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广西逃兵被绑在树上,大家拿刺刀挨个捅他 十四岁时,我参加了宜昌保卫战。一九四二年,友军换防,我们从阵地下撤下来后我们在湖北休整。休整期间,军长郑洞国被调去缅甸任新一军军长,第8军军长由103师师长何绍周担任。 何绍周是国民党二把手、参谋总长兼行政院长何应钦的侄子。休整完毕,我们由湖北松滋往贵州马场坪进发。 我那个时候十五岁,部队天天行军天天走,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我是天天走天天哭。 身上一个背包、四个手榴弹和一袋米,没得法走不动,又不会穿草鞋,那草鞋绑得紧紧的,还没有走几步就起泡。 其实穿草鞋要打松一点,穿得松才有活动空间,脚才不起泡,但我们根本不懂。碰到下雨路又滑,湖南又尽是泥巴路,滑了一身泥巴,跟个泥巴人一样。 团长人还蛮好,见我们这样就派了一个医生收留我们,还交代他不准吓唬我们,让我们这些走不动的小鬼在后面慢慢走。 走了有个把月才走过湖南到广西,那以后人就好了,算是撑过来了,每天已经可以走个六七十里了。我们部队到了广西,发现有些广西的兵就开小差当逃兵跑了。 连长交代班长说,班里有广西的士兵,从他家过,要照顾点,不然开小差全跑了。连长让班长把这个广西兵看住了,但这个广西兵就装病走不动,慢慢就掉队掉到后面去了。 部队出了广西以后,有天我们吃完饭半夜又开始行军向贵州马场坪进发,连长让班长提前个把小时带那个广西兵先走,以免总是掉队。 结果我们走到马场坪公路上,就看那个班长死在那里,子弹从他背后打进去的。连长上报团长,团长派了一个排就到处搜寻才找到广西兵。 到马场坪后全团开大会,那个广西兵被绑在桐子树上,团长让我们第三连全连拿刺刀挨个捅他,以此帮班长报仇,也算是起杀鸡儆猴的作用。 三连的人拿起刺刀先捅他下身的大腿和臀部,到最后捅肚子,直到把那个广西兵捅死。我那时候才十来岁,看到这么杀人很害怕,躲着不敢捅。 我们三连的连长李百字(音)是湖南人,这个人看着面善,但其实很凶。之前有个逃兵被抓回来打屁股,他先往鞭子吐些口水,一打一拉,打十几下皮肉就被拉了出来。这个连长心肠不好,结果上了战场他第一个先死。 部队到云南后军部驻扎在文山,我们307团驻在个旧。我们到云南后,卫立煌在文山成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连队说我这个小鬼虽然才十六岁,但已经是个老兵了,还经过几次战斗,摸哨敌人都蛮勇敢,便选我去军事训练班学习。 军事训练班由美国教官上课,教我们使用冲锋枪、火焰喷射器和六零炮那些新式武器,还包括防毒瓦斯。 毒瓦斯有五种--催泪、喷嚏、糜烂、窒息等五种类型。催泪和喷嚏,顾名思义,就是会让人眼睛流泪、鼻子打喷嚏,一听到有人打喷嚏,敌人就晓得哪个方位有人。 糜烂型的就颗粒型的,撒在地上,脚一接触到就开始溃烂。窒息型的瓦斯是最致命的,人一旦接触到以后,呼吸系统有进气没呼气。 美国教官还给我们发了防毒面具,那些防毒面具底下有个滤毒块,用来过滤毒气。 我在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个蛮有意思的人,这个人叫杨敬才,在军部任上尉号官,河南人,个子很高,很爱喝酒。 他利用“空缺”的手段,把自己的老婆和小舅子跟他一起安排在军部,所以他老婆和小舅子在军部没有名字,但却有军饷收入。 打松山期间,杨敬才很勇敢,看到日本人抡起刀就砍,美国人看了都竖大拇指说“顶好”。后来重庆还给他颁了一个“青天白日章”奖励他。
我在文山学了六个星期,一回来我就升任了中士班长。结果我这个不到17岁的一当班长,底下三四十岁的兵心里都不太服气,连长便把副排长当我们的班长,我则变成中士副班长。 到云南后,部队开始给我发步枪。我们是嫡系部队,用的是中正式,每人发一个子弹袋,装八十发子弹,外加两个手榴弹。 中正式步枪最远射程是两千公尺,但最准的是八百公尺以内,那枪不错,打一发推一下,打上两百发子弹都没事,枪口打红了就拿水浇,一样打得好。 发了枪后我背着枪跟部队往湖南走,刚开始不知道要去哪里,先到贵州遵义,遵义离重庆近,可能是去保卫重庆。 在遵义休息了一段时间,任务又变了,随即又回到云南归属到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 佯攻的远征军部队就一个营一个营的下不来,全都死在上面。 我们那个部队大多是贵州兵,103师师长何绍周、307团团长程鹏以及第一营营长刘家骥都是贵州人。 何绍周和刘家骥都是贵州兴义人,兴义县跟云南交界,我们部队到距离军长家乡兴义县还有一公里的时候,全军上下就开始休息整顿军容,要求把帽子戴正、风纪扣戴好、带子系好,这才开始进兴义县。 我们从兴义县城过的时候,兴义县的学校学生,县政府的官儿们都拿着那个三角旗来“欢迎大少爷的部队”(兴义县的老百姓喊何绍周“大少爷”)。 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在兴义县城住,因为国民党的兵偷鸡摸狗的什么都有,部队怕扰乱县城,便过了兴义县以后的几个村庄上找宿营地。 兴义县与云南的罗平相隔,兴义的山很大,一天才走一座山,大热天的又没有水喝。下了山就是云南罗平,我们驻扎在县城板桥,这是我们到云南后的第一个驻地,那个地方盛产甘蔗。 部队到楚雄时候,战车团就开汽车来接我们到保山,再从保山步行到惠通桥。
