荦荦大端，可点可圈——《清代易学史》述评张韶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
原载《学衡》第2辑；转自学衡号 期盼已久的由林忠军教授等撰著的鸿篇巨制《清代易学史》终于问世了。是著之有今日，实属不易。因有清一朝系华夏文明正处于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期，易学又恰是“穷通思变”之学，这就使得清代易学著述丰富繁众，派系林立，宗旨互异，然却相互间辩驳立义，考核详实精确，理据兼备，由此历来研治穷究清代易学者或是粗略勾画，浅尝而止，或是精选一二而省却其余。可喜的是，林忠军教授等所撰《清代易学史》对清代易学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深入整理和爬梳，精选颇具代表义之个案，极深研几，既强调史论结合，于共性之中开显特殊性，又以自然生发历史与认知逻辑演绎完美融贯，更兼及学术观点和文献资料一体无间，立论宏阔新颖，匠心独具；学术定位精准，条分缕析。 一、历史分期独具匠心清代易学简称之“清易”，与“汉易”“宋易”并举对称。究其学理特质而言，清朝立国不久，出于巩固政权和统治之需要，即大兴“文字狱”，学人言论著述稍有不慎，即有性命之忧。为免于无妄之灾祸，学人及士大夫或三缄其口，或埋头故纸堆；或隐于山林，或遁于寺庙，这就使得中晚明由王学盛行而带来的“乱世之音”甚或“杂乱之音”再难复现，也使得清际学术包括易学总体创进不足。不过，可贵的是，清初仍有不少学者反思甚或有续晚明风尚，沉潜涵泳，沿宋学传统治易，于经学包括易学精思深绎，成果斐然，其代表有王夫之等。清盛期之学人亦砥志砺行，既有沿袭程朱理学官方路数，恪守墨规，鲜于创进，其代表有李光地等；也有一反宋学传统，回归汉人治学研易理路，字考句稽，其于开陈则又富且足矣，其代表有张惠言等。至晚清随着思想禁锢的打破和解放，西学东渐，易学研究更是众家蜂拥，其代表有章太炎、杭辛斋等，由此也使得清易之著述丰且夥矣。故而清易学术特点表现为：“由宋易占主导地位，到汉易略占上风，由宋易与汉易对立，到诸家争鸣、互相融合。” 而《清代易学史》著作者正是置清代易学于宏阔历史发展进程中，从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思想等背景下的不同视域，依据学术思想发展演绎逻辑的自身独特性，阐释清易不同于以往易学形态的独有特质。孔子《易传》开义理易学为主而又兼顾象数训诂之解易路径，从而使《周易》由卜筮之书纳入儒家经典的学术视野，其他如汉代易学、魏晋易学、唐代易学、宋明易学等由于面对时代主题的种种差异，分别烙上各自的时代印记。而清代易学正是在以往易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之前易学的解构重铸又对时代主题加以积极回应而形成确立并渐次展开的。由是在《清代易学史》著者看来，清代学术的演进依历史维度大致分为清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其中，清初包括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是理学式微、清学兴起期；清中期包括乾隆、嘉庆二朝，是清学鼎盛期；清后期包括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是清学转变和衰微时期。与此相对应，清代易学的发展也大略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宋易衰落与易学辨伪之学兴起；清中期（乾嘉）汉易复兴与重建；清后期（道光以后）汉易衰微。 具言之，在著者看来，清初为政者定程朱理学于一尊，自然地程朱易学亦成为易学领域中的主流和显学。其中，顺治朝即命傅以渐等编修《易经通注》，力辟前朝《周易大全》之“繁冗芜陋”等。康熙更是“服膺朱子之书，而悦心研虑”，因命编撰《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等，发明程朱，大兴宋易。其他学人亦步亦趋，在构建其义理易学体系时，或全面借助于程朱易学，或部分修正之。这一时期，“因乎清初官学的确立，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易随即成为易学研究的显学。尽管此时不乏异于程朱者，亦有学人治《易》兼象与义，但宋易义理总体上占尽风流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以检讨宋易图书之学为主要内容的辨伪思潮正在兴起，他们以《周易》文本为标尺，对两宋以来流行的图书、先天之学等展开了全面检讨，认为宋易之图书学、先天学乃是后起伪学，而且以图书源自道教且违背《周易》经传作为其核心论据，系统批驳清代以前历代易学得失利弊，从而开启了“由批判明代官学易转向批判宋易象数学”“由回归文本转向回归汉易”“由奢谈义理转向讳言义理”的易学研究的三大方向性转变。其中之顾炎武、黄宗羲、胡渭等所倡导的明辨是非、考镜源流的考据方法朴实而严谨，为之后乾嘉易学的形成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乾嘉易学是清代易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清代易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经由清早期学者的反思和检讨，学者们进一步辑佚、董理汉代经说。