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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宣传 教育活动（二） 文/王小荣 除了在校内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匪反霸、减箐（减租）退押”的宣传教育活动外，女子初级中学校（现南溪一中）还配合县政府的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响应南溪县抗美援朝分会的指导搞了“包干宣传”的“逐户入室”宣传教育。学校成立了一个以宣传教育为主的宣传队。宣传队下属有①口头宣传组，负责人是张淑翔、李官淑、王光瑶和王纯昌。②文学宣传组，负责人是王振燊和黄学鹄。③剧乐宣传组，负责人是杨宗枢。扭秧歌舞蹈是由易遵卉负责。④标语漫画组，负责人是徐志炤、陈季密和陈希娅。⑤杂技组，负责人是包德群。学校领导或相关人员还经常参与当地各级政府组织的一些会议或活动。据当时的各类资料显示，仅1950年秋期到51年春期，学校除了“抗美援朝、清匪反霸、秋征、减租退押”中心任务外，学校或校长何泽民还参与（参加）众多的各种会议（包括各类活动的筹备会）、听报告和社会活动。
参加的会议如县“农训班”听李县长作的川南行暑1950年秋征的指示报告、复员军人回籍欢迎会筹备会、秋节劳军筹备会、本县农民代表大会、本县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后来的政协）、庆祝国庆筹备会、征募寒衣筹备会。参加八三团东四县剿匪中牺牲的烈士追悼大会、新户籍宣传、催收寒衣捐款。还参加了县上的“劝募寒衣捐款催收会议”、本县第四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县教育座谈会、《刘胡兰》上演座谈会、抗美援朝筹备会。桂溪乡第一、二、三保的农协会及地主“夺佃说理”斗争会议。本县业余文工团两次座谈会、本县卫生院的种痘宣传会、本县区中队成立会议、农民自愿参军欢迎会筹备会、第一区教师联席座谈会、城区第二次教育座谈会、土整（改）队同乐晚会并演出文娱节目、募捐寒衣游行宣传、寒衣募捐欠款催收工作、参加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示威大游行、种痘宣传。学校还发动学生写秋节劳军及川南区和本县英模大会的慰劳信、献锦旗赠送礼品、欢送复员军人各三次，并献花和慰问。与农训班还搞了三次“同乐晚会”，表演文娱节目三次。还组织参加了救济皖北、苏北、河南、河北的“灾胞”劝募寒衣宣传。参加国庆节庆祝大会。全体师生参加解放后第一次国庆节。学校的老师还绘制了领袖像及写了大幅标语，组织秧歌队和歌咏队、腰鼓队、花棍队，参加了国庆大游行，沿街呼口号，午后参加国庆游戏晚会表演了节目。参加1951年元旦庆祝大会、沿街表演花棍、秧歌与腰鼓，欢呼口号，热烈非常。“次日还在文化馆表演花棍、秧歌以及腰鼓，家民兄弟是尽欢而散”。根据上级要求，还安排了两名学生代表出席宜宾学代会，回校后传达了大会精神。还发动学生给家长及亲友写信，说明“租子硬是要减，'稳首’一定要退的道理”，把这些家长及亲友的“思想打通，能够很快完成这个减租退押任务”。还每到赶场天就到街上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宣传，并办墙报三次、黑板报5次。参加本县区中队成立暨欢迎农民自愿参军的欢迎会，在会上还表演了秧歌。参加本县城区四校（女中、男中、一小、二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大游行。还参加“年节劳军筹备会、冬学会议两次、欢送农民参军筹备会、本县第一区区公署召开的斗争恶霸会议、寒假小学教师讲习会筹备会。学校还参加了县上的游戏（艺）晚会表演、城区四校联合宣传“抗美援朝、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活动，每到场期就到街上宣传。在学期终，还“化装参加庆祝汉城光复大游行及欢送农民兄弟参军”文娱晚会。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运动，1951年2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行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外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的指示。1951年3月21日，南溪县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随即就在全县普遍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目标是“不放过任何一个人”。南溪县立女子初级中学就接受任务，组织全校师生利用农忙假、周末、赶场天走上街头，深入郊区，深入居民家中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学校还承担了县城十街和十三街的“包干宣传”。