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董氏族谱研究动向与隐忧

族谱研究

董氏族谱研究动向与隐忧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一、欧苏后出现私修家谱，明清统宗统系的泛滥

 

 

先秦时期，最早记载族谱是《周官》、《世本》等这种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出现《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族谱作为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宋）郑樵《通志·卷二十五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定而藏之秘合，副在左户”。唐朝抑制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太宗令不准沿袭旧士族为高门，改以新的官品论门第高低，士族队伍的扩大,谱牒上郡姓增加，增加者多原属寒门庶族。

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天下大乱，门阀士族的特权制度遭到毁灭，包括《姓氏录》的士族谱牒在战乱中焚毁殆尽。（宋）苏洵《嘉祐集·卷十四·谱例》：“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从此无论是士族还是庶族均无谱牒，彻底失去谱牒的士族从此再也没有证明其身份、门阀的依据了，以维护门第为主的官方谱学也由此彻底消亡了。

 

 

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欧阳修（1007～1072）主持编篡国史《新唐书》。《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元）托克托《宋史·卷三百十九·列传第七十八·欧阳修传》：“帝纳吴充言而止。迁翰林学士，俾修《唐书》。……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新唐书》设置了《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宰相世系》四表，欧阳修发现《宰相世系》中有关自己的远祖世系并不清，遂以已知的五世祖为始祖，并用“小宗之法”编修了自己的家谱。不久家族显赫的苏洵也始修并编成《苏氏族谱》。依据《国语》及《史记》等，（宋）苏洵《嘉祐集·卷十四·族谱后录上篇》载：“苏氏之先出于高阳，高阳之子曰称，称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吴回，重黎为帝喾火正曰祝融以罪诛，其后为司马氏，而其弟吴回复为火正。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长曰樊，为昆吾；次曰惠连，为参胡（注：参胡，董姓）；次曰篯，为彭祖；次曰来言，为会人；次曰安，为曹姓；季曰季连，为芈姓。六人者，皆有后。其后各分为数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后为苏、顾、温、董（注：此董氏始祖董父），当夏之时，昆吾为诸侯伯，历商而昆吾之后无闻，至周有忿生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称之，盖书所谓司寇苏公者也。”

自《欧阳氏谱图》和《苏氏族谱》，宋真宗《敕文武群臣修家谱诏》，在欧、苏修谱的带动下，许多士大夫纷纷编修本族家谱，如《宋史·志第四十八·艺文二》“右谱牒类十七家，三十九部，一千六百一十七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如曾肇《曾氏谱图》、许元《许氏世谱》、王回有《清河崔氏谱》以及王安石、黄庭坚、董槐、文天祥等编修的家谱等。宋代私修家谱以欧苏谱所定谱例为典范，形成了宋代私修家谱盛行的局面。

二、族谱的作用与意义

族谱称家乘、宗谱、族谱、祖谱、公谱、谱书、家牒、族牒，是记录家族组织档案材料。主要记载全族户口的名讳、字号、行次、封爵、谥号、姻配、生殁、迁徙、安葬及血缘关系等。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代系排列分明、不容混淆，使之世系疏理、长晚有序、昭穆不紊。世系不同有不同辈分，同辈年龄次序排号区别。世系排行、标定昭穆用字。

族谱有尊祖、敬宗、睦族的功效。加强沟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互帮互助，有助于提升家族的凝聚力。重生报本、尊祖敬宗，明世系源流，知亲疏远近，方便寻根谒祖、起到强宗固族作用。

族谱具有提升家族自豪感，隐恶扬善，构建良好的道德规范，构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教育。常记载家族历代重大事件、土地权属范围、嘉奖物传记、科举仕、名传记及义行节烈等撰修族谱，提高家族自豪感、增强家族凝聚力。构建道德规范，诸如尊老敬长、和睦乡邻、端肃风俗、重视耕读、宗亲和睦等族规，正是中国文化组成部分。具有隐恶扬善特点、也容易衍生出夸大甚至编造家族历史。

族谱常记载全族坟墓、族田族产契约、祠庙管理使用、家族规约训诫、修谱凡例等，教化谕世，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提升治理族人的功能，并达到尊祖收族的效果。

推行里社礼制，弥补王政的不足。构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治理网络，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加强上层建筑建设，创立良好的政治环境。宗族是同姓同宗的亲属集团，也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古时子孝、妇从、父慈所建立的家庭关系是民顺、臣忠、君仁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家齐国治是伦理与政治整合，宗族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传承优秀家训，建树良好家风家教，规范家族行为、提升了家族的精神，涵育了家族的文化，也注入了家族的情愫。

