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下面是两个小故事，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大致近似的两段境遇，竟可以表述的如此天差地别：一个如歌、如泣、如诉；另一个分明是控诉和呐喊，是程度不一样的伤和痛吗？不是，绝对不是。 我不知道，是直接的诅咒更让人动情，还是如歌的行板更能打动我们。 没有办法比较，这些都是不能直视的痛苦记忆。  许和平：我诅咒地震 地震前夕的27日夜里,我送走一个串门的朋友，回来已经是 12点多钟。夜空阴沉,不见一颗星。闷热难耐,没有一丝风。 生产队饲养的牲口，不时地发出一阵挣扎般的嘶鸣。狗也不时地掀起惊慌的狂吠。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折腾了多久才昏昏人睡。又不知多时被妻的起动弄醒。 朦胧中,我看到妻在侍侯小女儿撒尿。妻面朝北坐在炕沿上,两眼下意识地盯住北窗。 忽然,她看到一片闪电似的强光,就一把推醒我,说:'看,那是啥,要下雨吧？'妻把地光当成了闪电。 我一骨碌爬起来,也看见了那种强光。我叫了声：'是地震!' 一说完,用我以没有过的果敢而迅速的动作，一把抓住大女儿,一手就去抓门拉手。可拉不动门。 我立刻明白,这是房架摇晃、门框变形所致。我果断地把一只脚蹬在墙上，用力一拉，我蹿出屋，拉起妻，跑到院中央。 这时，一阵似山呼海啸，似万马齐喑，似野兽嘶吼的怪叫声，从四周骤然响起。房屋墙院如在海啸中颠簸的船只，左摇右晃，扭曲变形。  我骑上自行车，飞一样疾驶。我要去唐山开平看望父母。 我家住的那栋楼，除西北角一块半间房大的墙壁摇摇欲坠，还没有最后倒塌外，其余部分早已经变成了碎石碎砖的废墟，水泥预制板粉碎断裂，横七竖八，犬牙交错。 楼南边是一片开阔场地。此时，已经挤满了从城里逃出来的人，我想，我父母他们可能也逃了出来，应该先去找一下。 我挤进人群里寻找，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是7点30分。 从老家滦县宜安，到开平，足有70华里，骑车我只用了80分钟。 左寻右找，也没找到我家一个人。 我正急得火烧眉毛，忽然一个女人扑上来，大哭大叫地抓住我，我认出她是赵姨。 赵姨说：“和平，快去救你爸你妈呀!他们一个也没有跑出来呀!” 我的头皮轰地一炸，推开人群，跑到那堆高高的废墟前。 我边往上爬，边大喊大叫。“爸—— !妈—— !你们在哪儿啊!”“妹妹!你们在哪儿啊!” 无人应声。 我在废墟上爬来爬去，声嘶力竭地喊叫。终于找到了大妹和兰。 我听到她在几层楼板下“大哥快救我”的呼叫声。接 着，又听到了三妹和芸、二妹和香的哭救声。  我正扒砖搬石地抢救，又听到了妈妈和爸爸的叫喊声。 他们还都活着!我心中一阵惊喜，恢复了镇静，冲大妹二妹三妹的方位喊：“爸妈还活着，我得先去救他们。大哥对不起你们了，你们先忍耐一会儿吧!” 我听到二妹声音微弱地叫：“大哥，我受不了啦呀!受不了啦呀!” 只听得见爸爸妈妈的呼救声，却怎么也找不准他们的位置，碎石烂砖，水泥预制楼板，梁架、床柜桌椅，东一片西一团狼藉交错，混杂难动，比乱麻还乱百倍。 我用手抠砖石，用桌腿撬水泥预制板，不知用了多长的时间，才终于找到了妈妈和爸爸的位置。 妈妈被碎砖石埋没，一根水泥柱子横砸在她的腰上，浑身是血，皮烂肉裂。 刘春梁、刘希明两位叔叔和他们的儿子来了，我们齐心合力下，终于救出了我妈妈。 妈妈被救出的第一句话就说：“快救你爸爸!” 爸爸的情况最惨。 他头朝下，一条小腿被两块水泥预制板斜夹住，身体倒挂在一个又窄又黑的深洞里。在夹住他小腿的水泥板上面几尺高的地方，犬牙交错地堆着五六块水泥预制板。 用尽力气和办法，只抠开了一个半尺多宽的小洞。 我欲哭无泪，心焦如焚，可又无能为力。 那几块水泥预制板足有10几吨重，又没有一件可用的工具，就像撼不动的大山! 爸爸已经被悬挂了10多个小时，再救不出来，生命难保。  这时，突然一阵“轰轰”鸣响。原来是刘春梁叔叔急中生智，跑到几里远的开平公社农机站，开来了一辆链轨拖拉机，并带来了几十米长的钢丝绳。 