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年世界价格史：4次巨浪和7种理论

原创 费舍尔

这本非常经典，常读常新，推荐收藏纸质版本，其意义不仅在于对长序列价格史的描述和分析，还能教会我们如何阅读历史。

本文摘自《价格革命》的引言和后记部分——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13世纪时上涨……后来又在中世纪下落……16世纪时上涨，而在17世纪分崩离析；18世纪时第三度上涨……这些动态有何意义？

——威廉·阿贝尔，1935年

价格的历史是一部变化的历史。

一份始于1264年的引人注目的英格兰“消费品”价格记录，对于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弊病颇有助益，它是由亨利·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精心编纂的。这份指数表明：英格兰南部食物、饮品、燃料和纺织品的价格在七百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增长态势，平均增长率约为每年1%。

价格上涨在过去一直是一个问题，但是其节奏、速度或时间都不是恒定的。一些时期比其他时期面临更严峻的通胀问题。有一些时期则经历了长期的价格均衡，甚至通货紧缩。

研究费尔普斯—布朗—霍普金斯的指数和其他类似资料后，我们会发现：过去八个世纪中最严重的通胀，发生在四次物价暴涨的巨浪中。第一次浪潮从12世纪末持续到14世纪初，被称为“中世纪价格革命”。第二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16世纪价格革命”，它实际上发端于15世纪，并终结于17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则开始于1730年左右，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它可以被称为“18世纪价格革命”。第四次浪潮起始于1896年，并且延续至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某些国家曾短暂地中断过。这是一场20世纪的价格革命。

这些巨大的起伏被性质不同的时期所打断，这是指价格稍降后，就会达到一种均衡，并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波动。这样的一个时期—可能被称为12世纪的均衡期——恰逢中世纪文明发展的高峰期。另一个可称为文艺复兴（约1400—1480）均衡期。第三个时期被认为是启蒙运动（1660—1730）均衡期。第四个时期可以称为维多利亚均衡期，因为它恰巧与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发生了时间上的重合。所有这些均衡期都充斥着高度复杂的波动。这些均衡期中无一存在长期的价格通胀。

价格革命和价格均衡的这种交替节奏早在18世纪就已被发觉。20世纪3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意大利学者詹尼·格里齐奥蒂—克雷奇曼以及德国农业史学家威廉·阿贝尔都对此进行了研究。

阿贝尔的论著在五十年后依然长印不衰，并且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的目的与其他学者不同。费尔普斯—布朗和霍普金斯想要知悉薪酬和价格的货币化动态。而阿贝尔更感兴趣的是农业条件。他仅仅研究谷物的价格，并将其换算为以每公斤纯银为价格单位，而不是用货币单位来衡量市场中的一篮子“消费品”。

阿贝尔发现了一种波动模式，在时间点上与费尔普斯—布朗—霍普金斯序列相似，但走势却不同。较之消费品总体价格，他的谷物价格革命的涨价更突兀，并且随之而来的不是价格均衡，而是价格陡然下降的时期。即便如此，两个模型序列中都出现了同样的长期波动。许多研究都对此有记载，并且它们是价格长期变化最牢不可破的规律—甚至强于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或其他任何的周期节奏，这些周期必然是将数据“去趋势化”（detrending）的结果。

这种波动模式为欧洲大陆的学者们所熟知，但在英语国家中却并不出名。对个中原因的探讨可以独立成篇，在本书的附录中可略见一二。在这里，只要了解如下状况就足矣：当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一部讲述资本主义历史的著作中提到近代早期的价格波状动态时，美国评论家们的反应却是先吃一惊，继而迷惑，最后表示难以置信。

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大多只熟知一次大浪潮，即16世纪价格革命。其后继者，即18世纪的通胀，屡屡被法国学者们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但在美国或英国，它却几乎不为人知，因为在这些地方它的影响没有那么戏剧性。至于中世纪的价格革命，甚至更加晦暗不明，因为从时间上说，它年代久远，而且难以获取相关文献记录。20世纪的价格革命之所以被误解，则是基于相反的原因：浩如烟海的数据资料，以及这个事件与我们过于贴近，导致我们很难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它。

对于这些历史事件，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同样几乎没有记忆，除了16世纪的那次价格革命；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另一处所写，那次价格革命被认为不过是证明了通胀“是一种永无止境且无处不在的货币现象”这一定理。此外，作者发现从总体上看，价格革命（除个别例外）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领袖、社会规划者、商业执行者和个人投资者而言，都是全然陌生的，哪怕他们正在竭力应对其中的某一次价格革命。

这种集体性的健忘症，部分是由美国决策者普遍秉持的一种态度造成的，即历史与他们面临的紧迫问题没有太大关系。一次例外展现了这一规律的力量。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曾对同行们建言，他们若不能钻研被他古雅地称为“很久以前”的那个辽远时空，就无法理解其所在时代的通胀浪潮。而他所谓的“很久以前”，是指1965年。

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态度可能正在改变。20世纪末的局势如此动荡不安、波谲云诡，以致最没有时间感的思想家们都开始意识到：历史正降临在他们身上。对这个课题的学术兴趣也在以其自身的节奏起伏。曾在20世纪30年代兴盛一时的价格历史学这个学科，如今正开始复兴。

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逐次研究每次价格革命并进行前后比较，培养人们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我们将会描述四次巨浪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它们的时间、量级、节奏、易变性以及价格水平长期变化的序列；其次，不同种类商品相关价格的浮动模式；再次，实际薪酬的动态；最后，租赁价格及利息的变化规律。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各个价格均衡期，其中一个可能正在迫近。

第二个任务是探索起因。布罗代尔相信，这些巨浪是近代经济史中最突出的长期模式，但他认为，对它们的阐释是史籍编纂中“最被忽视”的问题，并且“不可能”得到解决。

即便如此，欧洲的价格历史学家们对价格革命的起因提出了七种解释，可以被称为货币主义、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农业论、环境论和历史主义模式。货币主义从“总体价格水平”的角度理解这些动态，将其解读为货币价值的变化，而这主要是由货币的数量和周转率的不同而导致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对价格动态的想法则有所不同，他们将其看作一种货币能够购买的商品价值变化的物质表现，而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人口和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引发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价格波动反映了社会体系内部交易运作条件的变化，这种交易运作主要发生在不同社会阶级之间。新古典主义模式将价格看成是供求关系变动的指示计，并将价格革命解释为市场关系不平衡的结果，起因于以需求或供给为中心的各种事件，或者是市场条件的结构本身的变化。农业论者主要将价格与收获条件相联系。环境论模式则将价格动态理解为体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不平衡的生态指示器。历史主义的信奉者喜欢用事物各自的独特性来解释它们，并且认为每一次价格革命都是一次独特的事件，有其专属的解释。