三、民间流行修谱、建祠庙、联谱统宗收族泛滥，攀援附会成风

自宋代私修家谱，并渐渐地从官方流行到了民间。由于程朱理学在朝廷得以推行，逐步把古代宗法制度民间化。嘉靖十九年（1536）礼部尚书夏言上疏改变“庶民不得祭其祖”并建议“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推恩许可民间建祠堂。自明朝中叶，设置家祠家庙合法化，民间建祠堂之风兴起，以江西祠堂最为发达，每立春、冬至各族都要汇聚祠堂，祭祀祖宗。姓族间竞争攀比，为缓解筹资，逐步兴起了连宗修祠，又催生了各姓各氏的统宗统系的族谱、宗谱、大宗谱。

明清盛行的联谱统谱，联之以谱，化弱为强，转柔软为坚刚，旨在扩大家族势力，继而又引发乡族械斗。修谱中，既有对族谱的不断修改，“以臆见向壁虚造”；也有各地族谱均有认先朝名人为远祖习俗，使其家系倍增光彩，形成附会的谱风。随着出现随意上溯，攀援望族，趋附名门，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古有“崇韬拜墓，贻笑千秋。不附梁公，流馨百世”。明清以来，一方面反对远攀华胄，牵合附会；另一方面又主张姓族源流不可不考，不惮其烦追溯始祖以前的远代祖先，以致世人修谱时竞相仿效,莫不以攀援附会为尚。（见2012年刘志伟《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致使家谱世系人物真伪杂羼， 甚或背离史实而失其真。清朝以后是谱牒编修最为兴盛，也是统宗统系现象最为泛滥的时期。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的误导。

（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载：“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但攀强名流古已有之，（清）李天根《爝火录·卷七》：“见文昌庙，仰视其题；曰：'此姓张，吾祖也’！追上尊号曰'始祖高皇帝’。献忠不知书，其从官进谀，比于李唐之追王混元，诳耀百姓；自谓文昌之孙，宜霸巴蜀。献忠乃自题诗于庙；自严锡命以下，皆有恭和御制诗刻石纪焉。《西皋外集》载献忠祭文昌曰：'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老子与你联了宗罢。尚飨’！”，（清）丁若鏞《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詩文集第十卷·文集·李仁华，仁蕃等伪谱情节论报状》：“故欲知其系派真伪。索其族谱。则所谓族谱。伪端百出。奸状尽露。所列系派。无非架虚凿空。其中故领议政鹭渚公之派。府使平日所尝明知。今观此谱。子孙列录。荒乱颠错。全不成样。卿宰文荫。项背相望。而初不举论时存立朝之人。比仁蕃年纪益尊者。一不载录。乃于李仁蕃之派所谓贵才莫同贵万等物。详细载录。伪接于绫城副令之下。而所谓继子弼溟生父东柱者。此是伪接之始也。噫嘻痛矣。海西伪谱之毙。罔有纪极。府使到任之后。因巡营申饬。有伪谱狱事。尚未出场。士族诸姓之伪托者。尚当严惩。煌煌璿派。金枝玉叶。此岂寻常百姓所敢仰望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初年整饬民风民俗史料（上）》，记载

 

 

为江西山界纠纷令地方亲勘其地以成信谳 yàn事折（见《历史档案》2001年1期）：江西按察使翁藻在乾隆十年正月初十日所上的奏：“窃照江西风俗偏信风水，谬谓：获福致祥，全凭秀穴，遂至争山夺地，叠构衅端，或假捏契书，或伪造谱牒，或私埋碑石，或暗立封堆，情伪百出，讼狱繁多。”， 受当时风气影响．各家族在纂修家谱时大都远攀古代君主作为自己的祖先，行文中也经常出现一些僭越之词。随意上溯，趋附名门，攀援望族，冒接世系，乱认先祖的统宗统系现象十分泛滥。于是《清高宗实录》载：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辅德《奏复查办祠谱完竣折》:“在追溯祖先时,禁止妄自攀附”，建议采取毁祠查谱的措施。于是，引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全国性谱禁。辅德遂在江西境内逐族审查，调验谱书，发现问题很严重：江西各族谱中，始祖推到唐、宋，已属近代，而以两汉之前，三皇五帝为始祖者，比比皆是，甚至已远涉到盘古帝皇。仅辅德在江西境内，就查出1016姓的所谓始祖荒诞不经，这些家谱也全部遭到了删节或毁版处理（见李火德，201012，《族谱-追宗溯源 》）。导致不少各姓宗谱牵引远年君王将相的部分被删减，还要追究伪托冒认上祖者的欺君罔上之罪。“辅德向乾隆帝详细反映了江西修祠修谱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采取毁祠查谱的措施。从我所见的一些江西旧谱序例记载看，此举的确在一些地区产生了一定的震慑力，有些谱牒删去一些“违碍”内容，有的宗族更是急慌慌把老谱付之一炬，以免惹祸。”（见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梁洪生《江西公藏谱牒目录提要》）