我们把钢丝绳拴住水泥板，用拖拉机拉，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终于救出了我爸。 但，他已经死了。 他鼻孔、耳朵、嘴里呛满了粉尘。我不相信爸爸已死。抠出爸爸鼻孔和嘴里的粉尘，嘴对鼻地给他做人工呼吸，可是不管用。 爸爸再也没有醒过来。他身体内，那腔死亡气息却直呛我五脏六腑，使我一下子昏晕摔倒，狂吐不止。 爸爸的那条腿被水泥板夹断，露着白白的骨茬。除此以外，身上再没有重伤，他是生生被倒悬过久，憋死的。 爸爸属鼠，时年52岁。 救出爸爸，我去抢救妹妹们。 二妹和香再没有了声音，已经死了。 后来，大妹告诉我，楼刚一晃动，二妹就下床往外跑。刚跑到门口，楼就塌了。大妹说，二妹第一个听到了我的喊叫声，还对大妹、三妹说，这回咱们有救了，大哥来了! 后来，听到我说，先去救爸爸妈妈，还劝大妹、三妹别恨我，说我应该这么做。再后来，她又对大妹、三妹说，我不行了，实在坚持不了啦。告诉大哥，别忘了我…… 大妹、三妹又叫她，就再也没有了声音。 二妹属猪，1959年生人，死时仅18岁。  几天之后，我才从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战士那里得知，他们抠扒二妹的时候，只见二妹两腿上翻，跟脊背砸压在一起。 十几个用特制塑料袋包裹的尸体，并排放在路边的一块空地上。地震几天后扒出来的尸体，因天气炎热，都已经腐烂。虽洒上了药物，仍气味难闻。 好心的解放军同志问我：“你二妹的尸体就在这里边，是哪一个，我们不认识。你还看看吗？” 我呆呆地伫立了好一阵儿，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我不是怕闻那种气味，那些日子里，整个唐山，每个角落的空气中都飘荡着那种气味。 我是不忍心看二妹那血肉模糊的惨状。 第二天，我又从那里经过，看到尸体已经被拉走了，不知被埋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傻子似地呆立在那里。我觉得干了一件不能得到原谅的混蛋事!我为什么没有最后看二妹一眼呢？ 我是她的亲哥哥呀! 我再也站立不住，瘫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四周静静的，没有一个人。灼热的阳光烤着大地，空气 中充满了浓烈的尸体腐烂的气味，和各种消毒水的气味。 远处，一辆辆装满尸体的汽车奔向城外。 那些无人认领的或来不及认领的尸体，都被埋在几条几丈深的大沟里。分不清男女老少。扔一层尸体，撒一层石灰和消毒药水，再推上一层土。然后，再往上边扔一层尸体 …… 非常时期，为了避免大震之后发生大疫，不得不这么做。 我不知道豆蔻年华的二妹被埋在了什么地方。 大妹和兰被一块水泥预制板斜压在床上，没受多重的伤，只有左手臂被弯叠着，挤压在一起。那块砸住她的水泥板不能再拉，一拉，就可能挤碎她。只好用手扒，用大锤砸。 终于砸出一个洞。但床铺的铁架子，交错扭曲一团，挡住了洞口。 弟弟的一位好心工友找来了小钢锯。几个人轮流拉锯， 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才锯断铁架子，把大妹救出来。 大妹是我家被砸压在废墟里7口人中，被救出后，唯一幸存的人。 大妹的左臂因挤压得过久，小臂和大臂如焊似铸交叠在 一起,不能打开，而且，肌肉血管已经坏死，需要截肢。 后来，她被送到沈阳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经那里的专家们想尽办法医治抢救，才终于保住手臂，只留下一条近2尺长、1寸多宽的大疤痕。  救出三妹和芸的时候，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了。 她的两条腿都被水泥板压在床铺上。上身基本没有多少伤。我把她抱到下来的时候，她还有一口气。 她躺在我的怀里，冲我微微笑，眼睛里充满了感激与欣慰。 她说：“大哥，要不是你，我就出不来了。” 接着，问爸爸妈妈的情况。我告诉她妈妈还活着，爸爸已经走了。