每一种理论都让我们认识到它们共同主题的不同侧面。所有这些理论在今天也都欣欣向荣。这些解释方式彼此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对于“什么是价格”和“世界由什么构成”的不同假设和论断。它们都是理论推断的产物，但又全都号称具有坚实的经验基础，经得起历史证据的考验。本项研究将尝试另起炉灶、重塑模型，对各家理论兼收并蓄、取长补短。

第三个任务是考量价格波动的后果，或者更准确地说，价格所体现的种种动态的后果。这些后果意义深刻，在我们这个时代越发如此。在我们这个备受煎熬的时代，那些最黑暗的趋势，即被认为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包括暴力蔓延、毒品泛滥以及家庭崩坏等，都与价格动态息息相关（或者说，与价格所体现的动态息息相关）。研究这些社会问题的大多数学者都对此中关联一无所知，而这种关联为我们理解目前不如意的原由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近现代历史中，一些最闪耀的时刻也与物质世界的节奏脱不了干系。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无一例外。

对富于批判精神的读者的警示

在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关系之前，有必要提出一些警示。读者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研究的动态是波动，而非循环。重申一遍：不是循环，而是波动。

循环的节奏是固定而有规律的。它们的时间阶段具有高度的可预测性。波动则更加多样化，而比较不具有可预测性。它们在持续时间、量级、速度和势头方面均有所不同。有一次价格波动的持续时间不足九十年；另一次延续了一百八十多年。历次价格波动的不规律性，使其可预测性不比一次海浪更高（或更低）。

虽则如此，历次巨大的波动都拥有相同的重要特质。它们都具有同样的波形结构。它们大都拥有相同的发展顺序，相关价格呈现相同的态势，薪酬、地租和利息等都展现出类似的动态；而在阶段后期也具有同样危险的不稳定性。在近现代历史中，每次重大的价格革命都开始于繁荣时期，结束于摧枯拉朽的世界性危机，随之而来同样是恢复期和相对的均衡期。

在人们的认知状态中，这些巨浪也迥异于循环。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们。循环是从数据中爬梳出来的，通常要借助统计学上的推断，证据都经过了种种“筛选”和“去趋势化”的技术处理。而巨浪在这个方面截然不同。它们在证据上都一望而知、显而易见。无须对数据进行筛选或去趋势化，就可以看到它们。每一次巨浪，就是其所在时期的重大价格趋势。无须套用任何理论模型或进行统计上的修饰以将其从难以驯服的资料中抽象出来。为了展现这些蕴含在数据中的长远趋势，有必要做一些非常简单，但对许多学者而言却极为困难的事—我们必须学着直面证据记录本身，而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上或认识上的成见。我们有时会被告知：这是不可能的。确实如此—但只对某些人而言。

本书主要写给那些与笔者同样有志于理解历史变化模式的普通读者，同时也向实践中的商业领袖、新闻工作者、投资人以及一般民众传达一则信息。如今，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价格革命的晚期阶段。我们前方未必有什么天灾人祸，本书无意作出末世天启般的预言。相反，本书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正是我们所面临的无法逃避的现实状况。

本书还揭示出，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又源自我们对过去的记忆。本项研究也是一种敦促：当我们在作经济选择时，需要提高回溯历史的能力，并能吸取历史经验中的血泪教训。我们若想把握当今世界的危险动态，或只是想存活下来，就必须记住过去—哪怕是辽远的过去。我们还必须学着将当下和未来看作连续历史中的一部分。

许多熟读经济学著作的读者会记起凯恩斯的名句—“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的特殊含义。20世纪诸多事件已经表明，从最普遍的适用来看，这种理念大错特错。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在华盛顿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979年懊悔地写道：“我们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还面临长期的问题，并且正因为懒于顾及而饱受折磨。”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这部历史作品将从七个多世纪以前讲起，那是中世纪一座拥有大教堂的城镇的赶集日。那一天是1224年9月8日；地点是法国的沙特尔。

————以下为后记部分————

过去和未来之间

混乱，秩序！秩序，混乱！

谁料一切如何了断？

你，要阅读这世界的年鉴，

为朋友采掇智慧于其间。

然后前进吧，

但要铭记时间的航道如何弯转，

屈折蜿蜒又折身而返沿着逆流的曲线。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

围绕这个主题的著作常常用《启示录》般的方式结尾，或至少要像《耶利米书》的某一章，提醒读者：我们正在走向灾难—除非作者的理念能很快建立。这些黑暗的预言在现代读者中越来越有市场，他们似乎有永不餍足的胃口，想听到有人预测自己即将到来的厄运。

即便未能应验，预言也不过是改头换面，随后再次走俏。它们令人想起了塞缪尔·米勒牧师的职业生涯，这位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浸信派牧师，曾预言世界将在1843年12月31日之前终结。当这个死亡末日逼近时，这位预言家发现自己的计算有误，便宣称，最终审判的喇叭将会改在1844年3月21日吹响。他的信徒增加到了几百人。他们披上特制的“复活袍”并聚集在一起，等待审判之日的降临。但塞缪尔·米勒又发现了一个算术上的错误，并再次将世界末日推迟到了1844年10月22日。不过虔诚的信众并未受影响。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到那一天，连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然而塞缪尔·米勒又一次修改了他的数字，并且继续作出末日预言，直到他自己的末日来临—这件事倒是事先毫无预警—他死于1849年。

那些相信经济的未来向他们显示的人，应当铭记塞缪尔·米勒的故事。他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至理名言：“经济预言者最大的共同品质不在于知道，而在于不知道自己无知。他最大的优势是：所有的预言，无论对错，都很快会被遗忘。”

历史学家们则有理由特别谨慎行事，因为他们会想起以前那些窥探未来者的命运。而且他们总是对过去抱着质疑的态度。况且他们理解，预言之所以无法应验，不只是因为历史知识的有限，而且因为历史本身的属性。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人类有意识的选择而决定的，其方式常常出人意料。人类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的。它们既出自希望，也出自恐惧；既基于真理，也基于谬误；既源于记忆，也源于梦想。在作出选择前，它们无法预料，有时甚至无从想象。价格的历史给出了许多例子。没有哪个经济预言家能够料到（哪怕想象）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保守的总统在1971年竟然成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徒，像吉米·卡特这样的自由派总统竟然在1978年采用了保守的财政政策，或者任何一位理智尚存的总统会拥护1981年里根经济政策的所谓“供给侧”妙计。这一个个选择在价格历史中发挥了作用。它们全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有时候有悖于理性、利益和经济概率。只要情况依然如此，历史就永远无法成为一门预测性的科学。