但这一谱禁并没有持续多久。清嘉庆、道光以后，统宗统系现象再度泛滥。

   1985年以后，随着祖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台湾丶港丶澳地区和世界各地宗亲寻根问祖热的蓬勃兴起，民间修谱再度掀现了高潮。

四、史料记载不同的修谱

一是世系难以考证取其多者列世系。（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九·与王深甫论世谱帖》载：“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礼俗苟简之使然。虽使人人自求其家，犹不可得。”；（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一》：“以考正其同异大抵，文字残阙，其言又不纯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为谱图”这些情形属于史料匮乏，难以考证，只能通过残缺的文字进行整理。

二是初修创意为之。修谱，有历史的局限性。（元）托克托《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传第一百九十八》：“咸平三年，召入翰林为学士，受诏与赵安易同修属籍。唐末丧乱，籍谱罕存，无所取则，周翰创意为之，颇有伦贯。” 周翰则属于“创意为之”，当然南宋董槐也是首修族谱，同样遇到籍谱罕存的情形，有人戏谑称之“造人”，是其记载的前部分世系难以考证，世系年代间隔过短，至少有一部分属于“创意为之”。但这些不属于攀援附会。

三是明清各地出现大量的攀援附会修谱。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著《南雷文案·卷四·唐氏家谱序》中说：“今日谱之为弊，不在作谱者之矫诬，而在伪谱之流传，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唐代学者颜师古早已提出，但后来反而愈演愈烈，编修家谱中的胡编乱造，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顽症。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新修家谱中亦同样存在。乾隆三十年的时候，福建有一个人叫做胡学成，他们就是去修撰家谱，受到了皇帝的重视，结果遭到了控告。江西一个大家族，家族传承上千年，就因为胡编乱造族谱，结果被抓了，主要负责人被杀了，这在当时还引起了轰动，所以其余的家族都很谨慎，将乱编的族谱都烧掉。（见2013年3月23https://wenku.baidu.com/view/a1611f4ba717866fb84ae45c3b3567ec102ddcdb?aggId=a1611f4ba717866fb84ae45c3b3567ec102ddcdb&_wkts_=1679747446417《乱认祖先乱写族谱下场有多惨》）

四是受辅德毁祠查谱的影响以及乱编造族谱影响，谨慎修谱或改谱得以保存。

五、研究与新修族谱中引人关注的几点思考

据不完全统计：较早研究董氏族谱的有董炎星、董承荣、董孝忠、董世策、董鸣鸿、董有田、董佰刚、董立夫、董玉山、董增华、董书尧、董常惕、董顺庆、董世恩、董金水、董金锁、董韵、董振民、董金荣、董全吉、董光生、董文才等人，其后不断增加。

开始的探索围绕姓氏源流、董子思想、谱牒、字辈、迁徙、汇谱、宗亲（联谊）会、典籍、事迹、遗址、宗祠、文物等内容。此时，主要对主张的全国统一在董仲舒下建立全国统一世系不同观点：董孝忠（已故）为主的主张统一世系，也有认为董狐至董仲舒就存在多世代，至汉代不可能仅仅董仲舒一人。其次是董姓源流上，以及惠连与董父的关系有不同看法。对族谱记载与史不符的，开始逐步探讨。但对各地宗长存留的原版不同的族谱，仅仅意会，明哲保身，不予探讨。

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各省董氏QQ联谊群的建立，甚至全国董氏QQ联谊群的出现。族谱研究进入活跃期。大量的族谱公布，进入的探寻参胡董姓、寻根问祖、族谱比对、探讨先祖、寻求差异原由、追溯修谱历史、探索古时联谱统谱、挖掘伪造的谱序即墓碑、《华夏董氏通谱》的编印发行等方面。并在2015年以“围攻”福建董炎星告一段落。此阶段因网络的普及，出现拉帮结派的“联宗统宗”的现象，诋毁对己不利的研究，把公布族谱以某宗亲在网络贩卖进行诋毁，在网络、会议上进行人身攻击、鼓动乱认祖宗。

