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和象征主义

在我们的日常用语和公共观感中，权力和象征主义紧密相连。当一个政治人物在聚集的媒体面前惩罚下属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权力的展示”。导弹测试或军队阅兵都是“权力的宣示”，位于德国银行业中心法兰克福的欧洲中央银行的玻璃宫被形容为“权力的丰碑”。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在其备受好评的著作中指出，这样的联系并非偶然。在他看来，这是构成权力所不可或缺的。历史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迅速地为其找到了原因，声称人类不相信看不见的权力。他们需要看见才会相信。按照这种观点，权力只是有潜力采取行动，只是有机会增进个人利益，因此它必然是抽象的。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见的。为了成功地使用和扩大权力，必须通过感官符号使其可见。这样的推理是成立的。但是，应该深入下去，来更精确地确定权力和象征主义之间多层次的复杂关系。

首先是象征主义的概念。象征符号究竟是什么，与其所代表的内容具有何种关系，这些是语言理论家、语言学家和认识论学者不停争辩的话题。在下文中，我们倾向于采用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经典定义，他用“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来表示精神能量，借此将心理意义或内容与具体的感官符号联系在一起。于是，通用的“象征符号”一词指的是所有能够被我们的自然意识所捕获的具体物品和事实，因此，附加的意义是超出物品本身的，指的是抽象、概念化的含义。除了反核能的微笑太阳、帝国雄鹰、美元符号等图片以外，还包括摇手指、黑豹拳、纳粹礼等手势，拉丁字母，象形文字，包含命题、谓词和情态逻辑的运算符在内的字符，警示汽笛、号角、裁判口哨等仪式礼节，以及皇帝塑像、使馆建筑和凯旋门等纪念建筑。所有这些象征符号的相同点在于，除了因人类不断进化而养成的敏感性而需要对某些警示颜色做出解释外，这些象征符号不需自我诠释。它们需要一个由翻译者和演讲家组成的团体，对它们进行解密、围绕它们进行交流并使之传播。因此，符号的意义不是永恒的，而是与已有且多变的社会惯例有关；因此，关于诠释象征符号意义的冲突不断，这与权力分析直接相关。

权力和象征主义之间具有何种具体关系？首先，那些希望长时间、大幅度地与他人进行复杂的权力行为合作的人依赖于成文的沟通，也就是符号标记（symbolic sign）。这适用于希望实施战斗计划的将军，也适用于正在出台税收计划的税务官员，以及计划接手新业务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符号标记来传达指示和目标的话，权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使用将是受限的。鉴于此，苏美尔人（Sumerians）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扩张的高级文化，他们也是文字的发明者，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象征符号不仅仅是有效、高效使用权力的必要前提条件，其本身还作为权力手段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第一，统治，即得到超个人社会地位巩固的制度权力，通过不断的仪式化而被复制和组织。弗莱格指出这样的事实：“一个制度的功能、'感官’和特质不是一劳永逸的。只有通过不断地分解和整理，制度才能留存。它只存在于仪式的执行之中。”弗莱格在这里参考了古罗马的公民大会，他们的会议、决策以及与罗马帝国其他制度的互动都是具有高度仪式性的。但是，我们也能找到当代的例子：实际上，代议制民主体制中的选举运动是具有象征性的制度权力结构的仪式化。这些选举运动遵循严格的规则和惯例，事件按照清晰的先后顺序发生，从公布选举方案到议会的言语交流再到投票，它们还包括对党派、媒体、贸易联合会和教会等参与者的角色进行明确分配。通过常规呈现，它们不仅仅服务于民主体制的重现，还在社会内创造了期待感。这项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工作需要当权者付出巨大且辛苦的努力，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弗莱格认为权力仪式的执行不是完全可控的。在每一个仪式场合，某些群体能够干扰仪式过程，并对其进行改造。如果绝大多数仪式参与者听从这些干扰人士，那么仪式的政治意义将会受到动摇。换句话说，如果对之前的仪式进行几乎相同的重现是为了帮助稳定权力平衡，那么对该仪式进行干扰或改造就会影响现状。这种象征意义受到攻击的例子甚至在最近的政治史中也有出现。有趣的是，有几个例子是围绕西方民主国家的就职典礼而发生的。其中，有两件发生在德国政治史中的事件让人记忆犹新。一件是1985年联邦德国黑森州议会的着装要求遭到明显破坏，因为绿党政治家、后来的外交部部长和副总理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穿着运动鞋出席宣誓就职典礼；菲舍尔由此挑战了资产阶级对政治话语的解释权。第二件事是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1998年就职德国总理时没有说“愿上帝帮助我”，代表了其拒绝将教会和国家紧密融合。

