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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福利视角下的居民生育意愿

 lj0279 2023-04-11 发布于安徽

本文发表于2023年4月7日《中国人口报》理论版

文┃周慧 刘杨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人口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城市福利作为城市化的典型产物,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维度的内容,既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反映一个城市对人们物质和文化需求的满足水平。学者们对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包括生活压力、生育保险保障、普惠托育体系、教育资源分配、高房价、女性就业等,但从城市福利的视角研究生育意愿问题较为鲜见。

  从理论上看,城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存在的,影响的微观机制在于:城市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起点,是统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载体。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福利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大城市因自身区位优势更容易吸引资本,资本超额供给提高居民工资进而吸引人口流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就个体而言,稳定的就业、更高的可支配收入能够增强人们的城市身份认同感,有助于释放生育潜力,但是生育行为所产生的闲暇时间压缩、晋升空间挤压等会影响个人或家庭的生育决策,从而降低生育意愿。当前,政府不断推出生育支持政策以提升福利供给水平,这有助于降低家庭的育儿成本,提高生育意愿,但同时因为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使得公共产品透支,拥挤效应增加,降低人均公共服务享有量,同时带来的交通拥堵、高房价等消极影响降低了居民的生育意愿。空气质量改善、居住区绿化环境及生活污水处理率的提高,能够增强居民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对释放生育意愿亦产生积极作用。然而,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工业生产中的污染物释放形成的环境激素,会加大难孕、不孕的几率,依靠辅助生殖技术提高生育率也成为一种现实需要。

  笔者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长江经济带30个地级市2705个微观样本数据及各市相对应的宏观数据,首先对各市的城市福利进行测度,继而分层级对生育意愿与城市福利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不同城市的经济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是正向显著的,经济福利每增加1个单位,生育意愿提高1.47%;随着城市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职工作、拥有城市户口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弱化趋势;环境福利对生育意愿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

  第二,从个体层面来说,年龄与生育意愿呈倒“U”型关系,40~50岁年龄段的居民更有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意愿;城市中拥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更愿意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在职工作的个体更倾向生育一个子女,可能原因在于工作时间挤压了闲暇时间,对孩子的照料时间不够充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越倾向生育一个子女;幸福感高的个体更愿意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

  第三,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升,拥有城市户口对个人的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越来越弱,因为随着户籍本身隐含的各项福利的减少,城市内部个体市民与流入人口之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环境福利的提升会对城市户籍居民产生正向的生育影响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为加快促进三孩生育政策有效落地,增强长江经济带居民生育意愿,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大城市福利均等化供给。当前,应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抓住国家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保持经济平稳高质量发展,为城市福利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应加快完善与三孩生育政策相配套的城市社会福利政策,尤其要注重探索实施政府直接对弱势的生育家庭给予财政补贴、对劳动力市场主体聘用女职工的优惠奖励政策、加大对社会化托育机构的资助与扶持力度,完善并监督落实已有的育儿假制度,加快形成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逐渐消除生育顾虑,从而促进生育意愿提升。

  二是提升城市环境福利水平。环境福利对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大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政策干预,提高环境监督中的公众参与力度,有效增加优质环境福利供给,促进居民生育意愿提升。

  三是着力引导社会生育观念转变。经济社会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往往是短期的,而人们生育观和家庭观念的改变的影响则是长期的。有很多低生育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对生育进行补贴,但收效甚微,究其根本,是年轻人对生育和子女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物质层面的刺激无法有效转变其态度。针对长江经济带居民幸福感较高、企业数量多而城市居民生育率偏低的现状,应把工作重点放在居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上,在全社会倡导“给孩子找个伴”的生育理念。

  四是促进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调发展。每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模式不尽相同,在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城市福利供给水平上存在差距,长江经济带下游城市经济实力强劲,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推进福利均等化,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对于长江经济带上、中游区域,相较下游而言生态环境较优,要扬长避短,在保护好绿水青山的前提下,利用好西部大开发及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政策,提升经济总量以有效增加城市福利供给,进而促进居民生育意愿的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城乡融合的政策体系研究”(20BJL089);安徽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国家治理体系视角下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gxyqZD2020090);安徽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加快推进安徽省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研究”(SK2021A0267)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编辑:王尚 25314931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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