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反常必有妖

朱元璋画像

01

朱元璋登基前的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他曾下令，设置宝源局和宝泉局两大铸币机构，铸造“大中通宝”铜钱。

八年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又下诏，将“大中通宝”废除，改换五等制的“洪武通宝”铜钱，用于日常流通。

问题来了——洪武通宝用得好好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呢？

原来在明初，官府铸造铜钱的原料并不是国家统一开发的，而是人民群众在缴纳赋税的时候，把自家所存的铜器给砸了，按实物交给官府做抵价的。

各地官府再将其发交到宝泉局，把铜熔化了，铸钱。

这里面可就大有门道，有很多空子可以钻。

千里做官只为财。

当时的官，工资不高，捞偏门的办法自然一出接着一出，在铜钱上偷工减料只能算是常规操作。

久而久之，小民百姓不堪其苦，中央也没得什么利，高兴的只有中间档那群赚差价的贪官污吏。

朱元璋正是由于看出了这个危害，才拍脑袋想出来“”宝钞“”的办法。

洪武七年（1374年）在户部新设宝钞提举司，负责统筹设计、印发大明宝钞。

《明太祖实录》载：

“时中书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以鼓铸铜钱。有司责民出铜，民间皆毁器物以输官，鼓铸甚劳，而奸民复多盗铸者。又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

上以宋有交会法，而元时亦尝造交钞及中统、至正宝钞，其法省便，易于流转，可以去鼓铸之害，遂诏中书省造之。”

02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宝钞正式发行。

面额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等6种面额，做为法定货币。

一贯宝钞等于铜钱1000文，同等于一两白银；四贯宝钞合黄金一两，金银比价1:4。

为了保证官民人等在最快的时间内接受宝钞，朝廷在收税的时候，十分之三收取铜钱，十分之七收取宝钞，给宝钞做政治背书。

朱元璋还下令，禁止白银在市面流通。

可问题是，自从宝钞的面世，就注定了它不被市场接受。

因为：

1、 宝钞是没有金属货币作为本位的，它的产生就是无中生有；

2、 印刷宝钞没有一个数量上的限定，一年之中有七个月，朝廷都在印刷宝钞，南北两京的印刷工人常年保持在一千人左右。

这就使得投放在市场上的宝钞一经发行，即刻大规模贬值。

虽然朝廷明确规定了兑换标准，但一贯宝钞在后期实际的购买力只有两文钱左右。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朱元璋一方面禁止民间使用白银，另一方面又在宝钞的正面明确表明：

“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

这不是暗搓搓的鼓励人们继续使用白银嘛。

所以，明初百姓就走进了一个死循环......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大明宝钞原样

03

朝廷越禁，民众用的越欢。

虽然，洪武三十年、永乐初年和宣德初年，都有因为使用白银进行交易而被抄家戍边的例子，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流通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

到了正统三年（1438年），在朝臣的建议下，明英宗朱祁镇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合法银矿，并重点关注浙江、福建两省（当时这两省境内有超大银矿），严禁军民人等私下开采走私矿银，一经发现，一律从重治罪。

《万历会典》卷三十七：

“金银诸课”载：“正统三年，令罢闸办银课，封闭各处坑穴。其福建、浙江等处军民私煎银矿者，正犯处以极刑，家口迁化外。如有逃遁不服追问者，量调附近官军剿捕。”

朝廷的老爷们实在是太乐观，老百姓这么多年用脚投票他们愣是看不见，还是天真的认为，只要限制白银的产量，就能从源头上遏制住白银日渐迅猛的流通趋势，拉起宝钞的信誉和购买力；

却从来没想过，这轻飘飘的一纸禁令下去，成千上万赖以为生的矿工从此丢了饭碗，成了无业流民。

官府是不可能给这些人发失业补偿金的，没了收入只能自生自灭，但人还活着啊。

怎么办？只有抢！

04

就像一百九十多年后，崇祯乱关驿站的后果一样，走投无路的矿工最终聚集起来，闹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浙江庆元县人（今属丽水市）叶宗留。

叶宗留原是处州府的衙役，和矿工八竿子都打不着。

但在正统七年（1442年），处州府的事业编突然缩编，叶宗留被裁撤，丢了铁饭碗。

被“优化”以后，叶宗留想办法找饭辙，就此“下海”了。

简单说就是，他利用以前的人脉获得信息差，组织了800多号人做开矿生意。

咦？开矿不是违法吗？

那是前几年的事了。

朝廷禁了几年银矿以后，发现，每年收上来的钱根本不够用，北方九边各镇防备蒙古鞑靼部要花钱；西南打麓川土司（云南及缅北一带）要花钱；贵州、湖广苗民叛乱，还是要花钱......

