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四味毒叔》地域演员系列,继西北、东北、北京、川渝地区演员的节目之后,这期节目我们将呈现上海演员的独特表演风格。中国之大,南北人文差异之明显,就语言来说,沪语也代表着一种表演方式和节奏。上海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也影响着沪上演员,同样,沪上演员也用自己的表演魅力为上海增添色彩。 本期四味毒叔邀请到了杨皓宇、黄圣依、袁文康三位来自上海的演员来聊聊他们对于演技的揣摩和修养。 一 谭飞:欢迎杨皓宇来到《四味毒叔》。皓宇是我一直想邀请的演员,最近我把《隐秘而伟大》看完了,我觉得你在里面的角色是一个灵魂人物,是一个让男主的人生发生变化的人物。你怎么去揣摩 “杨一学”这个角色?剧情里的父女情深,他在里面有特别复杂而微妙的一些诠释,以及最后进了监狱,他知道他是个替死鬼。其实这个角色很不好演。 杨皓宇:对,首先他的场次比较少,而且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的压力挺大的,我本来演的是父亲那个角色。 谭飞:演刘伟那个角色。 杨皓宇:对,导演见我那天,我穿着一身运动装,又刮了胡子。 谭飞:像个会计。 杨皓宇:不是像会计。他就说太年轻了,演不了爸爸那个角色。后来导演说还有一个角色,也是一个爸爸,但是演那个小女孩的爸爸戏不多,就那么几场戏,他时不时会出现。我看所有的评论时,我最感动的是有一条评论,说“杨一学没有回来,弄堂没有人再清扫了。我当时一下觉得这个观众很细致。当时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导演说咱一定要保证把观众看哭了,我说让观众笑比较容易,但是把观众演哭好难,他说必须要做到。因为当时读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也很充分,有大量的剧本围读工作,然后会请很多朋友来听。他们听到那段都哭了。说实话,我当时压力挺大的,我只能说我尽力。反正后来我就跟着内心的感觉走,让他的情绪、情感自然地流露出来,然后想想那些事儿确实是蛮让人伤心的。 谭飞:确实成了哭点。他拉着黄包车在饭店门口等李易峰饰演的小警察,所有的细节呈现出卑微的感觉,但是他内心又很伟大,因为他是个父亲。 杨皓宇:对的。这个剧本的结构非常好,导演的表现手法也非常好。他没有为其他的而卑微,比如为了前途。他所有的卑微只是为了孩子,这个就显得他特别伟大。 谭飞:我平时看你的戏,感觉你的角色也是比较多元和复合,有时候看着像上海人,有时候又像四川人,比如在《海上浮城》、《安家》里面,你就是典型的上海人,一口上海普通话。但在《龙门镖局》里饰演的恭叔,就有四川人的性格。你觉得两地给你带来的文化是不是在你身上是共赢的? 杨皓宇:是的,我太占便宜了,因为我妈妈是上海人,我爸爸是四川人。我经常跟我爸爸打电话的时候,会说“你在做啥子?老汉儿最近好不好?”,给妈妈打的时候就是“妈侬好……”在我从事这个行业中,家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谭飞:四川人的闲适和上海人的精明或者精致在你身上都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皓宇:反正我都能理解。在1989年到上海以后,我对上海的弄堂文化就很清楚,我真的能想象到弄堂里“老亚索”的那种感觉,他对待旁边那些“小赤佬”的状态,包括他平的说话方式。我的很多舅舅和姨父都是上海人,所以每天看见他们我就更了解了上海文化。 谭飞:在《安家》里面你的肢体和语言真的是特别的上海。 杨皓宇:还好。 谭飞:有时候你经常在上海普通话和纯正普通话之间切换,会不会给人感觉还是有地域性,一看到皓宇这张脸就想到上海的某种特征,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呢? 杨皓宇:也会有,因为一个角色演完之后,大家都会一直记得那个角色,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有一点吃亏,因为你再创造下一个角色的时候,会给下一个角色带来一些束缚。 谭飞:就比较难摆脱。 杨皓宇:是的,观众要再去认可演员所带来的新感觉会比较难。但是只要自己功课做到位了,时间花得足够多,他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慢慢地也会把观众带进去。所以既然造成了这个影响,那我就坦然接受,下一个角色自己多用点功夫,把新角色立得更好。 二 谭飞:那我们看到有一期宁静还专门说了,说你挑戏得注意,你觉得她那话你听吗? 黄圣依:她这个话没有毛病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现在这个阶段自己想做的。 谭飞:就是认真地挑选剧本,好好拍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的。 黄圣依:是的。希望在演员的属性上更加能有那种代表作,其实我觉得今天都有点早,我一直都希望拿着我的作品来到《四味毒叔》。 谭飞:没事,等拿了再来。因为我感觉你现在其实是处于一个转折点,感觉是从明星黄圣依可能到一个真实的人的黄圣依,再到演员黄圣依的阶段,这是我的认知。是不是你自己也认为如果标识是演员黄圣依,你可能更高兴?