不过，我们虽没有预言的力量，但过去与未来之间还有其他的重要联系。历史研究永远无法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将会发生什么，但它会使我们受益于过去来之不易的经验，还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身对未来的意向。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让我们回顾我们已发现的定式，并思考我们面临的选择

价格革命：结构上的类似点

本项研究的起点，是关于现代世界中的价格动态的历史描述。其首要目的是描述贯穿过去八百年变迁的主线。其核心发现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发现从12世纪开始，发生了四场价格革命：四次漫长的涨价浪潮，间隔以长时段的价格相对均衡。这不是一种周期循环的模式。价格革命并没有固定和规律的周期频率，有的短至八十年，有的长达一百八十年。它们的持续时间、速度、量级和冲击力各不相同。

同时，这些长期动态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特质。它们全都呈现出波状结构，并且开始方式大致相同。第一个阶段，是悄无声息的开端和缓慢的推进。价格在一段漫长的繁荣时期缓慢上升。增长的幅度依然在过去的波动范围之内。起初，这绵长的波动似乎仅仅是又一次短期事件。不过后来，它展现出一种新的长期趋势。

新趋势的新颖之处不仅在于通胀的事实，而且在于通胀的形式。相关价格的表现尤其发人深省。食物和燃料引领着物价上涨的动态。制成品和服务的价格落在了后面。这些模式表明：主要的动力是过剩的总需求，其产生的原因是人口的加速增长或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趋势是个体选择的产物。人们刻意选择早婚。他们无所顾忌地决定多生孩子，因为物质条件在提高，而这个世界似乎成了一个较好的成家立业之所。人们要求获得且起初确实也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因为劳动力的市场在扩张。每次价格革命的第一个阶段都以物质上的进步、文化上的信心和对未来的乐观精神为标志。

第二阶段情况大不相同。当物价打破之前平衡期的界限时，就迈入了这个阶段。这通常在其他事件的介入下发生—常见的是由前段时期逐渐养成的傲慢狂妄引发的野心勃勃的战争。例子包括：13世纪皇帝和教皇们之间的竞逐、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建立国家的冲突、18世纪中期王朝和帝国之间的缠斗，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令物价暴涨又大跌，这样的状态既是不稳定本身的症状，也是其原因。其结果包括政治混乱失序、社会分崩离析，以及文化焦虑情绪的滋长。

第三阶段始于人们发现价格通胀是一种长期趋势，并且开始将它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情况时。他们对此的反应是作出令价格进一步高涨的选择。政府和个人扩大货币供应，并提高了其周转速率。价格通胀一次次被更加精巧地制度化。

在新的制度化通胀成为大势所趋时，第四阶段就开始了。物价变得更高，且极不稳定。它们开始暴涨，并且以更加瞬息万变的态势下降。严重的价格冲击也反映在商品动态上。货币供应时而扩张，时而收缩。金融市场变得不稳定。政府开支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并且公共债务激增。在每次价格革命中，那些最强大的民族国家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16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美国。

另一些不平衡甚至更加危险。薪酬起初还能跟上物价，此时却落在了后面。劳动力收入下降，而土地和资本的收益上升。富人变得更富有，中间阶层的人们处境不利，穷人则境遇凄凉。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加剧。而忍饥挨饿、无家可归、违法犯罪、暴力行为、酒类消费、毒品滥用和家庭崩坏的现象也增多了。

这些物质方面的情况引发了文化上的反响。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每次价格革命的倒数第二阶段都是阴暗的，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梦魇。这是一段丧失了对体制的信念的时期，也是一段绝望地寻求精神上的价值的时期。各种教派和邪教迅速滋生，常常充满愤怒和非理性因素。知识分子转而猛烈地攻击他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年轻人对过去和未来都不确定，于是陷入精神异化和文化颓废的状态。

最终，在一场充斥着人口下降、经济崩溃、政治革命、国际战争和社会暴力现象的文化危机中，这股巨浪达到了顶峰，并以摧枯拉朽的力量轰然崩溃。这些事件释放了种种压力，正是这些压力发动了价格革命。结果，首先是物价、地租和利息的迅速下跌。短期但非常急剧的通货紧缩之后，是一段延续七八十年的均衡期。长期的通胀停止了。物价稳定下来，随后进一步下降，并且再一次稳定。实际薪酬开始上升，而资本和土地的收益下降了。

均衡的恢复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不平等现象继续滋长，这是此前价格革命的余波未了。但随着新动态成为大势，社会不平等程度开始降低。这段时间对劳动者、工匠和普通民众更为有利。地主们压力沉重，但大多数人改善了经济状况。家庭得以巩固；犯罪率下降；毒品滥用和酒类消费降低；对外战争变得不再那么频繁和暴力，追求统一的内战却变得更加常见和成功。

每个均衡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其后期阶段都以秩序与和谐思想的出现为特征，比如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初的启蒙运动以及维多利亚时期。

经历了许多年的均衡期和相对和平期，人口开始更加快速地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了。物价、地租和利息再度开始上涨。随着总体需求的上升，一股新的潮流出现了。下一次价格革命并非一模一样，但是在许多方面都类似。正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

一系列差异

尽管历次价格革命都有着共同的波形结构，但它们的持续期间、量级和范围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并非随机的变量。它们糅合了从一次巨浪向下一次巨浪发展的一系列历史进程。从12世纪开始，在历史变化的绵延序列中，一次接一次的价格革命此起彼伏。

从中可以甄别出几个这类的序列模式。第一，最明显的是变化率的变化。从一次浪潮到下一次，价格通胀率的年平均值成几何级数地增长：13世纪的价格革命为0.5%，16世纪的漫长波动略高于1%，18世纪的较短期波动将近2%，而20世纪价格革命至少4%。这种加速增长是由市场的扩张和涨价的制度化造成的。

第二，随着变化率的增大，在每次价格革命的后期，较大比例的总体价格上涨变得越来越频繁。在中世纪价格革命期间，从时间分布来看，上升幅度的绝对值分布相对均匀。在20世纪价格革命中，从1896年到1996年物价总涨幅中的一半多，都是在1970年之后发生的；其中十分之九发生在1945年之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两次价格革命之间价格变动的加速。