其中易学之研究主流即注力于对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录四十余家《易》注展开全面整理，并遵循汉代易学方法和解易体例阐发其义，家法了然，赓续有自，又不遗余力地对散佚易学资料辑佚成册，著录校刊，重建汉易，构筑起一整套以训诂为核心方法的易学解释学，成为之后治经的典范。至清代后期，随着乾嘉易学的式微，又相继涌现一批认可宋学以及宋易的学者，他们针对清代汉学之弊端，主张道学即圣学，注重义理阐发，并以不合三圣本义为据大肆驳斥汉易象数之学。两派相互攻讦又相互融贯，相互排斥又相互吸纳，由此开启晚清易学汉宋既对峙又兼容的独特历史现象。尤其是，晚清时期面对西学东渐之欧风美雨，古老的易学传统也开始现代转型，日益呈现崭新面貌，熔传统治易的训诂学、史学、佛学等方法和西方的哲学、数学、化学、逻辑学等于一体，融通传统易学象数学与西方科技等，构筑起全新的易学象数学体系，也改变了中国古代经学式的易学研究形态和模式，真正实现了传统易学向现代易学话语的转换。 由是，依据清代易学所载，又结合时代为学特点，著者将有清一朝易学史内容整理归纳为“清初义理易学的盛行与式微”“清初易学辨伪思潮”“朴学易的兴起与鼎盛”“晚清汉易的衰落与象数学的转型”等诸编，所涉及主要易学人物共计30余人，且谓“清代是易学研究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这一概括和界定无疑是极其准确的。 二、问题意识条分缕析正是基于对清代易学发展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清代易学史》有诸多独特性，既强调时代性的历史分期，又据易学问题意识强调自身发展学术特质；既重视经学视域下的传统易学阐释，又留意于中西碰撞与对话的历史背景下易学现代性问题，从而不仅增添易学传统研究的历史厚重感，而且赋予易学研究的时代担当。 由此《清代易学史》在研究中牢牢把握数端核心问题展开，精雕细琢，条分缕析。其一，图书和先天问题。在著者看来，宋易虽主于义理，以倡导发挥理学为宏旨，但也兼及象数而倾注于易学之图书学和先天学。清代易学依然视宋易象数学尤其是其中之图书学和先天学为重要议题之一，《周易折中》等虽以程朱易学为宗而极力称许之，但亦十分崇奉朱子学而笃信河图洛书、先天之学为易学之源，并予以解说阐发。至于他者如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惠栋等虽否定河图洛书、先天之学的价值，但他们为此而进行了大量考证，既立足于《周易》经传文本，又以充分的文献证据强调先天、图书等诸说绝非《周易》所固有。是以虽然两派各执一端，但却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 其二，汉易问题。汉易可以说是易学形态发展成熟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其显著特征是崇尚象数、注重训诂，重视家法和师承，强调用《易》例和训诂逐一揭示《周易》经传文辞的象数依据和字词涵义，其所构筑的象数学理体系既融通自然科学又贯通天人。对此易学问题，《清代易学史》作者指出，清代易学研究的主流即在于汉易，但其对待汉易的态度有所不同，或崇尚汉易，以恢复和解释汉易为治学基本目标，如惠栋、张惠言、姚配中、李道平等；或修正革新汉易，如毛奇龄、焦循、俞樾等人，虽洞察到汉易中存在的问题，但依然秉承象数、训诂治《易》之法，且依据自家理解重建象数易学体系；或注重训诂，却又反对以汉易体例解经，如顾炎武、王念孙、王引之等或对汉易象数一概不取，或对汉易旧例多有指摘；或根本否定汉易，如方东树、陈澧等大肆抨击汉代易学和乾嘉易学。如是诸等，虽持论各异，但亦足以相互发明，共同构成清代易学大放异彩之宏阔格局。 其三，关于易学文本和方法问题。著者认为，清代易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和形态在某种意义上皆是回归《周易》经传，究其根本，依然是对回复汉易的回答。其中惠栋、张惠言等尊奉汉易而相信“汉犹近古，去圣未远”，且以“训诂必依汉儒”，“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由是该派主张易学当以汉易为准，解易当固守汉儒家法，并将汉易视为绝对标尺评判他易。但以顾炎武、王引之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评判易学优劣得失的准绳绝不是汉儒易注，而只能是《周易》经传，易学研究当以契合《周易》经传为旨归。这样，在治易方法和理路上就出现或重训诂或崇义理的分歧。概言之，清代学者对此大略分为二派，一则注重训诂考据，反对空谈义理，主张由训诂考据中开出义理，代表人物有顾炎武、惠栋、钱大昕、戴震、阮元等；一则认为经学研究当以义理为重，而后兼及训诂考据，代表学人有姚鼐、方东树等。此二派之争执，实则是汉易和宋易在清代学人中的历史回响，也是两汉古今文经学争执之再延，要之其于守成则有余，于创进或开新则有缺。 其四，中西问题。