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多余的话-解读车盖亭诗案④ 并非多余的话 雪岸 至此，蔡确车盖亭诗案的前前后后，已经说得明明白白，应该作结了。近读史籍，查阅到几则蔡确车盖亭诗案的有关记载，给人以这样或那样的启示，顺录于此。 吴处厚悔 蔡确车盖亭诗案的始作俑者吴处厚，虽逞一时之快，报了个人的大仇，但依然逃脱不了正人君子的责骂和本人良心的遣责，内心虽然悔悟，但事已至此，无法补救，郁郁而终。 宋·吴处厚《青箱杂记》总纂官纪昀《提要》：“处厚以干进不遂，挟怨罗织蔡确车盖亭诗，骤得迁擢，为论者所薄，故公武恶其人并恶其书。” 清·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二）：“宋吴处厚讦蔡确车盖亭诗，小人也。”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处厚得诗于当遂笺注上之，谓其子柔嘉曰：'二十年深雠（仇）今报之矣！’其子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何以自立于世。’处厚悔悟，遣健步剩给缗钱追之，则文书已投矣。然则处厚与确不过语言责望，遂造大狱，确之为人固死有馀罪，然告讦一倡，卒兆搢绅之祸，可叹也。” 宋·王明清《挥尘录》（卷十六）记载更为祥细：“后两日，其子柔嘉登第，授太原府司户，至侍下，处厚迎谓曰：'我二十年深仇今报之矣！’柔嘉问知其详，泣曰：'此非人所为，大人平生学业如此，今何为此，将何以立于世。柔嘉为大人子，亦无容迹于天地之间矣！’处厚悔悟，遣数健步剩给缗钱追之，驰至进邸云邸吏方往阁门投文书，适校俄顷时尔。先子久居安陆，皆亲见之，又伯父太中公与持正有连，闻处厚事之详，世谓处厚首兴告讦之风，为搢绅复雠祸首，几数十年因备叙之(先人手记)。” 范纯仁因乞罢政 宋·邵伯温《闻见录》（卷十四）：“元祐三年，范忠宣公（范仲淹之子）为尚书右仆射。有吴处厚者以蔡确题安州车盖亭诗来上，以谓谤讪。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确以吾比武后，当重谪。’吕汲公为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确之罪，不从。初议贬确新州，忠宣谓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罢政，以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刘挚罢，哲宗与宣仁太后复用忠宣为右相。” 元·陈桱《通鉴续编》(卷十)：“越六日，贬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纯仁与王存闻之，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不听。......六月，范纯仁、王存罢。吕大防言蔡确党盛不可不治。纯仁言：'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因论纯仁党确，纯仁亦力求罢政，乃出知颖昌府。” 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三）:“太皇怒甚，贬确分司南京。台谏论确不已，遂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吕大防、刘挚等皆以确母老，不欲令过岭。太后曰：'山可移，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范纯仁复留身揖左丞王存进说，以为不宜置确死地，不听。”又曰：“知颍昌府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交章攻纯仁党蔡确。太皇曰：'人言纯仁党确，恐不然，但所见偏缪耳。’” 宋·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十九）：“邵伯温（宋理学家邵雍之子，字子文，洛阳人。曾监华州，知果州，任提点成都刑狱等职。著有《邵氏闻见录》、《河南集》等）论曰：'公卿大夫当知国体，以蔡确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尝为宰相，当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馀风，知国体者也。故欲薄确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后求去，君子长者仁人用心也。确死南荒，岂独有伤国体哉。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忠直有馀，然疾恶已甚，不知国体，以贻后日搢绅之祸，不能无过也。