微信时期进入圈内研究，不同圈内的重新组合，研究集中在各自族谱的研究、共同有或可能有关联探讨、董姓与董氏源流、迁徙分布、同一先祖在不同族谱的记载探索、谱序的真伪、修谱历史变化中的古谱遗阙缘由、联谊活动、寻根溯源等。

从研究方向看，在如何对待古人修谱、研究的不同异议、不同的溯源等方面，笔者与多位各地宗长的交流中，感叹如今董氏之间的不同态度及其行为，实为堪忧，主要表现如下：

1、研究一叶障目，忽略修谱的变化

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经历的人生不同，知识面亦有不同，必然会碰撞出不同的观点。再正常不过。端正对待观点相悖的态度,是非常不容易办到的一件事。需要平和的心态对待、理智地对待,不致因情绪波动而影响。不同的观点也是别人经验的总结，可以不接受，但没必要让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少人似乎觉得自己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觉得别人的思想方法有问题，或者认为别人并不真正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了解事实真相。对待皆然相反的观点，采取其合理之处，扬弃其不合理之处，兼收并蓄是唯一正确的聪明睿智办法。也提升个人的修养。然而，却出现研究一叶障目，蒙蔽心智。

（1）、   对古人伪造修改视而不见（包括族谱、墓碑）

个别人以为有族谱或墓碑的依据，就信誓旦旦没有修改，如明万历乙未年邑庠生董桂生撰写的《晋公申公议》：“吾家自受氏以来，世居陇之河中，晋申二公历仕唐德、宪、文、敬间，讨朱沘不克，出守睦州，遂柝庐陵、德兴以居，居庐陵者祖晋，居德兴者祖申，二公实为两派不祧之祖”，否定海口董申是董晋“胞弟说”或“堂弟说”，撇开这申公与乂公变化不予探讨，可却有伪造的《历代源流考》“未卜先知的缵李荐之晋丁滂之槐；把董申与董晋的谥号，李代桃僵；变成把乂公为董申，把董申的弟弟董三，实际是把乂公儿子集于董三于一身”。然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以此再臆断编造“寻找堂叔之说”。

如《宋·泉溪原谱序》与《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序》三篇皆不同。“虞乡游临川扩源”增加了“原谱序”没有的谊公与世系官爵以及晋公四子的次序，变动“素生子二”为与史矛盾的“溪生子二”，两篇“虞乡游临川扩源”省去不同支系“原谱序”中的 “熹吾肇迁祖也”世系。《叙》加入了“让公世系”，《序》仅保留谦公之子的记载。

《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添加让公世系的记载，明显是以董槐名义增列。个别人以笔者给其寻找祖宗？ 忘却其先祖的“增列”行为。

（2） 、  对古人联谱统谱危害缺乏认识

（明）宋讷《西隐集卷六》：“同姓通谱者有之，同姓妄认谱系者又有之，非谱之义也谱之义”；（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近日同姓通谱最为滥杂，其实皆植党营私，为蠹国害民之事”。

（清）宗派思敬公裔董诰撰《辛未董氏统谱序》“以董氏前有合谱，欲邀请各族能文之士聚集省垣设立总局，重修统谱”。明确了多省统谱有两次，毕竟“前有合谱”，四十六年(1781)岁次辛丑《乾隆辛丑重修谱序》载“简前辛巳年（乾隆辛巳年(1761) ）……常以联谱事”，这样明确属于联谱统宗。一般来说，明清联谱统宗，就如上文所论：“联之以谱，化弱为强，转柔软为坚刚，旨在扩大家族势力”，然而，从《乾隆辛丑重修谱序》载：“后唐兵乱，长眉隐公讳珪遂家于此”却不看熹公字德昭，却连上南宋的德昭，以“德昭公所衍而流焉者也。……信不诬也。”，这样的联谱混乱，把南宋人作为后唐的先祖？同在一序中就可发现联谱的荒谬，以致该联谱流传至陕西镇安。个别数典忘祖，不仔细阅读《泉溪董氏谱系订讹》：“ 述之子德昭生于唐，大椿之子德昭生于宋。生于宋者以其服内之兄德元中南宋进士廷试状元知之，辛谱果有确见，则何不曰自南宋来而仍曰自后唐来，不已自相矛盾乎？……而吾祖之为唐人，盖于此可见矣，非则俱非，是则尽是，必能辨之者，何事支离其说而与创始者相刺谬乎？”，然却有数典忘祖者乱认祖宗，又有个别人拿《乾隆辛丑重修谱序》以游说。

