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藏书家袁廷梼生平发覆——一个苏州家族的兴衰（上）（国家图书馆 刘鹏） 袁廷梼（1762-1809），后更名廷寿。字又恺（凯），又字寿阶（亦写作授阶、绶阶、寿皆等）。江苏吴县（今苏州西南部）人。清乾嘉间苏州著名藏书家，与黄丕烈、顾之逵、周锡瓒并称“藏书四友”。 袁氏生前，藏书之名颇盛，然其身后之寥落，与同为“四友”的顾之逵、周锡瓒相较，亦仅稍胜而已。其中缘由，一则因家道递衰，中年谋食江浙，无力刊印家藏书目[1]，以传名后世；二则因天不假年，年未五十而殁，未克将半生见闻，撰成题跋、书志，以垂之永久。此亦学者、藏家千古同悲同慨之常，故本节拟据各类传世文献，就其家世、姓字、年齿、交游、学行诸端为前人所略者，一一考订发覆，以褒大其人，彰明其事，并使古贤之所钟所痛，为今人所感所知，是所愿者。又袁廷梼出身之袁氏，为吴中世族，其兴衰亦颇具典型，故一并论之。 一、姓字辨疑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已花甲，却仅有一子袁廷槱的袁永涵纳十九岁的韩氏为妾；一年多后的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十四日[2]，韩氏为他生下了次子袁廷梼。此时，袁永涵已经六十二岁。 在论述袁廷梼其人其事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与他的名字有关的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其他人身上，并不常见。 袁廷梼的名字该如何念？这是第一个疑问。 袁氏名字中的“梼”字有三音，一作“chóu”，有“刚（坚硬）木”之意（《广韵》《集韵》）；一作“táo”，有“断木”之意（《说文》），常用于“梼杌”（恶兽、恶人、楚国史书名）、“梼昧”（愚昧）；一作“dào”，有“棺木”之意。从文义的褒贬上来看，“梼”字自然是该念作“chóu”，取“刚木”之意。同时，其兄名袁廷槱，“槱”字读如“yǒu”，有“积聚（木柴燃烧）”之意，《诗·大雅·棫朴》云：“芃芃棫朴，薪之槱之。”兄弟之名同韵，也可为一佐证。 袁廷梼初字又恺，“又恺”义从何来，这是第二个疑问。 据《说文》，恺有“乐也”“康也”之意，名、字间的关系（相近、相反）不明。注意到其兄廷槱字启蕃，蕃有“繁茂”之意，笔者猜度，如果说“启蕃”有长子带来家族繁荣茂盛之意，“又恺”则或有再次带给家庭康乐的欣喜。 袁廷梼何以改名“袁廷寿”？改名时间在何时？这是第三、第四个疑问。 袁廷梼改名之因不详，但可以想象，如非特殊原因，决难轻改。盖因袁氏之兄及诸从兄弟，皆以“廷”加木旁字为名。据《吴门袁氏家谱》，有廷权、廷栋、廷桢、廷植、廷楑、廷模、廷杏、廷杞、廷标、廷枫、廷楷、廷梗、廷杰、廷槱等等。笔者推测，其改名，或者受易学及其衍生之姓名学中五行之理的影响，这类改名之举，在古代亦颇为常见[3]。 至于改名时间，据笔者所撰袁氏年谱（草稿）排比，可见其端倪：自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正月初一日，袁序《吴门袁氏家谱》，自署“十六世孙廷梼谨序”起，至嘉庆八年（1803）五月，为黄丕烈题《唐女郎鱼玄机图》（国8713），署袁廷梼，十余年间，多作“廷梼”，而绝少作“廷寿”者[4]。 至嘉庆九年（1804）夏，李福诗题称“袁寿阶廷梼”[5]，而彭兆荪《扬州郡斋杂诗二十五首》第十九首咏袁氏，诗注云：“袁寿阶廷寿卜筑枫溪，鉴别文史，极朋簪觞咏之胜。今亦槖笔康山，依人憔悴矣。”[6]已露改名之迹。嘉庆十年（1805）九月，黄丕烈刻《百宋一廛赋注》中，有“有《周礼》一官，《春秋》泰半，怃许剑之待悬，怅籯金之莫换”句，黄注云：“（《春秋经传集解》）同县袁廷寿寿皆甫亦有残本。”因《赋注》为荛翁手写上板，故袁氏更名，至此可确定无疑。 此外，国图藏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水经注笺》四十卷存十六卷（国2537）有嘉庆十年九至十月袁跋多则[7]，颇可注意（以下选录）： 廿四日以钞本校九卷十卷。绶阶。（卷十后） 九月廿五日以钞本校十一至十三卷。又恺。（卷十三后） 十月初四日灯下，以钞本校卅六至卅八卷。五砚主人。（卷三十八后） 初五日灯下，以抄本校卅九、四十卷毕。廷梼。（卷四十后） 此书涧薲得于扬州，今归与我。乙丑九月望廷寿记。（卷四十后） 由上跋可知，袁氏亲署名字，时而“廷梼”，时而“廷寿”，或者是名字新改，尚未成习之证据。又嘉庆十年春，袁廷梼跋清康熙六十一年陈师曾刻本《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国图15049），亦署“袁廷寿”。 而嘉庆十年之后，袁廷寿之名则时有所见。清光绪刻本方浚颐《梦园书画录》卷二十二《姚姬传楷书金刚经册》载嘉庆十二年（1807）春“平江袁廷寿题”跋语。又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王芑孙跋《绍熙云间志》，亦云“会吾乡袁君廷寿家遗书大出，先后得其数十种以去”。 综上可知，约嘉庆九年后，“廷寿”之名方始启用，然似未远播，袁氏藏印中绝无“廷寿”印，后人更多不晓。民国重刻《家谱》八卷，谱名均作“廷梼”，且于《长房支谱表》中袁氏名下，未及其更名之事，更可证其更名，多半出于某种改运或增寿的目的，故不欲张大其事。 又袁廷梼更名与添字之事，并非同时。大抵乾隆五十九年前，称“又恺”者为多；五十九年后，称“绶阶”者为多（亦有同音混称授阶、寿阶者），称“寿皆”者较少。但新旧字并行不悖，友朋亦随各自习惯，照呼未改。《家谱·长房支谱表》称“字又恺，一字缓（按为绶字之误）阶”，前引嘉庆十年《水经注笺》跋中“绶阶”“又恺”并用，亦是一例。 二、家世轶闻（一）迁居吴门 袁氏祖先，虽以汝南为郡望，但“宋以上谱牒沦亡，世系莫可考”（《吴门袁氏家谱》卷一袁廷梼所撰《凡例》）[8]，故仅可追溯至元代的袁宁一，即《家谱》卷五中所称的“一世祖”： 先世汝南，从宋南迁，元至元中以荐徵，官海道万户，授太中大夫，赐金虎符，驻节平江，赐第郡城之闻德坊。专司岁输督理粮储，巡视海运。兵民爱戴，颇著声绩，与宋通先后齐名。卒于官，享年五十有七。配吕氏，子孙遂家吴中。 袁宁一生平，仅见诸《家谱》。从谱文记载来看，其已跻身中上级武官之列，并驻节平江，赐第吴郡，在地方上显赫一时。可以说为从外地迁入，在吴地毫无根基的袁氏家族的绵延，奠定了极好的基础。 然而，从家谱记载来看，袁氏子孙自袁宁一身后，不仅未承继其从戎经历，甚至便有衰落之势。宁一长子袁英，入赘城中章氏。元末遭乱，袁英遁迹山中，躬耕自给。其子袁福实，也初从母姓章。宁一第二子袁彻，洪武初（约1368）以贤良荐，授湖广布政司经历，其后无考。或者袁宁一去世之时，其二子年纪尚幼，族众未丰，祖荫固无法承庇，家道亦不免中落。同时，苏州在元末为张士诚所据，在朱（元璋）、张之战后残破，文士、富贾被迫迁徙，明初又被课以重税，这大约是袁氏家族忽尔衰微的时代因素。 如此历经一百五十年，直至嘉靖初年（约1522），袁家虽传承六代，繁衍不绝，却既无科甲之盛，亦无商贾之富，或安居乡里，积善有余；或沉沦下僚，小吏终身。即使第四代中有曾任知县的袁政，以及官至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员外郎、进阶奉直大夫的袁端[9]，也绝未改变家族运数的轨迹。 （二）六俊之后 一件轶闻，似乎昭示着家族命运转折的契机。袁氏第六世祖，有袁鼎、袁鼒、袁鼏兄弟三人（鼎为袁敬正妻俞氏所生，鼒、鼏为侧室赵氏所生）。长兄袁鼎在为父亲袁敬卜葬吴县西南三十里的宝华山时，风水先生称此地贵二三房（幼弟袁鼒、袁鼏），而不利袁鼎所在之长房。此时的袁鼎，却显示了一位历任浙江秀水、江西南昌儒学训导，四川庆符儒学教谕的儒者的友悌情怀，他毫不迟疑地说：“贵吾弟，吉地也，复何疑？”不仅将父亲葬于这块吉凶参半的墓地，其本人死后也与妻合葬于此[10]。 无论是发语奇中的偶然抑或是否极泰来的必然，风水先生的话似乎得到了验证：袁鼒、袁鼏之后的家族第七代，在嘉靖间出了袁衮（谷虚公）、袁裘（志山公）、袁表（陶斋公）、袁褧（谢湖公）、袁褒（卧雪公）、袁袠（胥台公）六位文采高妙、驰名艺坛的隽才，时称“袁氏六俊”[11]，彬彬之盛，一时无两。