她听了，眼里淌着泪，说：“姥爷和二哥也死了。我在里边喊他们，他们连哼一声都没有…… ” 说着，忽然张开嘴极费力地喘气。越来越费劲，越来越微弱，眼睛也无力地闭上——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她嘴里没了一颗牙。 我急得大叫：“和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呀!” 三妹极费力气地睁开眼，微笑着说：“大哥，我活不了 了…… ”说完，又闭上眼。 我哭叫着，摇晃着她：“和芸，你活得了!你得活着呀!咱们家就剩咱们几个了呀!” 我想，就只砸掉了一只牙，怎么就会死呢? 许久，三妹又费力气地睁开眼，脸上仍然带着微笑，断断续续地说：“ ……大哥，你真好!我、我真活不了了 …… 大哥…… ”没说完，头就一歪，闭上了眼。 我又哭又叫。上来几个人劝我，告诉我说三妹真的死了。 并指着三妹的大腿让我看。 这时，我才看到，三妹的两条大腿内侧，全被挤压得骨肉崩裂，各有一条半尺多长的大裂缝。 三妹属牛，那年才16岁。 放下三妹，我又爬上废墟。里边还埋压着姥爷、二弟和二妹。  我刚爬上废墟，忽然，大地又涌起一阵强似凌晨的大地震。 我站立不稳，一下子摔倒。 随即，轰鸣怪响，黑烟冲天。顷刻间，所有没有倒塌的建筑全部倒塌，所有倒塌的废墟，全部又塌陷了几尺。 费尽血汗抠扒的几个缝隙，又被余震震得严严买实。 我在废墟上反反复复呼叫着姥爷、二弟和二妹，但无一丝回音。他们都死了。 走下废墟，找了些破布单，给我妈和大妹搭了一个遮雨棚。又找些碎衣物盖在她们的身上。 场地上挤满了黑压压的活人与死人。活人几乎都有伤口，因一时无医无药，都痛得嚎叫呻吟。有的伤轻，爬伏在遇难亲人的尸体上痛哭欲绝。 妈妈受了严重的内伤，全身不能动，但头脑清醒。 这时，我才忽然想到4个妹妹中还少四妹和玲。“和玲呢? 和玲于啥去了？她在哪儿？” 大妹哭着说：“和玲星期一下午走了。到军垦农场劳动去了。刚才，我听说那边人都被海水淹了 …… ” 妈妈抓着我的手，说：“你一定得把和玲找回来。是死是活，也要把她找回来…… ” 四妹和玲，那年13岁，是唐山23中学一年级的学生。学校利用暑假时间组织部分学生骨干，到军垦农场边学军、边劳动。 他们是26日下午出发的。 农场的住房都比较简陋，是用竹杆苇席搭的。地震时，他们都被砸在里边，但没有生命危险。地震的当天下午，他们被转送到天津，直到8月5日才返回唐山。 妈妈说：“你姥爷和你弟弟连哼一声都没有，连发生了啥事都不知道，就一下子给砸死了……惨哪!” 那一夜，场地上的难民们始终也没有安静下来。夜空没有一点星光，时而飘洒下一片片似泪的雨水。 四周漆黑如墨，偶尔有远处公路上急驶颠簸的汽车灯光划破夜空，才使人从微弱的光亮中，毛骨悚然地看到城市破败的空旷和阴森的恐怖。 时而有一片片、一道道或明亮、或微弱的地光，从不同的方位骤然升起，铺天而来。幽蓝、桔黄、灰白、青红相混杂，似一面面巨大的狰狞的鬼脸，在夜空中闪现，张牙舞爪。随即，便有或强烈，或轻弱的地震在脚下波浪般地震颤而起。  后来，我们被解放军送到卢龙县的潘庄，那是一个公社的所在地。有一个卫生院，仅有的10几名医生护士，根本难以医治这么多的伤员。 药品不够，医疗工具有限。简单的包扎过后，伤员们仍然痛得不能忍受。有的伤员必须截肢。缺少医疗工具，只能用木匠的锯子锯。 有的伤员们骨折急需定位加固，就只好在用学校的课桌搭起的手术台上推拿搓揉。 受内伤的伤员，只能先打止痛针或输药液维持。医生护士们都累得大汗淋漓，顾不得吃饭睡觉。 当作手术室的教室里，不断传出被施手术的伤员们声嘶力竭的痛叫。 那些善良的乡村医生们流着泪，让伤员们哭叫：“哭哭吧，叫叫吧。这样也许会减少些疼痛。” 妈妈和妹妹到了那里，得到了及时的治疗。但妈妈受了严重的内伤，最终还是没有被抢救过来，在30日傍晚走了。 那里的负责人给了我10几尺蓝布、一双袜子、一双鞋，和两张芦席。 这在灾难深重的环境下已经不错了，那么多遇难者，几乎都是赤身裸体走的。 我用布包裹妈妈的时候，发现她两侧的肋骨几乎都被砸折，致使手不能搬扶，一搬扶就抠到肉里。 