古人及典籍皆载联谱统谱之荒谬，今人不看是否出自联谱，以董槐为浙江谱董宗本之裔分析，58世董晋至76世董敏，出生相距140年，平均一代8年；78遵训、遵谦、遵诲（926--981）…79祈、旺、隆…（？世）董槐；可以粗略计算至董槐（谱1191～1262）世代间隔。况且，乾隆五十七年《重修董氏宗譜序》一致：“始迁始祖以宋贤相槐为率，其后瓜绵瓞衍，棋布星罗下埠头、董家塘、马秣桥、稠溪、大根、杜墓皆统此大宗”。明确以“始迁始祖董槐”，何以在此前有“迁徙祖”，岂不自相矛盾。“始迁始祖”是一支的始迁，却又被统宗联谱？既然，董槐为右丞相序“熹吾肇迁祖也”，则以“熹公”世系，名正言顺、实至名归。

（3） 、仅从数字探讨，不了解修谱过程

《虞乡游临川扩源源流考叙》添加《宋·泉溪原谱序》没有的让公世系，明显是以董槐名义增列。个别人以笔者给其寻找祖宗来诋毁？ 忘却属其先祖的“增列”行为。进而以偏概全大加鞭挞董槐谱序，讥讽“造人”，如此不加区分首修的族谱匮乏与后人伪造的区别。却又连嘉靖谱为何毁弃，仅存一分支存“叙”，然“溪十三传”臆断“十”为“于”，然谱中“晋十四传”、“二十三世孙（某）（分支迁徙祖）”、“数传”等皆源于董槐谱世系，实证就可以否定想当然的猜想为“于”的荒谬。其后，与迁徙祖世代间隔统计九世到分迁徙祖。到应该数一数“溪公”下来世代数，且是明朝嘉靖的新谱序。个别人居然以“11世”算，也不看谱序“二十三世孙（某）”？然个别人依然不认为自己的谱多为后人造假伪造，大言不惭以“就预料到这谱就给某人（笔者）杀手锏”，却不反思嘉靖谱到哪去了？唯独此谱流传？

然而，却有以族谱对照史料，看看年代是否吻合，以为吻合就是“世系清晰无误”？这样的数学计算，如何也计算不出修改族谱删除多少世代，就算数字如何的精准，是得不出伪造后如何删除“二十三世孙某（分支迁徙祖）”、“数传”中一些世系的。如此的修改，况有后修谱的再改“玄孙”？

（4）、对古人文献记载一知半解、断章取义

如“世系殊多缪戾……而于吾始迁之祖，所自出之世次，或亦未之深考耳。”这整句是连贯的，“……”前“是因，“……”后为果，最后为“于吾家先后源派，岂曰小补之哉。”。不详读者，以“世系殊多缪戾”，进而臆断总谱源流，却不知实为对分支先祖“所出之世次”记载有不同看法。如此断章取义，不得要领。

对待古籍记载的“无后”，当作今天的语义没有后代的误解。古人无后，是其后没有出现候伯氏族。以致对参胡董姓部落曲解。

（5）、混淆第一次修谱与后人改谱的不同取向

借托宋人未卜先知“缵李荐之晋丁滂之槐”；《旧谱》修于彭时尚未出生前，却伪造从彭时的手中购谱；信誓旦旦以凭《万姓统谱》为董晋之孙为佐证，与宗长摆谱论道。然明《万姓统谱》却不是“生子一”反而是（清）陈梦雷《氏族典》仅记载 “一子”，无疑伪造明朝作序，实则清朝时假借作序；杨筠松早于某派迁徙祖的曾祖去世，却杜撰杨筠松给迁徙祖指明迁徙与点穴，匪夷所思；宋真宗皇帝时期也只有到京都开封，却伪造至金陵参加南唐省试？；同样，五季开宝以五季开平，一字之差，有意而为，造成后人对迁徙的误解和错误记载；其年十二月壬午葬墓碑“况人生七十自古所希，季将及矣”与“年八十有六”矛盾，没有记载何时刻碑或重刻碑，也就不能否定重刻碑的情形。实际为68岁，结果变成86岁，混淆出生时间，以致出生时间推前……同一族谱中出现多有伪造者，却不是首次修谱。与董槐谱对比云云，以各地族谱或多或少存在缺陷为搪塞难以说得过去？然董槐是首修，如上文引《宋史》周翰则属于“创意为之”，南宋董槐是首修族谱，同样遇到籍谱罕存的情形，才有的创意。而此谱不是原修，多以伪造著称。然其本使用董槐谱世系几百年，今人却说董槐“造人”或反对他人给他“安个祖宗”？诬以“不要随便去纂改别人的族史，乱了他人的世系”，或扣上“闭门造车”的帽子？或直接道德评判“没有素质”？喜欢以制高点打嘴炮。实则没有别人乱其世系，是其先人执意修改董槐谱世系，然后接到董晋之孙作为要务。以当今的世系对比几个地方？对历史该谱不去探索，难以恢复原貌。嘉靖谱为何不存，仅在外省分支延续，固然会与清朝乾隆“毁祠查谱”有关，也与有意改世系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6）、混淆名字号的不同以及时间的不同