其后辈中，无论仕隐，皆诗礼传家，卓尔不群，有“三英”“三贤”“六贤”之称[12]。袁袠子袁尊尼，嘉靖进士，仕至山东按察使司提学副使。袁褒子袁年（德门公），万历进士，更仕至陕西按察使（正三品）[13]。明末清初的著名戏曲家、荆州知府袁于令（萚庵公），亦出于袁鼏-袁褒-袁年（其父）一支。 而袁鼎之后，虽然非如《汝南世泽》墨迹中方燮所言“六世单传”，但确实人丁稀少，家运维艰。康熙九年（1670），袁廷梼高祖袁之柱（号悦岩）在《本支家谱序》（载《吴门袁氏家谱》卷一）中，重述这段轶闻，并且评论说：“新斋公（袁鼎）以儒学名世，迄今六传，鲜有能继前人之美者。方斋（袁鼒）、怀雪（袁鼏）两公之后，贵显不绝，子姓亦甚繁衍。……虽然，理数循环，无往不复，稽其岁时，已越百六十年，后有能读书穷理，增光先泽者乎？此柱之所深愿也。” （三）长房肇兴 悦岩公之说，似乎也成了某种预言。长房一支的情况，约在康熙时期，从其子、袁廷梼曾祖袁士琏（1648-1729）起，确乎有了变化。《家谱》载士琏“诚信端方，敦本睦族。祖墓倾圮，时为修葺，好施与，不欲人知，里党称其厚德”，可见经济情况已有极大改善。其四子志鉴、志锷、志镛、志镳及诸孙（永字辈）、曾孙（廷字辈），多为国子监生（“太学生”），并多有通判、州同甚至知府加二级等官衔，而绝少赴任者。可以推知的是，这些功名职衔，都是捐纳而来，非赖科举正途[14]。其经济来源，自然应该是经商所得。经商带来的巨大财富[15]，被袁氏家族用以获取等级制度中的社会特权，而这种特权，自然又会保障家族产业的稳定与增长。遗憾的是，在商贾为四民之末、并不光彩的时代，袁鼎一支子孙以何业发家、详情如何，《家谱》中可以理解的并未言明，但袁廷梼之兄袁廷槱之婿戈宙襄所撰《袁绶阶二丈传》云“家业布商”[16]，可知其家与同郡的汪士钟家族一样，都以布业起家，而包括布（绸）业在内的纺织业，正是明清以来苏州的支柱行业之一[17]。 仕宦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模式，本就是清代江南宗族在职业选择上的一种特色，是官宦型、学术性、儒商型三种文化家族构成形式之一[18]。具体而言，这种官商相辅，以商为根的模式，在袁廷梼的祖、父、叔袁志鉴、袁永涵、袁永淳（后改名袁煜）身上，也得到了延续。 《家谱》载袁志鉴为候选州司马，却“不赴参调，以林下终。好以医药济世，购方合药，费赀甚巨”，且“交游间不能举火者，为授餐；没不能敛者，为给棺槥；称贷不能偿者，悉焚券，置勿问。枲纩、茶水、药石之施无虚日”[19]。袁永涵以国子监生授县主簿后，以父年老，归侍左右。弟永淳“市辽阳，舟溺，尽沉诸戚友货，殚家财不能偿，为所讼。君分财偿之，事乃已”（此事除了展现袁家世代相传的友悌之情外，亦可见袁氏家族商业脉络之一斑，或是将南北特有之货物丝绸、人参等彼此贸易，以获厚利）。乾隆二十一年（1755）以江赈例晋知州，并为弟输财得官。二十八年（1762）复捐资助修城工，“里中有公事，辄为众率先”[20]。此外，袁永涵“能赴人之急，凡族中鳏寡孤独及戚友婚嫁殡埋之不能办者，周之惟恐后。有来乞假者，积券成帙，已而尽焚之”。这种豪侠磊落、急公好义的行为背后，自非有雄厚的家底而不能办。而这种热衷公益、行善积福的行为，本也是清代江南宗族的传统之一。 （四）兴衰轮替 而与此同时，袁鼒、袁鼏二支自六俊之后数代则盛极而衰，至康熙年间，已零落凋谢（参汪琬《袁氏六俊小传》）。康熙二十五年（1686），袁鼒玄孙、六房袁裘曾孙袁士俊请于督、抚、学三部院，饬建袁氏六俊祠。祠位于玄妙观东醋坊桥，除奉祀六俊外，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十八年（1709），袁士俊又呈请将袁鼒、袁鼏两支之支祖、父辈及后辈贤者袝祀其中（详《家谱》卷三《六俊公专祠崇祀录》）。但当时人已经称他“一介贫士尔，顾能只手拮据，成兹旷典，为人所难也”[21]，可见也是勉力为之。 《家谱》中关于本族祠堂变迁和墓地维护、修缮情况的记载，更可以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袁鼎支与袁鼒、袁鼏二支家业的消长。如宝华山袁敬墓（即包括其三子、妻妾之祖坟）祭扫及完纳条漕，向为“发贵之房”承办，故入清以来皆由袁褒之后袁年一房承担。而到了康熙五年（1666），因“条漕重大，四房力不能支”，由长房（当即袁士琏）每年贴补银五两。这一重大而难以承受的钱粮是多少呢？《家谱》给出的数字是区区的漕米一石三斗三升四勺，条银一两二钱六厘[22]，由此可见之前颇为发达的袁年一房的窘迫。此后直至乾隆五十一年，祖墓祭扫与条漕事务，一直由长房与大房（袁表后）会同办理。嗣后更归长房主持。康熙八年（1669）协置公产，捐银五十八两，见存三支六房中，长房独捐三十一两，超过一半，而余房中，二房仅捐一两，五、六房亦仅三两，彼此财力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 又乾隆十一年（1746），“袁氏合族”呈请在六俊祠增祀袁敬、袁鼎、袁鼒、袁鼏、袁献可、袁袭、袁襄。袁鼎一支首次入祀六俊祠，其背后的推动力量为谁，可想而知。次年建袁敬（介隐公）祠，并重建六俊祠。购地、建设、祭祀之费，皆由袁鼎一支袁志锷、袁志镛、袁永滋、袁永涵四股均派，而“不用合族亲房子姓各出祭分”（《家谱》卷三《建造祠堂议墨》）。建成后，又将袁鼎支袁柬（袁廷梼八世祖）、袁士琏（袁廷梼曾祖）、袁志鉴（袁永涵父）、袁志镳（袁永滋父）祔祀。至此，袁鼎一支成功地将“六俊祠”转变成“阖族宗祠”，“凡介隐公（袁敬）之后，都置主祔祀焉。”此后乾隆三十年（1765）的修造，也由袁永涵等四人负担。 袁鼎一支的兴起和袁鼒、袁鼏二支的衰落，也为袁廷梼日后的诸般作为，埋下了伏笔。 三、兄友母慈乾隆三十二年（1767），袁永涵与妻子汪氏在两月内相继去世。彼时，袁廷梼年方六岁，妹妹素英尚在襁褓，生母韩氏二十六岁，长兄廷槱则已三十二岁。 客观地说，以当日袁家富裕的经济条件，置身秀美的别业园林（枫桥西之渔隐小圃）中，韩氏夫人虽守节抚孤，内心不可谓不苦，但如王鸣盛所说“饮冰茹檗”，或如钱大昕所咏“有衣但粗疏，有食但糠核。膏沐屏勿施，簪珥久已释。寒风吼檐牙，冻雪入窗隙”（《霜哺遗音》卷三），则未免言过其实，只是文学上的修辞。 不过，韩氏夫人识大体，知进退，则班班可验：她“幼习姆教，勤女红”，大约属于稍有文化背景的贫寒之家。在嫁入袁家之后，“佐理家政，事事勤毖，凡饘酏涤瀡，挫针治繲，钩稽出纳之务，靡不亲也，糜不慎也。”不仅为汪氏夫人佐理家务，还参与了家族中的理财事务。然而在永涵夫妻去世后，对一切家事，她却说“有家督（按即嫡长子袁廷槱）在，吾惟知抚孤耳，他奚问耶”，嗣后十五年中，坐卧一小楼中，足不轻下，将一切精力贯注在幼子稚女身上[23]。此外，她还命袁廷梼对兄长廷槱“父事之”（《霜哺遗音》卷一杨昌霖《袁母韩孺人节行序》）。韩母的做法，博得了年纪反大于她的袁廷槱的尊重，时人云：“余居西塘时，渔洲袁君晨夕过从，常称道其庶母韩孺人之贤。谓其弟又恺循循有规矩，勤于学，乐观正人，皆韩母教也。及韩母卒，渔洲为之服期丧，致敬尽礼，重贤母也。”[24]是以上下相感，内无间言，关系颇为和谐。 从另一方面来说，主理家务的长兄廷槱，也足称贤子贤兄。他字启蕃（藩），号渔洲，《家谱》说他“饶干济，工诗文，孝友笃诚，不为煦煦小惠”，可知亦秉承了袁家数代以来以商为业而不废诗书的传统。他的年纪本可作廷梼的父亲，而恰好他多年乏嗣，直至四十二岁始得子（此时廷梼已十六岁），可以想象的是，他于幼弟，应当有一种亦父亦兄的深厚情感。杨昌霖《袁母韩孺人节行序》也评价说：“且又恺嫡出之兄启藩氏待又恺曲有恩礼，孺人亦命又恺父事之。门以内无间言，是又孺人之行义足以感之，而启藩念鞠子哀，以长以教，不可谓非贤矣。”而袁廷梼对乃兄，也感念至深。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云：“君殁后，廷梼每言及兄，辄涔涔泪下，以是知君之孝友，过人远矣。”（《家谱》卷一） 不过，袁廷槱对袁廷梼的影响，还远不止此：一方面，他喜好诗文，无意仕进[25]；坐拥绮园，爱客好交[26]；慷慨仗义[27]，广有收藏[28]，在性格和行为上，幼弟好像是他投射出的影子一般，样样兼擅。另一方面，大约正是他作为兄长而非父亲的身份，同时碍于庶母仍在，他对幼弟的宽容关爱，似更多于督促砥砺，致使袁廷梼并未继承家族的行商传统和持家之能。