第三，年浮动范围一次比一次小。在中世纪价格革命中，这些来回摇摆的动态非常剧烈且危险，主要是收成状况变化的结果。当人们生活在生死边缘时，食物价格也变得更不稳定。每当下一次价格革命来临时，这些动态都变得较不极端，而起伏波动也会下降。生产的增长造成了剩余，充当了物价的缓冲垫。市场的扩大和交流的改善也降低了地方性短缺和季节性波动的毁灭性影响。

第四，从一次浪潮到另一次，文化危机的最后阶段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具有灾难性。中世纪价格革命以14世纪大规模的饥荒和瘟疫告终。第二次浪潮在17世纪普遍危机时达到高潮。这是黑死病之后欧洲人口唯一的一段下降期，但严重程度不及14世纪。第三次浪潮在世界革命年代（1776—1815）达到顶峰，这是一段麻烦重重的时期，但人口继续增长。20世纪的价格革命则尚未达到其高潮。

第五，在人口方面，危机一次次变得不那么严重，但其社会后果变得越来越广泛。每次大危机都会引发一场社会革命，而激进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14世纪危机大大地推动了西欧隶农制的终结，并且将建立在征服和镇压基础上的社会转变成了一套关于阶层的习惯制度。17世纪的普遍危机改变了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形态，并扩大了法治的观念。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革命期危机（1776—1815）使得美国和欧洲的公共机构更加贴合人民的意愿，并且能保护他们的个人权利。它还将社会阶层体系转变成了阶级体系。20世纪的巨大浪潮尚未到达终点，但它已经导致了左翼（东欧）和右翼（拉美）极权主义制度的崩溃，并在许多国家引发了势不可挡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近现代历史中的每次大危机最终都改善了普通民众的处境。它还拓展了关于人类尊严、自由和法治的理念。在历次大潮中，这种趋势一次比一次强烈。

总之，历次价格革命都经历了五个阶段：高度繁荣时段的缓慢启动，暴涨和下跌的时期，觉察和体制化的时期，不平衡和不稳定加剧的时期，以及最终的大危机时期。这个高潮之后，接着就是物价的下降、稳定的恢复，以及一段较长的物价相对均衡期。从一次巨浪到另一次，这些动态的社会和文化影响都在变动。速率提升，而变数降低。在人口方面，价格革命的破坏力在一次接一次地下降，而在社会影响方面，却更加所向披靡。

起因的问题：七种模式

这些描述性的模式引发了许多关于价格革命起因的问题。是什么掀起了价格革命？是什么样的历史进程塑造了它们独特的结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少数几位考虑过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家之一，并宣称它们“不可能”解决。毫无疑问，历史和经济学中的常规解释模型在适用于该问题时，都不会很管用。

历史著作中有七种主要的因果关系模型：货币主义的，马尔萨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农业的，新古典主义的，环境的，以及历史主义的。它们对我们都很有助益，但没有一个能全面解释价格革命的起源和发展。

对价格革命最为简单和直接的解释是货币主义模式的，它认为，价格水平取决于流通货币的数量和周转率。这种解释非常有说服力，并且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大有帮助。很多研究都毫不质疑地确立了这样的观念：货币因素对价格水平有重大影响。但是用货币主义模型来解释价格革命的首要原因时，出现了困难。因为时间总是不太对得上。比如，16世纪价格革命早在1475年就开始了，比美洲的贵金属运抵欧洲早了三十年，比其大量流动早了五十年。

而且货币主义模式无法解释价格革命的许多方面。它无法解释相关价格的动态、物价和薪酬动态的差异，或者劳动力和资本收益的差异，也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价格和利率在长期通胀中一同上涨—即吉布森悖论（Gibson Paradox），这是货币主义的一大问题。

货币解释无法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最初会选择扩大货币供应，或者在某些时期比另一些时期更多地采取这种做法。历史上货币供应的增加，不是像宙斯扑向达娜厄时那样化作一阵黄金雨而凭空出现的。人们深思熟虑后决定改变货币供应的规模，不是为这个原因就是为那个原因。在这些事件的历史中总是有一个先决原因。

此外，货币主义模型在一些时期比在另一些时期更管用。它在价格革命的中期和晚期阶段表现突出，对于早期阶段以及价格均衡期则并不适用。将它用作一个历史变量而非理论常量时，它的诠释力更强。在一些时期，货币的力量强大、锐不可当；但在另一些时期，其力量很弱，而且是次要的。

总而言之，威廉·阿贝尔根据长期细致的研究得出结论：“谷物价格的长期趋势……无法通过货币流通的波动来充分解释，尽管从让·博丹（1568）的时代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即便拿单纯数量理论的改良形式来救场，价格动态过程中的时间差依然令人费解。”10

简而言之，货币模式是解释价格革命原因的一个必要且重要的部分，但不是一个足够充分的解释。单靠货币主义是行不通的。

对起因的第二种解释，是马尔萨斯主义模式，以经济和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平衡性为核心。在这里，马尔萨斯的论调同样对我们大有帮助。价格动态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关联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稳固。许多（并非全部）历史学家相信：马尔萨斯主义模式与中世纪价格革命，尤其是14世纪大危机留下的证据十分吻合。有些人带着同样的信心将它适用于17世纪的欧洲普遍危机，以及20世纪非洲的危机。

但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在马尔萨斯《人口论》出版（1798）之后，他的模式就不再那么切合西方世界的历史事实了。从18世纪晚期到我们所处的时代，欧洲的危机大都源自结构上的不平衡和制度的不稳定，远远早于马尔萨斯主义所谓的“积极限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差异暗示，人口压力是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而马尔萨斯主义模式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马尔萨斯主义（以及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调有助于解释问题的许多方面。就像货币模式一样，在解释价格革命时，它们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不足以完成当前这个总体解释的任务。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依然受到美国和欧洲许多学究式历史学家的青睐。乍看之下，波状图的一些部分看起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框架。生产制度的变动，对价格、薪酬、地租和利息的动态都有重大影响。而且历次巨浪中的不平衡性，都部分地源自阶级差异，并且反过来又催生了阶级冲突。这些模式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都十分明显。许多学者，无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中世纪价格革命的高潮是“封建主义危机”的一部分，并且是生产力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过渡。一些人则对16世纪价格革命提供了类似的解释。还有些人试图将20世纪的长期波动说成是一场资本主义危机。

然而，对年代表的检视揭示出：近现代的四次浪潮不完全符合统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三种生产制度理论。“价格剪刀差”这样的情况，被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是“封建主义危机”引起的，但它发生在每次价格革命之中。20世纪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那些事件，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更进一步地说，被马克思主义者归于生产制度的历史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交易结构以及其他物质和文化联系。总体而言，价格革命和价格均衡期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的组织变化模型不存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模型依然在很多方面有着启发的作用。它促使我们铭记：历史是关于全人类的，而不仅仅属于少数精英。它提醒我们，阶级关系是我们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教导我们眼光要长远，要有大局观。