  人们寻根问祖总数查对名字，就如今年湖南岳阳县黄沙街镇田上董村为宗亲寻祖，清末老谱只载十七世仁兴公有从江西迁该地。然而，需要查阅字、号等，有时候，若记载世系多的，就需要查阅核对几代人，不可能一撮而就。

   同时，名或字有一个相同，仍需要核对时间是否一致。可是，有的为了统宗收族，明明时间不对，也已有个“郎”或“官职”，就断然决定为同一人？这在广东某地一两个地方出现此类情形。

考虑同名同姓的雷同情形。如史籍记载历史上除了元朝董俊之外，同名同姓不少于6位：五代十国时期有（清）沈清崖《陕西通志·卷二十一》载：“董俊(唐广顺中)”；明朝时期有（清）鲁曾煜《广东通志·卷四十一》：“董俊，河南人；有南乐人董俊，（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四》：“董俊(南乐人，由举人擢监察御史”；（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十》：兵部尚书表“董俊，山西太原人”；（清）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毛澄榜……　董俊(鄞人)　”；清朝时期（清）沈翼机《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戍科汪应铨榜……董俊(会稽人,庶吉士,隰州知州)”。

     同样，从江西泉溪谱载，董槐从孙这一代仅载14人，缺失迁徙的谱未见载。其次、江苏镇江丹阳《云阳董氏宗谱》、浙江富春江、广西贺州钟山、广西钦州（谱载“我族乃祥符公之后裔也，公讳槐，号祥符，事宋为右丞相”）的族谱皆记载南宋右丞相董槐。

 

  

 

《清一统志·饶州府一》:洎水“在德兴县南。源出洎山下滩里,西流经县南,又二十里入乐安江。下流通名洎川。今乐平县亦名洎阳,以此水为名”。（明）朱右(1314～1376，临海章安今属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白云稿·卷五·洎川文集序》：“真懒禅师俊公用章，世居番易之洎川，董文靖公之从孙，有慧性”，个别宗亲以《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俊，字用章，真定藁城人”、（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董文靖公槐、叶丞相梦鼎、王文宪公柏皆谓传”，认为董文靖即南宋董槐，然而，此《洎川文集序》为董文靖之从孙，竟然取名董俊、字用章，年代不同的董俊公的名或字惊人的巧合，从孙是父亲亲兄弟的曾孙，当然董文靖的名与官方赐封董槐的谥号相同（虽有古籍载：董文靖公槐，有在赐封的谥号后面加“公槐”），是否为董槐有待考证。若为董槐兄弟的曾孙，但时间不同，也不是元朝藁城董俊。太原有田宗长提出“《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以“太原人：士选撰”谱序似有后世编造之嫌”，谱序中“今吾父又迁于兹，……嘱予为谱序。”。上文有乾隆五十七年富春江《重修董氏宗譜序》：“始迁始祖以宋贤相槐为率”，若把《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与《洎川文集序》对比分析，则质疑以此董俊，误作山西太原人兵部尚书董俊，再混淆藁城董俊，时间不符，因此，对太原董士选撰《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为托名造谱之嫌的论证，我深表赞同。

