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梅、徐欣 | 史料与方法：少数民族器乐史编撰的两个问题（一）

作者：萧梅、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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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料与方法，是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撰面临的两个基本问题。史料又可分为物态与活态两类，为兼顾两者，需要在基本观念、叙事方式和视角上对史料予以“活化”。在方法上，作为少数民族器乐历史的整体性研究，倾向于从“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以乐器类种史—文化区域和通道型跨区域的地理空间互为经纬，通过历史—当代流布之线索的描写与比较，确立一种基于普遍性的差异化视角。相较于发生学意义上的“始源”（roots）之考证，在关系史考察中，更为显在的是对“流”与“路径”（routes）的关注，其中包括历时性的流变，以及对空间性的流动（mobility）的特别强调，对民族之间、区域之间、乐器／器乐之间横向流布关系与纵向发展关系所做的更具问题意识的探索。

关键词：少数民族器乐史；活态史料；关系史；乐器类种史

作者简介：萧梅（1956年生），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 200031）；

徐欣（1981年生），女，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上海 200031）。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2年第4期，第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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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音乐史撰写无疑是一个百年话题。其间，对“中国”“历史” “国乐”等兼具现实性和理论性概念的认识，作为社会变革和学术演进的整体背景塑造了中国音乐史学在观念、对象、材料和方法上的增维与更新。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此前的“中国音乐史学史”在以上诸方面有其连贯性，诚如杨晓对这一时期的概述：“中国传统音乐呈现为一部以'王朝更迭’为主要线索，以'汉人族群’为核心对象，以'汉字文献’为首要材料，以'实证推演’为重要方法，以'去伪存真’为终极目标的宏大历史影像。” [1] 同时，也应在这个相对统一的“既定格局”背后看到至少两代学人国乐观的发展，并剥离出围绕雅—俗、夷—夏这两对核心关系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书写。

初始，叶伯和因对莱昂·莱斯堡（Leon Lansburg）所著中国古代音乐文论“颇有不满意处”而撰写了首部《中国音乐史》（1922），批驳了历代史料中音乐记载的碎片化、贵族化、政治化乃至“神话化”，主张用科学眼光重新观察与审定。王光祈则深感历代台账式史书之不足，且史书乐志无谱少图，对民间音乐更是闭口不提，“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来之中华民族音乐”[2]，因此编撰了一部较有统系、较为详尽的《中国音乐史》（1931）。作为第一代撰述者，两人都明确指出历代史书重雅轻俗的音乐记录传统，但均未将少数民族资料的缺失视为“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降，杨荫浏以其“大国乐论”为理论背景相继完成了《中国音乐史纲》（1952）与《中国音乐史稿》（1981）。与王光祈将古代、民间和西方三者结合形成的国乐观相比，杨荫浏的“大国乐论”不但涉及雅乐、儒家音乐、汉族音乐，也涉及燕乐、佛道音乐和满蒙回藏、之音乐。从这一角度观察，在其撰写的中国音乐史中跃居首要描述对象的是民间音乐，而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多处专论包裹在中心—边缘的框架当中，大都呈现出“交流史”意义上的历史叙事，无论是四夷献乐，还是西入东出，中原汉地始终是起点，所谈皆为“少数民族的贡献”“传入”“融合”等以己观他的视角。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音乐理论界，“民间音乐”的历史地位亟待确立，而涉及不同（少数）民族音乐的历史书写问题则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单元。史学方面，对各民族独立音乐体裁之源流发展、族别音乐史[3]、断代民族音乐史[4]、民族音乐交流史[5]等史学专论及资料汇编式的少数民族音乐史稿[6]相继涌现。其中，从1991年酝酿、2007年完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7]采取了各民族通史的撰写方式，可视为汉族—少数民族“多中心”音乐史视角开始确立的标志。这不仅意味着少数民族音乐历史在学术话语中拥有了主体性地位，也切实体现出中国音乐理论界在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方面作出的突破性实践。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观念，一代史家各有一代之反思。自少数民族音乐之历史形成明确的问题意识以来，对该领域理论性的思考，首先以三卷本《少数民族音乐史》编撰工作为契机，由该书编者、著者等少数民族音乐专家形成了相对集中的讨论，包括历史分期、音乐分类、族别族属等少数民族及其历史本身的难题，以及局内外历史观的关系、如何理解“信史”、如何处理无文字民族史料等触及历史撰述观念等理论问题。[8]

