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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特别感谢何老师给《人大法律评论》这个机会。我们听了您的“最后一课”也深受触动，第一个问题还是想请您谈谈荣休的一些感想。 ANSWER 我对中国人民大学是很有感情的。我可以说是“全程”的人大法律人。我从本科生、硕士生到留校任教，一直就在人大。从读本科算起，现在已经44年了。从留校任教算起，也有37年。这么多年在人民大学，我一直觉得这个环境很适合我。我觉得，讲台就是我的人生最佳位置，而且在人民大学有一个让我感觉很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我说的环境，主要是指周围的人。其实对人来说，很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群体里面。从法学院的历届领导到学院的老师，特别是我们教研室的老师，一直让我感觉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工作群体。 原来我是准备65岁退休的。按照一般的规定，教师是60岁退休，二级教授可以延迟到65岁。那一年，我还举行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活动，就是举办了一场独唱音乐会。那是在学生和校友的鼓动下举办的，我先是知难而上，后来是骑虎难下。但是，音乐会的成功举办，让我很有成就感。有些事情确实很难，但是自己挑战自己，最后居然把它给做成了，这就是成就。 人大的领导考虑得很周到，尽量让我发挥余热。就像我在课堂上说的，做老师的人大概都不着急退休。生活工作已经形成一种惯性，能够继续多干几年，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一种提升。在我65岁那年，人大设立了大华讲席教授。这事儿让我赶上了，于是我的退休就可以延迟到68岁。到了68岁，我又一次认真准备退休，而且在课堂上对学生讲了，这是我的“最后一课”。但是后来要到人事处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学校领导说再等一等。后来，学校决定再续聘一期大华讲席教授，于是我的退休就又延迟了两年。我很幸运，赶上了学校给予的特殊政策。因此，我对人民大学很有感恩之情。 这一次，我真的要退休了，我的人生也就要进入新的阶段，我的角色就要转换为退休老人。对于退休老人来讲，名利的东西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就是健康快乐。这也是学生们送给我的祝福。老年人能够身体健康，那就是幸福。如果还能快乐，那就是晚年生活的最高境界了。年轻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觉得健康有多重要，但是到了老年，特别是65岁以后，自我感觉人体的很多机能都在退化，各种毛病也就出来了。这就是人生的规律。因此，我也要重新调整自己，可能需要先休整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新的人生状态。 Q2: 感谢何老师的回答。我们作为学生也见证了您教学生涯很多精彩时刻，包括您刚提到的音乐会，我们法评编辑部的部分同学也有幸参与。我们想请教一下何老师，您亲历并见证人大证据学教研室筚路蓝缕走到今天，想请老师回顾人大证据法教研室的学科建设史，也请您谈一谈相关感想。 ANSWER 我觉得人大证据法学的发展也算是顺应潮流吧。我读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是犯罪侦查学，后来到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在那里受到证据法学知识的熏陶。当时，中国的证据法并不发达，理论研究也很薄弱，因此非常需要加强证据法学的研究。从美国留学回国之后，我自己就有了学术研究的转向，就是从犯罪侦查学转向了证据法学。在世纪之交，证据法学突然在中国成为了法学界的“显学”。很多学者都在关注，都在研究。证据法学不仅涉及到司法实务工作，而且涉及到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涉及到人权保障等问题。而这些恰恰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法学研究的一个趋向。于是，我们把教研室的名称从“物证技术学教研室”改为“证据学教研室”。后来，我们还成立我国第一个证据学研究机构——人大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 2000年，我们创办了《证据学论坛》学刊，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最初是一年出版两卷，后来改为一年出版一卷，一共出版了18卷，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4年，我们在德恒律师事务所的资助下，还在人大法学院创办了“德恒证据学论坛”，大体上每个月举办一场。我们一般都会邀请国内著名的证据法学专家来主讲，经常采用“三人谈”的形式，以热点问题或案例为焦点，展开讨论，而且与现场听众有很好的互动。我们坚持了10年，一共举办了100场，也在法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德恒律师事务所主任在建所20周年庆典时说，证据学论坛是该所资助的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效果最好的学术论坛。 在人大法学院，证据学教研室的人数不多，但是精兵强将，各有所长，而且形成了梯队。李学军教授是我国很有影响的物证技术学专家，刘品新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电子证据专家，邓矜婷副教授是后起之秀，在电子证据和数字法学方面都很有造诣。