   个别人奇思妙想，弄出“金头御葬”，把元朝董俊户南宋董槐混为一谈。然一人不可分身同在两地，一人不可伺二主。这样的研究也太奇葩了。

相反，不能没有实证就认为是同名同姓而已。史载：董有林，字淑英，北宋建昌麻溪禾场里（今永修县虬qiu津镇麻潭大房董村）人。被列为永修县文物保护单位董有林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虬津镇鄱坂村316国道旁1公里处。明载：董有林为宋代湖北荆州刺史，为朝廷重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有人借口同名同姓，把实际是族谱记载且史料《钦定四库全书》记载，也就进一步否定“乾隆辛丑统谱”，他就无任何实证就想当然认为是同名同姓？无非是想进一步否定董槐谱系以及回归到错误的统谱上，这纯粹是一种病态。如南宋董槐世系的熹公后有裔孙在北宋为官，史料记载，他就主观臆断“可能是同名同姓而已”？然而，查阅全国的族谱，北宋只有江西泉溪派谱载有董有林，其他支派没有记载，永修县虬津镇麻潭大房董村建村至今近千年为江西泉溪派后裔，信口雌黄以同名同姓的幌子，无法否定是泉溪派后裔，以后唐的裔孙在北宋的熹公字德昭，作为南宋的名德昭之人，岂不荒谬。如此歇斯底里，其他人也不会被空话连篇所忽悠的。

个别人以江西泉溪派董氏族谱记载董槐同字号与《宋史》不同，父辈的名也与《宋史》不同，进而否定谱载。董槐谥号，泉溪谱记“文清”，湖北阳新、大冶等地记“文靖”，笔误无可厚非，毕竟史籍也多有如此记载。《宋史·卷四百一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三》“董槐，字庭植，……父永，……赠太子少师，谥文清。”与江西武宁《泉溪董氏族谱》：“艺靖（字执礼，为吉州太守）长子槐，字志高，号万峰，谥文清（湖北阳新等地谱以'文靖’）”；父辈《宋史》“永”名，原为“字”或“号”或“书名”皆不清，不能因此差别就断然否定；古人名有正名外、书名、族名等别名不同；同样，董槐在《宋史》中的字“庭植”与“志高”，《九变》及《元生十二化经》：“老子未入关时固已名聃矣，老子数易名字”，且有《颜氏家训》“名亦呼为字”，《阎博陵画》：“与史所载不同，或以字为名，或书名而不书字者”。故存在不同的名或字，名亦呼为字，不能因记载的字不同而否定。这些都涉及古代的名、字、号、谥号等。同样，董文靖的名与董槐的官谥相同，尚不能直接确定董文靖是董槐。

 

 

 

  

（7）、不对各地记载进行横向对比

自视清高，思维僵化，听不进不同意见，动辄是鄙视、讥讽或人身攻击；个别人以本本出发，迎合了一些地方人的心里被奉为上宾，不愿意看修谱是否改变，族谱是否矛盾，修谱是否假托，某一历史修谱的谱序是否齐全，原来世系是否相同，高高在上，飘飘然到处炫耀，不对各地记载进行对比，不对其他谱系进行横向对比，却不知己传播的是伪造后族谱，不以为耻，反唇相讥，自以为自己掌握精髓，他人就是闭门造车，丧失了谦虚的研究学习风气。

有的讥讽南宋右丞相董槐谱，却不知远在江苏盐城、陕西柞水、浙江信安、福建泉州等地，都有与董槐谱世系记载的内容。因此，质疑董槐谱记载世系，无可厚非，同时全部否定世系，没有确凿证据，是不可采信的；对“熹吾肇迁祖也”后世系进行统谱也是贻害无穷的。

（8）、不承认明清出现的谱匠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载：“常州某县一富家欲求通谱，士学力拒之，殁后无子，家人不能自存。富家乃以米一船易谱去，以此观之，则圣贤之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赝谱”》条中，就记载了假家谱买卖的事。明末松江人李延昰的《南吴旧话录》记载赝谱专卖店招募了一些贫穷的读书人按百家姓编制，“姓各一谱，谱各分支”，列为始祖的都是历史上的皇亲贵戚或达官显宦。

太原有田宗亲考研《富春壶溪董氏宗谱序》乃为后世谱匠托名董士选的伪作。因此，有的人认为出现谱匠只能是其他地方，起码自己的族谱没有出现？若出现过多伪造的谱序，不相信谱匠伪造，那就是先祖伪造了。

（9）、没有充分证据，采用疑似作为结论

研究族谱，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法、言之有度。要求所持的见解和主张有一定的根据。不能空泛而谈，需要掌握以史为证、史论结合的方法。

然而，在缺乏佐证材料之时，个别人喜欢反驳别人的研究，只是观点，没有佐证材料，不求甚解，自以为是，喜欢盛气凌人。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不虚心、缺宽容。否则，正验了明初才子解缙送的“芦苇竹笋”对联了。来不得浮夸刻薄、徒具虚名。