你会觉得我很愿意听到这样的。 黄圣依:其实现在我的状态我也很满足,也很高兴,只是我希望我的人生当中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其实也是,我在微博里也写到了就是还是有不甘。因为有不甘,所以你才会有更多动力去寻找一些或者激发你内心的一些火焰,内心的东西想去做,做得更好或者新的一个领域,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现在激发起来的。 谭飞:好,你在微博里说过,以前以为表达无憾是艺人的本分,现在才知道心有不甘才是艺人应有的态度。这句话上了热搜,你觉得是最促使你产生这种这个话转变的,是什么契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呢? 黄圣依:就是我淘汰的那一期。 谭飞: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震惊和震撼让你自己? 黄圣依:可能是在节目里面,追求完美是一个本分,但是你会发现你出到节目里面,我再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依然会内心有对这个舞台的一种执着,依然会想去释放自己,依然有不甘,有那种内心的火焰想去继续在那里燃烧,就会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一些抱负想去实现,所以你会还是有不甘。所以我觉得作为艺人需要有这样的内心的东西在,你才能够往前走,因为你否则就永远都会觉得你可以了,就是这样子了,就在原地或者享受已经有的成绩了。 谭飞:当时被淘汰你想到过吗?有这预感吗当时? 黄圣依:想到我会被淘汰?肯定没有,为什么会想到被淘汰呢? 谭飞:没有预感吗?因为有些人可能有第六感说我这场可能会被淘汰。 黄圣依:没有。 谭飞:那看到那一刻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黄圣依:第一感觉就是很震惊,然后很不相信,但是我当时也是有表达说我没有遗憾,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话也是当时脱口而出的,所以当回过头来看会觉得其实是真的是有不甘心在里面的。虽然我当时在节目里觉得好像无所谓。 谭飞:对,你显得很大度的样子。 黄圣依:对,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几个节目想要演的,我都有演到,我在舞台上有跟自己预设的一些表现都有做到了,我觉得在自己的内心来说是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可是当我回过去再看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很多的不甘,就是觉得你还要在那里继续去演出,继续有更多的舞台想呈现。 三 汪海林:我们当时拍戏的时候,赖建国导演对服装不满意,他就跟制片人说要求加预算,制片人说加不了,最后他自己掏钱给演员买服装。 袁文康:他说服装搭配是你的一部分,你穿好了,你穿舒服了,你在表演的时候一定是顺畅的。我第一次进棚里拍戏的时候,有4、5台机器,我也不知道看哪了,就顺着演呗,一场戏咔一条一遍就演下来了。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没有老师教就是靠实践。 汪海林:从那个戏之后,再次关注到你实际上是因为《集结号》。你所饰演的角色戏份其实也不多,但是能在这样一个群像里面能够挑出来。 袁文康:对,因为第一次描写有畏战行为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形象是很特别的。 汪海林:戴着红围巾,所以他容易被记住。 袁文康:对,这就是当时最早的叫标签。我之前不务正业了很多年,来北京的时候是2002年,当时的上海正好进入高速发展期,我当时记得APEC会议一开始的时候,我到南京路,就有一种特别不适应的感觉,我说我得离开,我就跑到苏州,一个人待了三天。等这个会结束了以后,我才回来,之后你去餐厅,去任何地方,男女老少全部都在谈经济,在炒股票,在炒房子,那跟我做的这个专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当时正好一个编剧的朋友跟我说,就是李樯老师,我们当时正好合作完《女人行》,他说你要不要来北京?我说你让我考虑一下,我得征求一下我父母的意见,然后大年初六我提两箱子我就跑北京来了。 汪海林:其实袁文康说的是一度,现在上海不这样,一度让人觉得上海是一个过度商业化的城市。 袁文康:是的。 汪海林:在文化氛围上,我们觉得有一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太商业化。有的时候制片方会说你们想去哪儿写剧本,比如说我们去上海写,就在上海包一个酒店,我们每天就在咖啡厅写作,谈剧本什么的。后来我们在写作期间待了一两个月,隔壁桌永远在谈房子、股票、房子、股票。 袁文康:就是这事其实是挺可怕的,但是现在慢慢好了。我去年拍《1921》的时候,回到上海,我正好当时还在拍《叛逆者》,然后住在松江,我说不行,我得换一个地方,我就把那房退了,我自己在城里租了一个房子,也是为《1921》做准备。