过惠通桥的时候看到好多老兵在偷偷哭,他们怕过了桥就有去无回,前面71军打松山死伤得太多了,尤其是那些被派去侦查日本人火力的部队。 所谓“火力侦查”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去佯攻,看日本人的火力点在哪里。一开始日本人根本不理睬,等佯攻部队到了一定范围,他就火力全开,佯攻的远征军部队就一个营一个营的下不来,全都死在上面。 日本人在松山的工事修得太好了,结构和隐蔽性都很好,你不知道它的火力点分部在哪里,即便找到了,炸弹也炸不透他们的工事。 1军7最后扛不住了,而我们第八军就是来接71军的防,不过我那时候也不懂这些事,比较无所谓,就是懵懂胆子大。 我们阵地上的交通壕里全是到膝盖深的水,水里面全是蛆。 我们到了惠通桥后,那惠通桥已经修好了,可以通车了。那些车的司机都是美国人,全是开十轮大卡车。 怒江盈江一带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在保护惠通桥,不让日本人过怒江。到了惠通桥以后,那个时候七月初,正是雨季。 怒江正是发大水的时候。惠通桥底下的就象煮开了一样,我们从桥上过,看桥下的水都吓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铁索桥。 一九四四年七月上旬我们跨过惠通桥,接管了71军的防区。第八军的军长师长团长要观察阵地,跟71军的那些团长营长要交防。 接防的时候全是连长营长他们的事,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就守着交通壕,枪架在外面,有木材隐蔽着的。跟71军的兵换防后他们就走了,一交防就没有他们的事了。 接了71军的防后,我们继续构筑阵地,培土修工事,白天敲土要冒头不敢搞,晚上看不到就摸着搞。 余戈在他的书《1944:松山战役笔记》里说到,在太阳的暴晒下,尸体开始腐烂,生出那个白花花的蛆。 但我到松山的时候正事七八月份的雨季,我们阵地上的交通壕里全是到膝盖深的水,水里面全是蛆,交通沟没有尸体,那些蛆都是从山上顺着雨水流下来的。 山上那些死人埋不了,暴露在山上的也救不下来,日本人死的也不敢去抬,我们死伤的人也不敢去救。 七八月份又热又闷,尸体很快就腐烂,一下雨,那些蛆和尸水就顺着雨水流到交通壕里来,我们坐地壕沟里的土坎上,双脚就在齐膝盖深、满是蛆虫的水里泡了个把星期。 长时间泡在尸水里,泡到最后皮肤开始发红,最后发黑,经过一段潜伏期后,就染上了伤寒。 我从松山下来到了保山以后就得了伤寒,就是那样的场景下得的传染病。很可怜,简直造孽啊! 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埋怨蒋介石,为什么不在雨季之前攻打松山?到了雨季打起来困难重重,冤死好多人呐! 好在松山空气流通顺畅,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尸臭的味道,麻了就闻不到了,时间一长竟也可以在壕沟里吃饭,那些长官也都跟我们一样。 甚至我们那时候喝的水也有可能是那尸水,水壶里的水喝完就到别处去装水,谁知道那些地方的水有什么成分。 伙夫头挑着红烧肉到阵地上,却没人来吃肉,在阵地上哇哇哭了起来。 雨季一来,整个阵地上全是湿的,瞌睡来了,就在水里泡着迷瞪一会儿,不过带班的班长排长不能睡,他们不断来回巡查,就怕当兵的睡着了。 我们第八军跟71军的装备是一样的,武器已经换成新式装备了,伙食也好了点,有时候还发罐头,顿顿有肉和粉条。伙食是好了,但是能吃到的人没几个。 松山一开打,我们那个炊事班的伙夫头,前一天中午饭十一点半做好了红烧肉挑上去,那个红烧肉的木桶就被子弹打穿了,稀的汤汁全流完了,剩下干的。 结果那个伙夫头上去一看死了那么多人,没人吃肉了,在阵地上哇哇哭了起来。最后把其他连队活着的人都喊来吃,只要活着的人都可以吃,好惨啊! 过去没有打仗的时候,长官很严格,动不动就对底下的士兵打骂,但打一仗打下来后就没距离了。 当官的也晓得大家好不容易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了,对当兵的态度客气了一些,甚至都变得亲热了,上下级的距离也近了一些。 国内的远征军跟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的时候,驻印军看到国内的远征军都打到不成人样了! 驻印军全是美式武器、美式装备,滇西远征军穿的是草鞋,打得不成人样,真的造孽,我心里很难受。 (未完待续) 以上口述由屈克明老先生亲口讲述,如有时间、人物、地点、物品、事件等误,请不吝赐教。 非常感谢丽江志愿者梁颖的辛苦听打录入,感谢福建志愿者二泉映月(陈炳颖)的辛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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