近年来有两位学者的论述值得关注：杨晓从“（少数民族）音乐历史文本书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生产过程”这一问题出发，对新史学时代以来的理论和观念进行了梳理，指出在“过去的音乐事实”到“音乐历史书写”的形成过程中共有三个核心环节：历史记忆（史料）、历史观念与历史表述，而少数民族音乐史书写在上述三方面均体现出其特殊性，即史料的多元、历史观念与模式的多元、历史表述与书写空间的多元。[9]杨民康则特别强调音乐史的语境化研究，认为将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视角，对解决少数民族历史书写方式、方法论和史料方面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0]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器乐艺术研究”子课题的“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力图在两个方面作出接通与尝试：首先是历史与田野的接通，其撰述将充分考虑历史研究的材料学问题。除远古传说及出土文物、文献等形成的文字史、文物史、图像史等资料外，明清以来许多关涉乐器史、乐种史、乐曲史、器乐艺术发展史的资料尚存，需要依托史学和人类学方法之间的互惠来扩展史料类型，深化对史料的综合与解读，形成古今之间的互相阐释。其次，中国音乐历史上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交融从未停止。因此，应把这种接通的眼光进一步聚焦在以交流互动为中心的少数民族器乐关系史上，以期形成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历史考察与书写。综上所述，本文将从“史料问题”与“方法问题”两方面展开论述。

一、史料问题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杨荫浏强调不能拘泥于单纯的文献考订，而要以“物理事实、人文事实、古代乐种的当代遗存、古谱解译、考古发掘及其他”，作为寻访历史事实的五个途径。[11]目前在学界得到广泛认可的“四重证据法”作为史料的基本范畴，亦分别包括以纸上文献为主的考据学资料、非纸质载体的金石学资料、口传与非物质遗产的人类学资料、以考古实物与图像所代表的考古学、图像学资料。以上四重证据涵盖了“文、物、言、像”四种存在方式，并且可分为地上、地下两大材料来源。[12]当然，依据史料的生存状态，又可将其分为物态与活态两类。本课题希望兼顾两者，运用人类学方法，在少数民族器乐史书写的基本观念、叙事方式和视角上将史料“活化”。这不仅意味着史料范畴的扩大，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此外，基于少数民族器乐史这一对象的特殊性，笔者将对每一种史料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与运用。

（一）物态史料的扩展与再阐释

1.文字史料

        作为治史传统之文字史料，尽管数量有限，但仍有扩展与深化的可能。文字史料的语言类型与来源，不仅包括带有局外“他表述”性质的汉语文献（正史、野史、地方志、游记），外文多语种文献（欧洲旅行家游记、传教士的收集、研究文本等），还包括有文字民族的传统文献（如藏族的萨迦·贡噶坚赞《乐论》、毛拉艾斯木图拉木吉孜《乐师史》等）、无文字民族汉字记音文献（如壮、侗等民族以汉字记本民族语言的传世歌本等）。以上四种文字文献需要进行细致的案头整理与释读，也要深入田野广泛收集。另一方面，在史料的运用方式和分析方法上，需展开再语境化的“史料深描”，如杨民康曾根据杨荫浏《史稿》中“提纯”出的关于周代礼仪性音乐的结构性史料，将其“复原”为一种带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再次描写；[13]法国汉学家葛兰言通过对《诗经》中情歌的分析，对中国上古文明中的歌俗与秩序，以及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所作的历史人类学式的阐述，等等。在文字史料的内容方面，除了乐器学描述，还应特别关注器乐表演、曲调等方面的记载。