学校在接到县“抗美援朝分会”布置的任务后，就根据老师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把全校人员分为两个宣传大组，下面又分为几个宣传小组。经过一周的准备时间，按当时的十街和十三街的情况分配“包干到组”。当时南溪县城共有17条街，各类材料中街名是按数字来命名的，最大数字就是十七街。民国时的街名三元街、上正街、下正街、水池街、麻柳街等只在民间流传着，但也不排除有些文字材料中出现旧街名的现象。工作组的第一步就是每个大组“先与两条街的街公所（负责人称'街长’。即后来的居委会，负责人称'主任’）联系，使师生们同宣传对象熟悉后，再开展入户宣传”。同街公所的负责人举行座谈，商讨开展宣传的方法，了解街居民的基本情况。街公所给学校宣传人员另外布置了一项任务，就是“协助街公所创办业余学习班，并为街公所的业余学习班上政治课”。经过与街公所负责人座谈，学校对负责的十街和十三街的全体居民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和小商贩，因为生活的需要，白天几乎没有时间来学习，两条街的居民学习基础很差。十街还没有成立学习班，参加各行各业的学习时间又短，“最少的仅学习2天，最多的也只学习了5天”，有的甚至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学习。他们对“学习”一无所知，还不知道“学习”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些居民“都有学习的愿望”。那段时间里，每天午后到下午七点，校门口见到的都是急冲冲外出的师生，他们是去各自承包的街道宣传。宣传方式则是“采用集体报告（集中报告）”。十街是集中在当时的鲁班庙等三个地方，十三街则“以学习班为基础”。为解决学习的场地不够的问题，就在十街和十三街都“增设教室”，以能容纳更多的居民参加学习。组织学习时，十街的居民分散在各教室及新开辟的第八教室，十三街新开辟的第七教室则专门用来供工商联的人学习。十街和十三街各订有一份《川南日报》，存放在街公所办公室，供干部老师阅读。在十三街建立了读报小组。但因报纸太少和文化水平差等原因，每天都由“懂得报纸的人在报上作记号，再由其他的先生读给学习班的人听”。每次做报告前和报告后，师生都“配合着搞文娱活动”，如率领居民扭秧歌或教居民唱歌。在教唱歌时是先把歌词一字一句地念出来，让群众随着朗诵，再把歌词的内容解释一番，然后才按歌的节拍教大家唱。这样，“群众容易接受，还十分的感兴趣”。在作报告时，讲话“尽量采取通俗方言，避免用名词”，而且“内容适量，简单扼要”让居民容易接受。这样“收到了普及的效果。但在初始的检验中还是不够格的”。在师生开展的入户宣传活动中，学生们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保证每个人到各家各户去都能与居民打成一片”，并在方式上是“特别留心，决不生硬或急躁的对待群众”。在这点上“有80%以上的师生都能做到”。除了“考积评薪”那一周外，其它时间里学校的教师也积极参加入户宣传中。王光瑶、陈希娅、包德群、张淑翔、陈季密等都利用政治学习时间，宣传讲解“和平解放西藏、捐献运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材料，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检查各街的宣传学习效果和群众反映而发起的入户访问”。有一次星期天的娱乐课，十街没有老师，学生肖冠英、屈学文二人就出面教居民唱歌。入户宣传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般居民都有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概念。如十街六组居民60多岁李黄氏老太婆就在懂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我们的重要性后，还“希望晓得更多的事”，让“学生经常去摆龙门阵”，同时还“希望带着她学习字”。十街六组另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已经“说得出苏联是我们的好朋友，美帝是我们的敌人”，还晓得了“要增加生产来支援抗美援朝”。
