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 卷一 六 ~ 十

六、孔子自齐返鲁考

孔子居齐年数，《世家》不详。后人或谓七年，或谓一年。七年之说，《历聘纪年》主之，狄子奇《孔子编年》辨之，云：“《历聘纪年》盖误读《史记 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孔子遂行，反乎鲁。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与下句连读，非谓反鲁时四十二岁也。”一年之说，江永《乡党图考》主之，狄子奇和之。江氏之说曰：“昭二十七年，吴季札聘上国，反于齐，子死蠃博间，而夫子往观葬，盖自鲁往观，蠃博间近鲁境也。然则在齐不过一年耳。”林春溥《孔门师弟年表后说》亦云：“蠃博在泰安县境，距齐都远，于曲阜为近。夫子观葬，盖亦自齐归鲁，途中偶遇，未必特为此行。则归鲁当在是年春可知。”又曰：“孔子于齐，接淅遂行，岂迟至八年之久？”此一年之说也。崔述则谓：“孔子归鲁，以理度之，当在定公既立之后。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棲他国，迨定公立而后返鲁，均未可知。”然考之《世家》云：“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则孔子之去齐，并不以定公立而欲归鲁也。亦不见去齐后有暂栖他国之事。且其时孔子未仕于鲁，亦不必定公立而后可归。崔氏之说，纯出推想，未足信。今既他无可考，姑依江氏说。

七、孙武辨

《史记 孙吴列传》有孙武为吴将兵。《汉书 艺文志》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本传则称十三篇。然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叶水心《习学记言》辨之云：“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预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辨士妄相标指，非事实。又书论将能而君不御，春秋时固无中御之患，战国始有，而未甚。又云智将务食于敌，城濮之胜，晋入楚师，三日谷，邲之役，楚亦谷晋三日，然未有指敌以为食者。”全谢山《鲒埼亭集》又申其说云：“吴、楚交兵，吴本胜，而用兵实无胜算。《左氏内外传》纪吴事颇详，绝不及孙武。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亦不甚及孙子。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事其书，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至若十三篇之言，自然出于知兵者之手。”姚姬传《惜抱轩集 读孙子》亦有发明，云：“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庐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章实斋《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亦谓：“《孙子》书言兴师十万，出征千里，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春秋用兵，未有至十万者。且阖闾用兵，前后得失，亦与孙武书大相刺谬。”余读《孙子 五校》，首之以道，而后天地。此必自庄周后乃知有此。其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形名之语，亦起战国中晚。则《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详《考辨》第八十五。

八、阳虎名字考

《论语》“阳货欲见孔子”，《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邢《疏》：“盖名虎字货。”《孟子 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赵《注》：“阳虎，鲁季氏家臣也”，又曰：“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宋翔凤《论语说义》云：“按赵意似以阳虎、阳货为两人。虎既囚季孙，专鲁政，则升为公臣，岂肯尚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说。注但望文生义，未必以为两人也。”崔述《洙泗考信录》则谓“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因疑阳货、阳虎之固非一人焉。今按：赵《注》“阳货鲁大夫也，孔子士也”，专明礼大夫有赐于士云云之意，故不称季氏家臣，而变文曰大夫，并不以为两人。至家臣称大夫，亦多其证。《左》昭七年，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云云，即家臣称大夫也。阎氏《四书释地又续》、毛氏《四书賸言》论此颇详。宋、崔之说皆非。

宋氏又以阳虎谓即杨朱，其说尤怪。引《盐铁论 广地篇》：“杨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谓：“西汉人称阳虎为杨子，阳杨古字通用，疑阳虎即杨朱。《韩非 外储说左下篇》曰：阳虎议曰：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以试之。逐于鲁，疑于齐，走而之赵，赵简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简主曰：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而御之。阳虎不敢为非，以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又曰：阳虎去齐走赵，简主问曰：吾闻子善树人。虎曰：臣居鲁，树三人，皆为令尹。及虎抵罪于鲁，皆搜索于虎也。臣居齐，荐三人，一人得近主，一人为县令，一人为候吏。及臣得罪，近主者不见臣，县令者迎臣执缚，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树人。虎善取，不善树人，即《孟子》杨子取为我之说也。言务取以为己，若树人则且为己害。《孟子》《韩非》之所言，正是一家之说。仁者治人，其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富者务取，为己者不为仁，亦取为我之说也。”宋氏之论如此，可谓荒诞不经之尤矣。务取之云者，即善窃人国之谓，与杨朱为我，风马牛不相及。不善树人者，《韩非》下文明明自言之，曰：“夫树柤梨桔柚者，食之则甘，树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树。”阳虎亦自悔其树人之不善耳，岂谓凡树人皆且为己害哉？为富之与为我，其间相去，尤不可以道里计。宋氏比而同之，甚矣其不知学也！乃谓：“子居合言为朱。《虞书》化居，化通货，疑子居为阳货字。其为虎，或为货，或为朱，盖变姓名如范蠡。”比附虽巧，弥缝虽密，要不足与议学术流变之大体矣。又以《列子 杨朱篇》记杨朱言孔子受屈于季氏，见逐于阳虎，因谓：“虎在春秋时，蒙恶声，故为杨氏学者，讳言为一人，故有此语”，此尤强说。宋氏敢为奇论，无所忌惮，虽时有所得，而妄诞者特甚。其解《述而》一节，强附于老子，殆亦阳虎、杨朱之类。要之不识学术之大体，而徒比附考论于小节，则尠有不失。宋氏特其显者也。

