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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要做手术，手术意味着开刀，在哪个医院做？请哪个医生?医生资质如何？是一系列需要考虑、面对的问题。去年在家附近医院，医生分享，她儿子小时候因为受伤，关于要不要手术她做过很多咨询，有主任、专家、也有权威大拿，斟酌许久，最终决定手术，但选择哪家医院犯了难，保险起见，先在她工作的医院做，因为方便照看，但治疗途中转院。才知道原来医生在面对病情，因为情感的牵连也无法做到绝对中立客观，决策就要承担责任，并且要孩子来承担你决策的结果，这其中的分量形容为“千斤重担”亦不为过。虽不是什么大病，但做母亲总想保证万无一失，以“能不手术，就不手术”为原则，其中自有一份心理较量与种种思虑。只有做过母亲且面对过类似问题才懂，说到底，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面对术前种种，前后跑了数次医院，最终找到在省内实力较强的浙二医院的主任专家。不想因此给孩子带来什么阴影。术前与主任交流，他看上去约莫四十多岁，目光如炬，行事利落，得知是他亲自主刀，我便放下心来。其实内心没完全松懈，首先家长不能进入手术室，其次，手术时间多久并没有确切告知。我那天请了假，为了排遣心中的担忧，就跟病房里的病友聊天。隔壁阿姨今年60岁，生女儿那年腿上长一颗痣，不痛不痒，也没当回事。如今女儿40岁，她腿上的痣越长越大，颜色越来越黑，迹象越来越可疑，但也没有到单独为一颗痣到焦灼不安的地步。去年新冠，她一直迟迟不好，总是咳，咳起来没日没夜，没完没了，索性住进当地（义乌）医院术前检查，顺便问问医生腿上的痣怎么弄，医生切除一块组织去化验，得出的结论是不太好，大有命不久矣、活不长的判定。听医生这么一说，阿姨日夜难寐、焦虑彷徨，一方面担心钱花了病治不好；一方面成天看着腿上的黑疙瘩吃不下睡不着，简直成了块心病。阿姨的儿女此时迅速拍板决定，要来杭州治疗，他们辗转从老家来到杭州。手术需要先切除再植皮，相对复杂，疗程长。我们来之前，她已经住院半个多月。女儿贴身照顾。阿姨坐在病床上，拖着浙江腔调的普通话对我说，“我跟你讲，一定要有个女儿，女儿才是福气，你看我这住院都是女儿来照顾，没女儿怎么行？”我点头称是，对她说“有女万事足，女儿的确贴心啊。”阿姨给我展示手机图片，她从前存下的那颗完整状态的痣，黑漆漆的一颗，来者不善，她略带后悔的口吻说，早点切切掉不就没那么多事了？她腿上不止一块皮肤切除。我问她痛不痛，她摇摇头说不痛。女儿做完手术被工作人员推着进入病房，我赶紧上前帮忙，两张床并排，我使尽全身的力气从手术床抱她至病房床，她现在已经四十多斤了，抱她着实吃力，好在只是短距离，这对我来说不是难事。她后来对我说，妈妈，住院的感觉挺好的嘛，感觉像是住酒店。在医院，病人的表现往往更乐观，家属神情往往夹带着几丝忧愁。这就是疾病的威力，无论大病小病，它自带的权威不因任何外力而减弱，而人活着，不能不与疾病打交道，不论你是直面而是侧面，你总会与其狭路相逢，退无可退。陪护在病房的日子，喂她吃饭、陪她玩游戏、给她读书，趁她睡着，嘱咐隔壁床亲属关照一下，我去一楼餐饮店买饭，火速来回，生怕她醒来害怕我不在。与隔壁阿姨继续聊天，她的医药费已经花了几万，而她丈夫也长期患病在家，他五年前在老家医院做了一次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当时很成功，术后没恢复好，住院2个多月，后又到杭州的邵逸夫医院治疗，才算好。年底肺不好住院，前段时间甲状腺切除，又住院。阿姨说，没钱怎么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她女儿接着说，两个都重要。阿姨隔壁床的陪护说，当然命重要喽！都没命了，你要钱有什么用？我认为这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很难回答的令人满意，并且要看人生处于什么阶段、什么情境，假使说病人已经到生命弥留之际，你还在ICU做铺天盖地的无效抢救，只为看到一个浑身插满管子靠机器“维持”生命的机会，靠着机器的数字代替生命、代替病人活着的假象，这是病人所希望的吗。当然，如果不差钱也无视病人本人需求，只为自己的“执念”，另当别论。生死的话题，在医院当聊天一样挺好的。听听别人的见解，整理更新自己的生死观，毕竟生命的年岁在变，思想观念也在变，企图活在过去，活在年轻的想象里，是理想主义更是罔顾现实，因为生命的秩序不会改变，任何乔装掩饰无法逆转。在医院的日子，我难免又“思想深刻”一次，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作为中坚力量的我们“风险抵御”能力如何？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如何？经济状况、人力支撑、时间投入等能否有效支援？是否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当今社会，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基本是家庭的事，可以预见的是，人生的困难基本不在上半场，上半场处在上升期，有充足的信心面对、解决问题；下半场才真正见到它的本来面目，届时再去谋划、思虑是否来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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