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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實行新法，歐陽修對青苗法頗有所批評，且未執行（由於推行青苗法，無形中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以故屢屢遭到後世詬病）。歐陽修這種堅持原則的做法勢必會得罪其門下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年），幾經周折後歐陽修改任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知州，是年改号“六一居士”。隨著年老且仕途顛簸，歐陽修於翌年（1071年）六月便以太子少師的身份致仕（退休）了，居於潁州（今安徽阜陽），來年即逝矣。歐陽修在位曾主持科舉，他堅持以古文取士，非但革除了文風之弊，且從寒門選拔了曾鞏、王安石、蘇氏兄弟等人才。在歐陽修致仕之後，東坡與蘇轍分別前往潁州看望過恩師，足見蘇氏兄弟為人之厚重也。而同樣作為歐陽修門下的王安石，非但無尊師之德，卻頗有欺師滅祖之能，自是不值一提也。 歐陽修做蔡州知州後自號六一居士，爰作《六一居士傳》，他在傳中以對話的方式列出了“六一”。“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當是時，歐陽修年老矣，且出任知州，由是以藏書、金石遺文、琴、棋與酒相伴度日。《六一居士傳》一出，東坡便欣然讀之，於是寫就了這篇《書後》。 此文開篇權設問答，討論“居士是否有道”這一論題。其否定者認為居士是挾持五物而後安，而真正的有道者應該是無所挾持而安的，哪怕是“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是有所挾。在此基礎上，東坡展開討論曰：“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為什麼如此說呢？大凡人一旦有所牽累，便不是灑脫之人，人謂居士非有道者，蓋以居士爲五物所牽累也。其實，外物是否累人，關鍵在乎吾人此心，若此心不附物，則天下無物可累也。假若此心粘滯，處處執着，則縱是些許微物，亦將爲此物所累也。東坡畢竟是逃禪有悟之人，他一語破的，指出人之所以爲物所累，皆在“以吾有之也”。由於執着佔有欲，由是“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爾後自是而牽絆不休矣。 其實，吾人與外物均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均是諸緣聚合爲物，也是隨緣剎那遷滅的，又有誰能真正地佔有它呢？東坡的這一觀點無疑與《赤壁賦》中的“水月觀”密切相關，也完全是從這一出發點而展開的討論的。東坡認為“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在去除了佔有之心以後，我與物均是世間暫存之受形，一旦遷滅則物我俱空矣。因此，東坡認為“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由是卒章之處，東坡的“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則更是剔透玲瓏，空靈無所棲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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