九、孔子五十学易辨

《论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此条解者，从来不一。《易乾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读，五十，究作《十翼》。”田艺蘅《留青日札》云：“此言五十，即《乾凿度》之五十也。”是谓孔子以五十之年学《易》也。《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或云：“古五字如七，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语”，是谓孔子以七十之年学《易》也。俞樾《续论语骈枝》云：“此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言或五或十也。”是亦取《世家》晚而喜《易》之说，而略变之也。今按：惠栋《论语古义》云：“《鲁论》易为亦，君子爱日以学，及时而成。五十而学，斯为晚矣。然秉烛之明，尚可寡过，此圣人之谦辞也。”陈鳣《论语古义》云：“五十以学者，即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无大过矣者，即欲寡其过意也。”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云：“古者四十强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则不亲学矣。”通观诸说，《鲁论》为是。又《正义》曰：“此章孔子言其学《易》年也。加我数年，方至五十，谓四十七时也。”林春溥曰：“《正义》以为四十七时语，尝疑其无据，及读《史记》，孔子四十七岁以阳虎叛不仕，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乃知斯语之非妄。”（林说见《开卷偶得》卷六。）今按，孔子以五十一出宰中都，（说详后。）其前皆不仕。《正义》四十七时语，盖为近是。惟古者无六经之目，《易》不与《诗》《书》《礼》《乐》同科，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言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

一○、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孔子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此事疑者甚众。赵翼《陔馀丛考》、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大意谓：“公山弗扰即《左传》公山不狃。据《左传》，不狃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是时孔子方为司寇，主堕费之议。弗扰不肯堕，至率费人以袭鲁，岂有弗扰欲召孔子而孔子欲赴之理？”此据《左传》谓弗扰以费畔在定公十二年也。然《伪孔注论语》谓：“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阳虎执季桓子在定公五年，此以弗扰召孔子亦在定公五年也。（朱子《集注》，毛奇龄《四书稽求篇》从之。）《世家》云：“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按定公九年，孔子已五十一，此误。）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是谓其事在定公之九年也。（江永《乡党图考》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引郑氏环曰：“不狃之召，当在定八年冬阳虎入讙阳关以叛之时。《史记》系之九年阳虎奔齐之后，非是。”狄氏又云：“《世家》虽系之九年，然云此时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则又谓其事在八年也。（苏氏《古史》载《论语》以费畔，亦在八年。）三说孰当且勿论，而赵、崔专据十二年一说以疑《论语》，可知其未是。

赵氏又云：“《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虎逐之。是时不狃仅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讙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此叙不狃事甚晰。而曰：“不狃在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以费叛召”，则又泥于《论语》以费畔召之语，而未得其解者。夫《论语》谓以费畔召者，此著其实耳。在当时不狃之召孔子，决不以叛乱为辞也。特以孔子有名德，为世所重，欲借以收人心。阳货亦曾欲见孔子而劝之仕矣。是时不狃虽有不臣之实，而未著变叛之形，故孔子欲往而复止。盖虽季氏未及讨，而固不得谓《论语》于此不应下一畔字。（毛大可云：“畔是谋逆，非称兵”，此说极析。）崔氏又云：“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是皆泥文拘字之害也。（惟江永《乡党图考》云：“不狃与阳虎共谋去三桓，故《论语》以谓畔，其实未尝据邑兴兵也。”斯为得之。）若《论语》其为东周之语，或出孔子一时戏言，或由后人记者润饰，尤不足深辨。要之不狃可以召孔子，而孔子实未往，其事当在定公八九年之间，则斯足矣。（郑环定不狃召在定八年冬，以九年春孔子为中都宰也。）至其后子路主堕费，而季孙从之者，正由当时亦自知弗扰之有叛志，而惮于力征，因借堕都之名，以收削权之实，而弗扰遂终出于一叛也。（翟灏《四书考异》，沈维城《论语古注集笺》，谓公山不狃以费畔，而季氏召孔子，则并句读而失之。考古者不一本情实，而先以为古人必若是必不若彼，宜其愈出而愈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