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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培，生于1952年，1965至1968年入读北京101中，1973年入读山西大学历史系，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研究所政治法律室工作，1991年赴英读博，1995年在英国伦顿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教7年后返回北京作律师至今，期间在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汕头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原题 独立天才 纯情赤子 回忆我的“弟弟”邓正来 作者：曹培 初识邓正来是在1983年。由尹兰天在北京找了几个学法律的人组成了一个调研小组，一到去深圳蛇口做法律方面的调查与咨询。蛇口方面的联系人是唐若昕。调研小组带队人是尹兰天，成员有外交学院的邓正来、北大的齐海滨、法学所的徐炳和我。 那年邓正来27岁，是我们小组中最年轻的。正在读国际法的硕士研究生，已经为“走向未来”丛书贡献了一本《昨天、今天、明天》。 他那时很瘦，穿着牛仔裤，头发很长，爱抽烟和大口喝啤酒。每到一个餐馆只要有舞池，他总是第一个跳入，一边潇洒地踏着迪斯科的舞步，一边挥着手招呼我们加入。当时除了他，我们几个人都不大能融入这种娱乐方式，我对他还真有些看不惯。我插过队，当过县社队三级农村干部，身上还带有不少“土气”，与他仅差四岁的年龄距离仿佛就是个代沟，暗想这个《走向未来》丛书的作者怎么有点像个西方的嬉皮士？ 有一次调研小组一起坐车长途跋涉，我们在车里热烈地讨论着对于蛇口特区的法治建设的建议。过一会儿大家都累了，就沉默下来打个盹。正来竟把头靠在我肩上睡着了。他醒来后有点不好意思，揉着眼睛向我道歉，周围的朋友也与他开着玩笑。我说“没关系，人家是小弟弟嘛”。正来叫了一声“大姐”，就干脆倚小卖小地继续靠在我的肩上睡觉，令我哭笑不得。 我们后来后来向袁庚当面汇报了我们的建议，老人听了不置可否。现在想起来，大概有太多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可行性。我们还为蛇口的青年拓荒者们讲了法律课。记得由徐炳讲法律概论、正来讲国际法，我讲公司法。回京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经常见面的朋友圈子，为了工作也为了友谊。正来与我之间也形成了纯洁的朋友加姐弟的关系，并且持续了一生。 可能是因为正来的个性太突出且“不服管”，1985年研究生毕业时学校竟连硕士学位都没有给他。正来对我们讲述这些事时曾愤愤地说“搞什么搞？”年轻的脸上只有痛苦和委屈，并没有眼泪。我建议他去深圳做律师，相信他定会凭着流利的英语和国际法专业做得非常成功。1992年我从英国回国做论文调查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当年的“问题青年”凤凰涅槃了！他没有去做大律师，而是成为了一个独立学者，依靠自修在学术上已经很广博成熟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个既没有出国深造，又没有在国内读博士，且没有任何正式身份和稳定经济来源，全靠自己的闭门深造、自学成才，竟能将如此广袤丰富的学术之海融会贯通，并能高瞻远瞩引领社会科学界，简直近似奇迹了。我曾写了一首小诗给他，开头两句是“那个闹失恋的大男孩去了哪里？眼前是个成熟的思想家。” 也许正来这样的人才最适合的就是自学成才，而不适合在中外大学里做博士，也不适合在体制内一级一级地发展。正来具有天才的自信和勇气、无穷的兴趣动力和智慧引领，不需要别人为他做规划指导，也不需要任何制度激励，就像一棵自由自在地生长成材的大树。我回到英国后写过一篇“岩石园的植物”（Plants in Rock Garden）发在网上。Rock Garden是伦敦植物园中的一个小园，里面全是从岩石缝隙中生长出来的各种植物，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灵活的生存能力。在文章中我介绍了国内的一些朋友，包括邓正来、吴廷嘉、刘苏里等人在那场风暴之后的反思与各自坚持，如同岩石园中的各种植物。有人看了文章问他年轻时是不是像个嬉皮士，他满口承认说，“对呀，文章作者是我姐姐，她对我很了解。”其实我并不完全了解他，尤其没有想到他孕育着如此巨大的学术潜能和影响力。正来这些年全是靠着朋友和各方面的帮助才支撑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尹兰天曾在中农信当副总，曾与正来相约 “我经商，你治学”。可后来中农信出了事。正来靠着不稳定的经济来源，过着非常清贫的生活。他说他常常是煮一锅挂面吃一天， 那泡得软软的面条对他的胃病很有好处。他身居陋室，每日读书写作其乐也无穷，活脱脱一个现代版的颜回。有一次他非常兴奋地打电话给我，说他又是熬了一宿没睡， 凌晨刚刚杀青了一篇稿子。然后拉开窗帘迎来了黎明的朝霞，心情好极了！