总之，我们教研室虽小，但是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顺便说，我个人认为，法学的学科划分不必那么清楚，不必界线分明，更不要形成各自坚守的“地盘”。现在，我比较喜欢“刑事司法”这个专业名称，因为它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符合刑事法学一体化的发展趋向。刑事司法学科可以包括犯罪学、犯罪侦查学、刑事证据学、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和监狱学等。我国的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具有较强的“领地”色彩，学者的专业划分相当明确。但是，司法实务并没有这么明确的学科划分，司法实务人员也不能局限于狭窄的学科。例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律师，在实践中就都要综合运用刑法、刑诉法、证据法的专业知识。因此，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以前在法学院讨论改革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过取消教研室的建议。这可以促进跨学科的教学科研，更有利于人大法学院的发展。 Q3: 对于现在中国证据法学的研究发展，您有什么回顾、展望和评价吗？ ANSWER 我认为，证据法学的学科发展趋势应该是更加科学化。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国学者对证据问题的研究是比较粗浅的，那时还叫“证据学”。当时的教科书主要讲述证据的概念和属性，以及各种证据的审查评断。新世纪开始，我国学者的研究开始转向证据规则，包括证据的采纳规则、证据的审查认定规则、以及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则等。这是从证据研究向证据法研究的转向。在各种学术著作中，学者们一般也就用“证据法学”代替了“证据学”。 在过去十几年，新的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证据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电子数据分析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等，都给司法证明提出了新的问题，也提供了新的工具。因此，证据法学的研究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而这就是更加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提升这个学科的科学品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学科的名称大概又要回归“证据学”了，或者像有些学者习惯使用的“证据科学”。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再从“证据法学”回到“证据学”，这大概也能体现我国这个学科研究的发展轨迹。 其实，我们在英美法系国家这个学科名称的使用中也能看到类似的轨迹。例如，在18世纪以前，英美法系的学者多使用“证据（学）”（Evidence）的概念，而19世纪的学者多使用“证据法”（the law of evidence）的概念，但是20世纪以来，很多学者又重新使用“证据（学）”的概念。例如，美国法学院开设的这门课程的名称一般就是“证据（学）”（Evidence），而世界著名的学科期刊的名称是《证据和证明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idence and Proof）。当然，学科名称就是一种语言使用的习惯，我们不必改来改去，但是这背后确实隐含了学科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Q4: 特别感谢何老师，证据法学科的发展不光是应运而生，还是因时而变的一种发展的过程。我们还有一个小的问题，能否请您对《人大法律评论》进行一个评价或者寄语？ ANSWER 我觉得，学生办刊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大概在30年前，我到美国的西北大学法学院留学，得知法学院的学术刊物是由学生主编的，感觉很新奇。这可不是学生们自己写文章、自己编辑出版的内部刊物，而是正规的法学期刊，有些还是顶级的法学期刊。那些论文都是法学教授写的，然后由学生编辑审稿。这等于是学生审老师的文稿，由学生决定老师的论文能不能发表。这确实让我耳目一新。当时，我国的学术刊物比较少，一般都是由学者编辑的，而主编一定是该学科领域的资深学者，或者是很有影响力的学者。 我觉得，学生编辑学术期刊很有好处，特别是在法学领域。对法律人来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撰写文章，都属于基本技能，因此让学生来编辑学术刊物是很好的专业训练。不过，目前国内对学术论文的评价过度依赖于期刊的等级。《人大法律评论》好像还不是法学核心期刊，很多教授大概都不愿意把论文投给这样的学刊。因此，你们的工作难度还是挺大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不断努力，把《人大法律评论》做成一个优秀的学刊，创立你们自己的品牌，扩大你们的影响力。总之，我祝愿你们越做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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