2.实物与图像史料

乐器史的考察，因为有实物作为可考、可观的具体对象，在史料类型、考察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决定了其主要史料之一为考古出土的古代乐器及其当代遗存。例如，陕北石峁遗址出土的口簧为学界填补了上古时期乐器史的重大空白，并在材质和形制上为当代少数民族口簧的异同比较提供了参照，确立了在整个世界口簧文化的范畴下对中国境内口簧的历史类型及其演化的考据方向。又如中国铜铃与朝鲜半岛、日本出土铜铎形成的北系铜铎文化圈，[14]特别是广泛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的铜鼓、铜锣文化圈，因为有大量不同时期出土实物支撑，以及考古学界、音乐学界较为成熟的类型学研究成果，为中国少数民族铜制（尤其是编列式）打击乐器的脉络梳理与东南亚各民族之间音乐关系研究奠定了基础。除善用考古资料（地下实物），并着重研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由乐器类型和形态共同塑造的乐器历史文化区外，也要广泛发现、收集传世乐器（地上实物），如云南大理祥云县鹿鸣乡村民收藏的五弦曲项琵琶、筴（轧筝）、虎拨（火不思）等[15]，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藏明代火不思、清代忽雷等一批传世乐器。

        图像史料向来是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少数民族器乐史的图像以壁画、岩画为主要类型，其中云南学者对白、藏、傣、纳西等民族的音乐图像研究令人瞩目。[16]本课题在前期研究中，部分成员曾于近几年来沿丝绸之路中国段考察了大量少数民族图像学资料[17]，包括敦煌石窟、酒泉魏晋墓、柏孜克里克石窟（吐鲁番）、克孜尔石窟（拜城）、炳灵寺石窟（天水）壁画中的乐器图像，包括琵琶（广义）、箜篌、笙、鼓、板等。围绕这些乐器在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的传播融合，都可以在乐器类种史的基础上结合学界已有研究，进一步统观不同地域与民族文化古今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丰富样态。纸质图像以清代以降的史料为主，诸如记录贵州境内苗族、侗族、彝族、仡佬族、水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概况的清《百苗图》中带有图说文本性质的乐器表演图像，《夷人图说》《钦定大清会典》《皇朝礼乐图式》等文献中对番部（蒙古）、回部乐器与合奏乐（笳吹乐章、番部合奏）的乐器图绘等。由于乐器史料的特殊性，乐器纹饰也具有图像史料的意义，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馆藏的刀郎热瓦普，背后镶嵌的莲花图案暗示了刀郎人早期的佛教信仰。

3.域外物态史料

在全面利用中国音乐考古学资料，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8]、《中国音乐史图鉴》[19]等）基础上，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将目光指向至周边国家的考古发现。例如，在蒙古国科布多省扎尔加兰特·海尔汗山脉出土的一件弯颈椭圆型琴箱弦乐器[20]。蒙古国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马头琴”，但经过我们初步辨识，其形制更接近当代西部蒙古族的抱弹鲁特类乐器托布秀尔；另外，该墓葬断代约为公元6—8世纪，这一时期科布多地区先后隶属于突厥汗国与回纥汗国，应以历史视角对其民族身份及其背后勾连的复杂政治与文化脉络审慎判定。这件出土乐器是厘清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族群之间，乃至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同类型乐器之间源流关系的珍贵证物

