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务农1963年,我读贵阳五中,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学校根据我的表现,打算把我留校担任团总支书记,兼少先队大队总辅导员,可我婉言谢绝了。其原因是:当时全国正掀起“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朝,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上山下乡的先进青年董加耕、邢燕子等人的先进事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雷锋、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结合我家庭的情况,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校对我的挽留,立志回乡务农。 我的家地处贵阳市云岩区黔灵公社云岩大队香狮生产队(现为黔灵镇云岩村香狮村民组),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菜农,兄弟姐妹7人,父母在生产队劳动。通过我对生产队的了解,很缺乏有文化的人。我父亲才读过私塾一年,识不得几个字,都叫他担任记分员,会计也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没有一个初中生,更谈不上有高中生。农村太需要有文化的人了。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人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我毅然立志回乡。学校为我召开了欢送大会,给我佩戴大红花,赠送给我一把锄头、一顶斗笠和一件蓑衣。 一回生产队,大队就叫我担任我们香狮生产队和云盘生产队的会计和团支部书记。 由于那时我思想好,有文化,劳动又积极,当年年底就被评为“五好社员”,引起媒体对我的关注。《贵州日报》不但派记者对我进行采访,并在1964年6月17日第三版上发表了我写的文章《听党的话就有前途和幸福》。市西小学、香狮小学聘我为“校外辅导员”;大队党支部把我作为党员的重点发展对象,予以培养。就在我顺风顺水的时候,一场“四清”运动将我打入深渊。 政治生命1964年,在农村掀起了一场“四清运动”。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我父亲的成分在土改时划为自耕中农。 工作队进村后,有人就举报说我家有房屋三十几间,过去的地富都没我家的房屋多,为什么只划为自耕中农,要对我家进行调查。随后,工作队组成专案小组,调查了近一年,把我家成分定为富农上报到云岩区委。经过区委审查,认为达到富农的条件还不够,就退了回来。一年后,工作队打道回府,就没人再管此事,我家的成分到底是自耕中农还是富农不了了之。这一挂整整16年,这16年中,正是我青春勃发、大展鸿图的时候。由于成分的不确定,使我的政治生命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四清”运动中,大队也派我协助工作队工作,一年过后,提拔一些年轻人到大队、公社工作。而对工作又积极、又有文化、工作能力又强的我却没有选拔上去,仍回生产队劳动。尔后不久,我担任的会计被抹脱,团支部书记由正变副,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也杳无音讯。1965年,云岩区团委打算调我到公社任团委书记。我深深地记得,云岩区团委组织部的何部长亲临我家,找我谈话,说根据我的工作能力和表现打算叫我担任黔灵公社团委书记,并交待说每月工资多少,何时上班,只要我同意,他回去就发调令,谁知过后再也没有消息,却是另调他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我家也作为专政对象,两次抄家。回乡后, 我也经常写文章投稿,那时发表文章是不给稿费的,说给稿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私字作怪。而且发表文章的决定权不在编辑部,而在于本单位的党委。我写过一篇三千多字的理论文章投到《光明日报》,一天,我收到《光明日报》寄来的一封信“香狮村党支部收”。因平时我喜欢订阅书报杂志,与邮递员很熟,当时生产队也没有设支部,邮递员一看是“香狮”两个字就把信交给了我,我一看是《光明日报》寄来的,就知道是我投稿之事。我就把信撕开来一看,只见上面这样写道:香狮村党支部:你单位陈秀明同志寄来的稿件,经我们研究后可以发表, 但对该同志的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我们一概不知,作品是否可以发表,请支部作出处理意见。 后来,为抄家之事,公社给我家进行平反,平反会过后,社长王信良找到我问:“小陈,你寄到《人民日报》去的稿子发了没有?” 我说:“没有呀!”王社长就说:“《人民日报》 曾给他们来信,说可以发稿,但要出具你的家庭成分证明,我们就出具了你家家庭成分尚未落实的证明。结果还是没有发呀!” 1970年,我被各大队推举当上黔灵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才工作半年,当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再含在报纸上宣称, 在农村,必须要由贫下中农掌权,不是的就下台。 当时任黔灵公社的四个主任中,包括我有3人的家庭成分都是自耕中农,只有一个是下中农。