第四种模式是寻求用农业生产的节奏来解释长期的波动。主要论著来自埃内斯特·拉布鲁斯，他论述道：法国经济中的价格波动受到农业收成的驱动，而歉收会使谷物价格升高，降低农民收入，并且使得穷人将他们少得可怜的薪酬大半花在面包上。这些因素被认为引发了工业产品市场的缩水，并导致了总体萧条，会一直持续到收成改善，使价格回落和恢复。其他高度复杂的农业模式是由伟大的德国学者威廉·阿贝尔发展出来的。

这种路径有许多长处。它在被发明出来的那个时间和地点—16到18世纪的欧洲乡村历史中—最为切实有效，有助于解释每次价格革命中相关价格、地租和薪酬的动态，让我们理解艰难时代与高昂物价的特殊结合，而这种结合在每次大危机中都发生过。

但是，面对20世纪的巨浪或者近代早期北美和南美洲的情况，它却完全失灵了。它的另一个弱点是，很难解释为什么农业收成的变化在历次巨浪中依据时间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后果。价格革命早期阶段以及价格均衡期出现的短缺，不像在大危机时期出现时那样具有灾难性。17世纪90年代的歉收，尽管也非常严重，其结果却与18世纪80年代短缺的后果迥然不同。为了解释这些差异，就必须超越农业模式的界域。

而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模式，尤其是它的供求法则。这种方式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帮助。物价的涨跌可以被理解为总体需求水平变化的普遍结果。货币模型也有着新古典主义式的基础，即把货币看作一种商品，认为其价值随着供应量而反复波动。在这个及其他方面，新古典主义模式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价格机制的工作原理。

这种模式在解释为什么每个历史时期它的运作都不相同时，相对不太成功。它帮助我们清晰地按照供需模式思考价格动态，却并不能解释需求变化的原因。这个模式可能有助于建立一场巨浪的模型，但无法告诉我们巨浪从何而来，或是为什么形成了其独特的波形结构，以及它为什么又戛然而止。

通过对长期经验的观察，一位法国学者总结道：没有长时段（long durée）的历史问题能够单单通过经济学来解决。人们可能同样会说：单靠历史学也不行。历史学和经济学，如果其中一个想要取得哪怕一丁点进步，都必须双管齐下、齐头并进。经济理论中寻求普遍规律的方法与历史研究中的个案研究工具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解释我们问题的另一种途径，是广泛意义上的生态学。它认为，这些巨浪都是由于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发生的。多年以来，许多学者都试图将地球的气候变化与太阳活动同价格动态和大危机联系起来。近来，在气候历史领域，有很多对14世纪寒冷时期、蒙德极小期*、17世纪太阳耀斑，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小冰川期”的学术探讨。14

乍看之下，所有这些插曲都与我们在欧洲以及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看到的重大危机时期有关。更早的同类全球危机也被古代历史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甄别了出来。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巩固这些论断。

但是在近现代时期，气候模式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年代记载是问题关键所在。例如，欧洲17世纪的危机与蒙德极小期有所重合，但开端早了五十年。17世纪末、18世纪和19世纪，几段突出的寒冷时期被总称为“小冰川期”，它们展现出与短期波动的密切联系，却与长期趋势不符。1979年，气象学家、古生物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哈佛大学齐聚一堂，得出一般结论：气候变化与长期的经济变化之间并无密切联系。

毫无疑问，气候变迁是1315年、16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80年代危机的沉淀剂。它们还作为一种强效催化剂，在巨浪的各个时间点发挥着作用。但就目前所知，环境变化似乎不是近现代时期物价动态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论断可能随着进一步研究而发生变化，但目前的生态模式更适用于解释核心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用来解释潮流本身。

最后，还有历史主义模式，寻求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它的出发点是每个历史事件都独一无二，要用特定的情境、独特的细节和内部的复杂因素来解释它。当历史主义者试图对零散事件进行总述时，他们采用集成的方法，而不概括。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H.A.L.费舍尔，他主张：历史是个巨大的事实，无法进行归纳。对于价格革命这一主题，历史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每次巨浪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并且细节会造成很大差异。但历史主义无法解释自中世纪以来反复多次发生的这个总体模式。

这七种归因策略，每一种都有助于解释问题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没有哪一个足以解决它。当前解释的任务要求融合其他的方式，取长补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解释应当融合生态、人口、社会、货币和经济因素。它不应当沦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多元论，或是降格为具体个案解释。它应当既能解释历次价格革命的相似点，又能兼顾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另一种因果模型：自发的变革

一种有说服力的模型是以价格革命的内部动力为核心。其出发点是：一种文化就是一张复杂的因果关系网，连接着物质结构、文化价值和个人行为。它将历史看作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事件，尤其强调人们的选择，不同选择引发的结果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方式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偶然性和选择。

让我们从一次价格革命的晚期阶段开始，该阶段的特征是价格多少比较稳定，实际薪酬正在上升，地租和利率正在下降，社会变得越来越安定，物质条件正在改善，而且文化期待也趋向于光明。在这些时期，人们开始对重大问题作出不同的选择。他们决定早婚，生更多的孩子。他们对经济问题的决策也不同了，野心日益扩张，而行动的范围也在扩大。这些选择不是全然，甚至不是主要出于可以用物质来解释的理由，而是因为文化氛围和期待的变化。

这些选择的结果是总体需求的增长速度远超供应。随着事情的发展，总体价格水平开始上升。一些物价比其他上涨得更快。食物、能源和住房引领涨价的潮流，一方面是因为其供应量弹性较小，而另一方面是因为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长更快。工业产品的价格涨得较慢，因为它们更容易被大量生产。相关价格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态势。地租和利率开始攀升，同时对土地和货币的需求也在增长。实际薪酬起初还能跟上增长，但随后开始落后，一部分是因为人口增长使劳动力的供应量增大，而另一部分是因为变化的态势更有利于处于优越地位的人。

一段时间内，这些趋势在与此前均衡期相同的波动范围内发展。当它们超出这个范围，并成了明显可见的新的长期趋势时，个人和机构会作出另一套决定。总体来说，面对通胀，他们的回应是作出导致进一步通胀的个人和集体选择。货币储备被有意增加，以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资本家们收取更高的费用，地主们抬高地租。实际薪酬远远落在了后面。文化情绪开始走入新的轨道，物质上的不确定性和道德上的困惑感在加重。