盖君子小人相为消长，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岂可杀而绝之哉。......朝廷当治确及其党妄贪定策之功，令同时执政各具立太子事，使诬罔之迹晓然，以诏天下后世，罪其造谋者可也，诗不当罪也。呜呼！绍圣初亦贤者可以有为之时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奸邪，一时轻躁险薄之徒皆进，使宣仁被谤，哲宗致疑，离间骨肉祸患几五十年不解，卒致倾覆之乱，悲夫！” 范纯仁所为，说明其登高望远，虑及天下后世，欲绝所谓以语言文字暧昧不明之过，开诛窜大臣之风。无奈势单力薄，只得因乞罢政，真文正公余风。叫人不解的是，直到清朝一些文人仍恶评范纯仁，赞颂诗案及“文字狱”。清··金信谦《橧巢集》（卷之九）曰：“顷年朴泰淳（曾作李商隱詩注本——《玉溪生集纂解》）刊布国朝诗删，而以其中有诬先贤之诗，故即毁其板。而未闻有非之者。”以所谓“有诬'先贤’”为借口，再造诗案，为“文字狱”张目。又一次印证了范纯仁的先见之明。 苏轼出主意 《宋史·苏轼传》（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迁起居舍人。轼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辞于宰相蔡确，确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 《宋史·苏轼传》（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又：“四年，谏官言前宰相蔡确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太皇太后。大臣议迁至岭南。轼密疏：'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为皇帝孝治之不足；若深非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敕之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救之，则于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轼言而不能用。” 宋·蘇軾《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三十五）：“元祐四年，知汉阳军吴处厚缴奏前宰臣蔡确在安州作夏日登车盖亭诗，怨谤太皇太后，且笺注以进。后大怒。台谏交攻之。后竟贬确新州。臣与确元非知旧，实自恶其为人，今来非敢为确开说，但以此事所系国体至重，天下观望。二圣所为，若行遣失当所损不小。臣为侍从合具奏论，若朝廷薄确之罪，则天下必谓皇帝陛下见人毁谤圣母，不加忿疾，其于孝治所害不浅。若深罪之，则议者亦或以谓太皇太后陛下圣量宽大与天地等而不能容受一小人怨谤之言，亦于仁政不能无累。臣欲望皇帝陛下降敕令有司置狱追确根勘。然后太皇太后内出手诏，云吾之不德常欲闻谤以自儆，今若罪确何以来天下异同之言。矧确尝为辅臣，当知臣子大义。今所缴进未必真是确诗。其一切勿问，仍榜朝堂。如此处置，则二圣仁孝之道实为两得。天下有识自然心服。臣不胜爱君忧国之心。出位僣言。”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蔡确被诬之时，苏轼也曾为蔡确讲话，但不能从自身也受诗案之害的体验，寻找杜绝诗案的途径。与范纯仁相比，差之远矣。 在此，还要说到的是，范纯仁对苏轼乌台诗案，也发了“轼无罪”的奏疏。《宋史·范纯仁》(卷三百十四列传第七十三）：“学士苏轼以发策问为言者所攻，韩维无名罢门下侍郎补外。纯仁奏轼无罪，维尽心国家，不可因谮黜官。”然一些史书却以范纯仁在苏轼乌台诗案之时不置一词，作为攻击范纯仁的借口。如此颠倒是非，令人唏嘘！ 《李太白集注》注及车盖亭诗 清·王琦《李太白集注》（卷五）：在《清平调词三首·其二》“一枝红(许本作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后注曰：“......传者谓高力士指摘飞燕之事，以激怒贵妃，予谓使力士知书则云雨巫山不尤甚乎。高唐赋序谓神女尝荐先王之枕席矣。后序又曰襄王复梦遇焉。此云枉断肠者，亦讥贵妃曾为寿王妃。使寿王而未能忘情，是枉断肠矣。......古来文字之累，大抵出于不自知而成于莫须有。若苏轼双桧之诗，而谮其求知于地下之蛰龙。蔡确车盖亭十绝而笺注其五篇悉涉讥讽，小人机阱深是可畏，然小人以陷人为事，其言无足怪，而词人学士品骘诗文于数百载之下，亦效为巧词曲解，以拟议前人，辞外之旨，不亦异乎。” 《全闽诗话》谈蔡确 清·郑方坤《全闽诗话·蔡确》（卷二）：“蔡确车盖亭诗一案朝论忿争，凡理确者皆坐确党免黜......