（10）、哗众取宠、研究粗浅

    个别人员因开始研究资料的缺乏研究也就一直没有更新；在以往被人抬高之后，不愿放下架子，变得狂妄自大起来。遇到不同观点，不是谦虚平和的探讨，而是纠集臭味相投的几个人有意进入特定的亲情群搅浑，兜售那些讥讽谩骂的江湖习气。这连起码的研究都算不上了，而是挑战底线的胡搅蛮缠，本就有失和谐，没有“百家争鸣”的雅量，甚至摆出一副道德制高点，诸如造孽、素质云云。研究，不是摆擂台，研究需要讲究证据，没有一点证据，就是一个论点而已。个别人不求甚解，直接以（6+6）推算，大言不惭以11世也不看嘉靖谱序“二十三世孙（某）”？别人对他懒得搭理了，自己却沾沾自喜道貌岸然到处炫耀“我把他辩论得无话可说”？一个论点，需要别人的折服，需要大量证据论证，不是靠诋毁就高一截，否则，反而显示无能与下作。这样的研究风气，助长下去，给董氏族谱带来的不是推动发展，而是扼杀。

2、缺少百家争鸣的氛围，不做包容性的相互交流

研究族谱，是为了明晰先祖迁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而是造福董氏，让更多人关心董氏、研究董氏，达到修谱隐恶扬善、修身、齐家、构建良好的道德规范之作用。

有个别人，研究族谱，热衷小团体，进行对抗比拼，动辄以年纪，出口便是恶语，为老不尊、为幼不敬，反唇相讥，甚至人身攻击。不是摆事实、列证据；相互提出各自佐证，观点明确,论证得力。看哪一些论证更切合实际，却在遇到论及自己先祖的族谱，感情用事、言语偏激，视野狭隘。以爆粗来显示强者的能耐。然而强者的心态应该在论证中着重体现。以招引异见人士的围攻，没有包容性的研究交流，以和谐的名义驱赶拥有研究不同看法的人员，作出不礼貌、不文明，给宗亲带来的是不良影响。

有的对待研究，不是寻求真相的， 对出现的官爵不一致，感觉是丢脸的事情，要求不予公开。有的认为研究矮化其先祖，只想他人提供思路和资料，然后关门自己研究。更有甚至，个别人在宗亲会提出不容他人染指本支的心态，提出“不要随便去纂改别人的族史，乱了他人的世系”？

个别人2014年私下与我交流反对宗亲相互分享族谱，借口是发现网上有提供的族谱销售。我认为不同姓氏的不会或很少会买其他姓氏的族谱，即使有网上买到可研究的族谱，也是对寻根问祖的补充，或提供研究的一个途径。

3、借联谱之名收捐资宗祠之实

   史料记载：商周的祭祀的演绎出的宗庙制度,渐渐上升为国家的制度。自魏晋以来，国家规范家庙礼制，最终在朱熹《家礼》的指导下，祠堂制度得以建立。

明清时期的南方的福建、广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发展较快，以徽州最具有代表性。明清时期宗族的祭祀权力也进一步下移，许多平民也能建祠祭祖。它是宗族的实力标志和象征，同时还是各种道德的场所。当今广东福建南方祠堂较多，乡村社会围绕祠堂生活；北方的庙宇较多，乡村社会围绕庙宇生活。就如上文所言：为缓解筹资修祠，又催生了统谱。

福建董承荣宗长年老不辞劳苦，编撰且低廉价格发行《华夏董氏通谱》，但开始较少人知晓，至今出版六卷，深受好评！然而，某地在2012年在没有人力物力与研究的情况下，编修《华夏董氏联谱》，结果2013年在收款中标注“捐款”，其后不再兑现《华夏董氏联谱》？如此食言、失信，完全背离丢弃诺言和道义，弃信忘义，却装聋作哑，置身事外  最终推卸责任，既食言而肥，反倒打一耙。完全背离研究的正道、如此欺骗宗亲，令人心寒。

4、鼓动冒认祖宗，肆意收宗、会议推广

受明确统宗收族的影响，个别地方一当出现联谊，就当作认祖，把查对族谱、寻根问祖追本溯源、拜访就当作“认祖”；个别地方当提供联谱的征求不同意见，或对“你情我愿”的联谱提出不同看法，当作挑拨是非。依然是一言堂的做派。

     以上是董氏研究出现的不礼貌、不文明的扭曲心态，阻碍了董氏研究，也给族谱研究带来隐忧。

                             2023年3月27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