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组成联合政府，苏俄有多拼？后来为何失败？

孙中山是个屡挫屡奋的革命者，他不会因为一时的挫折放弃自己的追求。

孙中山到上海后，很快便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据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备处情报人员提供的情报，有相当多的北方领袖到上海拜见孙中山。

1、越飞为何对孙中山另眼相看？

情报人员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发生兴趣的异常事，即孙中山的支持者是一大群北方著名的军事政治官员。

情报人员据此推测：

孙中山虽然在南方失败了，但比较他希望做南方政府的领袖，更显出从未曾有过的掌握全国政权的可能性。

美国记者对于孙中山在上海的活跃程度也甚为吃惊，报道说：

孙中山已成为上海召开的一系列小团体会议的中心和拱心石，他的寓所也已成为各种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朝拜的圣地和举行以政治为主的无数次午宴的场所。孙中山显然成为重组中国政府的一位中枢人物。

很显然，在孙中山给越飞的信中，曾提到他将改组北京政府一事，这绝不是放空炮。

然而，越飞作为授命于同北京政府谈判的代表，他无权当然也不会因为孙中山的要求即断绝同北京政府的谈判，此外，他对孙中山能否掌握北京政权也存有疑虑。

9月15日，越飞给孙中山写了复信，并派出他的助手格克尔亲自面交孙中山。

在信的一开始，越飞就针对孙中山不希望他同北京政府谈判一事，坦率地说：

很抱歉，我作为我国人民和政府的正式代表，不能不同中国官方政府打交道。

尽管我一直在注意您的劝告，不与现政府打交道并且等待您建立自己的政府，但是当顾维钧部长开始与我讨论关于即将举行的俄中谈判问题时，我是不能拒绝的。

此外，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鉴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现在的这种情绪一坚决要求自己的政府开始同俄国进行谈判并与之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如果我拒绝就此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群众就会不理解，并且会造成很坏的印象。

在信中，越飞承认中国现政府受到列强的操纵，因此与现政府的谈判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2、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

有鉴于此，他向孙中山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

我觉得，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我还觉得，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

我毫不怀疑，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

越飞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由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共组中国政府的建议。

越飞为自己能够想到这样一个组合感到格外兴奋，他认为这一设想如能实现，阻碍俄中建交以及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越飞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孙吴走向合作。

这年9月，越飞又给吴佩孚写了一封长信，并托格克尔当面转交。

越飞在信中热切地表示：

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俄国竭力促进它的民族统一和使它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同时我还深信，最近俄国实际上又占据了它在大国当中应占据的位置，在它的强有力支持下，这样的政府能够实现上述任务。

同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

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将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

3、越飞促使孙中山——吴佩孚政府的努力

为了促使在中国建立一个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越飞开始向马林寻求支持。

在给马林的信中，越飞说：

“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

请您支持我的这一政策并向孙作出解释：

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我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

此后，越飞多次派出他的助手格克尔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进行联系。

根据解密档案记载，1922年9月26日，孙中山在他的寓所会见了越飞的代表格克尔，在场的还有马林和翻译古尔曼。

会见的经过是这样的：

格克尔开门见山地问孙中山想讨论哪些问题。

孙中山提出两点：

第一，关于俄国准备支持他实现中国统一的原则性问题；第二，关于俄国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援助他的问题。

接下来的谈话非常有意思。

谈话双方都试图围绕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展开。格克尔最关心的是第一个问题，而孙中山则更关心第二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格克尔认为，孙中山应该与吴佩孚联手，而不去同张作霖做交易。

因为吴佩孚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而张作霖现在同苏维埃俄国的敌人——日本人正打得火热。

孙中山则认为，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个聪明人，不能认为他就是日本人的工具；而吴佩孚则是个已经定型的人，要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

吴佩孚依附于英美，而且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他还提醒格克尔，不能太过认真地对待吴佩孚现在表现出来的对俄友好态度。

4、孙中山“联俄”的动机

档案记载，孙中山这时迫不及待地将谈话转到第二个问题上：

中国终究能统一，孙博士确信这一点。但是，只靠自己的力量，他就不得不为此进行长期的斗争。外国列强在阻挠统一。我们需要一个支持统一的朋友。这个朋友只能是俄国。

他想在西北边境地带或新疆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

那里粮食是有的，只是交通非常不便。无论如何应该组建这支独立的力量。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的战争结束之后，就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即使不发生这样的战争，也必须建立这样的组织。

在南方的广东、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等省，孙逸仙还是有军事组织的，但是他们装备很差。

