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旺旺代依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鲜明观点——兼论学界关于列宁十月革命思想的分歧

为什么73 2023-04-17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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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火炬 2023-04-17 00:05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鲜明观点——兼论学界关于列宁十月革命思想的分歧

刘旺旺代依晴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秉持的是“同时革命”的观点。他们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俄国革命可能在西方革命的积极支持下缩短革命的过程，但是从实践上看不能实现跨越。列宁在十月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坚持“同时胜利”的观点，并将俄国革命看作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同时革命”的思想观点，对于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同时胜利

如何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生所进行的思想创造与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的。换言之，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统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才能使得全体社会成员得以解放。但是，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在1917年的俄国出现了“拐点”，俄国通过十月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革命的思想就成为一个疑案为后人不断争论。争论的分歧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肯定了东方国家爆发革命的特殊性。如果肯定了，似乎就能为东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找到理论上的根据。但追根溯源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始终坚持的是“同时革命”的逻辑判断和思想观点。

一、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态度明确地回答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各自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前者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后者是新世界观的形成，在这种内外合力的作用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他们的指导下，1847年成立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斯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了纲领草案。在第十九个问题中写道：“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答：不能。”〔1〕这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革命能否在一个国家发生的回答是鲜明的，即不能。在他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工业发展所建立的世界市场，它把全球各国的人民，特别是文明国家的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二是大工业促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这两个阶级又必然进行残酷的斗争。基于此，恩格斯得出结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2〕这里有以下三层意思：一是共产主义革命将是在至少包含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些文明国家的革命，指明了“国度”；二是这些文明国家的革命将是同时发生的革命，尽管革命的进程可能有较快或较慢之分，但革命一定是“世界性”的，划定了“范围”；三是成为文明国家至少包含着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较大量的生产力，否则就构不成文明国家，说明了“条件”。

第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欧洲工人运动，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的正确性。1848年，在法国先后爆发了二月革命和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爆发了三月革命，这些革命最后都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来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如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的我们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所希望的赶快结束革命不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5〕。而后由于1857年经济危机的推动，各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形势。与此同时，意大利、比利时、瑞士、西班牙等国的工人阶级也都建立起各种工人组织，积极展开活动，这也就促成了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马克思在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中再次强调，要解放劳动群众，必须要实行联合。他说：“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6〕。可以看出，在他们思想上，无产阶级革命在前一阶段的活动之所以没有收到效果，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够亲密的联合，而劳动的解放又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必须要求联合，至少是最先进国家的合作。为此，他紧接着就强调：“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7〕

事实上，《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在共产主义革命问题上是一脉相承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绝非一句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基础上的。他们的这一思想至少包含以下环节：第一个环节，资本主义快速发展，造成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趋于一致，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尖锐；第二个环节，世界上走在前列的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第三个环节，这些先步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将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其它国家走向社会主义，这中间也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过渡时期”。

二、俄国革命可能在西方革命的积极支持下缩短革命的过程

纵观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可知，作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单独一国爆发并取得了成功。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文明国家不相符合，而且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求的联合行动也不相一致，这就使得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成为一个疑案。

第一，从纯理论上来说，俄国农村公社在“置于正常条件之下”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但从俄国现实来看是不能够的。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前景的看法。马克思在收到信后，立即着手写回信，并几易其稿。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对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掌握的资料不够，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问题与先前他们所设想的革命情况存在不同。因此，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特别强调，以前自己所分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仅局限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在研究了俄国农民公社的特殊性后，马克思指出：“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8〕这里，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回答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问题，即从理论上看，它能够通过保存自己不必自杀而获得新生，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其丰富成果，但是从实践上看，从所谓农民解放之时起，国家把俄国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下，借助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压迫公社。因此，马克思说：“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9〕这里，马克思再次明确，俄国农村公社只有在“置于正常条件之下”才能实现跨越获得新生，而这种前提条件目前在俄国却正在遭到严重破坏。他在回信的最后还说：“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0〕可以看出，在马克思思想中，俄国农村公社在实践上并不具备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成为新社会新生支点的可能性，而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第二，作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且双方互相补充的俄国革命。俄国是否具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呢？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作出了回答。他们写道：“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11〕这里，从“刚开始”“大半”等词汇可以看出，俄国相对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国家仍然落后。接着，他们又问道：“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12〕这里，他们实际上指出了两条道路：一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即走自己的路；二是必须要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即走西方的路。事实上，可以发现，走自己的路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将俄国公社“置于正常的条件之下”，可是这一条件“固然已经大遭破坏”。因此，他们回答是：“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为信号”和“互相补充”的思想论断。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回答中“俄国革命”并没有用“无产阶级”加以限定，而“西方革命”却加了“无产阶级”以明示，可以看出在他们思想中这无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因此，对这一思想的正确解答应该是，未来俄国的革命“将推动西方各国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西方社会主义胜利后将反过来援助俄国革命，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大体可以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社会”〔14〕。这时的他们依然坚持的是“同时胜利”的思想。