美国的例子也同样引人关注。1977年，当吉米·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在华盛顿就职成为第39任总统时，他打破传统，没有乘坐轿车，而是相当谦卑地与其妻子，第一夫人罗莎琳（Rosalynn）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当然，40年后，当第45任总统上台时，也有一些改变。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为自己及其妻子梅拉尼娅在2017年赢得了更多的荣耀。因此，他决定替换自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以来就担任历届就职游行司仪的查理·布罗特曼（Charles Brotman），取而代之的是一名他的支持者，以此显示他不在乎与这位受人尊重的司仪之间的无党派非正式协议，从而展示他的个人偏好，挑战已有的政治规范和话语。

当然，类似的例子在其他政治领域也不计其数。从根本上说，遵守权力的象征意义及其仪式的程度普遍被用于判断一个体制是否运行平稳。只要仪式性产品出现争议，那么权力关系就处于过渡阶段。

除了对统治关系进行呈现和重现，象征主义的作用也在于其作为一种社会沟通手段，为巧妙地行使权力而服务。随行汽车、飞机、保卫、护卫摩托车和豪华接待室等地位符号都使权力变得可见。它们赫然代表的是阶级秩序，与此同时，为责任、竞争力、职责和复杂的社会组织间的依赖关系指明方向。因此，在仪式化、分阶段进行的统治秩序中，它们确保了可预见性，缓解了认知，稳定了权力平衡。同时，它们使人们能够以最简单的方式交流等级制度中个人的起落。没有什么比搬到宽敞的办公室更能说明大公司部门经理权力的增长了。也没有什么比当众撕下长官的肩章和军衔徽章能更清楚地说明军队的堕落程度了，因为这是西方军队中的传统做法。

此外，在国家领土内，通过雕塑、横幅或电视广播来呈现统治者的符号，缩小了统治者和其人民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具体的人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距离越遥远，统治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视觉隐喻就越重要。那些经常收到君主、总统或独裁者警告的人不太可能无视他们颁布的法律。以这种方式，统治者的符号表达巩固了他们的权威权力。我们尤其想把这种权力形式的稳定与极权主义政权联系起来，确实，个人崇拜在那里孕育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花朵。尽管如此，相关讨论是不充分的。汉斯·格奥尔格·泽弗纳（Hans Georg Soffner）和德克·坦哲（Dirk Tänzer）撰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关于比喻政治的文章，他们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客们巧妙地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来维持其在选民生活中的象征性存在，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专制统治者的成就。

更深一步，我们来到第四个基本方面：统治者的象征性表现也可用于其从被统治者世界隐退的行为，以此加强他们的神秘感。这样做强调并巩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差距。这种战略的早期例子可以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中找到。这位希腊历史家记录了国王迪奥塞斯（Deiokes）的统治，他于公元前8世纪在今天的伊朗建立了米底帝国（Median Empire）。加冕后，迪奥塞斯立刻建立了一种创造距离的宫廷礼节：除了他亲近的密友，没有人被允许进入正殿，国家事务由专属信使传达，迪奥塞斯本人从公共视线中完全消失。对于这样的孤立，希罗多德提供的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看不见他，那么迪奥塞斯的臣民就会将其视为另一种生物来尊敬。因此，这样的宫廷礼节被米底国王用以显示他拥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巨大权力。被统治者没有机会将他视为有血有肉、会生病、会衰老、会身体不适的人，因此无法以此来质疑其作为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寄托于统治者，而统治者于他们而言仅仅是遥远的、看不见的。

除了统治者的自我展示以外，象征主义与权力战略的相关性还体现在群体的团结和划分上。用社会心理学的话来说，象征主义帮助建立所谓的内团体（in-groups）和外团体（out-groups）。正如社会学家约翰纳斯·舍尔（Johannes Scheu）根据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和“其他人”、“内部”和“外部”的分化代表了人类社会普遍建构的最基本特征。外人指的是不属于该社会的人，以符号呈现的明确边界将其区分开来，这对于社会本身的构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因此用“构成的外在”（constitutive outside）来描述不同社会是如何通过排除其他外在社会并与之区分，从而对自身进行定义和维持的。通过共享象征符号来组建内团体的例子是数不胜数的：棒球、篮球、足球和冰球的粉丝身着与其所支持俱乐部相同颜色的衣服，从而与其他俱乐部的支持者区分开来。相应的象征符号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它们能够强化成员们的团结、同理心和凝聚力，比喻而言，它们是凝聚社会组织的黏合剂。另外，标准化的组织象征意义为行使行动权力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这已经在古代军队中得到了验证。古罗马帝国采用的战斗制服就是范例。士兵的标志性盔甲不仅仅创造了当时无与伦比的团队精神，还令没有制服的对手，如日耳曼部落，认为罗马军队是超人的军队实体，实力远远大于个体士兵的总和。