须知，前面那些风雅的喜好，假如不以财力或权势为基础，便如同沙上之塔，常毁于须臾。袁家后来的衰败，也正肇因于此，这是后话。 虽然如此，二十年间，正托赖兄友母慈，以维持家业，阻断流言，袁廷梼乃得以成才成名，成就闻名一时的五砚楼藏书。 四、五砚楼主乾隆四十五年（1780），袁廷梼与“本地著姓”毛氏成婚。四十六年，袁母韩氏夫人谢绝了儿子们的祝寿之举，并以抚孤志成，当从夫于地下为言，旋以病卒，年仅四十。韩夫人逝后，江苏巡抚闵鹗元为具疏请旌表于朝。这种破例之举[29]，也颇可见袁家彼时的影响。乾隆五十一年（1786），兄廷槱卒，年五十一。此时的袁家人口，包括袁廷梼（二十五岁），妻毛氏（二十二岁），嫂稽氏（廷槱侧室，年不详），长侄兆蕖（十岁），尚有二侄、五侄女（均年幼），长子兆壎（四岁）。抚养子侄，维持家业，袁氏的兴衰，系于廷梼一身。 在此间及其后的十余年间，是袁廷梼人生的巅峰，也是他作为一个乡贤、文人、学者、藏书家，最为光华耀目的岁月。值得一书的事情，大约有如下几件。 （一）《竹柏楼居图》与《霜哺遗音》 袁廷梼事母至孝，戈宙襄转述其妻（袁廷梼侄女）幼时所见云：“出塾后，在母左右毋违。母需物，必两手奉持，跪进之，御皆笑，公色益庄，起即竦而立。母病，夜恒守视，不肯寐，与食亦不食。母卒，毁瘠几不欲生。”（《袁绶阶二丈传》）慈母见背，袁廷梼的纪念方式，也彰显了他的性格和志趣：请王鸣盛作《袁母韩孺人传》、王昶作《袁母韩孺人画像记》、袁枚作《袁母韩孺人墓志铭》；倩书法家顾光旭题袁母所居曰“竹柏楼”，并先后请金子徵、袁树、方薰、陈诗庭、吴履、彭湘皋、骆佩香、王玳梁、陆修梅、钱载诸人作《竹柏楼居图》及遗像[30]。 所谓“遗像”，当即今存南京博物院的《袁节母韩孺人小影》[31]。此卷首有钱大昕“袁氏贞节堂画像文翰”题签，又以翁方纲为袁母故居所书“贞节堂”三字颜于卷首。后为陆淡容所写韩母半身正面像（着蓝袄），丁愫题款，像主及画家、题款者同为女性。像后接裱蒋元益、王鸣盛、袁枚、袁谷芳、梁同书、王文治、杨昌霖、王昶、彭启丰、汪亮、卢文弨、钱大昕、杨复吉、彭绍升、秦大成、长麟[32]、孙志祖、顾光旭、邵颿、毛藻、阮元、钱大昕、吴锡麒、孙星衍等二十四人诗文题跋。 而约与遗像同时的《竹柏楼居图》绘成后，袁廷梼行迹所至必携之，或转寄海内，遍请名公题咏。直至嘉庆十二年（1807）左右，仍有张云璈《袁节母韩孺人竹柏楼居图为袁绶阶题》诗之作。今日《楼居》原图及题咏长卷、诗册虽不存，但于袁母卒后至嘉庆初随编随刻的《霜哺遗音》一书，却保留了遗像与《竹柏楼居图》的大部分相关文字。“霜哺”之名，当远绍前明吴门寒士袁骏佣书孝母，集海内文士题咏成《霜哺篇》[33]之事。“霜”喻寒而洁之质，“哺”有乳而育之意，孀妇含悲茹苦，养育孤儿之貌跃然纸上。但与袁骏家贫，甚至借征求所得“刻资”（实际上从未刊刻）侍母养家不同，《霜哺遗音》完全是袁廷梼出资刊刻的，即使在刊印后期，他的家境已经每况愈下了。 今按《霜哺遗音》一书，共六卷[34]，曹谦光（卧云）题名，姚鼐、江声序（均手写上板，江序为篆书）。卷一有颂、传、墓志、序、记、赞、铭、诔、跋、赋等体裁，大约为较早之作。卷二至六皆为诗，俱云“随题随梓，不叙爵齿”。通计全书，约有作者170人，各类诗文200余首[35]。作者中，有阮元、铁保、孙士毅、长麟、蒋元益、彭绍升、彭启丰等官贵，姚鼐、卢文弨、王鸣盛、钱大昕、袁枚、王昶、潘奕隽、潘世璜、赵翼、邵晋涵、赵怀玉、段玉裁、江声、顾千里、孙星衍、洪亮吉、吴锡麒、钱维乔、李兆洛、梁玉绳、法式善、钮树玉、顾莼、李锐、伊秉绶等学者文人，王文治、梁同书、吴俊、钱载、方薰、范来宗、李福等艺术家，以及鲍廷博、黄丕烈、瞿中溶、杨复吉等藏书家。其卷六依次载孙云凤、徐兰韫、汪瓒祖、孙云鹤、张秉彝、丁愫、吴淑慎、江珠、金兑、方芳佩十位苏杭闺秀[36]诗十一首，也是彼时闺秀诗歌繁盛一时的反映。 当然，这近两百位作者中，有踪迹甚密、感其纯孝的前辈友人，也有受邀谬赞、应景敷衍的名流权贵，但无论如何，袁廷梼的交际网络和影响力，从此书的编刻上，也有所反映。 （二）编刻《吴门袁氏家谱》 应该说，论当时的交际之广、声名之盛，袁廷梼在“藏书四友”中，可谓首屈一指。而张大他在家族中声誉的，则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至五十五年（1790）前后《吴门袁氏家谱》六卷的编刻。 苏州的家庭，呈现一种大宗族、小家庭的状态，同财共爨的大家族并不多见（袁家亦如此），“家庭的小型化也淡化了宗族的血缘观念”[37]。同时，世家大族多居城市而非乡村，仕宦与经商的流动性，都使得苏州人的宗族观念较为淡漠[38]。明末清初的魏禧对此，有一段非常清晰的描述：“余数游江南，世家大族广园囿第宅，而无宗祠以妥先祖，合其族人；著书汗牛马，于谱系则阙然，自高曾以上，有不能举其名氏者。”[39] 在这种背景之下，编纂家谱，无疑是敦亲睦族、提高袁姓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举措。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年仅二十四岁的袁廷梼承担起如此重任，而又迅速克成其事的呢？ 《家谱》袁廷梼序，道出了其中部分缘由：首先，袁氏族谱自前明仕至陕西按察使的袁年修撰以来，历久未修。袁廷梼所在为长房，而自其高祖袁之柱（悦岩公）起，便“荟萃本支，列其世次，作谱图藏于家”（有康熙九年自序），其后曾祖士琏、祖志鉴、父永涵皆“敬承先志，递加修辑，本支世系，赖以独详”，可见修谱一事，既有责任，复有基础。其次，同宗从高叔祖、道士袁月渚[40]将前世所辑家谱付诸廷梼，如此则本支之外，尚有他支谱牒，作为补充。当然，这里所言，无非“敦本睦族”这一类“神圣理由”。 序言未及的缘由，即所谓“世俗理由”[41]，则包括修谱者的现实诉求，这一诉求，既可能是物质上的，又可能是文化上的，也可能兼而有之。自康熙时代以来，袁廷梼一系以儒商迭相为用，并多捐有功名，在其他支系家族尤其是“六俊”之后碌碌无为的背景下，无论财力或地位、志趣，在兄长廷槱去世后，袁廷梼都是承担这一重任的不二人选。修撰族谱，不仅是前述敦亲睦族的需要，更是一种彰显修谱者家族地位的举措。这一点，是不便明言，却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与前文袁廷梼一系在家族公务中承担多数责任和“六俊祠”转为“阖族宗祠”等事件相对照，会看得更加清楚。 仔细品读《家谱》，从纷繁的名姓和谱系中，还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其一，袁鼎支和袁鼒、袁鼏支的关系。《家谱》虽然历叙自元末袁宁一起的历代家族人物，但其叙述和记录的核心，则在五世祖袁敬（兄弟尚有德、聪、俊三人）[42]之后的袁鼎、袁鼒、袁鼏兄弟三支。鼎、鼒、鼏之后的献可（长房）、衮（三房）、裘（六房）、表（大房）、褧（二房）、褒（四房）、袠（五房）、袭（七房）、襄（八房）、衷（早卒），则被《家谱》称为“某房”支祖。虽然如此，因袁鼎为正妻俞氏所生，而鼒、鼏为侧室赵氏所出，故无论地位（嫡与庶）、年龄（差二十岁左右）、亲疏[43]，均有所差别。 其二，三支的“瑜亮情结”。虽然“六俊”被作为袁氏先贤，在《家谱》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通观全谱，给人留下最深印象并且多次出现的，却是前文述及的那段袁鼎葬父于“贵弟”之壤的家族往事。一方面，在“六俊”于清初已被圣贤化（如由国家许可而立专祠祭祀）的背景下，作为其后辈族人，自然与有荣焉；另一方面，长房与余房在历史上的家业消长，无形中也产生了某种瑜亮情结。这段典故的反复讲述，一种积善获福报的本支形象，已经跃然纸上。六俊之骏烈，固然得到记录，而更加突出的“诵芬”，则是以替代明代袁鼏支显宦袁年所编《旧谱》的行为，展现了袁廷梼父子所在长房一支的“方兴未艾”。这种本支集体话语权的构建，在《家谱》中时有所见。 （三）五砚与手泽 自袁永涵以来，袁氏父子均有志搜集前代家贤及袁氏先贤遗物，不惜重价，辗转购归（参前引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书画和手泽，是主要方面[44]。