这些趋势合在一起的效果，就是文化体系内部的失衡不断增加。随着资本收益的上升以及劳动收入的下降，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这反过来又造成了贫困和无家可归的问题。它们给社会关系带来了更沉重的压力，并且激化了阶级冲突。

这引发了又一组选择。每个人都试图找到某种保障，或者从不断改变的情势中获益。权力或财富的拥有者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例如，他们要求减税，并且常常如愿以偿。税收降低，公共收入也落在了开支后面。财政的不平衡在加剧。公共赤字增加，债务还本付息的成本上涨，而政府沦落到近乎破产的境地，采取公共行动的能力下降。文化情绪再一次改变，人们进一步了解自身努力的局限性，而社会悲观情绪日益蔓延—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绝望情绪。其他不平衡的表现也开始引发类似的后果，哪怕人们选择的方式不同。

这些不平衡现象引发了不稳定的状况。物价涨跌的幅度越来越大。多种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都变得危险而不稳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下降或停滞，而价格继续上涨；这些趋势合在一起造成了滞胀。政治上的不稳定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混乱无序、国内的暴力事件和国际间的战争。文化系统也不稳定到了危险的程度；价值和身份的内部冲突越来越尖锐。

年轻人的境况尤其艰难，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好工作或者建立家庭。他们也要作出选择。一些人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生孩子，哪怕还没有结婚。婚外生养的孩子比例剧增。另一些年轻人转而反抗社会体制，或者远远避开。犯罪增加。毒品和酒类的消费上升。年长和富有的人经历非常不同，他们不明白自己的孩子为何如此麻烦不断。但年轻人和穷人，尤其是工作的穷人，被逼入了绝望的境地。

最终，一个在别的时代可能只会引发小混乱的触发性事件，却在这时引发了一场重大危机。这个触发性事件本身可能是天气的变化—14世纪初的大雨连绵、18世纪的寒冷年份或者20世纪的干旱，也可能是一场瘟疫或战争。它可能是恶劣的君主，或者无能的总统，也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煽动家，或者只受自己恶念驱使的独裁者。更常见的—也是最危险的—是一个各种灾难的综合体。无论这些小事件是什么，它们都可能造成荡涤一切的后果，毁掉一个岌岌可危的不稳定的文化体系。

这些事件通常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给社会组织结构施加压力。既存的社会网络非常强韧牢固，并且顽固地维持现状。它们还具有高度的反弹力，通常能够成功地应对压力。危险来临时，它们同时遭受各方压力。这是大危机发生时的情况。结果就是这样一段时期：年复一年的政治失序、社会冲突、经济崩溃、人口下降和文化上充满绝望。

这场大危机释放的压力，引发了价格革命。随后，经济趋势又发生逆转。需求下降，随之而来的是价格通缩。实际薪酬开始上升。利息和地租下降。不平等现象继续了一段时间（上次变化机制的滞后效果）。还有其他一些滞后效应，比如人们在一段时期内，继续用前一时期的模式思考。但是新潮流迅速形成。随着它们如此这般的发展，平等性稍有提高，或者至少问题不再加剧。接着有了一段均衡期，并且文化情绪变得较为积极。人口增加，总体需求开始增长。这种模式又开始了。

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都源自一系列的选择，它们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这些选择是自由作出的，却成了后面一系列选择的前提条件。个人选择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无人计划，也无人向往的集体性后果。历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尤其如此。在自由市场中，个人对通胀的反应通常都会引发进一步的通胀。个人对抗经济不稳定状况的防卫措施，会导致经济变得更加不稳定。

这个过程，可以称为市场的非理性，即个人的理性抉择转变成了极为不理性的集体性结果。市场在这里远非什么仁义慈悲的力量，当市场仅靠自身规律运作而无人管理时，就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体系，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反复地导致社会制度和经济系统的崩溃。

这种偶发性过程的结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重大改变。个人和机构的选择之间的平衡大都摇摆不定，而因果关系的模式也变得更加复杂。13世纪最早的那次浪潮，主要是人口造成的资源压力引发的。第二次浪潮，货币因素加强且与人口压力紧密结合—这种趋势很快被博丹和其他学者注意到。第三次浪潮，结构上的决定因素中又加入了一层体制上的复杂性，比如英国的斯宾汉姆兰济贫制度、银行制度和证券交易所，还有更加复杂的人口增长动态以及经济加速增长的态势。第四次浪潮，体制上的复杂性更加突显，表现为：只有底线没有上限的管制措施、用行政手段调节物价、竞争性通胀、薪酬—价格螺旋，以及其他种种。

结构上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为干预不断增加的过程，后果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价格革命倾向于变得更加迅速。另一个结果是其破坏性大大降低。从一次价格革命到下一次，人口灾难的量级逐次下降，但社会冲突的激烈程度却上升了。偶然性的结构属于历史变量，但它的运作总像一张罗网一般，在一个文化框架之内不断增加个人的选择。

这些复杂的过程，以及它们掀起的巨浪，引发了许多后果。从物质上来说，它们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强有力的决定因素—不只是因素，而且是某种更重要的东西。历次价格革命的后期总是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加剧的时期，主要是因为物价、薪酬、地租、利息和生产的走势的差异。历次价格均衡期的后期，都是以财富和收入分配的相对稳定为特征的，有时还要加上渐趋平等的态势。16

其他社会性后果，表现在暴力犯罪率上。在历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尤其是在大危机期间，杀人犯罪率激增，并且与价格动态息息相关。在我们这个时代，犯罪的增长通常用其他因素加以解释—比如法律实际执行的失败，以及道德价值观的衰落。这些答案不过是同义反复。问题是，为什么法律的实施会失败？为什么道德价值观会衰落？答案可能蕴藏在物质和文化条件之中，也在于偶然性和自主选择的过程之中。在每次巨浪的后期阶段，价格动态都与犯罪率紧密相关，二者的统计学数据的移动轨迹可谓如影随形。

而另一种社会后果体现在家庭观念的没落上，尤其是非婚生子现象。总体而言，这些趋势在价格革命期间上升，价格均衡期时下降。在20世纪，这种关联性非常牢固，并且在过去有据可查的记载中，情况也是如此。从16世纪至今，它都得到了人们的观察和衡量。

历次巨浪，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更深刻的动态，也对文化史的主线产生了重大冲击。思想史中重大潮流的时间，同价格革命的节奏高度吻合。价格均衡期也恰逢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维多利亚时代。其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思想潮流显然不是对价格动态的机械反映。相反，价格史和思想史都是对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状况并行不悖的反映，也展现了文化影响之下的个人选择，这既是巨浪掀起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工具。