同样地，还要对一批特殊的少数民族器乐史料给予关注，即近代以来在国内外收集、收藏的文字、实物与图像资料。以本课题组部分成员在国外的考察为例，2014年10月，萧梅、刘桂腾等人赴丹麦国家博物馆，考察和测量了该馆所藏丹麦探险家亨宁·哈士纶（Henning Haslund）20世纪20年代在内蒙古地区收集到的萨满鼓、马头琴、轧筝、四胡、笛子等乐器；2016年与2019年，萧梅等人两次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对各大博物馆及档案馆馆藏的文字、音响、实物与图像资料信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收集[21]，如和田约特坎（Yotkan）2—10世纪陶制乐俑和浮雕中的数十件抱弹鲁特形象、来自西夏（党项）黑水城遗址水月观音像中的箜篌、琵琶等乐器图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以及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采集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音乐录音（俄罗斯文学研究所音响档案馆）、萨满鼓实物、笔记与绘图（彼得大帝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等，并且发现了过去无论从文献或实物均未曾被证实的与赫哲族直接相关的那乃人握柄式萨满鼓。将这批资料与不同历史时期俄罗斯人士在中国收藏的中国“文化遗产”相联系，不仅是体现东北亚地区各民族近代生活与文化（包括民族民间音乐）的宝贵资料，而且对中国北方民族音乐、器乐文化而言也具有交流史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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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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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晓：《记忆、观念与表述——少数民族音乐历史书写三论》，载《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第5页。

[2]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19，第3页。

[3] 乌兰杰：《蒙古族音乐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呼格吉勒图：《蒙古族音乐史》（蒙古文版），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和云峰：《纳西族音乐史》，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4] 孙星群：《西夏辽金音乐史稿》，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5] 赵维平：《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及其传来乐器研究》，载《音乐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13；周菁葆丝绸之路上的乐器系列研究，等等。

[6] 孙星群：《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2020。

[7] 冯光钰、袁炳昌主编，赵毅执行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京华出版社，2007。

[8] 同1，第6页。

[9] 同1。

[10] 杨民康：《历史民族音乐学：把音乐史还原到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研究——兼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书写的难题与对策》，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1] 此为赵宋光先生对杨荫浏治史方法的总结，发表于1999年“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

[12] 唐启翠：《认知、证成与呈现——论人类学“四重证据法”》，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第136-141页。

[13] 同10，第119-126页。

[14] 吴钊：《上古中国与环太平洋音乐文化的联系》，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第24-27页。

[15]本文作者之一徐欣于2022年8月初赴鹿鸣乡对这批乐器进行了初步考察，其具体信息参见徐辉斌：《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鹿鸣乡现存古乐器情况调查报告》，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93-96页。

[16] 王玲：《音乐图像学与云南民族音乐图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

[17] 该考察由上海音乐学院亚欧音乐研究中心首届邀访学者“7至14世纪中原——河西走廊——西域音乐文化交流和传播”研究计划组织并实施，在时间范畴上聚焦唐、宋、元，以及当时与中原政权关系错综复杂的吐蕃、党项和蒙古，空间范畴则以敦煌石窟为中心，河西走廊作为贯通，辐射从中原内陆到西域各地及其周边。目前已出版考察文集《长安向西——12位文化学者的田野漫寄》，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第二本学术文集即将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18]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自1988年立项，目前已出版16本19卷，其中少数民族较多的省/自治区卷册如内蒙古卷、新疆卷等，均收录了数量可观的少数民族器乐文物、奏乐场景壁画等。

[19] 刘东升、袁荃猷编：《中国音乐史图鉴》，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

[20] T. Törbat, D.Batsükh, J. Bemmann, T. O. Höllmann & P. Zieme, “A Rock Tomb of the Ancient Turkic Period in the Zhargalant Khairkhan Mountains, Khovd Aimag, with the Oldest Preserved Horse-Head Fiddle in Mongolia-A  Preliminary Report,”Curren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Mongolia, 2009, pp. 365-383.

[21] 第一次考察时间为2016年10月，考察人：萧梅。其考察资料与研究曾以《俄罗斯档案中的中国遗产》为题，发表于2017年7月“首届中俄文化艺术论坛”；第二次考察时间为 2019年11月，考察人：萧梅、刘桂腾、徐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