目前可考知的藏品，则只有袁褧《墨梅卷》[45]、袁褧诗文稿一册、袁裘诗稿一册、明嘉靖吴县袁氏刊本袁衮《袁礼部诗》[46]、袁袠著《世纬》[47]、袁于令像、袁袠信札[48]、袁枚信札及题字[49]，以及宋代袁采著宋刻本《袁氏世范》（国图8685），元代长洲袁易的《静春堂遗墨》，明嘉靖二十五年袁褧刻本《夏小正戴氏传》四卷等。至于他的万卷藏书，宋元善刻，名抄秘本，则俟异日另文交代。《袁绶阶二丈传》云： 然公于十六七即喜聚古书，三十年间，积至数万卷，一一以善本校雠。又酷好先人手泽，凡自明六俊以下图书字画，专制旁题者，无不出善价争购，数不下万金，故收藏几遍。最爱者有五砚，三易居而皆以五砚名其楼，书画及古玩物亦皆贮楼中。常戒其子仲和曰：“我身后他物不甚惜，至一楼先泽，皆吾一生心血所留，汝当宝藏勿弃也。” 在收集前代遗泽的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五砚”的汇聚。袁氏原藏有先世袁敬（介隐公）、袁褧（谢湖草堂砚）、袁袠（列岫楼砚）所遗三方砚台[50]。嘉庆二年（1797）初，王昶将所藏袁桷清容居士砚相赠，袁廷梼倩“西泠八家”之一的奚冈作《归砚图》，并请潘奕隽为《归砚图记》（《三松堂集》卷四）[51]。稍后，他又获得了袁衮（谷虚公）的廉吏石砚，并前所藏而五，还正式将他的藏书楼命名为“五砚楼”。 除了请友朋作记题咏之外[52]，袁廷梼还如黄丕烈“祭书”一般，有“祭砚”之举。丁子复《袁寿阶先生传》云：“以五砚名其书楼，岁终陈砚，设酒脯以祭，作《祭砚文》勗其子。”今日《祭砚文》已渺不可得，大约祭文的用意，“意在勗子，欲使先代遗物，永宝弗替”也（《家谱》所载《传》后民国七年袁文凤跋云）。 （四）跨入汉学门槛 吴地本是朴学或曰汉学的重镇。在乾隆末至嘉庆初，钱大昕、段玉裁、王鸣盛、王昶等知名学者相继归隐苏州一带，著书讲学。作为一时英髦的袁廷梼，不仅耳濡目染，在学术旨趣上受到影响，更获得亲炙于这些硕学鸿儒的机会。《袁寿阶先生传》说他“不事制举业，遗书万卷，点勘考索不少休。闻有善本，必得乃快。其时钱詹事大昕、王侍郎昶、光禄鸣盛、江徵士声、段大令玉裁诸公以耆德硕学，研经考史，各发明成不朽业。君上下议论，具有根据，诸公折节订忘年交”，并非溢美之言。 除了好学深思，家境富裕等治学条件之外，五砚楼的万卷藏书，也成为联系他与当时著名学者的重要纽带。除了日常的饮宴唱和之外，他们的学术交往，其可考者，包括但不止于以下数端：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十六年（1791）、六十年（1795）左右，参与卢文弨《群书拾补》《重雕经典释文》《仪礼注疏详校》的审校，列名书前《审定善本姓氏》《审定及校勘姓氏》之中[53]。 嘉庆二年（1797），佐段玉裁成《汲古阁说文订》[54]，刻并跋之。 至于钱大昕，他则更以门生自居[55]。钱东壁、钱东塾在《皇清诰授中宪大夫上书房行走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广东全省学政显考竹汀府君行述》中，也称“四方贤士大夫，下逮受业生徒，咸就讲席，折中辨论文史。如卢学士文弨、袁太史枚……周明经锡瓒……黄主政丕烈……袁君廷梼……或叩问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56]。钱氏文集及题跋中，与袁廷梼有关者，亦多反映在以上诗文唱和、书画赏鉴方面，而《廿二史考异》中，亦时可见“袁廷梼曰”之语[57]。 而同时代的江藩，更将他正式列入《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以王昶弟子的身份出现。江氏称“先生弟子中，以经术称者三人”[58]，对于前两位戴敦元、王绍兰，仅寥寥数语；而以大量的笔墨对袁廷梼的生平、学术（涉及对《尚书》《说文》等书的具体见解）、二人友谊做了详细的介绍，并说袁氏“无书不窥，精于雠校，邃深小学”[59]。 此外，与袁廷梼关系较为密切的友人，尚有黄丕烈、顾之逵、周锡瓒等“四友”成员，以及钮树玉、顾千里、戈宙襄、瞿中溶（钱大昕婿）、臧庸堂、孙星衍等江浙同好，这一点在《霜哺遗音》的作者名单里，也可以窥见。 五、冷暖人生 （一）退守渔隐 大约在乾隆末年，或者就是母亲、兄长相继去世之后，袁廷祷一家迁至城内西北的金阊一域，并取“拜经阁”为书斋名［５９］。当然枫桥畔的渔隐小圃也并不冷清，文酒唱和之事， 亦时而有之。 然而到了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夏，袁氏一家再次迁回渔隐小圃。这次迁居，并非如他的《丁已夏日移居西塘渔隐小圃偶成七律四首》［Ｍ］所云，是为了“却离阛阓嚣尘断”——住厌了城中的大宅，而要重寻野趣，另觅幽栖。友人乐钧《青芝山馆诗集》卷十八的《题袁寿阶上舍（廷寿）移家载书图》长诗，揭破了谜底： 书生性癖独可笑，坐拥图籍夸富藏。架插万轴胸万卷，瓶盎乃无三日粮。吾友袁生正如此，又好结客频倾囊。笃学平生嗣伯业，名流交口推中郎。城中大宅遂悬券，退守老屋枫桥旁。李谧弃产有不惜，张华徙居何所将。……买书而贫贫复卖，至今何止三箧亡。我亦因之念手泽，闲斋饱蠹游尘床。行桊故纸剩几束，饥不可餐徒压装。治生始感鲁斋语，焉用挟册亡臧羊。香山粟廪对书库，二者兼营宜不妨。要之物理聚必散，墨庄金穴倶难常。争如浮家事钓艇，尽除结习相徜徉。 诗中不无惋惜、规讽之意，可知他好客爱书，家业已有倾覆之忧。不过，从他的移居诗四首中，却只见徜徉山水田园的欣喜和坐拥万卷的幸福，稍有悲楚语，也是因看到了“午夜青灯竹柏楼”，怀念母亲之故。此外，为了纪念这次乔迁，还绘有《移居载书图》，友朋多有题咏［６１］。这座渔隐小圃，位于苏州枫桥西南西塘附近、江村桥以南。原是袁廷槱首任岳父王廷魁（冈龄）所遗，名“江村山斋”。王氏工诗擅画，为沈德潜门下士。在这座渔隐小圃，昔年沈氏曾与一时名流文酒诗会，《西塘雅集》石刻尚存［６２］。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三《渔隐小圃记》云此园“在枫桥之西，袤广百弓，客之往来于吴会者，可以泛杭而至”［６３］，园中有无隐山房、足止轩、燕睇堂、列岫楼、鸟催阁、来钟亭、小衡山、戏荷池诸景，江南园林精华，粹于一圃。 到了袁廷祷时代，又拓而新之。依据王昶《袁又恺渔隐小圃记》，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园中的十六般景致：入门一贞节堂（三楹，后为袁母旧居竹柏楼）一洗砚池（楼旁植芙蕖）一梦草轩一柳扯倚一系舟（倚左）一水木清华榭（倚右）一五砚楼一枫江草堂（楼东）一小山丛桂馆一吟晖亭（馆前小阜上）一稻香廊一银藤籁一挹爽台（楼西高处）一锦绣谷（草堂后，植牡丹、芍药）一汉学居（西侧著书地）一红蕙山房（植红蕙数丛）［６４］。 这十六处佳景，皆请名家题匾撰联，以见园中景物和主人志趣。如“渔隐小圃”为钱大昕隶书，黄易集《八公山碑》字题联云：“山颜浮郭迥，云影到门幽。”“五砚楼”为刘墉行书，孙星衍篆书题联：“五公门第无双士，万卷图书百尺楼。”夏文表正书题联：“述德齐灵运，登楼胜仲宣。”“汉学居”为段玉裁行书，顾广圻正书题联：“其人如浑金璞玉，得力在好学深思。”“系舟”为王鸣盛行书，黄丕烈句、李锐行书题联：“兼住陆舟张玉海，满装书画米南宫。”其余题字撰联者，尚有顾光旭、洪亮吉、高夔、程瑶田、梁同书、潘奕隽、管世昌、钱坫、顾苑、江声、瞿中溶、钮树玉、陈鸿寿、钱大昕、方燮、伊秉绶等。还有三处集文徵明、董其昌、黄淳耀字［６５］。这十六景中，最后的红蕙山房，植有红蕙［Ｋ］。关于这数茎红蕙，还颇有典故。 （二）红蕙流芳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夏，友人钮树玉从外舅洞庭金宜远（岑斋）旧居观涛阁得红蕙一丛，并赋诗寄赠袁廷祷［６７］。廷祷大喜，和诗并书于新制纨扇之上。 原来，这红蕙却非凡物，乃是康熙朝徐乾学退居洞庭，总《大清一统志》修纂，开志局于观涛阁时所植。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春，宦海沉浮，已渐为康熙帝疏忌的徐乾学辞别内廷，开书局于苏州东山，以畐Ｕ总裁之职继续编纂《大清一统志》，旧日幕府及江浙乡贤多有预其事者，计有阎若璩、胡渭、顾祖禹父子、沈佳、黄仪、黄虞稷、姜宸英、査慎行、邵长蘅、李良年、徐善等多人［６８］。 