到给妈妈穿袜子的时候，又发现她的十个脚趾头全都被砸断，只粘连着一层皮肉…… 妈妈被埋葬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 8月8日，大妹和兰从卢龙被转送到了沈阳。 回到家中，我才得知，堂弟和国也遇难身亡了。他于1973年以优异的绘画成绩，考入唐山陶瓷工艺美术学校，197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他就被砸死在学校里。他的尸体没有找到。不知被抠扒出来埋在了什么地方。  王志勇：年仅八岁的我，右胳膊被锯掉了 我的胳膊是在转到河南新乡市后锯掉的。 当我们作为头一批返回唐山的伤员，快要登上火车时，送别的站台上，管床的一位姓卢的护士长，在旁人的搀扶下，哭成了泪人。 她不顾一切冲上前，搂着我的脖子，蹲下身，紧贴我的脸，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截肢手术后,我从全身麻醉中醒来,感觉身体的右侧有一股麻酥酥的电流,像一条细若游丝的蛇,钻来窜去。 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老姨,我右手的小拇指痒,你替我挠挠。” 我当时非常不解,老姨听到这句话,竟然扭过头去，呜呜地哭了。 我以为我的右臂仍在打着牵引。 回到唐山了。终于,等来了接我们的一辆手扶拖拉机。 没有人说话。烧柴油的拖拉机在'突突突'地躁声中,冒着呛人的黑烟前行。 眼前的城市已不能叫城市,脚下的街道已不能叫街道,满目残垣断壁,街边搭着窝棚似的简易房。 我们的心上坠着铅,在剧烈地颠中,一点点向着无底的深渊坠着。 缺了姐姐的全家还是全家吗？姥姥已震亡的姥姥家还是姥姥察吗？我们全家无处可去,只能投靠市郊的姥姥家。 姥姥家的深宅大院，曾是姥爷早年开糖坊创下的基业之一。解放后，糖坊在“公私合营”之时充公，连同几十亩上好的肥田。 后来四个舅舅娶亲，女方来相家，人还没见，“家”已相中。 震前，不知是谁淘气，用镰刀将二门门框的木楞削去一小片，母亲察觉后心疼不已。 她是家中的长女，与弟妹间隔很多，为了帮着父母干活，母亲直到30岁才出嫁，娘家的一砖一瓦都有她的汗珠子滴在里面。 如今可怜一片废墟，折断的房梁、木檩，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仿佛劫难中的伤员。 它们曾为一个大家族遮风避雨，迎娶儿媳，传宗接嗣，地震中，却成了屠亲害主的凶器。 只有原先大门口那棵皂角树，撑着硕大的树冠，岿然不动，它的树龄已逾百年，光阴荏苒，却仍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仿佛陡地高大了许多。 我最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像只猴子似的攀爬到树顶端，手搭凉棚，眺望远方假想中的敌情。它曾是我的空中乐园，我的瞭望塔。 如今，我只能在树下，仰着脖子，凝视它的枝叶婆娑，倾听叶子在风中的窃窃私语。 二哥因在地震中仅受了一点轻伤，没有随我们转院到外地，留在姥姥家。他目睹了自己的姥姥和妹妹下葬的场景。 他后来讲，四个当时年轻力壮的舅舅，在为亲人掘墓时，每挖一锹土，都好像耗尽平生最后一点力气。 四十多天里，互无音信。我的几个表弟围拢过来，脸上的表情似笑似哭。 我冲着大舅家的小表弟有刚说：“我的手没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主动提醒别人，注意我的残疾。 他坐在一堆干草上，嘻嘻地笑，似乎觉得我是把胳膊藏起来逗他玩。 “哇！”的一声，二舅家和我同龄的表弟有志，上前一把搂抱住我，号啕大哭——二妗子地震中也被砸死了。 我们两个同病相怜的孩子的哭声，让在场的大人们，瞬间眼泪决堤。 三舅是姥姥家最后一个出现的亲人。见到我，老半天，他的目光仿佛就像焊在了我的脸上。 他一言不发，神情让我有些害怕，我望着他，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我明白他为什么那样看我。 