没办法，只能采纳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和浙江参政俞士悦的建议，重开浙江、福建两省矿场，贴补点零用钱。

一时之间，矿场又遍地开花。

光处州、温州两地重开的矿场就多达48处。

按理说，重开矿场之后，矿工的日子理当再次红火起来，但事情却吊诡的往相反的境地滑去：叶宗留手下的矿工造反了！

而且战斗力爆表，竟然把福建参议竺渊率领的正规军给打败了，竺渊本人战死。

按《明实录》记载，叶宗留造反的原因是因为开矿生意入不敷出，而当地官府又时常遣人来催逼矿银。

矿工们忍无可忍之下，只能拿起武器反抗。

（“各坑矿脉微细，用工艰难，得银数少，累民赔纳”）

但其实这里面的水，更深......

05

在揭开最后的真相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则民国时期出土的墓志铭：

《故中顺大夫贵州思州府知府郭府君墓志铭》载：

“琰，府公讳也。字瑰宝，生于永乐甲申四月二□□日。及长，以礼部送郡庠中。宣德十年，乡举经魁。正统六年，除福建福州府同知。八年，上命工部侍郎焦宏督造下番海船一百二十只，委府公为八府总提调官，督造有法，军民蒙其利。不□月，海船□完，八府军民吏至府拜谢者以万计。”

这份墓志铭提供的信息，颠覆了以往人们对明史的认知。

其实明代初期的皇帝们根本没有放弃过对海权的控制。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是在宣德五年（1430年）。

按教科书的理解，宣德、正统年间，明朝的国策是逐渐内敛型的战略性收缩。

但这篇墓志铭里却提到，直到正统八年（1443年），朱祁镇还让工部侍郎焦宏在福州港一次性督造120艘海船，这明显也是打算让人再去东南亚、印度等地逛一圈，宣示大明的海上力量。

就在海船造好，船队即将出海的正统九年（1444年），叶宗留等人突然起义，祸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

这事是不是太凑巧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

第二个疑点，出在福建监察御史柳华的身上。

在叶宗留起义之初，柳华曾经给朝廷上疏，提出自己抗击起义军的办法：在当地设立“保甲制”。

即，将太祖朱元璋所建立的里甲组织军事化，每十户人家为一个单位，从中挑选出精壮男丁编成自卫民兵队，队长称“总小甲”，一家出事，十家连坐，鼓励告发，从根本上断绝起义军的兵源和后勤。

把基础工作搞定之后，再派军队进山围剿，还不是手到擒来？

实话实说，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架不住柳华本人其实是起义军的“内鬼”......

这并不是胡说。

因为叶宗留几年后被平定之时，经福建都指挥佥事邓安的爆料：柳华在监察御史任上，和起义军头子勾手指头，还秘密走私过兵器给他们。

叶宗留等人能纵横东南沿海数省的局面，其实是柳华等人一手造成的！

谈迁《国榷》载：

“五月庚辰朔，福建都指挥佥事邓安等奏前巡按御史柳华擅置村楼、给兵杖之罪。时，华迁山东按察副使，卒。诏籍其家，妻女入浣衣局，男戍铁岭卫。”

而且，后来祸乱八闽的“铲平王”邓茂七，一开始也是柳华推行保甲制制度下的一个总小甲。

这是不是在贼喊捉贼？

06

再说一说邓茂七。

邓茂七，原名邓云，原是江西建昌人。

因为在家杀了人，和弟弟畏罪逃亡至福建宁化，后来被宁化县的乡绅陈正景一眼看上，给他们改了名字，留在家里做了长工。

邓茂七日常喜欢打抱不平，是个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又有领袖的气质，当地官府怕他学宋江，便派人经常来驱赶他。

邓茂七在宁化呆不安稳，便又跑到了沙县。

如今的沙县，后缀一般都是“小吃”，可在正统年间，沙县却只盛产两样地方特产：一是银矿、二是矿工。

没错，沙县是叶宗留活动的中心地带。

邓茂七到了沙县，那简直是犹如困龙入海，一展手段的时候到了！

邓茂七是怎么拉人头积聚威望的呢？

在当时的沙县地区，佃农除了日常交付给地主地租之外，每到过年的时候还要额外向地主缴纳一笔叫做“冬牲礼”的费用。

所谓冬牲，就是佃农每年腊月间要送给地主粮食、家禽、炭火等物。

通俗一点说，就是佃农向地主发放“年终奖”。

而当邓茂七当上总小甲之后，便立即强行废除了冬牲礼。

老子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好不容易有了点收成，还得再给你们发年终奖？去他姥姥的吧！