这一模型将价格革命理解为自生自发的过程。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每一个阶段自身都蕴藏着迈向下一个阶段以及再下一个阶段的因由。这种因果序列在其决定性上并不是僵硬固化的。它的发展方式，犹如一条个人选择的链条，同时也是一次又一次巨浪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的结果。

回顾与展望

最困难的问题依旧存在。我们将走向何方？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历史研究不会为我们提供这些问题的答案。它无法预言未来。但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以及离我们很近的过去。

本项研究得到的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一次非常绵长的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或许是关键阶段。它还表明，这是全球性的进程。如今，我们的命运与全人类的境遇息息相关。过去的情况也表明：未来会发生什么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人类并不能掌握一切，但是我们塑造历史进程的集体力量，在过去的八百年中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可以明智或者愚蠢地使用这种力量。但毫无疑问，我们的抉择将会影响子女和孙辈，以及尚未出生的世代。

但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应当作出什么样的个人选择？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又应当做些什么？一些人一如既往地相信最佳做法就是什么也别做，让市场进行自我纠正。这种论断早在14世纪时就存在。当中世纪文明在身边土崩瓦解时，布里德灵顿的教士曾对一道价格法令表示反对。他相信“一切生命的硕果累累或贫瘠荒芜都只取决于神的力量，因此，必当是土地的肥沃与否而不是人的意志来决定价格”。今时今日仍有人秉持大致相同的态度，只是他们用自由市场代替了布里德灵顿教士所谓的神的力量。

相信自由市场好处的人，其信仰有一点是正确的。假以时日，市场确实会纠正几乎所有可以想象出的价格扭曲现象。但如果我们信赖市场，就等于忽视一些严酷的历史事实。14世纪自由市场重新恢复了均衡状态，但那是在黑死病之后。17世纪时，它故伎重演，直到一场普遍危机摧毁了欧洲的和平才恢复均衡。维多利亚时代，自由市场再度恢复均衡状态，但那也只是在拿破仑战争的大肆屠戮之后。简而言之，在过去的八百年中，自由放任主义的座右铭—“让自由市场顺其自然”—导致的人类苦难规模之大，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事情大可不必如此。

第二个历史事实也容易被自由市场的信徒所忽视。在经济史中，均衡期是例外情况，而不是常规状态。自由市场恢复均衡，只是为了再度打破它，并再度引发一系列新的不平衡和不稳定，一切的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纵观整个近现代历史，多数自由市场大部分时候都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常常是危险的、毁灭性的不均衡。第三个事实同样经常被遗忘。在我们复杂而又高度综合化的现代经济中，再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了。20世纪的自由市场是一种经济学的虚构，就像18世纪政治理论中的自然状态一样。今日的市场已经受到高度的管制，并且受到公共或私人手段的积极操纵。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当干预市场，而是我们应当作何种干预，以及由谁来实施，还有实施的程度。

如果我们必须干预市场的运作，那么问题就变了。我们应当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干涉？是否应当将压制通胀作为主要目标？在这里，就像以往一样，学者们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对于长期通胀这个特定的主题，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涨价未必是坏事。一些人认为，这甚至可能是好事，或者至少比其他的选择好。一些人相信：对通胀的恐惧比通胀本身更具有破坏力，而且那些旨在抑制涨价的政策对现代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害。另一些人则采取相反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采取的行动太少，因而未能控制现代社会的这一大祸患。

为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问题，就需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长期通胀，或者更准确地说，长期通胀所代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给人类带来了大规模的深重的苦难。主要问题并不在于通胀本身，而在于与通胀相关的不平衡、不稳定和不平等现象。

过去八百年的历史记录显示：普通人对通胀的忧惧心理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是通胀的牺牲品—比精英阶层牺牲得更多。并且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普通人有一个独特的忧虑理由。从1963年到1973年这动荡的十年中，四十个国家遭遇了超过15%的通胀率。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这四十个国家中有三十八个国家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废除或削弱了民主机制。一个试图通过公开选举作出政治决策、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来规制其经济决策的社会，在不稳定的价格所带来的影响面前，尤为脆弱。

价格革命及其催生的长期通胀，导致了过去八百年中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但还有一个麻烦。近来的反通胀政策又用另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以相同的方式—造成了重大损失。如果通胀和反通胀政策都会带来麻烦，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做？这里有五个建议。

学习长远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学习历史地思考我们的境况。历史不只是关于过去的记载。它也与变革和存续相关。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长期远景的。经济计划的两个主要错误是：对长期问题进行短视的思考，并且采取不合时宜和泥古不化的政策，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变化。军事史上有一条箴言：将军们受到的训练，都是针对上一次战争的。同样，在经济史中，计划者和管理者获得的教育，都是关于如何阻止上次的危机再度发生。而下一次的情况，总是有所不同。

如果我们对价格革命进行历史性的思考，会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价格动态是历史的进程，其量级、结构、起因和结果都具有很大的变数。第二，这些变数形成的模式，我们只是刚刚开始有所理解。对于他们所面对的经济发展进程，许多政府首脑、公司领导、商业经理人、经济理论家和私人投资者都没有多少历史性的理解。从一时的（常常是非常近期的）历史环境中得出的观念和解决方案，被应用在另一些并不合适的情境中。纠正方法不是仅仅依靠历史知识，还要采用历史性的思考方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教导政界、商界、新闻界、学术界以及社会每个产业的领军人物。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从大局出发、作长远思考，并拓展决策者的眼界。美国尤其如此，在那里，我们还需要教育每个公民用更大的格局来思考眼前的问题。

拓展对情况的认知

其次，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长期趋势和大背景的具体信息。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海量的信息，但这些并不是我们最急需的信息。公共和私人机构粗制滥造出堆山填海的经济数据，大多是用于监测国境之内的短期动态。美国政府的大量统计数据，都是围绕上个星期、上个月或上个季度。每个月，一组组新的经济指标就被展示给公众—出厂价格、消费价格、上涨比率、对外贸易、房屋动工、汽车销售、货车运载、猪肉合同等。

在一个经济状况越来越瞬息万变的世界，这些报告成了头版新闻。我们研究它们时的严谨细致，同我们的祖先检视占卜骨头时的审慎不相上下，并且效果也差不太多。上个月的指标数据没什么意义，除非将它们放在比前一个月更广阔的脉络之中。这种联系相关情境的知识，在今天常被忽视。而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知识。目前，大规模的长期研究被留给了个人研究者，他们形单影只地在学术机构中用类似乡村家庭手工业的原始方式工作。这种劳动分工不合理。我们的主要机构应当承担大规模信息搜集的工作。