正是三舅，最先从废墟里钻出来，和大舅、二舅扒出老舅，扒出姥家的其他亲人，留下二舅和老舅善后，赤着脚，手持撬棍，和大舅，一路向我家飞奔而来。 两个哥哥从废墟里挂着伤钻出来，正面对被埋在瓦砾中的父母和弟弟束手无策，见到两位舅舅，真好比天降救星。 在我大哥的指点下，三舅独自一人，掀掉挤住父亲的那张水泥预制板，父亲得救了，接着救出的是头部被砸了一个大窟窿的母亲，最后是我。 三舅确是神勇之人，文武双全。童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三舅，他是武术家王荣昌的入室弟子。 雨天的日子里，不教武术，就给我们讲《水浒》，在我的性格中最早播下尚勇、侠义的种子。 长大后，读这部名著，记忆中蹦出来的字，一句句印证着书中的段落，才恍然，当年他是背下了整部书。 地震前一个月，我和两个哥哥也在三舅的引领下，拜在那位年近古稀，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术家门下。 每天清晨四点半，我们要准时起床，五点钟，到达胜利桥北边小树林里的一块空场，和几位师兄师姐，一起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习武。 那一段时间，我们哥仨的饭量明显见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母亲虽然只能顿顿给我们煮秫米粥，也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六年后，电影《少林寺》风靡神州。学校包场只能够订到早场票。银幕上出神人化的武打场面，勾起的是影院里一位少年锥心泣血的疼痛。 黑暗中，我无声地吞咽着滂沱的灼泪。 自打我截肢了，他不再给我讲《水浒》，也不再练武功。他曾认定我有武术天分。我致残以后，他有空就给我烧核桃、砸核桃吃。 有一天，他又从柴火堆的灰烬里，拨拉出一个个冒着烟的核桃，找了一块石板，右手握一柄鹤嘴锤，左手的食指和拇指捏着发烫的核桃。 我蹲在一边看。当时一位远房亲戚目睹此景，在旁边悠悠地说：“你现在给他砸核桃，他将来却没法给你砸核桃。” 我抬起头，狠狠地剜了那人一眼。 若干年后，我的老姨告诉我：当时三舅闻听我截肢，在野地里独自一个人打着滚儿地哭，他恨不能把自己的胳膊锯下来，安在你身上。 若干年后，愚笨的我，才想到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舅舅尚且心疼我若此，父母呢？他们背地里，该偷偷咽下过多少撕肝裂胆的泪？ 劫后余生的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地过。 九月末，我们迁回市区，在救援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搬进了砖头压油毡的简易房。 简易房的确简易：劈柴棍子做檩，秫秸做笆，再上层笆泥、抹层沙灰，就拢起了一家人。 为了防潮，大哥找来装过水泥的废弃的牛皮纸，抖净裁好，转圈儿糊在墙壁上。 残疾足以造成一个本该在外疯跑的孩子的自闭。我不甘寂寞，将一方皱巴巴、印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手帕，铺展开来，捏一枝圆珠笔，在墙上的旧牛皮纸上临摹。 墙体原本凸凸凹凹，一笔下去，笔道没留下一划，纸先被笔尖戳了个小洞。我小心翼翼地画着，身心投入，就像当年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张大千。 “壁画”跃然墙上：头戴月牙金箍圈、腰扎斑斓虎皮裙的齐天大圣，正手持如意金箍棒，奋力砸向举剑相迎的白骨精。 没有一个外人相信，那是一个改用左手执笔的孩子所为。我只能说，上帝怜恤我，在一颗孤绝的童心里，偶洒一滴甘露，注入信心，帮了我一下。 生活在余震频频中，开始步入正轨和有序化，但人们仍然没有解除对再次发生大地震的恐惧心理。 有一位邻居到我家串门，她说，她几乎天天梦见在地震中死去的母亲，给她托梦，梦中母亲告诉她：“老天爷收人收的，还不够数。” 