地主们当然不服，凭什么你小子一来我们的好处就都没有了？

于是，大家发动社会关系，挖出了邓茂七的黑历史，联名上告，要求逮捕邓茂七这个潜逃杀人犯。

可地主们的算盘落空了。

由于废除冬牲礼，邓茂七获得了超高的人气，不仅有实力武力拒捕，还打下了沙县，并杀死了知县和县丞，后攻下各府、州、县二十余座城池。

这下事大了，东南沿海彻底乱了。

07

叶宗留和邓茂七开始起事之时，势力弱得可怜，为什么正规军就是剿不动呢？

一方面原因在于，参加起事的大部分农民军都是本地人，官军来之时，该走哪条路躲避，那简直是太熟了，跟泥鳅一样，官军根本抓不着；

另一方面原因就比较诛心了：问题就出在朱祁镇让人建造的那120条海船上！

朱祁镇要再下西洋，就是要把财政权都抓在自己手上，户部、太仆寺这些机构不得插手。

（下西洋所得收入一概归于皇室，这点很好理解，因为领头的就是太监，直接对皇帝负责。）

如果一旦成行，中央一定花大力气整治东南沿海海面，到时候那些靠走私两头都拿的地方实力派大户吃什么？

所以，为了自身利益，各地方官员是不可能出大力摆平祸乱的，反而会跟朝廷打报告：地方不靖，您的下西洋计划可能会暂时搁浅哦。

基于这两条理由，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混的风生水起。

08

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朱祁镇忍不了了，总不能对浙江福建的战事视若无睹，任由其恶化蔓延下去。

便派都督刘聚、陈荣为正副总兵官，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为监军，前往征讨。

见朝廷动真格的了，为了摆脱养寇自重的嫌疑，浙江藩司请求张楷部屯驻浙江，专司剿杀叶宗留；福建巡抚衙门则派人前往浙江，也请求张楷移军闽北，完成对邓茂七的合围。

为了防止在征讨邓茂七时被叶宗留抄了后路，张楷决定先从叶宗留开始动手。

十一月，张楷、陈荣突然拔营，率领两千精兵对叶宗留实施突袭。

双方大战于黄柏铺。

由于叶宗留事先没有准备，起义军只能用长枪死守阵地，顶住官军的进攻。

好死不死，叶宗留竟然穿着一身红袍在队前指挥。

结果不出意料，官军一阵箭雨.......叶宗留因伤势过重，当晚失血过多而死。

叶宗留死后，浙江大体被平定。

起义军队伍被迫分散成两支：一支由陈鉴湖率领，一支由叶希八率领。

两支部队在邓茂七的支援下，退入闽北继续抵抗官军。

09

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正月，朝廷为彻底解决邓茂七，派出了明星阵容：

由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都督范雄、董兴为左右参将；御马监太监曹吉祥、王瑾提督神机营火器；发京营军两万及江西、浙江诸路官军共十万人，浩浩荡荡杀来。

面对朝廷重压，邓茂七不得不收缩防线，放缓了对陈鉴湖和叶希八的支持；同时，官府也加紧对陈鉴湖进行了诱降，使得这支部队自动解体。

陈鉴湖一投降，邓茂七的防线被官军轻松撕开了口子。

邓茂七的部下更是如惊弓之鸟，纷纷策划着投降变节。

一天之内，有三十几波人次跑到张楷的大营里请求投降。

到最后，连邓茂七的心腹、负责全权防守起义军大本营沙县的指挥官张繇孙和罗汝先都争相给官军出主意：

“我们去劝说邓茂七，让邓茂七离开老巢，攻击重镇延平城。官军在半道上伏击，使邓茂七首尾不能相顾，其军必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载：

“沙县贼首张繇孙至延平降。又引从贼罗汝先等诣楷，愿杀贼赎罪，且云：'贼败后，皆据险自卫。必欲取之，吾为公说令攻城，公悉大军击之，吾为内应，可覆也。’”

仗打到这份上，邓茂七已然成了砧板上的鱼。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邓茂七掉入了官军布置好的口袋阵。

邓茂七步叶宗留后尘，一样中流矢而死，脑袋被官军割下送至京师报捷。

10

叶宗留、邓茂七起义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其一，由于闽浙地区的连续动乱，再下西洋的行动被迫搁置；

其二，邓茂七起义平定四个月之后，明廷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

六月中旬，九边蓟、辽、宣、大各处同时传来警报：蒙古瓦剌部兵分三路，大规模寇边。

朱祁镇亲率大军迎战。

而土木堡之变时，由陈懋率领的京营精锐并没有来得及班师回朝，他们还在福建打扫战场，追击邓茂七的余部，这也是土木堡之变最终会失败原因之一。

明朝蒸蒸日上的国势从此被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