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志·轻工业志》记载,辛亥革命后,四川省政局相对稳定,甘蔗生产逐年发展,种蔗县扩大到120多个,面积130多万亩。主产县46个,种蔗70多万亩,仅内江县就种蔗20万亩,产糖3.5万吨。四川糖开始运销外省,销区有湖北、河南、上海等地。 内江地区在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已经发展成为四川乃至全国最大的糖业基地,品种有芦蔗、小立叶蔗和红蔗等。1934年7月9日《嘉陵江日报》记载,20世纪初内江地区有制作红糖的“糖房”1400余家,制作白糖的“漏棚”1000余家,制作冰糖、蜜饯的“冰铺”160余家。生产的糖清1亿多斤,白糖2400多万斤,桔糖3600多万斤,红糖2500多万斤,冰糖400多万斤,蜜饯300多万斤。内江蜜饯,久负盛名,抗战期间,内江地位突出,客商往来,内江因蜜饯有了“甜城”的美名。1947年,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给内江复兴铨蜜饯题词用“甜城名产”称之。《辞海》内江条“有甜城之称”。内江不仅是川糖集中产地,也是川糖贸易集散市场,在内江设商号者高达300余家。有“制糖公会”、“运销公会”,白糖有“白糖帮”,红糖有“红糖帮”,其职责是维护本行业利益,督促缴纳税金等。四川地区能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糖业基地,主要原因是受洋糖冲击较小。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水路是连接四川与外界的重要货运通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一直企图垄断四川的航运权,作了种种尝试,一直未能成功。直到清末民初,在长江上游并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航运系统,将洋货大规模地运往四川等上游地区。四川上游以沱江流域为主的土糖,却能通过国内的木船,顺流运往省内各地,或运往重庆汇集后出川。清末,四川糖务局成立四川糖务讲习所,鼓励农民种蔗,亦有成效。西南以沱江、长江为依托,将所产的糖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四川糖业发展与洋货(洋纱、疋头[1]、煤油等)输入互有关联,外地商人销纱入川后,现金汇出往往折损,从重庆汇到上海汇率高达30%~50%,外商多购回头货,川糖正好符合这种需求。以沱江为依托,吸收腹地所产之糖,沿沱江经泸州入长江,汇集于重庆,经万县出川往东,是四川最重要的运糖通道。往东到达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上海。往西南达贵州,将川糖运往各地,成为闽广糖有力的竞争者。至20世纪20-30年代,内江糖的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全省名列前茅。1919年全国产糖13万吨,其中四川产糖9万吨,占全国的69.2%。1936年全国产糖34万吨,其中四川产糖10万吨,占全国的29.4%,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6%,占四川的54.9%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政人员和大批难民涌入四川,人口陡增,食糖需求量增大,刺激蔗农糖商的生产重要性。省外的糖商和制糖技术人员流入四川,带来经营糖业的先进经验和技术,促进制糖工艺改进。战争使交通受阻,对川糖冲击甚大的太古等洋糖不能入川,广东糖厂被毁,四川糖业独此一家。政府制定了鼓励糖业生产的办法和措施:推广良种,举办蔗农贷款,组织蔗农生产合作社,合理评定甘蔗、蔗糖价格等,都对蔗糖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开始,沿海省份相继论陷,石油进口困难,汽油来源受阻,战争和运输急需酒精代替燃料,而糖的副产品——漏水又是很好的酒精原料,内江糖业就成为政府和沿海资本家的投资对象,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国民政府“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从1938年到1941年,资源委员会投资建设了资川酒精厂(银山糖厂前身)、内江酒精厂(茂市糖厂前身)等,沿沱江四个县共有大小酒精厂22个。日产量曾达70吨以上,占当时全国酒精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纯度在99%以上,可供飞机作燃料。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维序派护肩统计丛刊》(1944)记载,1942年全省有酒精厂59个,产量2.1万吨。1940年,内江种蔗面积达45.8万亩,产蔗154.4万吨,产糖13.2万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抗战期间,川糖销量占全国食糖销量的首位,最高的年销量曾达16万吨,占全国食糖销量的50%~60%,内江县食糖达到过6万吨,为川糖之冠。据《四川省志·轻工业志》记载,1940年全省糖坊和漏棚4000多个,产糖12万吨,全系土糖,含糖70%。是四川糖业最为繁荣时期。1936年,华商建源公司从广东空运爪哇蔗种6000斤,送至四川大学农学院繁育。但该院因场地和经费困难,无力承担繁殖任务。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与四川大学农学院商议,在内江圣水寺合组甘蔗试验场,陈让卿[2]为首任场长,经费、场地由建设厅落实,试验种植技术由农学院负责,农学院主任毛宗良[3]租定场地。4月22日蔗种运达,4月28日下种,故以1936年4月28日为成立纪念日。下半年改名为甘蔗改良场,1937年改属建设厅农业改进所,下设球溪河分场和简阳繁殖场,改良蔗种和制糖技术。场长下设总务、蔗业、糖业、推广四个股,一个附属农场。拟定四大工作方针:一是增加蔗糖产量以求自给自足,二是改进蔗糖品质抵制进口外糖,三是扩充酒精原料加强国防力量,四是发展副产品利用富裕国家资源。业务范围是川产蔗种的改良试验、国内外蔗种引种试验、甘蔗栽培研究改良、蔗作指导推广、蔗农合作事项及蔗作调查统计等。甘蔗试验场成立后,一直计划建立一个机器制糖厂,1938年4月,甘蔗试验场附属实验糖厂改制为内江华农糖厂,由实验糖厂与大华实业公司及糖商合组,属官商合办性质,标志四川机器制糖业兴起。设有精糖房、糖灶房、漏棚和机械房等。该厂是一个半机械化糖厂,一个制糖期可产糖360吨。由于战乱频仍、法币贬值,于1946年关闭。虽开办时间不长,规模小,但开创了四川机械榨蔗制糖的先声。1940年1月,中国银行、新华银行、资源委员会和商股集资创办中国联合炼糖有限公司投产,该厂属于来料加工企业,属前土(糖房)后洋(机器)的半机制糖厂,俚称半截子糖厂。购糖清为原料,加工精糖及酒精,每日可出糖7000公斤,酒精500加仑。抗战胜利后,工厂骨干及资金大多转移,一度停产。四川解放后,复工改造为三元糖厂。1942年,资中县糖商合资建立沱江糖厂。在内江、资中、宜宾等地还有为数众多规模极小的四川华原糖厂、一六糖厂、信谊制糖厂、椑木镇糖厂、利丰亨糖厂、太极糖厂、西南糖厂、晶星糖厂、内江炼糖厂等,多为民营。这些机器制糖厂为半机械化生产,新法与土法相结合,除华农糖厂有2部榨机外,其余都是购糖清加工 。在土糖房及机器制糖之外,也存在一些小型改良糖厂,介于二者之间,使用改良了的手工制糖工具,如小型钢式压榨机、手摇离心机等,不仅与土糖房并存,也与大机器制糖厂并存。这种三者共存的模式,说明在同一行业中存在着不同技术类型的多元共存现象。 [2] 陈让卿(1901-1989)四川渠县人。1926年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对四川省甘蔗发展贡献卓著,著有《甘蔗育种及其技术研究》(英文)、《四川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报告》、《中国甘蔗栽培学》、《西南地区作物栽培学》等。[3] 毛宗良(1897—1970)著名园艺学家、园艺教育家。1927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农科园艺系,30年代,首次在四川引种甘蔗良种成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园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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