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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将中华文化比喻成一座四合院，儒家是正堂，佛道是厢房，虽不全面但很形象。董仲舒为王权社会创立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政治儒学可能已不再适合现代社会，但儒学的其它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在个人修养方面。 有人说:儒家追求的文质彬彬让中国人变的懦弱了。我想问:“是野蛮好还是文明好？是粗俗好还是文雅好？是卑鄙好还是高尚好？”我想多数人还是会选文明文雅高尚的，因为这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只不过近代以来我们与西方相遇，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既然遇到了不讲理的，我们就换一种方式跟他交流。技不如人，我们学技术；体能不如人，我们锻炼体能，只要持之以恒，终究会让他坐下来讲理的，而不应怀疑自己的人品出现了问题。 有人问：《论语》现在还有学习的价值吗？我总是会问：你读过《论语》吗？。孔子的伟大寓于平凡之中，《论语》虽讲:“朝闻道夕死可也”，但并不空谈大道理（道），也不直接谈人性（德），而是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讲起。如为什么要修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人只有把根基扎牢了，才能茁壮成长，才能安身立命；如对朋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该对朋友说的要好好说给他，如果他不听就不要再说了，说多了会自取其辱；与人交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遇到有共同语言的要多说点，没有共同语言的要少说；面对恩怨则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何识人则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能说会道的人多数都不厚道；交什么样的朋友，则讲“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如何做事则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社会风气则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整天聚在一起，却没有什么正事，彼此之间还喜欢耍小聪明，放在今天仍然生动形象。《论语》中的人生智慧比比皆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把古今相通的道理都能准确而又深刻地表达出来，怎会不值的读。 几千年来儒家学说虽然流派纷呈，但孔子有一句话可概括其核心思想，“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灵魂，诸子百家道法不同，但道体为一。从本体论上讲道是万物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道是宇宙的最高原则，道的思想是中国人的信仰。儒家也把“志于道”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有了如何来实现，“据于德”。“德者，得也！”与生俱来的天赋与本能就是德。德是道在人身上的实现和完成，这种天赋与本能在人后天的成长中被遮蔽了，因此人要想“志于道”，就必须“明明德”，性善论由此产生。而如何“明明德”，就要“依于仁”，仁是孔子定义的一个哲学概念，一个价值观念，是道的体现，是德的具化，仁在两人之间才能存在，“仁者，爱人也”，仁的概念是是儒家学说的基石，实践仁就是实践道，就是明明徳。对仁的阐释与实践发展出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光有思想还不行，还应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即“游于艺”。艺就是手艺技艺，儒家强调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都是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中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礼节、音乐、体育、驾驶、书写、算术，不也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技能吗？儒家始终强调要“以道率艺，以艺瑧道”，道与艺要结合，不应分离，理想与生活要统一，不要对立。儒家主张“观人文以化成天下”，注重独立人格的培养，注重自觉自律的道德力量，注重人伦孝悌的建构，目的都是通过“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实现对宇宙生生之德的参与和成全。 中华文化中有道家对自在生活的向住，有佛家对心灵解脱的觉悟，有法家对强大国家的追求，有儒家对伦理社会的建构。 “人之有爱，本由亲立，推己及物，各有差等”，人类的情感中，爱让人想亲近，敬却让人保持距离，爱和敬的程度叠加后，情感就有了分寸。以此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定义，就产生了不同的人伦义理。儒家将其概括为“五伦十义”。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不在“五伦”之内的关系不是伦理关系，而是法律关系，超出了伦理的范畴。 这种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构筑的社会伦理，正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伦理化，但并不将这种差异绝对化。“父不慈，子可不孝；夫不义，妻可不顺；君不仁，臣可不忠等，以此类推。”伦理关系是以互敬互爱为前提的，权利与义务是相互转化的，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小康社会为标准，以“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为信念。佛家也承认众生现实中并不平等，有“众生平等德”与“普渡众生愿”，但只发愿并不致力于社会建设来消灭不平等，仅专注于精神上给大众一条出路。而儒家除了终极理想，更注重通向理想之路的现实建设。中华文明得益于儒家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对伦理社会的建构。儒家伦理为中国的社会治理奠定了道德基础，今天依然如此。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可以说没有儒家文化，中华文化就支离破碎。但在中华文化三大家儒道佛中，近代以来对儒家批评最多，误解最深，主要是很多人认为儒家学说更有利于统治者。在呼唤文化自信的今天，有些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儒家学说不只有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产生开始，随着时代发展到今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思想学派。汉代时文化上的儒生与行政上的刀笔吏身份融合，形成了新的士大夫阶层，儒家法家开始合流，法家汇入儒家，独立的法家学派不复存。而此后的儒家是以儒学为灵魂、以法为手段的儒家，和孔孟之道的原儒已有很大不同。宋代又有了程朱理学派的兴盛，其受佛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思想体系，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社会传统。明代时陆王心学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吸收佛道两家思想精华的阳明心学，中华文化有了新的高峰。可以说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是原儒与新儒的区别，是发生与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道、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合在一起才是儒学的全貌。 再者，真正的孔孟之道并不迎合统治者。儒家将智、仁、勇奉为三达德。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有智，明白人与世界的道理，故无惑；有爱，与天下之人同在，故无忧；有勇，人没有私心，故无惧。孔子的核心思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在主张充分实现人性的同时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哪个统治者会喜欢这样的思想观念。朱元璋就将《孟子》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八十五条近一半章节，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并差点将孟子赶出孔庙。阳明心学更是主张人性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人皆可成贤成圣，人人都应收拾精神，做自作主张的大丈夫。这些思想观念更有利于统治者还是更有利于万千民众，不言自明。 三者，儒家学说中能被统治者善加利用的，恐怕只有程朱理学。这也是明清两代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因。虽说理学有其合理方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更接近西方思想逻辑，但其将情之理等同于物之理，认为天理是不依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是永恒的不朽的，在没有自本自根的神存在的中华文明中，恰恰为统治者扮演神提供了理伦依据，为其以天理代言人自居来驾驭民众创造了思想基础，所以统治者才青睐理学。但理学将人心与天理隔离开来，使天理高高在上，使理学变为了空洞的宣讲，再经明清统治者曲解拼凑，逐渐僵化腐朽，最终失去了思想活力。作为千年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学说，理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消极的一面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没落也越发显著，是很多人对儒家学说持负面态度的主要根源。 儒家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中华文化中最刚健质朴、最具人文精神的思想。从个人修养到家国治理再到天下情怀，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明德立身，亲民立志，均平天下为己任，大同世界为理想，在近代西方思想中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有这样的情怀。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解放全人类的追求，与儒家思想异曲同工。我们民族精神中的“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内在超越”、“辩证思维”、“海纳百川”、都来源于儒家的传承与弘扬。 儒家的“三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八条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路径，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国人。儒家所主张的“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实践传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民之所愿，天必从之”的民生主义；“执两无权，犹执一也”的辩证思维；“有教无类，诲人不倦”，“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教育理念；“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五伦十义”所形成的伦理和谐；“各亲其亲，各友其友”的“小康社会；“不独亲其亲，不独友其友”的大同理想，哪一个不是我们现在所追求和向往的社会理想。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能成为秦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历史必然，也是中华民族命运使然。近代以来儒学虽备受摧残，但直到今天其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命力就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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