袁廷祷得红蕙后，更请瞿中溶写红蕙图，并于当年七夕，自制红蕙笺、红蕙笔，以报友人赠诗者。徐氏本是吴中望族兼藏书大家，修官志而以书局自随，更是当时及后世的一桩奇事，故颇为文人所乐道［６９］。也正因了这一层机缘，似乎这丛红蕙也成了前贤雅韵延续的载体和后学怀旧仰止的寄托，所谓“溯清芬于前哲，通夙契于良朋”（《渔隐录》载吴锡麒《红蕙山房记》语）也。 正因如此，这幅《红蕙图》及题诗，日久增帙，一时稠叠，至迟到嘉庆八年（１８０３），已经被称为“红蕙联吟卷”［７°］。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冬，龚自珍《题红蕙花诗册尾（并序）》［７１］，道出了袁氏与红蕙有关的诸般风流： 非石尝为君致洞庭山红蕙花一本，君大喜。贮以汝州瓷，绘以宣州纸，颜其室曰：红蕙花斋。名其诗文曰：红蕙斋集。刻其管曰：红蕙斋笔。又自制红蕙花乐府，付梨园部。又征人赋红蕙诗。海内词流，吟咏殆遍。今嗣君抱来乌丝阑素册高尺许，皆将来蕙故也。君之风致，可想见矣。 而据道光四年（１８２４）春张鉴为袁廷祷之子所作《题红蕙联吟卷》［７２］，题咏者至少有袁廷祷、陈鸿寿、陈文述、吴锡麒、郭鏖、李锐、瞿中溶、陶梁等人。 （三）奔走江浙 正如我们可以考知的，袁廷祷在被迫迁居西塘之后，他的行事并未因“性好读书，不治生产，且喜挥霍，急人之难，坐是中落”（《国朝汉学师承记》所云），而稍有改变。无论是春赏牡丹，还是秋观桂华，甚至仿效“竹林七贤故事”［７３］，渔隐小圃中“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恰如《渔隐小圃记》所云：“于是春秋佳日，吴中胜流名士，复命俦啸侣，来无虚日。而远方贤士大夫过吴者，拏舟造访，填咽于江邨桥南北，樽酒飞腾，诗卷参互，更非冈龄所能逮矣。”附带一提的是，袁廷祷的诗，虽不名家，但无论古体、律绝，驱遣自如，在“藏书四友”中绝称魁首，远高于黄丕烈、周锡廢等人。 这种豪奢的生活，至其兄廷槱卒后十五年间，渐渐走到了尽头。但自小缺乏社会历练的他，无法重拾家族的经商故业，而是无奈地走上了仰人鼻息的入幕生涯。迟至嘉庆六年（１８０１）春，袁廷祷已经有杭州之行，谋职于阮元［７４］。大约开始尚较为自由，之后随着家境日蹙，则奔走江浙间，再难重拾昔日的荣华。《渔隐录》一书刻于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夏，包含了诸家对渔隐小圃的题咏，正是对这种悠游林泉生活的最后致意。 真正爱书的藏书家，最为痛心之事，莫过于散书，但这种厄运也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十月，刘嗣绾为袁廷祷题《袁节母竹柏楼居图为又恺作》，诗略云：“昔儿读，不下楼。今饥驱，背母游。昔儿读，书充栋。今卖书，母心恸。母勿恸，当谅之。哭抱图，袁家儿。”［７５］明确点出了袁氏因家道中落而外出谋生，甚至开始有了卖书之举。嘉庆十年（１８０５）春，同人举吴中吟课，袁廷祷以家藏宋刻本《诗集传》归于陈嬗［７６］。十四年（１８０９）春，袁廷祷所藏《道藏》诸本尽归阮元［７７］。又曾以医书一橱归海宁友人［７８］。 但卖书的同时，他仍旧对家中前贤的遗物遗迹谨守不失。嘉庆七年（１８０２）二月，他与族人访得袁衮墓所在，修而复之（《家谱》卷一张敦仁《重修谷虚公墓域记》）。嘉庆八年（１８０３）重阳，他还从黄丕烈手中“豪夺”得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袁襞刻本《夏小正戴氏传》四卷［７９］。我们也可以想见，袁氏藏书的散出，在他生前仍有节制，否则，他也不必冒风露酷暑，仰食于人了。 约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夏，袁廷祷赴扬州康山草堂，入盐商江春之子江振鸿幕 ［８°］。此后数年，其一直在扬州，逢年节始回苏。嘉庆九年甲子（１８０４）九月，袁廷祷与江都张镠主持，为汪振鸿校刻《新安二江先生集》六种十卷 ［８１］，其书包括了江春、江防、江振鹭、江振先江氏两代四人的诗词著作，刻印至为精美，曾得周叔强先生极高赞誉［８２］，也足见袁廷祷作为藏书大家，在刻书上的讲究之处。 同年秋，彭兆称《扬州郡斋杂诗二十五首》有赠袁氏之作云：“酒边临汝话前游，池馆琴樽一霎收。却与词人同失路，世间何事可回头。（袁寿阶廷寿卜筑枫溪，鉴別文史，极朋簪觞咏之胜。今亦橐笔康山，依人憔悴矣。）”［８３］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十一年（１８０６），扬州知府伊秉绶与丁父忧在扬的阮元议辑《扬州图经》《扬州文粹》二书［８４］。十一年（１８０６）三月，袁廷祷与焦循、赵怀玉、臧庸堂、汪喜荀等预其事，同事震其名，以“今之黄叔度”目之（《袁寿阶先生传》）。不料，次年伊秉绶即丁忧去职，阮元亦入都授职，其事遂寝。 嗣后，袁廷祷仍在江振鸿康山草堂谋食。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云：“颉云为俗僧小石构精舍于浙之西溪，属寿阶董其事。”［８５］这件事发生在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左右。而袁廷祷董其事，也直接导致了他的离世。 （四）猝然弃世 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秋，袁廷祷为营建西溪禅房，“冒暑热独步山中，得痢下疾”（《师承记》卷四），“自浙抱病归，甫一宿而卒”［８６］。除了时令的因素，长期奔走劳苦，心情抑郁，应该是他猝然弃世的深层原因。 袁廷祷卒期，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嘉庆十四年（１８０９）云：“十二月至黔阳……接友人信，知袁寿阶作古，惋叹竟日。”［８７］又据其婿贝墉嘉庆十五年庚午（１８１０）四月《重刻履斋示儿编序》（《知不足斋丛书》廿五集）云：“先外舅去秋骤病溘化，手聚数万卷，一旦乌有，五砚楼头乃有赵清常武康山中之哭。”知在嘉庆十四年己已（１８０９）秋。又据黄丕烈《周此山诗集》跋：“兹届仲秋廿又五日，偶检及此，适为寿阶三七之朝，因赋二绝志感。”［８８］前推廿一日，恰为八月五日［８９］。 袁廷祷卒后，在黄丕烈帮助下，葬于城西支硎山观音山西龙池（《家谱》卷五）。婿贝墉辑其尺赎十一通，附以遗像，先后请顾承、孙星衍、张问陶、吴翌凤、陈希濂、江沅、赵光照、丁子复、顾广圻题咏之，皆附于《红蕙山房吟稿》末。 六、凄凉身后 袁廷祷卒后，该年冬，遗书失守［９0］。他“著书甚多，皆未编辑。其子椎鲁，不能读父书，所有稿本，散失无存矣”（《师承记》卷四）。 江藩笔下“椎鲁”的袁子，当为次子兆篪（长子兆壎早卒）。其为黄丕烈婿，时年二十。十余岁家境中落，父亲奔走四方，大约也耽误了对他的教、养。而此时的黄丕烈，也连遭家难，家境每况愈下，已无力接济。《顾千里集》卷四《月下笛？过袁绶阶旧居有感同戈顺卿赋》上阕云：“试问楼中，生前肯信，破家如此。生平已矣，陈迹偏经旧时里。魂归白昼常闻哭，想只恋、青箱未死。怪邻翁指点，墙头错叹，个人无子。”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赵怀玉过吴门，其渔隐小圃则已售于人［９１］。 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龚自珍作《题红蕙花诗册尾（并序）》，对袁兆篪有这样的描述： “ 家大人未第时，亦曾过其（袁廷祷）宅。君死后，家资泯然。今年冬，有皙而秀者，来谒于苏松太道官署，寒甚，出晋砚求易钱，则又凯嗣君也。大人赠以资，不受其砚。”可见生活困窘，只得暂寻先人友朋打点秋风了［９２］。 据《家谱》卷五，兆篪之子，其名失载，字子长。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生，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卒，年三十三。妻孙氏，守节抚孤。袁某（子长）长子，名失载，字禹伯（一作雨伯）。袁廷祷曾孙。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太平军陷苏城，殉难。