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月15夜，北平西北郊，解放军挺进海淀，傅作义部队仓促撤进城内。 这一天，北京大学在炮声中举行了建校五十周年典礼，校长胡适进行了简短的讲话，随后去南苑机场登机撤往南京。他曾动员燕大校长陆志韦率师生南迁，一向痛恨国民党腐败的陆校长严辞拒绝。 12日其他兄弟院校这下吃了定心丸。从北到南，各校相继为解放军“开门”。当时他们不会预料到，仅三年后，全国所有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都被撤消。原国立高校，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每一所旧中国走来的大学，校史上都记载着这样一笔拐点：1952年6民国大学基本都遵循美式教育理念，设立学院，下设若干系，强调“博雅教育”；而苏式高等教育制度认为，专业就是一行专门职业或一种专长，高校的目标就是培养专门人才，专业设置越具体越好，并要和实践就业紧密结合。这次教育会议的设想，即把中国大学按照苏联模式进行改革。 在清华，社会学“进步教授”费孝通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门“大课”；教会学校“领头羊”燕京大学配合最积极，1949年6年10中美关系降至冰点，美国政府首先冻结在美中国资产并禁止向中国汇款，中国政府以冻结在华美国资产还击。教会学校失去了美国资金，又被视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中国的阵地”，可谓里外不是人。1950所教会大学，有11所改为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补助。所有美籍校董及其行政职务均被解除，美籍教师要么被辞退，要么在反美气氛中自行离职回国。 学校所有权的改变只需一纸行政命令，让师生思想大转弯，不是易事。曾留学德国的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私下对朋友说，“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燕大教授张东荪说，“中国今后要工业化，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而不是苏联。”清华社会学教授潘光旦表示，自己大半生与美国联系密切，仇美实在仇不起来…… 年9日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全校停课，教职人员人人“洗澡”，一一“过关”。“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的指示是：“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一次过关是幸运的。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检讨了三四次也没能过关。曾留学美国的他反对“苏联式的灌输教育”，认为这样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而且他所研究和教授的社会学，是发源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科，其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是一个带着“原罪”的学科，潘光旦自然成为重点洗澡对象。大学时代潘光旦因跳高摔断腿，后来感染截肢。每次检讨，他都要“金鸡独立”四个小时。1952月初，《光明日报》分两次刊登潘光旦的长篇检讨：《我为何仇美仇不起来》；12日万字。 教会大学“认贼作父” 燕大西语系教授柯安西返美的时候，有学生给他送了一面旗子：“春风化雨，惠我良多”。“认贼作父”已至如此程度。市委专门成立了工作组进驻燕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年刚从英国回来的侯仁之。这些发言事先得到工作组帮助指导，工作组还与学生干部联系好，发言期间让他们组织学生向大会主持人传递“表扬”、“满意”的纸条，由主持人宣读，在一片掌声中结束大会。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上台则正相反，学生干部向主持人传递“不满意”、“不通过”的纸条，以及对某些问题的“质问”，不予通过，最后把他们“轰”下台来，下次开会继续检讨。 年，一个国民党官员对陆志韦说：“共产党在燕大都闹翻天了，你的公子也混在里面，你也不管管！”陆回答说：“燕大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学生们追求真理有什么可指责的？连美国教员也支持学生呢！”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进步的陆志韦严重跟不上新时代要求。上级指示，“只从经济上断绝了和美国的关系是不够的，必须表明态度，思想和精神上脱离和美国的关系，从内心深处仇视和痛恨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这对陆志韦来说太强人所难了。他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是美国人，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在通信联系。他尤其与燕大前任校长司徒雷登友情深厚，司徒雷登是他的证婚人。 年被开除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年院系调整，“为燕大送终”。 大调整中的生死存亡 年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当时未能提上日程，除经济、人员力量不足外，主要障碍有两个，一是旧大学里英美教育理念根深蒂固，知识分子亲美思想转变不过来；二是中国尚无按苏联模式运转的大学样板。到1952从1950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全国高校教职员工的91%接受了“思想洗澡”。9日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全国高等学校从211所，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所削减为21个学院下设35个系。全国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清华和浙大，调整后都成为工科大学。清华人文学科大部分并入北大；浙大理学院文学院并入复旦，法学院停办，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建校。 政治学和法学与现实社会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旧社会研究这些学科的学者大多被视为无用甚至反动的人才，院系调整中对他们的处理颇为随意。南大政治系教授王明辉调至南京师范学院教美术，南大法律系主任赵之远调至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法律系教授吴学义调至华东药学院图书馆，祝修爵调至南京工学院图书馆。 多个社会学系只剩下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两家，但1953年才恢复重建。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费孝通记得，※※※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费孝通被调至刚刚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从事少数民族研究，同时被调去的还有他的老师潘光旦。1957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在院系大调整中诞生，最典型的是北京海淀区的“八大学院”，班底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大学中拆解出来。1952院系调整历来被解释为照搬苏联模式，其实，苏联虽然重视单科大学建设，专业设置也比西欧和美国大学更加专业化、理论化，但并不完全排斥综合性大学。莫斯科大学本来没有工科院系，就在20年代初还成立了工科性质的物理技术系，而当时中国正在将北大、南大的工科院系一刀切掉。对于后期才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和地区，苏联也没有实施“院系调整”，各大学基本保持原貌。 教育奠定基础。院系调整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改变了大学长期分布不均衡的历史状态。 现在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话一出口，赵萝蕤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1951年9年12日年的燕园。曾经以自己是燕京高材生而倍感骄傲的学生们，不敢再提自己在这所大学读过书，学生黄宗江因为保存了一套以司徒雷登照片印的明信片，“文革”时被打为“司徒雷登的黑宠儿”。陆志韦在离开燕园后的18<span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roman"; style="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2pt;">年人生中，一听到老燕京人挨整的消息，就觉得是自己的错，觉得对不起燕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