具备作案条件。同时，因为工厂工作的待遇很高，遇上加班时还能得到双倍工资，因此这些员工也犯不上铤而走险，拿着西田的名片跑去东京进行诈骗。 那么第三步，就轮到了最为棘手的“临时工”的名单上了。 在50年代的日本，社会上曾出现过很大的流动性：由于一些机构（例如日本国家铁路公司）在美军占领期中，被勒令进行大规模裁员整改，因此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人口。 另一面，在战争中大量被征召的士兵，退伍回到家乡后也没有合适的就业机会，他们大多在家种田或赋闲几年后，纷纷涌入了城市寻找发财的机会。 同时，由于战后一段时间里的社会秩序恢复速度缓慢，出生于30年代中后期和40年代初期的大量年轻人，很快面临了失学、就业困难等等问题，造成了犯罪率的上升。由于所犯罪行大部分为“轻犯罪”，因此很多人只被关押了几个月、一年时间后便得到释放，但却因此留下了刑事案底，在就业上更加困难。于是从事体力劳动、打零工，由于门槛低，而且雇主们为获取劳动力往往在招聘时放低要求，因此便成为了以上所说的大量流通人口的求生方式。 所以在前桥所拿到的这个名单中，42名临时工的出身地、年龄、教育背景都几乎各人各样，其中不乏有一次或多次前科的人。而更困难的是，对于这些临时工来说，失业后更换工作也是家常便饭，往往会在一年之内更换几处雇主。而随着他们收入的不稳定，住处也自然是四处变更。尽管其中有一些人，在搬家和更换工作时，会在区役所和商会留下一些登记信息，但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更像是在溪水中随水流飘荡的树叶，居无定所，四处落脚。 调查这些人的下落，在柳田和前桥看起来，简直是大海捞针。 而这时，其实距离渡部所给出的半年期限，已经过去了4个月的时间。对于“假西田保”的调查，仍然是一无所获。 那么，这起案件的突破点，究竟何时才能到来？我们下期接着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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