该战略的反面是象征性排斥，与之相伴的是对社会外团体的征服和剥夺其权力。意大利法学家和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已经在其有些黑暗但是相当有趣的著作《牲人》（Homo Sacer）中对这些话题进行了探讨。阿甘本对古罗马的“牲人”（拉丁语的“圣人”）进行分析，“牲人”因严重的罪行被社会驱逐，任何人可以不用背负罪名地将其杀害。这是阿甘本社会排斥的原型。“牲人”失去了所有政治和司法保障，也失去了所有对程序规范的要求，可以说，他们被剥夺至赤裸的生活，仅仅是生物的存在。阿甘本甚至否认了“牲人”的状态是人，因为人的出现仅仅来自社会成员彼此认可的关系，而这正是被排斥者所不符合的。我们对阿甘本的观点进行补充，“牲人”是注定要被象征符号所标记的。其中一个令人心酸的例子是，德意志帝国在1935～1945年间用黄色的“大卫之星”来标记欧洲犹太人。被“大卫之星”标记的人不仅被认为是社会局外人和“Volksschädlinge”，还被安全机构逮捕、驱逐和杀害。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权力和象征主义的结合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原创。除了不同的服装规定之外，通过污辱或残害来给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群体贴上标签一直是象征主义权力战略的基本要素。

第六点关注的是对交流符号的控制。在《读写能力和权力》（Literacy and Power）一书中，希拉里·扬克斯（Hilary Janks）写道：“语言、其他符号形式和话语是维持统治关系及其再现的有力手段。”这个论断在读写能力上得到大力印证。那些没有被动和主动掌握文字使用的人被许多教育和工作机会以及社会参与所排斥。无法接触到书本、报章、互联网等书面信息几乎让社会成员无法知晓他们社会内现有权力结构的现状。因此，权力战略家一直致力于将书写符号的使用确定为一种只留给少数人的神秘学科。例如，欧洲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对书写的垄断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在封建君主国家的等级秩序中占有突出地位。得益于这种垄断，书写变成了君主国家的支柱，同时也控制了国民和国际交流。即使在现代，也有将符号的使用作为权力手段的例子存在。例如，就像历史学家记录的那样，强制性文盲是美国奴隶主和南非种族隔离体制青睐的压迫性手段之一。

除了读写能力，关于如何通过控制交流符号来行使权力，还有另一种说法。社会学家宝拉-艾琳·维拉（Paula-Irene Villa）表示，为了确保统治，就要做到除了被统治的符号形式外，被统治者没有其他任何符号形式。这是基于几乎无法反驳的论述而做出的，这个论述就是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完全决定了人们围绕现有权力关系而进行的沟通方式。简单而言，如果统治者将一些交流符号视为禁忌，而将另一些视为普遍的约束规范，那么他们就控制了社会话语，甚至完全使（一部分）人民禁言。被委婉地称为“文化再教育”的概念就是这个战略普遍存在的例子，这个概念禁止少数民族使用他们自己的书写文字。长期而言，这样的举措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后代只能通过统治者的书写语言进行交流。他们在不知不觉且不情愿的状况下成为自身压迫者的帮凶。

拥有“加齐”称号、别名阿塔图尔克（Atatürk）的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是现代土耳其的创建者，他将书写改革作为整体社会转型计划的核心来落实。1928年，阿塔图尔克宣布废除阿拉伯书写字母，在土耳其只能用拉丁字母；他还从土耳其语中删除了无数借自阿拉伯语的词语，代之以新词。正如历史学家安东·J.瓦尔特（Anton J. Walter）指出的那样，这与一个明确的目标有关，将人民同他们的阿拉伯—穆罕默德（伊斯兰）文化基础一刀两断，取而代之的是，让他们开始接受欧洲文明和文化的影响；土耳其应该切断与其东部邻国的联系，在外交事务上与西欧联系起来。

在这里，我们希望将文化记忆作为最后一种表达权力和象征主义的形式进行讨论。历史是我们创造的。至少从粗鲁、客观的角度而言，过去本身并不存在，因此，关于过去才会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诠释。这与权力战略极其相关。任何有权力诠释社会或国家历史的人可以将此描述为一个不断获得成功的故事，描述为与敌对势力的斗争或者是一系列的不公和罪行。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权力政治的现状是能够被保存的，人民能够为战争而动员起来，甚至可以为政治和经济的新开端打下基础。控制文化记忆因此为“对政治社会的认同至关重要的集体记忆建构”做出了贡献，可以用于将权力主张合法化。

选自《权力及其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