孙中山问格克尔：

“俄国是否能帮助我在西北部组建这样的武装力量？”

格克尔没有直接回答孙中山的问题，而是举了土耳其的例子。他告诉孙中山，在土耳其，由于不同信仰的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国侵略者，所以俄国给予了援助，土耳其最终取得民族战争的胜利。

土耳其的例子说明，只有首先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才能在俄国帮助下取得对列强的有效反抗。

孙中山明白格克尔的意图，仍是在说服他与吴佩孚合作。

他回应说，即便现在各种力量能够达成妥协，也不敢肯定将来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不发生变化，重要的是必须组建一支独立而可靠的武装力量。

孙中山向格克尔讲述了他的武装力量在南方的分布情况。

说到这里，孙中山指着地图，一面向格克尔指点着俄国提供援助可以利用哪些路线，一面询问俄国能否援助飞机、汽车、机枪、火炮等等。他还提出，他可以派一名军事专家和格克尔一起去长春找越飞，共同制订一个援助计划。

孙中山联俄的最初动机在这次谈话中已经表露得非常清楚了，这就是得到俄国的武力支持，以达成他统一中国的梦想。

对于这一点，越飞通过与孙中山的书信往来和格克尔的报告，也已经心知肚明。

在一封给契切林的绝密电报中，越飞报告了有关孙中山的情况：

孙逸仙与吴佩孚的斗争，以及他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同张作霖的联系使局势变得复杂了…

孙逸仙的基本立场是：

只能用军事力量来完成中国革命，因此他——孙逸仙需要强大的军队，失去广州后，他必须建立新的基地，从那里出发他就能够夺回广州，继续发展。

…由于这个原因，孙会继续提出计划，让我们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的某个地方组建一支精良的革命军队。

他已向我提出了这个要求…我试图使他相信，他的政策是有缺点的。

第一，在当前的局势下，他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

第二，支持张(作霖)，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给俄中友谊增加困难。

第三，总是处于准备革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脱离了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我讲的这些理由看来正在起作用。

孙逸仙承诺，如果张不与自卫分子决裂，他就与张决裂，并准备与吴佩孚妥协，眼下只是没有对我的下述建议作出特别的反应：停止对北京政府的实际抵制并积极参与解决议会和内阁的危机，以期建立一个更亲近孙逸仙的北京政府。

越飞明白，援助孙中山建立一支军队，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没有权力对孙中山作出任何承诺，所以他在电报中请求契切林对此事表态。

5、越飞为何对吴佩孚失望？

再说吴佩孚。

1922年10月12日，格克尔带着越飞给吴佩孚的信到达洛阳。吴佩孚看完信后，只是应付性地回了一封很短的信。

对于越飞信中提到的孙吴联合组建政府一事，吴佩孚未表示任何态度，只是在信的最后运用了外交辞令，表示：

“我相信，只要双方努力履行各自的义务，就能实现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吴佩孚不太热情的回信并没有使越飞泄气。

越飞知道，只有争取到吴佩孚的同情，与中国政府的建交谈判才会有所进展。

11月18日，越飞派出格克尔、苏联驻华使馆海军武官贝利以及著名的中国通和汉语专家伊万诺夫三人再去洛阳拜会吴佩孚。

为争取吴佩孚的支持，越飞写了一封长信让他们带去。

在信中，越飞再次向吴佩孚谈到俄国在外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的立场，希望吴佩孚能够对中俄谈判作出积极的影响。

他还表示，希望吴佩孚与孙中山和解，共同组建政府，并且满腔热情地写道：

“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吴佩孚热情接待了格克尔一行，并同他们就中国的内政外交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

格克尔等人回到北京后，交给越飞一封吴佩孚的回信。越飞不看则已，一看大为失望。

他开始清楚地意识到：

几个月来自己对吴佩孚所抱的希望全部破灭了！

吴佩孚在信中写道：

关于从蒙古撤军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到洛阳来时已经达成协议，即一旦中国能够接收蒙古，俄国军队就立即撤走。

蒙古属于中国，中国中央政府本身会尊重蒙古人民的意愿，没有必要节外生枝。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所谓的蒙古政府，因此中国政府难以承认蒙古政府与俄国政府所缔结的条约是有效的。

因此，外交总长顾维钧与我不能不反对这样的建议。

关于中东路问题，上一次格克尔顾问来洛阳时也就其主要实质提出了这个问题。

您在给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意见，看来，与我的意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问题在于，当中国有能力接收中东铁路的时候，俄国真诚地希望把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而中国方面也应该保障俄国的有关利益，以表达自己对俄国的友谊，这就是双方都承认的原则。