不幸的是，在本书写作期间，这种数据搜集活动不仅没有扩大，反而遭到削减。美国国会削减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经济分析局、劳工统计局以及其他数据搜集机构的研究预算，而此时正是最需要信息的时候。《纽约时报》评论道：“其中的道理似乎在于，如果政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会较少干涉私人产业……但更可能的结果是，它依然会干涉，只是做法更不明智而已。”

经济政策

知识的增长可以帮助我们发明更好的手段，用以管理现代经济。我们近期在这个方面大有进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新的规制工具的使用都大获成功。

其中，各种货币工具表现抢眼。在货币政策的设计、货币机构的发展，以及对选民和精英阶层的货币教育方面，我们颇有长进。这一切的重要性，现在都已十分清楚。稳固而严谨的货币政策及其严格细致的实施，是现代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此外，重大进展还在于：将利率作为一种规制经济系统的手段加以运用。这个方法迟至1966年才被美联储首次大规模采用。三十年后，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经济政策工具。

我们在财政政策领域—也就是将公共税收和公共开支用作制定经济计划的工具方面—则没有那么成功。在这个项目上，我们的上一辈人做得更好。今时今日，财政问题更加令人几乎无从下手，而解决方法依然不甚明了。在美国，财政政策的最低谷出现在里根政府时期（1981—1989），当时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和共和党出身的总统加在一起，制造了比其他所有总统创造的债务总和还要高的国家债务。我们痛苦地从这段经历中吸取教训；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至少略好一些。但重大财政问题依旧存在。它们还混合了左翼和右翼的煽动家、不负责任又愤世嫉俗的记者以及数百万既要求更好的服务又要求减税的美国人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恢复使用一种在很多方面都有帮助的经济工具，我们就必须赶紧整顿财政机构。

在经济政策方面，既存的货币和财政工具全都是必要的工具，但它们不足以完成当前的任务。它们是强大的武器，却又非常粗糙和迟钝，有时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当面临通胀威胁时，中央银行试图通过采用各种方法“冷却”经济—通常是通过提高利率。而这些方法的副作用有时甚至比它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更糟。

部分的问题在于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他们试图通过“冷却过热的经济”，甚至通过故意引发“政策性衰退”来控制通胀。他们让人想起18世纪的医生们，试图通过放血、催汗、发疱和清洗疗法治愈病人。这些救护方法有时比疾病本身更具破坏力。在欧洲和美国，反通胀政策抑制了经济增长，降低了实际薪酬，并且助长了多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重要的第一步就是研究价格革命的历史动态。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发现，例如，这些巨浪对社会和经济的最大破坏，并非是通过长期缓慢的通胀，而是通过短期急剧的物价暴涨造成的，这在历次价格革命的后期阶段都会发生。薪酬通常在物价暴涨的时期落后于物价最多。犯罪的浪潮也呈现出同样的走势。这些暴涨态势既是机遇，也是问题。在暴涨趋势形成的阶段，短期且有特定目的的、强有力而又目标精准的政策和工具得以被采用。

这类工具中的两个很快进入我们的脑海。对于特定商品的价格猛涨，可以通过使用商品储备来降低价格。主要商品的储备，可以仿照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模式，用于缓冲突然涨价的冲击。这种工具对长期通胀没什么效果，不过能够比“冷却经济”或“政策性衰退”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更高效地抑制破坏性的价格暴涨。这不仅仅是一种假设。海湾战争期间，老布什总统就这样成功地使用了一小部分的石油储备。面对高涨的油价，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4月29日也如此行事。较之消费量而言，释出的石油数量很少，效果却超过了专家们的预期。我们可以组织一个新的联邦商品委员会，将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从选举之年拉选票的诱惑中解放出来。

另一种经济管理工具，是一套备用物价管控制度，专为应对物价暴涨时期而设计，作有限的短期之用。价格管制“不管用”已是陈词滥调。这个经济学教条大错特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短期的价格管控两次在美国发挥了奇效，削弱了物价暴涨的危险势头，而且没有破坏经济的增长。

以经济学家们的足智多谋和开明通达，他们应当能够将这些工具打磨精致，并发明出更加适于新古典主义学派口味的其他手段。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我们需要更精致、更节制而又更灵活的方法，用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的话来说，就是“开放地迎接不可预见的情况”。这些手段的目的应当是提高我们的选择能力，而不是限制；能够与市场的力量协同合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重要的是，要创造比我们现在拥有的粗劣工具更好的手段。

社会政策

价格革命也引发了需要注意的重大社会问题。最危险的是物质上的不平等待遇，这在每次巨浪的后期都会出现，但从未比我们这个时代更加严重。从1968年到1996年，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状况迅速滋长—就像从13世纪开始的历次价格革命时那样。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结果都是灾难性的，不仅对于身为主要牺牲品的穷人，而且对于整个社会制度都是如此。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如果我们忽视它，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物质上不平等的滋长，削弱了经济的增长，破坏社会秩序，而且大大损伤了社会组织脉络。每个人都在劫难逃—无论贫富。

所有这些都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每个国家的法律和经济政策都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有着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国别比较来观察它们的效果。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德家庭中最贫困的20%获得了家庭收入总额的13%。而在美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其收入仅为家庭收入总额的6%。

在动荡的经济局势中，一种更加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式，可以既不借助征收，也不需要直接转移来达成，而是通过低调而比较不具有侵入性的举措。没有必要劫富济贫。有更好的方法。教育投资的扩大，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扩大住房建设项目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家。修改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将我们主要依赖的对象从行将就木时的收入补贴，转变为在我们生命周期更早时候就可以获得的资本累积。开明的税收政策可以遏制转嫁在穷人身上的、如今越来越高的累退税。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中，创新性的就业政策可以保护工作的权利，并提高对劳动者的保障。只要有一点想象力，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公权力和私人的共同努力，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达成—如果我们有为此努力的政治意愿的话。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政治意愿。它反过来又要求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有一种共同的集体责任感。我们应同舟共济。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个人自由以及最低限度政府的传统。这种思考方式是我们文化的核心，并且理应如此，但它只反映了美国历史遗产的一个侧面。我们国家的缔造者们常常写到“美国的自由”，并且试图通过集体行动来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的自由理念比我们的更加平衡。先辈们清楚地了解集体行动在自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此时此刻，我们也应当将其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