邻居在梦中，问她的母亲还差多少，她的母亲说：“还差一斗小米那么多。” 她魔怔似地天天来说“小米”，有一回，母亲终于在她刚一要张口时，背过了脸去。 街道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地登统伤亡人口。我姐姐王艳玲的名字从我家的户口簿上被注销了。他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传达地震预报，每次预报的时间越来越“精确”。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预报说，下午三点有大地震,让各家各户做好防震准备。 有啥可准备的？那一回,照例是“谎报”。 下午很晚的时候,上午通知报的人，从路上走，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孩，在那人的身后喊:“你不说，三点有地震吗，现在四点都过了。” 预报人回头看了那孩子一眼,没理他。那孩子继续拖着长腔儿喊:“你不说—三点—有地震吗？三点—过—了。” 预报人走的没影儿了,拖长腔的孩子骑在一截木头上,敲打着一件东西,不厌其烦地把这两句话当成歌词,在那个下午,自编曲调唱了很久,很久。 地震中,他的妈妈砸死了,爸爸成了酒鬼,哥哥成了小偷。 入冬前,政府通知统一迁坟,为的是防止来年瘟疫流行。地震中，慌不择地，堆在市边上的坟头,都要在限定的日期内，迁到指定的地点,逾期不迁者,政府将按'无主坟'铲平。 于是,每天晚上,街头巷尾,一片丁丁当的钉棺材声。地震中入葬的人,能有一领卷席就相当不错了,没有谁，是躺进棺材里入土的。 “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抽出一个人来搞基建”。 中国在拒绝外国人道主义援助之后,唐山人要自力更生。人们白天上完了班,晚上抓紧时间,弥补上这一课。 狭窄的院子里无法的施展,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搬到马路边干。小孩都给大人举着马灯,将一条条街道照得通明。 母亲从姥姥家回来说,地震中被砸成截瘫的郑连祥,绝食自杀了。 连祥和三舅最要好,震前翻跟头翻得最棒，哥俩惺惺相惜。 地震中，连祥的妻子和儿子遇难。三舅每天下班路过他家，都要到连祥的床前解释一番，临死前，连祥提出，想吃炖鲫鱼。等端到他床前时，他连水都咽不下了。 连祥死于绝望。 1976年的冬天格外冷。 入冬之前,写在墙上的'按既定方针办!'的红色标语已被涂覆。人们知道,熬过这个冬天,就开始暖和了。 人到中年,我常常思考,对命运,到底是应该说“不”，还是应该说“是”？抗争需要勇气,安时处顺需要阅历,而分清这两者,则需要智慧。 大地震,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次生命的源头,我经常回溯它,观想它。 作为一场夺去我的亲人和那么多无辜生命的自然灾害来说,它无疑是应该诅咒的。但，作为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它更应该是一笔财富。 直到今天,我常常逼问自己：死过一次,何惧再生？ 见证了生命的无常,难道还贪恋转瞬云烟的虚荣,亲历了天塌地陷,对猝然临之的纷扰变故,为什么还做不到安然泰定？ 大道多歧,人生实难。活着,无论对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大学毕业后，自愿从事残疾人事业,这是我内心激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必然选择。一个人的痛,融入到无数人的痛之中,才能最终完成对痛的超越与升华。 诗人翟永明说:生者是死者的墓地。愿我在地震中遇难的亲人，在天上和星辰一起俯视我,一如我在地上，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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