虽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华夏文明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外文明的交互也十分频繁，但自清代以来随着大清帝国的自我膨胀和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特别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逐渐输入，西方的奇技淫巧、坚船利炮等也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引申出中西学术优劣和关系问题。其间所形成的主要观点有：“西学中源说”“中西会通说”“师夷长技说”“中体西用说”等，但不论何种观点，其根本目的乃在于挺立中华民族主体人格，在于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尽管早期学人的认知因历史局限而显得有些简陋或粗糙，中西之学的比附甚至有些幼稚或可笑，但随着国人开眼看世界，中西文明的交流日渐增多，学人的观点也渐趋客观和实事求是。广大易学同仁们也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讨论并成为时代主要议题之一，其中的集大成或真正全面融通西学与易学者莫过于杭氏辛斋。 三、定位确恰考核详实在《清代易学史》一书中，一方面，著者指出清代易学有汉宋和中西之争，且因时代变迁而呈现纵横交错、此起彼伏、相互攻讦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又明确开示清易特色所在，即清代易学研究的主流乃在于擅长训诂考据的朴学易即乾嘉易学。这一定位显然是恰当确切的，而且著者为此还展开精细稽考，其考核也是极为详尽和稳妥的。 在是著中，作者从宏观视角展开论述，认为清代朴学易即属于汉易，也就是以汉代易学为研究对象，师法汉易传统，注重象数与训诂，其主要内容是对汉易的梳理、解读、阐发。不仅如此，清代易学又有其独特性，即所谓“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这虽是刘师培对汉清两代经学所作论断，然也同样适用于清代易学。在《清代易学史》著者看来，清代汉学易之宗旨在于求是求古，因而其在研究中强调以文献事实为根据，运用训诂考据方法清算宋易象数学，且汲汲于整理、解释汉代易学成果进而形成辨伪学或称之为考据学。由此而得以成就特殊贡献，不仅重塑严谨笃实的学风，运用考证方法检讨两宋以来图书、先天之学，捍卫了《周易》文本的权威性、合法性，纠正了易学解释脱离文本繁衍滋生及忽略训诂、偏重义理的倾向，着实有利于厘清易学源流；而且辑佚、整理汉代易学文献，最大限度地恢复再现了失传已久的汉代象数易学，使之得以承传延续，并以象数、训诂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周易》解释学范式。很明显，若不是对清易有精深研几，实难出此论说。 更为难得的是，著者还立足现代诠释哲学视角展开对清易的解读和阐释，其时代特色十足。作者明确指出，乾嘉学者的易学解释方法类似于“独断型诠释学”，即将文本意义视为绝对、唯一、不变的，其解释的目的是客观地重构、还原作者的意图，从而更好地接近、把握文本的意义。同时，在《清代易学史》著者看来，固守和传承《周易》经传的本意固然很重要，但绝非易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相反的，作者认为，只有通过对《周易》文本的创造性诠释且赋以文本新的意义，深入开掘其中的圣人之意和天人之道，重新构建具有新时代意义的理论体系，乃是易学研究的题中之意。据此，作者在认可宋易图书、先天等之学的同时又强调指出，易学和经学的发展即是对经典文本不断重释、不断创新的过程，也是文本和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过程。故而，清代易学家们去除宋学遮蔽、恢复《周易》本旨的最终成果，必定不是对经典原义的全盘照搬，而是将时代精神充分灌注其中的崭新创造。这同样也是今日的我们正确地看待清代易学时所应具有的基本义。 四、个案剖析鞭辟入里《清代易学史》还有一个显著特色，即对清代众多易学家的个案选择和学理解析方面，撰者也是精心运思，严加剖判，既在宏阔文化背景下划分易学流派的总体构思中极为注重个案选择的代表性、典型性，又对所选个案之易学人物思想展开细致入微的诠释和解读；既置个案人物于清代易学历史演变时代特质整体当中，也全力抽绎易学人物个体学术特色，揭示其理论贡献，并给予精准历史价值定位和评介。而书中所选比较典型的30余位易学代表人物均可作为典型案例或范式供研习者加以参稽。于此仅略选王夫之、张惠言、杭辛斋三例稍加点题。 王夫之系明末清初人物，是明清变革之际对传统学术进行反思重构的中坚和杰出代表。于易学，王夫之不仅著述宏丰，而且构筑了庞大的易学哲学体系。在阐释王夫之易学思想时，《清代易学史》撰者提揭王氏易学大旨“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同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戒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又分以“易学观”“论象数”“太极观”“乾坤观”“道论”“学《易》观”等诸节目对王氏易学展开详细解读，认为王夫之易学博大精深，新见迭出，其特胜处在于高度和深度。