在复兴坊,复兴坊里面有一个二层楼,那个结构跟一大会址差不多,我就把那房子租下来,在那住了半年。旁边就是何香凝故居,你要找那个年代的人,在这条巷子里每天进进出出,她伏案写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老房子,你走路、上楼梯的时候得特别轻,要不然你就会吵到邻居,包括你在房间里走路的时候,也是要小心的,因为楼上楼下隔壁隔音没有那么好,你要走重一点,它就会咯吱咯吱响。 汪海林:其实我们说的所谓的历史氛围或者时代感,就是这些细节体现出来的。 袁文康:我第一次跟郑大圣导演谈的时候,他先寄了本书给我,叫《中国游记1921》。就是芥川龙之介先生写的,他里面有一小篇写到了他当年在1921年的夏天6月份的时候去拜访李汉俊。 汪海林:芥川龙之介,他在中国好一通转悠,他见到好多人。 袁文康:对,因为当时也是生病,一直身体不好,终于在一大会址这个地方,他感受到了一丝清新,两个人都是做文字工作的,所以彼此有一种默契,内心的舒畅才能找到了知己,在异国,就是蛮有意思的,我当时看到这段戏的时候,我说这是一段爱情。 汪海林:在11年拍的电视剧《1921》中,你演蔡和森,你的表演我很喜欢,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蔡和森就是这样的,他演得最对。他跟我们编剧想象的蔡和森是一样的,甚至更对。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历史人物,或者说是领袖人物不好演。袁文康能把性格演出来,我觉得我们写剧本的时候还是比较小心,但是基本个性是有的,但是有些演员在呈现的时候,他会往自己身上靠一点,或者他觉得这个会不会过,他会收,但是袁文康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你并不是戏里体现出来的那种性格。 袁文康:对,因为我演人物的时候,我喜欢问,他喜欢吃什么,就是看他老照片的时候,看他的穿着,看他眉眼之间的距离,然后你知道这个人是紧张,是忧郁的。周恩来他就忧郁,他的那张照片其实是有一种不安全感,他眉头很紧。蔡和森就相对松弛一点,就是那种他性格中有点特别不吝的东西,就是他骨子里有一种就是老子不信邪,你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汪海林:因为他在长沙医师的时候,他也是被当作大哥的。 袁文康:就他性格中有一种不惧怕,他很直接,直给,全家他都扛在身上,所以这个人很有力量。他作为一家之主,他先把家扛起来,再把这个团体扛起来,我觉得得把他性格中这部分东西拿出来,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参照,我觉得越没有参照的东西,就越有意思,越有发挥的地方。 汪海林:是,而且我认为是钻研得比较细的。虽然这个戏已经过去10年了,还是推荐大家再看一看,那这次是电影的《1921》,那就是李汉俊我们知道一大代表,他是相对来说跟原来蔡和森那个形象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真的有意思。你在两个《1921》,一个电视剧一个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形象。 袁文康:但是你看他的照片拍出来的时候,他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眼神非常坚定。在家里,可能他妻子比他有发言权,而且我后来跟大圣跟编剧余曦聊,我说我想知道他的婚姻状况,几个孩子,他太太后来跟他怎么样,他说他太太很早就因肺结核去世了,然后他不愿意续弦,我在想他是不是怕被打扰。后来大圣导演听到以后,他说对的,一个人完成所有主编要做的事情,还有翻译,他有大量的时间在伏案写作,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就是那时候看钱钟书、杨绛先生那些书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的。然后家里人逼他,一定要续弦,他就选了一个文盲,就只是照顾他起居生活,但是他们俩关系又非常非常的好,而且还生了孩子。那就是他更看重于人性的东西,他们相处得非常好,最后他妻子知道他被捕了以后,全城去找他,找了两个多小时在他哥哥身上找,到他枪毙,总共4个小时时间,就是从他的家庭结构,你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一直在跟时间赛跑,他也知道时间对他来说不够用,所以我想把他演成一个知道自己生命将结束的一个大学教授,他要把他曾经在这块土壤里面,他学到的所有东西一口气全吐出来。 周楠 | 王小帅 | 余涛 《四味毒叔》由策划人谭飞,剧评人李星文,编剧汪海林、宋方金、史航五人发起,编委会成员有马戎戎、毛尖、王雁林、李尚龙、路金波、赛人(以姓氏笔画为序),是一家影视文化行业垂直视频表达平台。欢迎有个性、有观点的导演、制片人、编剧、演员、经纪人、评论人、出品人等前来发声,或脱口秀,或对话,观点不需一致,但求发自内心。“说” 责自负,拳拳真诚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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