他精力过人，效率超人， 一本接一本地推出新著，不为拿学位评职称，只为学术兴趣和使命感。如此难以抑制的学术兴趣，特立独行的发展选择、聪明睿智的思辨能力，如痴如醉的工作狂热，以及如此的高效与高产，实在是非天才莫属了。他那海量的大脑大概是被上帝吻过的。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中国的学者多有着挥之不去的家国情结和修齐使命，正来也是如此。他是赤子，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他的才华和精力都始终拥抱着这片土地，他的学术兴趣和选题始终与“重思中国，认识中国” 这个大关怀紧密相连。尽管这是个充满风险和蹉跎的事业，他时而做旗手摇旗呐喊，时而做铺路者低头拉车，时而做组织者呼朋引友，从未停息过奋斗的脚步。他所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论丛”每一期都要请一位著名学者题词， 短短“为了中国”四个字，把两代学者们的赤子情怀紧紧地连在一起。从致力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到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中国，蕴含着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深意和期待。他的著名论述“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开启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大讨论；他更于2011年再次提出“重新发现中国”，提出研究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这个新的概念和命题，时至今日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特别是在经历了疫情考验之后。正来很珍惜友谊，身上有一种传统文人的仗义豪侠。兰天出事后，正来曾千方百计到清华附中打听寻找兰天的女儿，希望能够照顾上她。他成功后仍是一腔真诚对待老友，聚会时还常带上老照片重温旧日友谊。1994年我回国教书后，每逢假日必去他在“名流花园”的家聚会。与他的夫人X女士和爱女嘟儿也很熟悉了。他前后一共送了我十几本书。在每一本的扉页上，他都恭恭敬敬地写上“曹培大姐惠正”，或“曹培吾姐雅正”。他能把这几百万字著作做得如此妙笔生花一丝不苟，这背后有着多少披星戴月和呕心沥血，恐怕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因为长期抽烟熬夜，大概是在2000年正来患了肺癌，又靠着他的坚强乐观奇迹般地战胜了疾病，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这为他日后的健康埋下了隐患。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012年正来被发现癌症复发并扩散到胃部，我在海南接到电话后日夜祈祷奇迹再次发生，然而这一次没有。我赶到上海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见他安详地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这样活力四射的生命怎么能消失呢？我一时难以接受，恍惚感觉他还活着，而且分分钟都有可能一骨碌坐起来，一边大笑着，一边以他那狂放哲人口气对众人说：“哈哈，这他妈死过一回的感觉真是奇妙极了！” 直到回到北京参加他的骨灰安放仪式，我才确信他是真的走了，当时的沉痛与失落感如坠入长夜。正来是1985年研究生毕业的，1990年代初自学成才，且成为全国社会科学界的民间旗手。到本世纪初进入体制大展宏图，2013年正值年富力强时生命却戛然而止。故有人说他是“来是正好，去是正好”。也许是上帝及时地把他送给了中国，又适时地将他招回了？他如果还活着会怎样呢？我想他或许会再次“闭关”，去做那艰深的法理学、法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许还有更加广泛的领域）的翻译与著述，带领一众青年学子再次扎扎实实地低头铺路架桥，这令我又想起了 “Plants in Rock Garden”。相信正来一定可以独善其身，砥砺前行，最终成为一位国际级的不朽大师。转眼正来已经走了八年了。他的生命虽然不长，毕竟在中国的社科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才干是靠着做体制外的“社会科学个体户”得以健全的，毕竟是中华大地的诸般水土濡养了他，诸多的朋友理解和支持了他，体制内的众同事接纳和拥戴了他，至今还有不少人在肯定和怀念着他...... 这说明“学在民间”完全可以实现，正来的独立精神和赤子情怀将永远活着，我们还是大有希望的。
邓正来与作者摄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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