妻朱氏，青年苦节，勤女红，袁子长妻孙氏与其媳朱氏至光绪中亦先后病卒。以养寡姑，里党称贤。袁子长次子，名、字皆失载，亦卒于咸丰十年（１８６０），未娶。袁廷祷之后，至此绝也＾ 袁廷槱有三子：兆蕖（聘戈氏）、兆燕（聘程氏）、兆夔。有五女：适戈襄、嵇文炳、陈兆芾、王汝平，幼女未字。据同治《苏州府志》卷一三九、民国《吴县志》卷七四下，适戈襄者名袁萼仙，为戈载母，著有《疏影暗香楼吟稿》。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九载其事。兆蕖有—二子毓棻、毓棠。兆燕有二子毓元、毓洪、毓槐。廷槱之后，此后亦失载。 注释： ［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乾嘉四大藏书家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４ＣＴＱ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２］袁氏字、号，前人称呼较为混乱，这也是古人字号称谓中常有之事。今所据者，鲍廷博知不足斋刻袁廷祷《红蕙山房吟稿》所附丁子复《袁寿阶先生传》。《传》自言所据为袁婿贝墉所作《行略》，较为可靠。 ［３］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前后，袁廷祷主持编定了《吴门袁氏家谱》六卷（南京图书馆藏）。本文所据为光绪末年袁来俊、袁颂平父子续修本八卷，民国八年（１９１９）石印本。续修本在基本保持原书面貌基础上，增加了乾嘉至清末百余年的袁氏家谱信息，较原谱为详。下文省称作《家谱》。 ［４］明代同宗袁年所修旧谱《袁氏本支纪略序》云：“袁氏之先，汴人也。宋季乱，室毁于兵，谱牒不存。胜国之末，复遭兵燹，邈乎不可考矣。”参《家谱》卷四。 ［５］耐人寻味的是，袁政、袁端虽均归葬苏州，其子孙却分别定居浙江钱塘及山东东山，与家族就此失去了联系。 ［６］事见《家谱》卷一《庆符教谕新斋袁公墓志铭》后自《汝南世泽》册中录方燮墨迹，以及卷五袁鼎名下所载。 ［７］“六俊”之生平仕履，在袁袠四世女孙婿汪琬所作《袁氏六俊小传》（康熙刻本《尧峰文钞》卷三十五）及《家谱》中多有叙述。又刘延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有《吴县袁氏六俊》一节（东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１２—３２０页），论述颇详，可参看。其中袁齑子袁衮（１４９９一１５７８）进士出身，官至从五品的员外郎；袁鼐子袁袠（１５０２—１５４７）更连中解元、传胪，点翰林院庶吉士，成为六俊中的佼佼者。 ［８］三英指袁献可（初名裳，袁鼎子）、袁袭、袁襄；三贤指袁尊尼、袁年、袁麟；六贤指袁梦甦、袁梦鲤、袁梦草、袁堪、袁坊、袁墉。除袁献可外，均为袁齑、袁鼐之后。 ［９］袁年二子袁堪、袁坊亦官至同知。 ［１０］如袁志镳子袁永滋，以太学生考授州同知，晋职知府加二级（正三品），诰授通议大夫（正三品散官），《家谱》卷一《诘命》中有“捐职知府加二级袁永滋”的祖父母、父母、妻诘命三轴，而家谱绝未载永滋仕履。永滋子廷栋，太学生，授职布政司理问加二级（从五品），诘授奉直大夫（从五品散官），卒年仅二十七，当亦未人仕。《家谱》卷一《诘命》中 “ 捐职布政司理问加二级袁廷栋”父母、妻诘命二轴，也证实了笔者的猜测。据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四，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袁廷栋卒后，其妻蒋氏抚孤守节，置田七百余亩赡养族众，至六十年（１７９５）而建袁氏义庄，也可见其雄厚的财力。 ［１１］据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１９５０年，第４４页），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由贡、监生捐知府，需银一万三千二百两；捐知县，需四千六百二十两。 ［１２］徐茂名：《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３３、４９一５１页。 ［１３］《家谱》卷一署“年姻家眷侄”王鸣麵《皇清诘赠奉直大夫候选司马醒斋袁公暨配诘赠宜人蒋宜人合葬墓志铭》。 ［１４］以上永涵事，均据《家谱》卷一彭启丰撰《皇清敕授奉直大夫布政司理问加二级候补知州袁君柳村曁元配敕封宜人汪宜人继配敕封宜人汪宜人合葬墓志铭》。 ［１５］（清）彭定求：《南昀文稿》卷六《袁令推家传》，清雍正刻本。 ［１６］即使算上后增的土地，其漕米不过数石，条银不过数两。 ［１７］据《家谱》卷五。袁氏生年及享寿，前人众论纷纭。丁子复《袁寿阶先生传》云：“卒年四十八。”清咸丰八年（１８５８）嘉树轩刻本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九袁廷祷传云：“卒年四十七。”清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刻本陆心源《三续疑年录》卷九云：“袁绶阶四十七（廷祷）。生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嘉庆十五年庚午。”柯愈春先生《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据此定袁氏生卒年为１７６４—１８１０（北京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９９８页）。各本文献人言人殊，多因生卒年记载歧异。据较为权威的丁子复《袁寿阶先生传》逆推，其当生乾隆二十七年壬午（１７６２）。郑伟章先生《文献家通考》据此定袁氏生卒年为１７６２—１８０９（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５５１页）。又嘉庆二年丁已（１７９７）臧庸堂《拜经堂文集》（民国十九年宗氏石印本）卷四《渔隐小圃文饮记》云该年袁廷祷三十六岁，逆推之，亦在乾隆二十七年，均与《家谱》所载同。 ［18］如唐玄宗诸子初名多为“ｒ’旁，后多改“玉”旁。与袁廷祷同时的著名校勘家丁杰，改名之因则更能说明问题。桂馥《未谷诗集》卷二《客不识丁杰姓名口占答之》题注云：“归安丁锦鸿久困场屋，日者占运，谓须'木火相扶’，因改今名，果登第。” ［１９］有个别作“廷寿”者，书皆刻于嘉庆后期或更晚，则无法确证是原作如此或刻书时追改。如后文所引乐钧《题袁寿阶上舍（廷寿）移家载书图》诗，作于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刻于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另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刻于道光元年（１８２１），皆作“廷寿”，反而有追改的嫌疑。 ［２０］（清）李福《花屿读书堂诗钞》卷一有诗，题云：“乐圃宴集感赋，与陈仲鱼鳢、徐懒云云路、袁寿阶廷祷、黄荛圃丕烈、吴春生嘉泰、孙蔚堂延、戴小愚光鮝、竹友延介、董琴南国华、琢卿国琛同作（后略）。”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兰室重刊本。 ［２１］［８３］（清）彭兆荪：《小谟觞馆诗文集》诗集卷／Ｖ，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刻，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增修本。 ［２２］详拙文《国家图书馆藏袁廷祷题跋考释》，《文献》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２３］顾广圻：《思适斋集》卷十四，清道光徐渭仁刻本。此句王欣夫先生辑《顾千里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５页）已改作“往者吾友袁君廷祷有钞书癖”，今从原本。 ［２４］本段事迹多据王鸣盛《袁母韩孺人传》，载《霜哺遗音》（详下文）卷一。 ［２５］《霜哺遗音》卷二吴县王富学《题霜哺遗音集》诗序。 ［２６］按照家族近代以来的“惯例”成为“太学生”，而并不应举或出仕。 ［２７］《家谱》卷一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云：“春秋佳日，招致名流彭尚书芝庭（按即彭启丰）、王光禄西庄（王鸣盛）、吴舍人竹屿（吴泰来）、张处士古樵（张冈）、沙处士白岸（沙维杓）及族叔简斋太史（袁枚）、春圃方伯（袁鉴）辈觞咏其中，分题拈韵，有玉山雅集之遗风焉。”顾宗泰《月满楼诗文集》卷十七《系船集》（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作）有《袁渔洲招集园中文燕即席有作》诗四首，可略见袁氏园林景物及好客之状。另《随园诗话》卷七第八则专论袁廷槱，可参看。 ［２８］钱大昕《渔洲袁君权厝志》云：“好施予，亲党以缓急告者，应之无吝色，事已亦无德色。故人某，贫而鬻其女，已成约矣。君闻之恻然，遽捐金代赎而毁其约。或疑君欲纳为遒，既而别择士族嫁之，众乃服曰：'渔洲果义士。’” ［２９］钱文又云：“君精于鉴赏，多蓄书画。自柳村君以来，宝藏先世手泽唯谨。君昆弟尤能推广先志，间有散落人间者，必多方购致之。吴中故家能诵芬咏烈者，以袁氏为第一。” ［３０］按明制，凡民间寡妇三十岁前夫亡守节，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方可旌表。清朝在执行标准上逐代以宽，但以袁母而言，其缙绅遗孀身份以外，袁氏兄弟必有“托于有力者之口”之举。《霜哺遗音》卷三王金英《题竹柏楼居图》云“大吏悯其贤，特奏旌表焉。按例殊破格，真诚感乃专”，可为一证。相关背景，可参看郭松义《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杭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３１］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一《竹柏楼居图赞并序》，清乾隆刻道光补修本王文治《梦楼诗集》卷二十四《袁又恺欲表其母韩太安人之节绘竹柏楼居图乞海内名流题识顷又乞余女弟子胳佩香暨女孙玳梁合写竹柏于卷余系以诗》，《霜哺遗音》卷一袁枚《竹柏楼居图诗序》、卷二王文治《箨石前辈为写〈竹柏〉二图表袁母之节且以慰贤子之心可称画史余因各系以诗》。 ［３２］同治《苏州府志》卷八十八载：“袁骏，字重其。早丧父，佣书养母。以贫甚，母节不能旌，乃征海内诗文，曰《霜哺篇》，多至数百轴。凡士大夫过吴门者，无不知有袁孝子也。弟孤贫，置产以赡之。母老不能行，庭前花开时，骏负母以看，作《负母看花图》，题咏亦数十轴。”按袁骏约当明末清初人。 ［３３］清嘉庆卧雪草堂刻本，一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四周双边。本文所据均为国图藏本（普通古籍１２４８９１）。此书明载六卷，六卷后尚有词三阙，无分卷，与上卷隔半叶，而版心作“霜七”。 ［３４］按据“人名权威资料查询”系统，孙士毅约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间（１７９０—１７９１）任两江总督，长麟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七年（１７８５—１７９２），历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江苏巡抚。诗当即在任时所作。 ［３５］其中孙云凤、孙云鹤、汪瓒祖、张秉彝、金兑均为随园女弟子，这也可以印证袁枚与袁氏兄弟的交谊。方芳佩、江珠也是当时名声甚著的女诗人。 ［３６］同 ［１２］，第３６页。 ［３７］《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第５４页）将其负面表现总结为：对祖先不敬（如盗取祖先墓葬）、漠视族人疾苦（如宗族义庄发展缓慢）、祭祀祖先无法无序、编修族谱只图装点（伪造成风）。 ［３８］（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七《吴君幼符家传》，清宁都三魏全集本。 ［３９］此人辈分既为“从高叔祖”，当与袁之柱同辈，家谱中却未载明，或非袁鼎、袁鼐、袁齑三支之后。其人居玄妙观，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六月曾导袁廷祷、钱大昕、段玉裁、戈襄、瞿中溶等观宋孝宗御书《通神庵石刻》，并以拓本见贻（《钱辛楣先生年谱》）。另潘奕隽《三松堂集》多有赠其之诗。 ［４０］本节论述参考了张爱华《族谱话语与权力表达——明清泾县张香朱氏系列族谱研究》（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２年度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一文的相关论述。 ［４１］袁敬三子名皆从“鼎”，而袁德、袁聪、袁俊诸子皆从“日”，如袁晟、袁昌、袁量、袁晨、袁咏等等，《家谱》于其事迹，记载甚略。取名的近似程度，反映了关系的远近，这一点在同为袁敬之后的袁氏族人身上也有清晰的反映。 ［４２］据《家谱》卷一袁袠《敕封安人母葛氏行状》云：“介隐公（袁敬）老，分三子居，而仲父（袁齑）与我父（袁鼐）实同居。”又据此文，大房至八房诸从兄弟，皆为袁袠母葛夫人乳成，故“六俊”名为从兄弟，实与兄弟无异。其诸子名亦皆有“梦”字，与长房不同。 ［４３］袁廷祷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七月初一日跋鲍氏知不足斋本《世纬》，自称已将吴门袁氏先祖著作已刊行者收藏殆备，而先人手稿墨迹亦不下数十种。 ［４４］潘奕隽《三松堂集》卷六《袁谢湖墨梅卷为袁绶阶题》。 ［４５］以上几种，参明嘉靖三十六年（１５５７）吴县袁氏刊本《袁礼部诗》二卷。 ［４６］鲍氏刻本《世纬》袁跋及钱大昕序均言及此书为袁廷祷致书四库馆，录副寄回者。 ［４７］瞿中溶《金昌稿》卷二嘉庆四年（Ｈ９９）《正月二十日偕钮匪石戈小莲同访袁绶阶出其太夫人竹柏楼图属题得长句一首》诗。 ［４８］袁廷祷《红蕙山房吟稿》述及袁枚手札事。又２０１２年嘉德秋拍有袁枚题赠袁廷祷隶书八言联：“翠竹凌云苍松拔地，巨鱼纵壑健鹄摩天。” ［４９］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七月钱大昕跋袁廷祷藏元刻《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上图８００７４４－６７），云其“爰购而藏诸三砚斋”。又钱氏作《五砚楼记》言曾为袁廷祷题“三砚斋”匾。 ［５０］孙星衍《孙渊如先生全集？济上停云集》有《归砚图为袁绶阶廷祷题》（《四部丛刊》景清嘉庆兰陵孙氏本）、许宗彦《鉴止水斋集》卷三有《题袁又恺廷祷归砚图（砚有袁清容款识）》（清嘉庆二十四年德清许氏家刻本）。 ［５１］较著者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一《五砚楼记》（清嘉庆十一年刻本）、顾千里《顾千里集》卷一《五砚楼赋》（第２６—２７页）。 ［５２］《说文订》一书中时有袁氏按语，故其于此书之贡献，非独搜借善本、整理材料也。 ［５３］均见《抱经堂丛书》，清乾隆、嘉庆间余姚卢氏刊本。参与审校时间大致据卢氏自序。 ［５４］如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冬，袁廷祷与钱大昕、钱东塾、瞿中溶、钮树玉、周彩、金宜远等游苏州东、西山，钱大昕于西山林屋洞内题名云：“嘉定钱大昕偕婿长洲瞿中溶、门人元和袁廷祷、吴县钮树玉、东山某某来游，期而不至者，潘奕隽、奕藻也。”（据光绪刻本潘钟瑞《香禅精舍集？游两山记》录文）又《潜研堂文集》卷尾常有“门人袁廷祷校字”语，知袁氏在汉学门檻内复转益多师。 ［５５］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钱竹汀先生行述》，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６页。 ［５６］袁氏校语自卷十九《晋书》起，涉及《宋书》《陈书》《隋书》《南史》《北史》，凡八次出现。其中两次是针对钱氏考异所作的补充，如卷二十六《陈书？良吏传》：“庾荜，父浹之，宋应州刺史。”钱考云：“按宋时无应州，此必误也。《南史》：浹之，宋义兴太守。”袁考云：“（应）当是雍字之讹。” ［５７］（清）江藩纂、漆永祥笺释：《汉学师承记笔释》，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７８页。 ［５８］同［５７］，第３８２—３８４页。 ［５９］臧庸堂：《拜经堂文集》卷二《校影宋本经典释文书后》。 ［６０］袁廷祷：《红蕙山房吟稿》，《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八集。 ［６１］除前引乐钧诗外，尚有洪亮吉《更生斋集》诗卷三《山椒避暑集？袁文学廷祷移居载书图》（嘉庆七年洋川书院刻本），吴锡麒《有正味斋集》诗集续集卷二《萍聚集》二《题袁绶阶移居载书图》（清嘉庆刻本）。 ［６２］（清）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十七《袁又恺渔隐小圃记》，嘉庆十二年（１８〇７）塾南书舍刻本。 ［６３］（清）袁枚著、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三，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６４］《红蕙山房吟稿＊渔隐小圃十六咏》中，“锦绣谷”作“芙蓉径”。 ［６５］袁廷祷编刻：《渔隐录》一卷，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夏枫桥袁氏刻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６２３１。 ［６６］即红色的兰花。 ［６７］《红蕙山房吟稿》录钮诗。另清同治刻本瞿中溶《古泉山馆诗集？金昌稿》卷二有诗题云：“非石自山中分得红蕙一盆赠寿阶，又移牡丹数本赠荛圃，各有诗纪事。”由所赠之物，亦可见诸人交谊、志趣之不同。 ［６８］详牛润珍、张慧《〈大清一统志〉纂修考述》，《清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尚小明《徐乾学幕府研究》，《史学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６９］据《吴县地方志通讯》１９８７年第３期李嘉球《徐乾学开馆东山修〈大清一统志＞》一文，当时人绘有《徐健庵司寇东山著书图》，多有名人题跋。 ［７０］瞿中溶《古泉山馆诗集？金昌稿》卷三有《题非石红蕙联吟卷兼寄寿阶》，其略云：“袁君嗜古夙所宗，遍征词翰点染工。歌遥答响如霖舂，一时稠叠堆诗筒。” ［７１］（清）龚自珍著，刘逸生、周锡複注：《龚自珍编年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９—３３页。 ［７２］（清）张鉴：《冬青馆集》甲集卷三，吴兴丛书本。 ［７３］据臧镛堂《拜经堂文集》卷四《渔隐小圃文饮记》，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十月廿三日，袁廷祷约钮树玉、费士玑、顾千里、臧庸堂、李锐、瞿中溶诸友七人效竹林七贤故事，集饮于渔隐小圃，特延段玉裁同饮。 ［７４］该年三月廿八日跋褚南崖抄本《班马字类补遗》五卷云“是日从杭州回来，夜雨一灯，有怀顾千里焉”（详拙文《国家图书馆藏袁廷祷题跋考释》）。该年正月，顾千里、减庸堂、何元锡等谒见浙江巡抚阮元于杭州，佐《十三经注疏》校勘事（王章涛：《阮元年谱》，黄山书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７、２４８页），三人皆为袁之友人。又廷祷与阮元诂经精舍中主讲王昶、孙星衍，或师或友，情谊皆非一般，故谋食于阮氏，亦非难事。又本年春，黄丕烈自京师获宋刻《梅花喜神谱》，袁廷祷影钞二本，一赠阮元（后收入《委宛别藏》），一藏五砚楼，亦可为一证。黄玉烈著、屠友祥校注：《荛圃藏书题识》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４页。 ［７５］（清）刘嗣绾：《尚纲堂集》诗集卷三十三《芦中集》，清道光大树园刻本。 ［７６］据宋刻《诗集传》二十卷存八卷（南图１１００３８）吴寿旸录陈鳢本年春跋。 ［７７］黄丕烈士礼居传抄道藏本《太平御览》三卷跋云（《荛圃藏书题识》，第４０６页）：“己已春，袁氏道藏本尽归扬州阮氏，郡中藏书家未有刻本并录副者，此宜珍惜矣。” ［７８］元天历己已（１３２９）刊抄补本《活幼心书》三卷（台湾图书馆０５９６７）黄丕烈跋。售书之期与人皆未详。 ［７９］黄丕烈著、屠友祥校注：《荛圃藏书题识》卷一，第４４页。 ［８０］《壬戌五月晦日江文叔邀同汪晋蕃张开虞蒋春榭袁又惜集康山草堂》。（清）焦循著、剑建溱点校：《焦循诗文集＊雕菰集》卷五，广陵书社，２〇〇９年，第１０３页。 ［８１］此书牌记有云：“大清嘉庆九年岁次甲子九月九日扬州康山草堂开雕，吴县袁廷祷、江都张谬同校字。”详郑伟章先生《江春藏书刻书考述》一文，见《文津学志》第六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１—２３７页。 ［８２］周先生七十六岁时跋云：“丙午新春重威先生出示《新安二江先生集》，写刻精好，纸墨莹洁，开卷便有惊人之处。余尝称清代刻本可上追赵宋，下俯朱明，正指此等书而言，不仅以传世至罕而见珍也。”周叔？：《锼翁藏书题识（续）》，《文献》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８４］王章涛：《阮元年谱》，第３９６、４〇１页。 ［８５］（清）丁丙《武林坊巷志？孝慈庵》（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３—７８页）辑录文字多篇，详述孝慈庵及其历代住持轶事。清顺治初年，有周氏兄弟出家，奉母居杭州城东，故名孝慈庵。小石僧为彼时孝慈庵住持道源弟子。据此书引《涂说》，小石上人，名了学，字敏广，号小石，工诗词，敦气谊。尝卓锡扬州平山堂，与名公巨卿、文人墨士结交。故其结交江振鸿、袁廷祷即在此时。又据其引《灵芬馆诗话》：“诗僧小石，旧住武林之孝慈庵……后至扬州，为云台中丞、墨卿太守所爱重。康山江吉云买别墅于西溪，种梅筑室，令小石住持。”袁廷祷所从事营建者，即为江振鸿所购，赠小石之别业。 ［８６］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卷二十二《挽袁上舍廷寿》诗注。 ［８７］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８８］同［７９］，第６９３页。 ［８９］袁廷祷卒期，《中国藏书家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３３页）、《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２页）均定为１８１０年，误。 ［９０］明初刊宣德五年（１４３０）补刊罗汝敬序文本《覆瓿集》二十四卷（台湾图书馆１１１２３）黄跋。 ［９１］《亦有生斋集》诗卷二十七《将往邓尉探梅雨阻不果》诗云：“故人黄土柴门改，忍忆袁丝共昔游。”注云：“丁卯春与袁君廷寿山中看梅，今袁効三载，屋亦售于人矣。” ［９２］约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屠苏作《题袁又恺先生遗照》二首，其一云：“两家生计今尤拙，四海知交近更稀。”其二云：“ 旧宅枫桥不忍论，移居辗转傍齐门。”皆可与前所考相印证。据《小草庵诗草》，清同治、光绪间吴县潘氏京师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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