一方面，王夫之每每站在天道的高度上审视易学问题，如其基于阴阳之道论易之内涵、以四圣之易皆在阐发天道天理来论证“四圣同揆”、以象数本质归结为“天地之法象”等；另一方面，王氏之太极观、乾坤观、道器观等所表现出来的思维深度卓异前人，由是成为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的重镇，是“真通天人之故者”。 张惠言生值清朝盛世乾嘉时期，早期学以时文、词赋、古文，后习《易》《礼》等，其易学深受惠栋影响。在《清代易学史》撰者看来，惠言崇尚汉易，且以虞翻为汉易正宗，又对汉易诸家加以研究，并清算宋易象数之学。由此撰者分张氏易学为“崇尚汉易，独尊虞翻”“以消息重构虞氏易学体系”“郑、荀、虞'其用虽殊，其取消息一也’”“基于汉易立场批判宋代象数之学”等小节一一进行阐释，指出张氏一生倾力汉易，以虞翻易学为重点，推阐其大义，又旁及郑玄、荀爽、《易纬》及汉魏诸家，对汉易学尤其是虞翻易学的恢复与重建之功不可没。是以，张氏为学在疏解虞翻易学的同时，又以消息为核心重新诠释虞氏易学，使之得以系统化、逻辑化而成为具有思想性和逻辑性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至于其兼及郑、荀二家易学，亦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易学资料；其对汉魏易学资料及诸易学家疑难的辨析勾勒出汉代易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对汉易乃至整个易学史研究也不无裨益。由此张氏易学成为乾嘉朴学易的代表和典范。 杭氏辛斋乃晚清民初人物，所历晚清民初正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变革的艰难探索和抉择时代。处此之时，杭氏本着救亡图存之旨，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和渊博的文化知识，建立了内涵现实关切的易学体系。正是由此，撰者以“杭辛斋贯通中西的象数易学”为纲领对其易学展开诠解，并以“'显明象数，必知物理’的易学宗旨”“'心生象数’'即数即象’的象数观”“'即象求经’'玩经合象’的象学”“'古今中外算术’'初无二理’的数学”“贯通中外、融旧铸新的新易学”等为目细绎杭氏易学，认为：杭氏在深入分析了象数、义理两派易学各自偏失的基础上，突破了传统易学研究的既定框架，在中西学术汇通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广泛吸纳西学知识，提出以世界眼光观易象的易象论；从象数、义理一贯和道器相即不离视角论证了象数在易学和科技发展中的地位，力图藉象数开出现代物质文明，并扭转传统学术重道轻器的旧有倾向，由是而积极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富国强兵；用进化论学说比附《周易》，宣扬变法、革命等先进思想，又自觉地将科学、民主等思想引入易学研究中，将象数易学与西方哲学、科学互诠格义，无疑对科学易思潮的诞生有开创之功；强调易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明道”，而“明道”终究以“致用”为旨归。是以，杭氏综合继承和全面阐发了晚清以来易学思想，极为典型地反映出晚清学术演变的自身逻辑和特色，对传统易学发展史的重大问题和研究方法均有涉及，承前启后又继往开来，深刻改变了易学研究的旧有形态和方式方法，成为开启古代易学向现代易学过渡的标志性成果；杭氏易学堪称近代易学研究集大成者，既宣告了晚清易学的终结，也标志着现代新易学的开端。 一如《清代易学史》著者所论，清代易学虽以汉易自居，但因朴学方法的运用和象数易学体系的重建，重象数与训诂，创立了以辨伪求实为内容的朴学易即乾嘉易学，从而实现了传统易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再次转换。这是清代易学最主要的成就和总特质。同时，依作者“学术总是时代的镜子”之论，《清代易学史》显然也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既精选易学人物和著述，突出重点，又兼顾其他，以点带面；既重注传统历史文献方法和训诂方法等，又汲取现代哲学和逻辑认知方法等，由是堪称研究清代易学最为全面又全新的易学断代史。这面镜子不仅是对清代易学所作系统的解读和阐释、深刻的剖析和重构，也是学人进行其他历史时期易学研究时可作借鉴的重要参考坐标，更是面对新时代、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对传统与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积极反思和探究，是“将时代精神充分灌注其中的崭新创造”而形成的卓越学术结晶。 注释[1]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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