第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的条件下，落后的国家才能缩短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1893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手段的看法。当时俄国社会较为流行的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关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认为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15〕恩格斯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批评。他写道：“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16〕可以看出，对俄国公社改造的力量来自西方工业资产阶级而不是公社本身，因此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把自己发展成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那么，这种公有制的公社能够起的作用是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恩格斯说：“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17〕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在西欧的各个文明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并作出榜样，这样落后国家就能从这个榜样上看到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可以在西方国家的“积极支持”下，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才是有保证的。但是，比较起来俄国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18〕。这里，恩格斯用了“同时”这一概念，意思是说，俄国目前的一部分人已经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成果，加上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国家的榜样作用和积极支持，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将是同时完成。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革命将是“同时发生”的，虽然时间上可能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是前后不会间隔很长时间，因此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时完成”。

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并没有改变他们关于共产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要坚持“同时胜利”的思想，变化的是，俄国革命可以与西方革命“互为信号”和“互相补充”。他们的这一思想也至少包含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作为落后的俄国首先展开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第二个环节，这种俄国革命作为“信号”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第三个环节，西方已经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给落后的俄国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缩短它们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然后几乎同时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要进行革命，这种革命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三、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序幕”的十月革命

现在的问题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使得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那么，这场革命是列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同时革命”思想所取得的胜利，还是列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同时革命”思想所取得的胜利。而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争论已久，争论是因为十月革命本身就包含着独有的特殊性和别样的复杂性。

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如有学者提出：“正是列宁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才武装了俄国党去夺取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19〕也有学者提出：“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发生’论的突破，它的提出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20〕持该观点的论据是，列宁于1915年8月写成的《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8月写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的论断。前文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1〕后文写道：“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22〕可以看出，这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表达的是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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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观点认为，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没有提出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同时胜利”思想的“一国胜利”思想。比如有学者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所谓'一国胜利’的理论。”〔23〕该观点的论据是：列宁从未说过自己提出了“一国胜利”的理论，是斯大林出于自身的目的说列宁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并通过教材的方式向人们灌输这一观点。也有学者指出，用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来说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的发展，是对他们三人观点的曲解。〔24〕该观点的论据是：斯大林为了证明自己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把歪曲了的“同时胜利论”强加给了马克思恩格斯，而马克思恩格斯一贯的观点是一个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然后引起其他另一些国家革命，至于哪个国家先爆发革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可能不同，在这一点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历来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性。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思想中所蕴含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因子，尤其是拓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一国首先胜利”的时间跨度〔25〕。该观点的论据是：所谓“思想因子”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思想中包含着肯定一国先胜利的思想，然后才有先后进入终极的“同时胜利”。所谓“时间跨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同时胜利”中的“同时”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而列宁在时间跨度上拓展了“同时”的内涵，由“一个革命浪潮”拓展为“若干个历史时期”。

上述三种观点看似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各自的论据，但要想解开观点的分歧，必须从相关论据着手去辨其合理性，即如果对论据的理解存在偏差，可能就导致观点上的不同。综上三个观点所提供的论据来看，有两个关键词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和“一国”，另外列宁本人思想的话语也是重要论据。

首先，关于“同时”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同时”并非是后人所惯常理解的同年同月同日，这不免有些教条，也不可能，更不符合人类认知的常识。因为在他们看来，各个文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一样，因此实行革命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必然会呈现出先后之分，快慢之别，如英国可能快些，德国可能慢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的“同时”从时间意义上看，前后不会间隔许久，否则就不能成为“同时”。