朱彧（北宋地理学家）《可谈（即萍州可谈）》：蔡诗有睡起莞然成独笑句，处厚注云，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又彧父帅广崇宁元年正月游蒲涧，见游人簪凤尾花，因作口号中一联：'孤臣正泣龙须草，游子空簪凤尾花。’盖以被遇先朝自伤流落监司，指此句为罪，诬注云契勘。正月十二日，哲宗皇帝已大祥，岂是孤臣正泣之时。谗口可畏。如此既不得笑，又不得哭，以是知车盖亭一案器之(刘安世，字器之）辈疾恶未能免乎？已甚矣！(东都事略跋)。......持正（蔡确）守安州，夏日登车盖亭作十绝句，为吴处厚笺注得罪，谪新州。其间一绝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殊有閒适自在之意(渔隐丛话)。’'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枕边’，丁崖州（北宋宰相丁谓）诗也。'细书妨老读，长簟惬昏眠。取簟且一息，抛书还少年’，半山翁（王安石）诗也。'相对蒲团睡味长，主人与客两相忘。须臾客去主人觉，一半西匆无夕阳’，放翁诗也。'读书已觉眉棱重，就枕方欣骨节和。睡起不知天早晚，西匆残日巳无多’，吴僧有规（宋·释有规）诗也。'老读文书兴易阑，须知养病不如閒。竹床瓦枕虚堂上，卧看江南雨后山’，吕荥阳（宋·吕夷简）诗也。'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蔡持正诗也。予习懒成癖，每遇暑昼，必须偃息，客有嘲孝先者，我必以此自解，然每苦枕热展转数四后，见前辈言荆公嗜睡，夏月常用方枕，或问何意？公云睡气蒸枕热，则转一方冷处，此非真知睡味，未易语此也(齐东野语)。苏文忠（苏轼）以作诗下狱，自黄州再起，遍历侍从然其诗为不知者咀味，以为有讥讪，遂出守钱塘。来别文潞公，公曰：'愿君至杭州少作诗，恐为不善者诬谤。’再三言之，临别上马。潞公笑曰：'若还兴也，便有笺云时。吴处厚取蔡安州诗作注以上，安州（指知安州之蔡确，人称蔡安州）遂被祸。故潞公有笺云之戏。又云愿君不忘鄙言，某虽老悖然所谓者希之岁不妨也，善之言(明道杂志)。” 《全闽诗话》说明，吴处厚对蔡确车盖亭诗之笺注皆属诬告，尤其“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其中“睡起莞然成独笑”，亦是诗中佳句，竟被吴处厚笺注“未知蔡确此时独笑何事”，诬为一罪。 宣仁罪确有内幕 《宋史·英守宣仁圣烈高皇后》（卷二百四十二列传第一）：“蔡确从《车盖亭诗》谪岭表，后谓大臣曰：'元丰之末，吾以今皇帝所书佛经出示人，是时唯王珪曾奏贺，遂定储极。且以子继父有何间言？而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规为异时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讪上为名遂之尔。此宗社大计，奸邪怨谤所不睱恤也。’” 宣仁一席话，成为以后将蔡确列入奸臣传的主因。史实果真如高太后所言吗？请看司马光“辞转官劄子”之记载 宋·司馬光《传家集》（卷四十九）：“辞转官劄子(元丰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上)：......今陛下以神宗皇帝大渐之际，宰臣蔡确等启迪圣心，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各特迁一官，固亦其宜。臣当是时方閒居在西京凭几末命非所预，闻岂得与确等同受褒赏。且国家名位本以酬功报德，不可但以祔庙礼毕检举故事虚有授受。......” 又：“辞转官第二劄子(元丰八年/十二月上)：臣于今月十一日伏睹中书录黄蒙恩除正议大夫，臣于十二日具劄子奏以蔡确等启迪神宗皇帝，建立储贰，传授大宝，宜迁一官。......” 司马光《辞转官劄子》第一、第二，记录得清楚明白，岂是宣仁太后，以及此后的一些史学家能否认的吗？ 再看《宋史 蔡确传》。此传云：“绍圣元年，冯京卒，哲宗临奠。确子渭，京婿也。于喪中阑诉。明日，诏复正议大夫。二年，赠太师，谥曰忠怀。遣中使护其葬，又赐弟京师。崇宁初，配享哲宗庙庭。......擢懋（蔡渭所改之名）同知枢密院事，次子庄为从官，弟硕，赠待制，诸女超进封爵，诸婿皆得官。贵震当世。” 毫无疑问，哲宗执政以后，以及后来的徽宗，充分肯定了蔡确的定策之功，方有此举。也同时肯定了蔡确任宰相坚持变法的功劳。也从另一个角度否定宣仁之诬，以及宣仁欲让神宗之弟继承皇位的图谋。所谓“以子继父″，不过是掩盖真相，加罪于蔡確，清除变法派官员的一个借口而已。 直到高宗即位，特别是到南宋之后，一些史学家、道学家对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派肆加挞伐、任意诬蔑。蔡确就是在他们运用史书来赞颂宣仁太后重用守旧派，清算变法派，维护官僚地主集团利益，耗尽王安石变法红利，开启了北宋再次“积贫积弱”的大门，且积重难返的环境下，被列入奸臣，写进历史，铸就了史上一桩冤案。在尚未取得史学研究者共识之前，至少可以说是谜案，或悬案。 ， |
|
|