十三街一位74岁的熊老太婆就对学校宣传小组的学生说，“不是共产党来了，我们现在还不是在受（挨）整吗？我要去控诉这些没良心的东西”。还有一个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说过话的71岁刘黄氏老太婆对学生说，“我不怕人家笑，我一定要把我几十年闷在心头的怨恨说出来”。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到十街和十三街宣传的学生面前。另一方面，居民已经十分关心时事了。一般情况下，知识分子（这里应该是指能识字的）都经常看报，如十街居民邬绍游，石月某就十分关心报上的消息，而且“都能记得很多”。十三街居民某某“对时事的认识也很清楚”。在“爱国公约”签名投票时，“行业人员就到该行业组织去，工会成员就到工会去，工商联合会的就到工商联合会去，妇联的就到妇联去”。就是按行业按管理权限去分类签名投票，其余的纯居民则在所属的街公所去。学校宣传组对此项任务的目标是争取绝大多数的人能自动参加签名投票，当居民“明白道理”后，他们都能自动签名投票，“没有采取任何一点带强制性的手段”。 在“五·一”大游行前举行的签名投票时，在十街街公所签名的有163人，投票的174人，参加“五·一”大游行的有120人。十三街是签名与投票同时进行的。在街公所签名投票的有男性174人、女性192人，有120人参加“五·一”大游行。在签名投票中，十街妇联负责的陈某某和包某某二人“非常热心，每天四处催促会员听音乐，劝人扭秧歌和唱歌”。陈某某还要求在工商联合会学习的丈夫把学得的东西讲给她听。她说，“（她丈夫）不讲我就连觉都睡不得”。在“五·一”大游行的签名和投票中，这些居民老太太“已显得十分的热心”。如十三街二组的彭曾氏，自己在归口（十三街街公所）签了名，当学校去进行访问（就是学习组织的一种检测宣传效果的访问）时，她要求把家里的人全部签上名留下来。“五·一”大游行后，南溪县抗美援朝分会的宣传工作由“普及转向深入”，给学校的要求就是要“以控诉的方式来树立一般人民的仇美、鄙美、蔑视美的思想”。在各街举行的“控诉会”。首先就是宣传小组的老师和学生“去发现控诉对象，收集材料”，就是去寻找能够上台去发言“控诉”的人，然后把这些“控诉对象”进行一次“口头汇报”，就是现在说的“试讲”一遍，初步了解控诉内容和控诉人的文化水平程度、生活状况，以及这些控诉人在控诉会上是否能够发言控诉等等。为了更好的寻找控诉对象，各小组的学生每天下午都自动的抓紧时间，走入自己负责的居民小组。他们进入居民家里，一边跟居民摆龙门阵，一边帮助居民做事，如帮助她们访线、推磨、缝补等等。通过这些行动，与控诉对象“建立感情”，消除了他们对宣传的学生那种抵触情绪，更好地向他们宣传。负责十三街二组的学生有时还一直搞到天黑，居民还舍不得他们走，还请同学们“明天又来”。在这种“摆谈”式的交流中，居民老太婆都能“把自己在旧社会所受到的苦处及产生的根源毫无遮掩的讲了出来，让学生很好地、全面地了解整个材料，进一步宣传政策法令和穷人翻身的道理和今后的幸福生活”。学校对各宣传小组也进行考核，那一个组控诉的人多，这个小组就作得好，“就提出表扬”。那一个小组没有人控诉或情绪（就是场景反应）不好，就说明这个小组的工作是失败的。1951年5月18日下午4时，十街在鲁班庙举行了一场控诉会。这次控诉会是由街公所、街妇联联办，街长主持，学校的宣传小组只是协助。当时有260个居民（占全街总人口的一半）参加了控诉会。主持会议的街公所领导事先通知居民，要求最好不带小孩子，但开会时还是有居民带着小孩子来入场，“影响了会场”。控诉会上，主持人十街街长先说明控诉原因，而学校宣传组的代表则“简单说明开会时不能嬉笑、鼓掌、唱歌”等纪律要求，之后就由一个受伪保长强抓丁时被砍了两个指头的缝纫工曾海山作控诉。虽然曾海山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还作了几次预讲，但因胆子小“临时怕了，胆怯了”就把书面材料交学生代读。这一天，县立女子初级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参加了。这次控诉会，由于缺少经验，在动员和培养控诉对象的力量上都差，因此这个控诉会试验“基本上是失败”的。为此，学校领导自己作了检讨，还“研究方法的改变，准备在情感、思想上多方与居民联系”，进行宣传教育，“把工作质量提高”。5月25日上午9时，十三街在禹王宫、总工会及十三街街公所“分场所”一齐组织下举行控诉会。整个会场的布置由十三街街公所负责，学校宣传组也只是协助。这次的控诉会有200多人参加，占了全街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上台控诉的有25人（事先培养的控诉对象只有22人，临场有3人主动要求“控诉”），控诉人的年龄在22—67岁。其中女性12人，男性13人。控诉“伪保长拉丁11人、受匪军（国民党军队）蒙骗2人、受地主迫害4人、高利贷剥削4人、土匪迫害2人、'二流子’迫害2人”。这次控诉会一共进行了11小时。“比较起来，十三街的控诉会收效大些”。控诉会结束后，还有一些居民找到宣传组、街公所的负责人，要求“控诉”，说“今天我们还想控诉哩”，要求继续开控诉会。这次控诉会，因为吸取了十街控诉会培养控诉对象数量不足、时间不够等问题的教训，是取得了成功的。从当时收到的控诉材料看，有“80%以上是控诉旧保长的罪行和反动地主的剥削压迫，有15%是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仅有很少的才是控诉美帝的罪行”。而且“控诉人中90%以上是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没有文化水平，也没有在群众中当着许多人讲话的经验。