其次，关于“一国”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列宁所说的“一国”就是指俄国，第二种观点认为列宁所说的“一国”不是指俄国，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明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中的一个，第三种观点提出的“思想因子”观点难免有点牵强附会。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同时胜利”的理论构想中，特别是在多次举例时从未提及过俄国，因为当时的俄国并非是先进的、文明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俄国不具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进程中也没有明确提出俄国一国可以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论据。试想，假如列宁在1915年8月和1916年8月提出的“一国”是指俄国，那么，在距离1915年8月不远的1915年10月，列宁在《几个要点》中又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把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以便点燃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26〕，这句话恐怕不好解释。再退一步讲，假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前确有俄国“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思想，那么，在1917年10月24日《给中央委员的信》中，在已经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何没有明确强调俄国所进行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胜利后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也没再提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再次，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概念虽已被提出，但是列宁并没有明确提出俄国下一阶段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17年3月中旬，列宁在《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仍旧说：“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在贵族地主的大量土地没有触动的情况下，在有1905年经验的基础上，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使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27〕这里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的思想，强调俄国是“农民国家”和“落后国家”而非“文明国家”，因此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多是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阶梯”，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在1917年之前，党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太多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但是在1917年，俄国突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推翻沙皇制度的二月革命，造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由于缺乏相应的准备，这时的列宁认识到，可以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不要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尽管如此，这种论调也遭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比如加米涅夫、普列汉诺夫就提出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不应当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4月，列宁对加米涅夫的批评回应说：“我不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直接提醒不要有这种想法”〔28〕。从党内其他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应和列宁自己的论述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并没有明确提出俄国下一步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也可以说明，1915年8月和1916年8月，列宁所提出思想中的“一国”并非指俄国，如果是的话，党内可能早就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而不会在1917年才展开争论。

最后，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仍寄希望于西方革命的援助。列宁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一直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的思想，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认为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到来。事实上，十月革命前后一段时间的党内关于俄国进行革命的基本估计是，俄国的革命仅仅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革命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总结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但从来没有提及《论欧洲联邦口号》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的观点。因此，观点一中作为支撑列宁关于俄国“一国胜利”思想的论据是不充分的。反而，他多次强调的是俄国革命必须要由西方国家革命来支援，否则就会走向失败。如1918年1月，列宁在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就立即说：“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29〕这是列宁十月革命前提出将俄国革命看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序幕”和“阶梯”思想在十月革命后的鲜明表达。1918年3月，列宁又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如果我国革命始终孤立无援，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30〕这里，一方面说明在列宁思想上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互相关联，另一方面列宁并没有拉长世界革命的时间限度，仍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1919年11月，列宁在参加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提醒东方各民族，要用东方民族他们懂得的语言告诉他们，“获得解放的唯一希望是国际革命的胜利，国际无产阶级是东方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31〕。可以看出，这时的列宁仍然坚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同时胜利”的思想。

事实上，列宁关于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第一次转变是在1921年前后，因为这时一方面苏俄在延续了三年之久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围剿战争中生存下来，另一方面西欧国家的无产阶级并未出现革命高涨的发展态势。此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列宁开始从苏俄实践出发反思理论的适用性，从而实现了思想的转变，提出俄国一国可以先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是仍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正如有学者指出：“成立共产国际(引者注—1919年)，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策划和发动世界革命……在苏联历史上，'世界革命’的思想一直没有得到清理，历代领导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打过'世界革命’或'国际革命’的旗号。”〔32〕

行文至此，下述问题可以回答清楚，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革命是“同时革命”的思想。二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俄国的特殊情况，并未改变自己“同时革命”的思想，而是进一步提出东方与西方革命“互为信号”和“互为补充”的思想。三是十月革命并非列宁在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胜利”思想的指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恰恰相反是坚持“同时胜利”思想所取得的。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同时胜利”的思想只是建立在逻辑推演之上，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因而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列宁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后人不能通过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来证明列宁在这一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实事求是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梳理其继承的内容，明晰其发展的内容，解释其思想的局限，唯有此，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参考文献〕

〔1〕〔2〕〔3〕〔4〕〔5〕〔11〕〔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6，306，166，419，557，379，379，379.

〔6〕〔7〕〔8〕〔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1，172，826，830，840.

〔14〕俞良早.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革命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思想及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3).

〔15〕〔16〕〔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311，313，313.

〔19〕高放.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8-1917)〔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53.

〔20〕顾锦屏，等.解放思想史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59.

〔21〕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67.

〔22〕列宁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8.

〔23〕俞良早.对社会主义史上一个迷案的透视——关于所谓“一国胜利”的理论〔J〕.江汉论坛，2018，(4).

〔24〕郑异凡.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J〕.国际政治研究，2003，(4).

〔25〕刘从德，顾训宝.探析学界围绕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思想展开的几点论争〔J〕.贵州社会科学，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