越飞这才看清，尽管几个月来他为争取吴佩孚作了种种努力，但在外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甚至在建立孙吴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吴佩孚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越飞终于明白：不能再向吴佩孚暗送秋波了。

6、“大胆而新鲜”的计划

相对于吴佩孚来说，孙中山的表现也使越飞有所失望。越飞一开始积极联络孙中山的目的，如同对吴佩孚的期望一样，是想通过孙中山来影响中国政府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至少可以通过孙中山向中国政府施压。

但是，孙中山始终认为，越飞不应该现在就同北京政府谈判，而应该等他本人掌握北京政权后，双方再进行中俄建交谈判。

基于这样的立场，孙中山不可能向越飞所期望的那样对北京政府施压。

至于外蒙古问题，他的回答是：苏军可以不从外蒙古撤出，但他坚决反对外蒙古独立。

孙中山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这一点很是不满，他曾告诉越飞：

如果贵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北京的官府作为中国形式上的管理机构而长久加以保留的话，那么您想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那当然是正确的。

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上承认等步骤，为它树立威信。但是我必须指出，您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取人们称之为进化的缓慢渐进变革方法，而不是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苏联方法或急剧变革方法。

他十分明确地向越飞建议：“我作为我的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

孙中山最希望的，就是首先取得苏俄军事上的援助。

他向越飞说：

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

孙中山称，他的这个计划是一个“大胆而新鲜”的计划，也是一个“革命”的计划。他希望越飞能派一个权威人士到上海与他会谈，争取这个计划在明年实行。

7、联合一部分军阀反对另一部分

孙中山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曾对自己的出路作出两种设计。

消灭陈炯明，重回广州这是一种选择；但孙中山更倾向进入北京，掌握中国政府的大权，这对于他来说，不能说是“野心”（因为他也曾经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能说是“雄心”，是经过艰难曲折之后的重新选择。

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习惯于联甲制乙手段的孙中山，面对北方吴佩孚和南方陈炯明的攻势，选择了与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联盟”，以达到肢解直系军阀并打败吴佩孚的目的。于是，在同越飞的书信来往中，他坚决不同意苏俄将张作霖当作日本的工具或走狗，更反对苏俄对张作霖进行武力威胁。

一次，孙中山从越飞的来信中得知，苏联红军为了消灭在中国的白匪据点，准备进军中国东北。他怀疑苏军此举是为了帮助吴佩孚进攻张作霖。

在给越飞的信中，孙中山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语气强硬地说：

我应该指出，为了消灭张作霖，苏联向吴佩孚提供这种帮助，必然含有利用这种援助来反对我的可能性。我难以想象，贵国政府希望或有意把我看作是敌人，或者帮助任何一个能把我看作是敌人的人。

…我丝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乎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的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的。

孙中山不希望苏俄干预中国的军事力量，更不希望苏俄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因为他相信，在中国北方，张作霖才是他的盟友，而吴佩孚不可能同他进行有益的合作。

在给越飞的信中，孙中山希望越飞将他的信转给“我们莫斯科的朋友们，特别是列宁、托洛茨基和契切林”。他还提出，如果现在莫斯科正在讨论向北满派兵问题，就请越飞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发电报给莫斯科。

由于担心越飞是否会按照他的意思办，孙中山便在1922年12月6日专门给列宁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当“三角联盟”的计划受阻后，孙中山又提出与直、奉、皖及西南诸省军阀进行和平谈判，以缓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实现和平休战。

他强调，“和平之要，首在裁兵”，“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

孙中山联合一部分军阀去反对另一部分军阀，利用裁兵办法来缓和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以及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以解决当时中国政局等主张，受到了共产党人毫不留情的批评。

陈独秀告诫孙中山：

直系军阀之拥兵乱政，固应为全国所不容，然而昏庸奸猾的黎元洪，罪恶昭著的段系奉系军人与安福、政学等国蠹以及无耻的国会议员，他们虽然也反对直系，却不是国民党应该利用的武器。国民党真的武器，只有国民——商会、工会、学生会、农民等人民团体一的力量，只有用国民的力量来做国民革命运动以靖困难。

对于共产党人的批评，孙中山未必全面接受，但总结屡屡失败的教训，他也认识到，国民党长期以来组织松弛，对党员没有任何训练，而参加国民党的人，政治倾向过于复杂，良莠不齐。这样的党如果不进行改造，在出了一个陈炯明之后，还有可能再出第二个陈炯明。国民党将在堕落中死亡，只有挽救了国民党，才能挽救自己的革命事业。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