其中又有“60%以上是居民老太婆，她们在旧社会受到的苦很深”，但“顾虑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就决定“加强培养”和“培养时间”，尽最大的可能去启发这些居民老太婆，消除顾虑。更重要的是“从他们现在提供的控诉材料进行追根，使之与我们要控诉的主要对象，美帝相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宣传教育的效果。这样，学校在参与组织“控诉会”时就有了控诉对象，开始进行下一步，对控诉对象进行培养，确保能在控诉会上正常发言“控诉”了。经过学校宣传组“逐户入室”的宣传及“控诉会”后，居民“一般的都能知道目前的困难是过去的反动政府给我们造成的”。这些居民在交谈中对旧社会、美帝都“非常的愤慨，有的甚至骂了起来”，同时“对人民政府、共产党、解放军、毛主席都尊敬起来”。还有一些“没知识”的如十街50多岁的贫苦老妇黄云富在组织捐献活动时就说，“我没得多少钱。但我的心里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要做几样好点像样的东西送给人民志愿军，作一个长久的纪念，我的心才放得下去”。她就做了（捐献）几个慰劳品。十三街不识字的52岁妇女康世贞通过传达学习、听报告后，随时随地的都在跟别人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事。妇女刘思宣说自己“睡觉都梦到朝鲜前线志愿军的光荣伟大胜利”。十街的妇女邓淑均说，“我的丈夫在某兵工学校做工。我家母子二人生活困难。我先有打算写信叫他回来帮助生产，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现在我打算自己努力做针线活就可以过活了，我不让他回来。我要写信去鼓励他，叫他好好的准备，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因为美国鬼子是畜牲，那批狗东西，简直不把我们妇女当人看，随意侮辱和屠杀我们妇女”。1950年秋到1951年春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活动，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南溪分会成立后的指导下，全县普及性、深入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传教育开展得有有声有色，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各行各业、普通的劳动者、普通家庭老太太、老大爷、学生等一切人员都积极投入发展生产，支援志愿军前线作战并取得胜利的热潮中。当年南溪教育系统就组织召开教育工作师生大会。会上那是“公开检举了包庇地主的文教科长胡思明”以及在“五·一”大游行中“呼反动口号的小学教师周玉珍”。南溪县立女中初级中学的每个学生还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写慰问信、小礼品，由到朝鲜的慰问团带到朝鲜前线。同时，教育系统还组织全县学校师生利用当年的农忙假，走上街头，深入农村，走村串户，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5月29日，工商联合会的肖俭衡率先提前缴纳营业税。在他的带动下，工商联合会的24个行业会，把本季度的营业税提前一次性全部集体缴纳入库。当天有650个会员在沿街张贴标语，呼喊口号，打着腰鼓，扭着秧歌，在街上游行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整个县城“领入完税爱国光荣的热潮中”。这样一来，也带动了各街居民的完税热潮，他们都提前缴纳了房地产税。接着，工商界各行业委员会又发起了“爱国募捐”活动，准备用捐献的经费购买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据记载，到当年11月25日，“爱国捐献”活动共收到各界人民捐款10亿多元（旧币），“购置战斗机'南溪号’一架支援抗美援朝”。当然，也出现过“不良杂音”。如县立女子初级中学老师给志愿军捐款30000元旧币，由职员包昭明收来后“迟迟没有汇出”，在52年的“三反”运动中被检举了出来。1951年6月30日和8月5日，南溪县政府分两次召开第一、二届抗美援朝代表会，传达川南首届抗美援朝代表会的精神，听取赴朝慰问团成员李福元的报告，组织各级干部、群众学习时事，订立爱国公约，共有14.7万多人参加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的和平签名，15万多农民举行游行。南溪县当年的征兵任务只有200名，但报名投军的就多达2600多人。最后经体检、政审后，有949名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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