在那种唯成分的年代,成分决定一切,我们自然就该下台。 读高中时,我就喜爱文学,经常有文章见诸报端。回乡后,我更是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文章,引起省、市、区文化部门的重视。 1974年,省委宣传部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创作班子,分别从贵州省的各个专州市选调一名创作底子好的青年人组成。贵阳市就选中了我。谁知,由于成分的不确定,也使我失之交臂。记得那时我正在云岩宾馆学习小戏创作,是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当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佩云同志去到我们大队和公社调查我的家庭成分,回来后,王佩云对我说:“小陈,今天早上,我们去你们大队和公社了解你家成分,说是还没有落实,不知是自耕中农还是富农。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我们无法取用你,真是太可惜你这个人才了。” 生活艰辛由于“唯成分论”,不管我个人表现再好,始终不能提干,更不能入党。 1976年,原大队会计升为支部书记后, 会计空缺,有人就向他提议叫我来担任会计。可罗书记说:“他陈秀明文化再高,工作能力再强,有什么用,他家成分摆在那儿, 谁取用他谁就犯纲上的错误。他只有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干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担任生产队的会计被抹脱,团支部书记也被抹脱,就连当个记分员也没有资格,我只有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了。在“只抓革命,不促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一个月辛苦下来,只得到几块钱,根本无法生活。我记得,1969年12月23日,爱人在医院经过一晚上的阵痛后,天亮时终于分娩。当时她极度虚弱,肚子很饿,就对我说:“你回去煎几个荷包蛋给我送来,我太饿了。”我一摸身上,只有2角钱,这点钱怎么买鸡蛋呢?我流着眼泪回到家。母亲见我哭兮兮的样子,问我:“生下来是好事,你还哭什么?”我把情况一说,母亲心里也很难过,赶忙去向别人借了1块钱, 我去买了10个鸡蛋。可没有油煎呀!那时我们农民一个月才供应2两菜油,早就吃完了。母亲将油瓶拿出来一看,还有一点巴瓶底的“泪水油”,母亲将油瓶翻起,使劲拍摇, 才落下几滴。 第三天,爱人出院回家,可我身无分文给爱人买营养品。隔壁收荒的秦叔看不过去,就对我说:“今晚你和我儿子去朱昌拉一车货回来,货主说给你们每人3块钱。”我借了一辆板车,深夜12点钟出发,到达目的地已是第二天中午12点,饿得我肚皮咕咕叫, 这家人还好,留我们吃了一顿包谷饭。装好货后我们就往回拉,一直拉到深夜12点才拉回贵阳,行程120里,整整24个小时,终于得了3块钱。第二天,我拿着这3块钱去买了一只小母鸡炖给爱人吃,坐月子1个月,爱人只吃过一只鸡50个蛋。 1971年2月,生下老二后,家境越发困难,靠生产队那点钱简直是杯水车薪。为了多找一点钱帮补家用,爱人利用星期天去割马草卖,我上山去挖药,去拉板车,晚上去火车站扛扁担,抬死人,拣垃圾。 有天,我挑着箩筐去小车河拣垃圾,看见一个土堆上有一些碎玻璃,我用脚一踢, 露出来的是一些小瓶瓶。当时河东路一个废品收购站收玻璃渣,1分钱1斤。我就像麦哲伦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喜不已,赶忙回家, 借了一辆板车,叫上爱人和两个孩子去刨玻璃。没有手套,4个人的十指刨得鲜血淋漓。 刨进箩筐后还得抬下河去把泥土冲干净,然后才拉去卖,每次可以卖三四块钱。 后来这事被大队知道了,罗书记说我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拿我进“斗私批修”学习班。 乌云拨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像一股春风吹绿神州大地,农村实施土地承包,农民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才短短一年。 农民的生活就有了大大的提高,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1979年,上面派来工作组检查土地承包之事,我找到工作组范组长反映唯成分论对我的迫害,范组长很重视这个问题,在1979年12月31日这天,通知我到大队,告知我: “你家的家庭成分仍为自耕中农。” 天啊!乌云终于见了太阳,我喜极而泣, 流下了热泪。16年来,唯成分论害得我多惨呀!如今,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做人了。然而,我已38岁,我的整个青春岁月,我的整个政治生命都被这16年给葬送了。 改革开放后,我自己办个印刷厂,两个儿子也买了车,我又修建了一栋楼房,每月租金都有四五千元。一到黄金周,就叫一家人开车去外省旅游。 今年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回忆起这段辛酸的历史,仍历历在目。 来源：《文史天地》2014年02期，作者陈秀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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